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处由荒地改造的“儿童友好空间”。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2021年暑期，8岁的小思有了最喜欢的“游乐场”，就在自己家楼下，面积不大，取名叫“欢声笑语的院子”。

小思住在北京的一处胡同回迁房，半环形的高楼中间有一处荒地，杂草丛生。经过大半年的改造，荒地变成了小游乐场。

小游乐场设施简单。轻型钢架出一处平台，楼下能放自行车，楼上空空荡荡，方便孩子们自由玩耍。平台的两头分别设计了楼梯和回环曲折的跑道，孩子们上上下下追逐打闹。最突出的造型便是一个环形的滑梯，许多孩子排着队往里钻。

但细节上却能看出设计者的用心。跑道是软塑胶，防摔；有两层扶手，适合不同身高的孩子；旁边有各种各样的椅子，家长能坐着看孩子。

这看上去是城市里一件极小的事情。但背后是理念变动的开始——从孩子的需求出发，充分尊重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自由地奔跑嬉戏。

未来，类似这样的“儿童友好空间”将在城市里越来越多。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民政部等22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到2035年，预计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超过50%，100个左右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儿童友好城市。

《指导意见》将“儿童友好”定义为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五个维度的友好。在其设想中，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关涉托育、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人身安全、福利保障、交通出行、城市空间、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

《指导意见》包含24条重点举措，有受访专家认为，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含金量高”。比如支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等提供普惠托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制度，加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等。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沈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有助于应对高密度城市导致的儿童成长问题，如肥胖、近视、抑郁等等，也与社会生育率下降、城市高质量发展等背景息息相关。

应对城市化压力在全国大面积铺开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前，不少城市已经主动“抢跑”。

最早喊话的是湖南省长沙市，于2015年5月将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纳入《长沙2050城市远景发展战略计划》等，但未能引起更大回响。2017年，长沙再度制定了《长沙市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进入2021年，早已积极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工作的成都明确提出，2025年实现儿童友好社区全覆盖，建成“儿童友好型城市”。此外，广州制定了规划导则，上海公布首批上海市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武汉启动编制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

“城市有它的内需。”沈瑶总结。沈瑶曾负笈日本，博士研究课题与儿童友好空间相关。2011年回国后，她成为国内较早研究“儿童友好”概念的学者之一。

她以城市化的角度分析，提出“倒三角”矛盾——随着城市化进程，儿童的数量有所下降，但问题却在增加，比如肥胖、抑郁、高层建筑给儿童的压力等。

以深圳为例，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多，孩子入托难、入学难，有一段时间青年人才来了以后又被迫离开；而人口密集之地，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域也面临更多家暴虐待等难解的社会矛盾。深圳的城市建设者找到沈瑶咨询时，沈瑶意识到“他们（引入儿童友好）的意愿非常强烈”。

深圳市妇联前主席马宏就有强烈意愿。根据媒体报道，2015年11月，马宏在调研途中第一次听到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儿童友好设施和儿童参与制度，深受触动。

告诉马宏这些概念的是一位从国外回来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母亲，她提出“让儿童回归自然”，缓解和治愈城市儿童的“自然缺失综合征”，让孩子们在自然的空间、友好的空间中成长。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所所长刘磊对此予以认同，“自然空间特别稀缺，我们深圳的每一块土地都被规划师们做过N轮设计”。

2018年，在刘磊参与编制的《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2018-2035年）》中，详细总结了城市快速发展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具体问题。例如，城市各级公园儿童专属游戏空间严重不足，深圳当时正打造“千园之城”，但各级公园普遍缺乏独立的、分年龄段的儿童活动区域；中小学学校用地紧缺，“大班额”现象普遍；社区儿童工作经费、人员投入与配置严重不足，针对儿童服务内容及设施设备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

在这一背景下，沈瑶向深圳推荐了“儿童友好城市”概念。它缘起于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儿童权利公约所发起的一项倡议，即建议将儿童的根本需求纳入街区或城市规划中，实现儿童在环境、社会和参与方面的需求与权利。

