任伯年是海派著名画家，与任熊、任薰、任预并称为“海上四任”，将这四位画家放在一起并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同为浙江萧山人。

海派是晚清时期在上海形成的一个独特画派。关于“海派”一词的来由，王伯敏在《关于“海派”的评价》一文中特意讲到了这个问题，该文收录于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和杭州市萧山区文联合编的《任伯年研究文集》中。该文应当是以王伯敏先生的讲话稿整理而成。王伯敏说他在1965年从上虞乡下回到杭州，见到了姜丹书老先生。当时，姜丹书问王伯敏是否知道“海派”一词最先出自谁口，王称未曾留意这件事，于是姜丹书告诉他，是苏州杨逸首先点明，而提出“海派”二字者乃是沙馥。

任伯年《风尘三侠图》1867年作 纸本 苏州博物馆藏

大概在光绪末年，沙馥74岁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从前冬心、板桥在扬州，人家叫他们‘扬州八怪’，其实，人倒怪不了多少，这支笔倒有几分怪，这一怪，怪出个扬州派来。现在，上海大城市，洋场里，什么稀奇古怪都有，不过洋兮兮，都以洋字吃香，这不大像话。上几年去世的几个小老头，浙江人，都姓任，阜长、伯年，还有渭长和他的儿子立凡，立凡谈不上，那个任伯年很不错，如果他们都在世，可以在洋场赛一赛。他们不是洋场派，是我们上海的‘海派’。如果你到高邕家里去，可以听听高邕府上各路客人的各种意见。”

如此看来，“海派”一词的来由，是比照着“扬州八怪”而起的。而后，姜丹书对于“海派”的定义，给出了如下界定：“就这样，‘海派’这个词儿经沙老前辈这么一提，一传十，十传百，几年传了下来，在画坛约定俗成了。现在三任和吴昌硕就成了海派画家。可就‘海派’二字，不是泛指在上海卖画为生的画家，它有个特定含义，即指当时在上海，能立新创格，有本领吃饭的中国画家。当时的上海画家，人数不少，有吃‘硬饭’的，有吃‘烂饭’的，有吃‘闲饭’的，有吃‘热饭’的，像任伯年、吴昌硕是吃‘硬饭’的，即靠自己过硬的本领吃饭。”

“海上四任”都是萧山人，他们爆得大名却是在上海，他们最初的并称也不叫“海上画派”，方若在《海上画语》中称：“任渭长（任熊）、任竹君（任淇）、任阜长（任薰）、任伯年（任颐）可称‘越中四任’，皆老莲派。伯年晚年参以华新罗法，变易老莲面目，而入化境，于‘四任’中又别树一帜。”

任伯年《观音送子图》1883年作　绢本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海上四任原本被称“越中四任”，因为他们都是萧山同乡。不过这“四任”的组成却有变化，早期“四任”中的第二位不是任预而是任淇，之后的“四任”中却没有了任淇。但无论怎样排列，任颐都在其中。

对任伯年的艺术成就最为推崇者，乃是现代大画家徐悲鸿。徐写过一篇《任伯年评传》，此传开篇就讲到了任伯年的师承：

任伯年名颐，浙江萧山人，后辄署名“山阴任伯年”，实其祖籍也。其父能画像，从山阴迁萧山，业米商。伯年生于洪杨革命之前（1839），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迨父卒（伯年约十五六岁）即转徙上海。

任伯年的父亲也会画画，擅长画人物像，但他不是专业画师，家里主业是经营粮食生意。任伯年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绘画，十五、六岁时父亲去世了，任伯年就来到了上海。关于任伯年父亲的情况，伯年的儿子任堇叔在其祖父的画像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先王父讳鹤声，号淞云。读书不苟仕宦，设临街肆，且读且贾。善画，尤善写真术；耻以术炫，故鲜知者。垂老，值岁歉，乃以术授先处士。先处士复以己意广之，勾勒取神，不假煊染。今日论者，佥谓曾波臣后第一手，不知实出庭训也。”