“这个概念（儿童友好城市）一来，（深圳市）妇联觉得工作有个‘抓手’。”沈瑶说。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儿童生存权、参与权、受保护权散落在中国多个部门的工作当中，比如民政、教育、卫健等等。“儿童友好城市”作为一个抓手，能够统合各个部门工作，“打通所有障碍”。

2016年初，马宏等人通过向深圳市人大、政协提交建议、提案，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列入深圳的“十三五”规划。

“被看见的儿童群体越来越多”城市规划仅是“儿童友好城市”的其中一面，它的另一面则与中国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演变息息相关。

中国儿童中心科研部部长朱晓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儿童友好城市的提出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积淀了诸多儿童工作的实践经验。

早在1992年，中国便基于《儿童权利公约》，从自身国情出发，发布了首部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儿童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此后在2000年、2010年两次发布的十年发展纲要，一直是指导儿童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到“指挥棒”作用。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涛作为国务院妇儿工委的咨询专家，长时间关注儿童福利及保护政策变迁，也曾参与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写工作。他说，2000年左右，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孤儿、残障儿童等特殊需求儿童的问题，在电视新闻上更多出现婴儿岛、儿童福利院的报道。

但随着城市发展、人口流动，孤儿问题开始扩大到流浪儿童，然后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被看见的（儿童）群体越来越多。”陈涛说。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受灾儿童的安全保障、心理健康等多样化需求受到重视。灾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务院妇儿工委合作，在灾区建立了首批儿童友好家园。“儿童友好家园”最早的样貌是灾区里的一顶白帐篷，在父母忙于重建家园、恢复生计时，孩子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里头游戏玩耍，写作业，获得社工及志愿者提供的陪伴。

沿着这些经验往前走，2010年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90%以上的城乡社区建设1所儿童之家。这意味着应急型的“儿童友好家园”将在普通社区覆盖，提供娱乐、游戏、非正式教育等常态化的儿童服务。

朱晓宇认为，以儿童之家为载体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在社区的儿童工作一线实践经验，从孩子基本的温饱、健康、教育到儿童保护等等。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20》，过去十年间，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体系完成了从“兜底保障”向“分类保障”，从“补缺”向“适度普惠”，从“物质保障”向“物质保障+服务保障”的转型升级。

“一系列文件都在往这个方向（适度普惠）走。”陈涛认为，在上一轮儿童发展纲要的工作基础上，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是稍微踮踮脚、够一下就能够得着的”。

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动、生育率的下降等问题也在客观上推进着儿童权利相关的政策往“适度普惠”的方向发展。家庭需要更多元的社会支持，能否有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是否可及等等。

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提出“基本建成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并纳入“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和儿童友好社区”的目标。

朱晓宇还注意到，2021年10月15日，在《指导意见》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特别强调“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之路”。在此之前，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已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它成为政府施政体系的一部分”。

城市实践与民间探索从已有的城市实践来看，深圳走在前面。2016年5月31日，深圳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纳入“十三五”规划当中，相关工作开始进入了快车道。

2016年8月，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接受了编写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的任务。刘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起初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当时能找到的资料非常有限，也无同体量的案例可循。从理解“儿童权利”是什么开始，他们一点点往下摸索。

马宏常常对媒体讲述一个故事。2017年6月，他们到国际上认可的儿童友好城市——德国的雷根斯堡市——调研取经。雷根斯堡的人口不到20万，而深圳拥有1000余万人口，18岁以下儿童数量近200万。当得知这一差异时，对方也很惊讶，好奇如此体量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该如何进行。

同样是那次德国调研之旅，作为规划师的刘磊惊讶于德国城市提供给孩子的游戏空间。“他们的玩具都不是成品。”刘磊说，是建筑师与儿童一块讨论商量，定制化地做出来的，每一件都不一样。而且玩具的材质都选取像木头这样的自然材质，不会有五颜六色的塑料。

调研过后，深圳最终选择全领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建立一整套机制体制，按照空间规划、制度保障、儿童参与三大块共同推进。

在顶层设计上，深圳发布了学校、图书馆、医院、公园、母婴室等多个领域的建设指引。同时全面铺开市级、街道级的试点。刘磊介绍，沿着顶层设计-试点-指引-标准的路径，抢跑在前的深圳已实现将儿童友好城市从“概念”到“实景”铺开。