任伯年《何以诚肖像》1877年作　纸本　中央美术学院藏

任伯年的父亲名叫任鹤声，鹤声虽然喜欢读书，却不以功名为念，在临街开有商铺，边做生意边读书，同时也喜欢绘画，最擅长的是画人物像。但是鹤声十分低调，对自己的这个特长不愿提及，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任鹤声到了晚年，正赶上当地闹饥荒，为了让儿子学门手艺，就把画人像的本领传授给了任伯年。而任伯年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一边认认真真地跟随父亲学习，一边勤于琢磨和领悟，因此有了很大长进。他画人像的水准，被后世评价为明代曾鲸后第一人。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本领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任鹤声既然有这么高超的绘画才能，为什么不做个画家，而非得选择做商人呢？这可能与当时人们对画像的理解有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画像会摄人魂魄，尤其是为死去的人画像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会损及画家自己的阳气，以导致画家无后或者折寿。然而到了饥慌年代，生存才是第一要义，这时候的任鹤声大概也顾不上是否折寿，于是将这门手艺教给了儿子。

初来上海的任伯年为了谋生，曾在街头卖画，然而因为没有名气，画作很难卖出去，于是他就在自己的画上署上了任熊的名字，没想到，居然被任熊撞个正着。对于这段故事，徐悲鸿在《任伯年评传》中写得十分具体：

是时任渭长有大名于南中，伯年以谋食之故，自画折扇多面，伪书渭长款，置于街头地上售之，而自守于旁。渭长适偶行遇之，细审冒己名之画实佳，心窃异之，猝然问曰：“此扇是谁所画？”伯年答曰：“是我爷叔。”又问曰：“任渭长是汝何人？”答曰：“是我爷叔。”又追问曰：“你认识他否？”伯年心知不妙，忸怩答曰：“你要买就买去，不要买即算了，何必寻根究底！”渭长夷然曰：“我要问此扇究竟是谁画。”伯年曰：“两角钱哪里买得到真的任渭长画扇？”渭长乃曰：“你究竟认识任渭长否？”伯年愕然无语。渭长乃曰：“我就是任渭长。”伯年羞愧无地自容，默然良久，不作一声。渭长曰：“不要紧，但我必欲知这些究谁所画？”伯年局促答理曰：“是我自己画的，聊资糊口而已。”渭长因问：“童何姓？”答曰：“姓任。习闻当年，父亲长谈渭长之画，且是伯叔辈。及来沪，又知先生大名，故画扇伪托先生之名，赚钱度日。”渭长问：“汝父何在？”答曰：“已故。”问：“汝真喜欢作画否？”伯年首肯。渭长曰：“让汝随我们习画如何？”伯年大喜，谓：“穷奈何！”渭长乃令其赴苏州，从其弟阜长居，且遂习画。

任伯年《牡丹鹁鸽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任伯年冒充任熊鬻画，却被任熊撞个正着，按理这是一件尴尬事，但接下来情节有了翻转。渭长细看了伯年的画，又问明了情况，觉得这位年轻人是可塑之材，于是把任伯年介绍到自己的表弟任薰那里。当时任薰在苏州，任伯年来到苏州跟着任薰学习绘画，从而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

如此详细的对话，徐悲鸿是怎么知道的呢？徐在《评传》中称：“此节乃二十年前王一亭翁为余言者。”王一亭乃是王震，原来这段故事是王震告诉徐悲鸿的，接着徐悲鸿又写：“一亭翁自言：早岁习商，居近一裱画肆，因得常见伯年面而爱之，辄仿其作。一日为伯年所见而喜，蒙其奖誉，遂自述私淑之诚，伯年纳为弟子焉。”

王震告诉徐悲鸿自己早年学习做生意，居住之地的隔壁有一家裱画铺，在那里时常可以看到任伯年的画作，因为喜爱这种画风，私下里常常临摹。某天，他的临摹作品被任伯年看到了，伯年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夸奖他画得不错，王震赶紧毛遂自荐，想拜伯年为师，伯年见他说得诚恳，就正式收他为弟子。