沈瑶说，深圳、长沙相继启动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儿童友好的概念表示感兴趣，仅她接到的相关咨询就不少。

除了城市主导的尝试，许多民间人士从自己所在的社区开始，探索“儿童友好”。

在南京，吴楠自2009年开始建立翠竹园互助社区。起因是5岁的女儿在幼儿园里显得不太合群，总是自己缩在一角。规划设计专业出身的吴楠于是想办法在小区里搭建一些游戏设施，让女儿和其他孩子一块玩耍。此后许多年里，吴楠致力于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他们说你做的就是儿童参与、儿童友好啊”。

同样是因为养育孩子，北京永真基金会理事长周惟彦在2010年意识到，当时对0-3岁的孩子的公共服务、普惠政策是不足的。三年后，她发起了与儿童相关的基金会，创立0-3岁儿童所需的社区儿童场馆，同时帮助妈妈在家门口创业。

她认为，“儿童友好”的理念与她不谋而合，且首先想到是将“儿童友好”落到社区里。于是她推动了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此后又牵头起草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标准。

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刘悦来最初关心的是城市绿地问题，从2014年开始在上海社区里发起打造了120个社区花园、苔藓绿地。他注重儿童的参与体验，为此特别设计了“小小景观规划师”项目，将调研、规划设计、落地施工的过程拆解成孩子能合作完成的小步骤，“平等地对待孩子，尊重孩子”。

不固守成人视角《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后，2021年10月15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首批100个试点城市将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选取，并强调了改革意愿强、经济基础实、建设条件成熟这几个特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更倾向于条件本来就更为优越的大城市呢？

中国儿童中心事业发展部负责人宗丽娜认为，目前这份《指导意见》是均衡性的安排，并非只针对发达地区，不考虑欠发达地区的。根据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人文认知及经济基础，每个城市的创建速度和效果肯定是不一的。

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20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数量为687个，其中地级市数量为301个，县级市则有386个。

“如果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个省申报3个试点城市来看，全国100个试点并不算多。”宗丽娜认为，未来申报条件及评估标准会考虑分层次、分类别地进行，比如直辖市可以考虑以城区为单位进行申报。

由于中国儿童中心与各地市有项目合作，宗丽娜也常接触地方官员。她理解一座城市的主政者面临很多抉择及挑战，“做与不做？如何分配资源？”

这些挑战中，理念认知排在第一位。如果认为“儿童友好城市”的受益者仅限于儿童，那么动力可能不足。事实上，对儿童友好的城市对所有人都友好，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有助于吸引和稳定青年人才，同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及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人来此投资建设。

其次，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涉及各个地方的财政安排，“专项预算从哪出，整体如何规划”是一个挑战。

工作机制如何理顺，也是挑战之一。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妇联牵头，还是城市规划部门主导，怎样推动工作最有效，这些都是地方官员需要逐一思考和破解的问题。

目前国家并没有出台具体的量化指标，意在鼓励各地试点。宗丽娜建议，每座城市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同时可以适时借力，借助专家力量、兄弟城市的建设经验等。

深度参与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创建的刘磊则强调，不必完全学习深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推进儿童友好城市或社区的过程中，是依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来制定目标及计划，例如在非洲的某个城市能够解决基础的孩子温饱问题，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即可。

不少研究者担忧，部分地方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流于形式，不落地。陈涛便提出要注重社区的建设，在城市里的学校、博物馆、道路交通等大的层面规划以外，儿童更多的在自己日常生活的社区里活动。

朱晓宇则提出，“儿童友好”需要充分听取考虑儿童的意见，而非固守成人视角。举例来说，一个社区进行微空间的改造，可以邀请孩子来参与设计，表达需求，并不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儿童地空间应该色彩鲜艳，“放丑丑的卡通形象”。

从儿童的角度切入考虑问题以后，儿童不再是简单抽象的概念，而是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不同兴趣爱好的个体。“用互联网的话来说，是从用户的界面考虑问题。”刘磊说。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蔚婷 席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