任伯年《杂画屏之三：携琴访友》1883年作　绢本　南京博物院藏

王震的这段经历，几乎是任伯年早期经历的翻版。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任伯年才收其为弟子，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任伯年才把自己早年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王震。

任伯年跟着任薰学习了几年绘画，而后又返回了上海，但因为那个时段还没有名气，他的画作仍然难以销售。在这个阶段，他遇到了一位关键人物。徐悲鸿在《评传》中写道：

任氏画，皆宗老莲，独渭长之子立凡学文人画，不肖其父、其叔，浮滑庸俗。其于伯年造诣，不啻天渊。伯年学成，仍之沪，名初不著。有人劝其纳赀拜当时负声望之老画家张子祥（熊）。张故写花鸟，以人品高洁为人所重。见伯年画大奇之，乃广为延誉。不久，伯年名大噪。

按照徐悲鸿的说法，任伯年能够在上海打开局面，乃是跟当时的著名画家张熊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张熊的大力举荐，才使得上海人渐渐知道到了任伯年的名声。然而李仲芳认为，能够使任伯年在上海曝得大名者乃是胡公寿，他在《任伯年评传》中写道：“胡公寿对任伯年极为器重。当时上海古香室笺扇店的老板、画家胡铁梅是胡公寿的好朋友，胡公寿便让任伯年在古香室笺扇店安顿下来，在上海滩成就大名以后，绘画订单让任伯年应接不暇。但是，为了感谢古香室当初的知遇之恩，他几乎在每年的十二月，都会静静地在古香室留月山房住下来，为主人作画一段时间。胡公寿还极力向当时的钱业公会等团体推荐任伯年，钱业公会常举办书画家的雅集，胡公寿便带着任伯年一起参加。”

为什么胡公寿的推举就那么有作用呢？李仲芳给出了如下解释：“海上画派的画家，大多来自上海周边的城市，以苏州、嘉兴及萧山为最多。杨逸的《海上墨林》纪录这批画家最为齐全，他在书中把这群画家分为邑人、寓贤、方外、闺彦四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乡人，即所谓的‘寓贤’。而胡公寿则是华亭人，在海派画家中属于难得的‘邑人’。当地人的身份加上艺术造诣又非同一般，胡公寿在海派画家中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任伯年《秋林觅句图》1883年作　纸本　中央美术学院藏

原来胡公寿是上海本地人，而其他的海派画家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以今人调侃上海人的话来说：上海本地人把上海之外的人通通称为乡下人。可见胡公寿在海派中有着何等身份上的尊贵。正是在他的推举下，任伯年的绘画水准渐为人知。而任伯年对胡公寿的提携也很感激，胡公寿的堂号为“寄鹤轩”，任伯年就将自己的堂号起名为“倚鹤轩”，以此来感谢胡公寿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徐悲鸿在《评传》中讲到了多幅自己看到的任伯年画作精品，而后给出了这样的褒奖：

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殆非过言也。

徐悲鸿称他所见到的几幅任伯年精品，水平超过了许多元、明大家，认为任伯年的绘画水平乃是仇英之后第一人。这样的夸赞，或者应当加个定语，那就是明代以来人物画中最有成就者乃是任伯年，因为任伯年的绘画最受后世肯定者，恰恰就是他的人物画。而徐悲鸿在《评传》中也说到了这一点：“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比之行走，惯经登山则走平地时便觉分外优游，行所无事。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徐悲鸿有着专业的绘画功底，认为人物画能够画得好，再去画其他的画，就会变得游刃有余，他评价任伯年的写意人物已经画到了极致。

2000年秋，任伯年的家乡萧山举办了纪念任伯年诞辰160周年纪念会。范景中先生在会上讲到：“我认为任伯年的出现是个奇迹，有时我在跟朋友聊天时说，中国人物画的历史，从顾恺之看下来越看越觉得不光彩，可是任伯年的出现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洪惠镇在《任伯年意笔人物画的历史地位与艺术特色》一文中亦称：“任伯年是古典意笔人物画的最后一位大师，他那鲜明的艺术特色，使他在中国画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