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代王朝，自上古时期的商代开始，就有给驾崩（薨逝）的先代皇帝（帝王）加尊特别称谓，以为后世子孙尊崇、膜拜的做法，并将先皇（先王）的尊号刻在石碑或者木制牌位上（直接刻先君的名讳是不行的、显得不够尊敬，只能以尊号代替），供奉在特殊的宫殿内予以保存、祭祀、瞻仰。而这个供奉先君的宫殿，其实在夏朝就有了雏形，叫做“世室”。不过有夏一代，历任夏后（夏朝君主称后不称王）都没给前任“后”加奉尊号，直接以名字代替，比如“太康、少康、泄、孔甲”等。夏“世室”中的供奉牌位，也是直书历代夏后们的名讳。

成汤革夏命，建立“大邑商”之后，也继承了夏朝的“世室”制度，不过改称为“重屋”，并将自己的七世祖、商部落第六代首领“亥”追尊为“高祖”，尊称为“高祖亥”，然后把“王亥”的牌位供奉进“重屋”，让后世历代商王加以祭祀、朝拜。从商代起，供奉在“重屋”中的历代先王牌位，都以尊号代替，不再如夏朝一样直接称呼名讳。这在“重屋”内被永久供奉的先王尊号，就是“庙号”。

起初的庙号，只用“高、太、中、世”这四个字来区分，分别对应“祖、宗”——以“太”字尊奉给开创基业的先王；以“高”字尊奉给劳苦功高的先王；以“世”字尊奉给建有殊功的先王（还暗含传承世序转移意思）；以“中”字尊奉给中兴王朝的先王。

周武王十一年（约前1046年），武王伐纣，亲率周军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末代商王帝辛（纣）败退回商都朝歌后自杀，商朝被新兴的周朝所取代。周武王建立新的王朝后，大封随自己灭商的亲族、功臣们为诸侯，“建藩七十七、同姓五十三”。同时，周武王也将商代的“重屋”制度继承下来，改称“明堂”，将周室的先王们供奉进“明堂”，加以祭祀。

但周武王为了突出周灭商的合法性和“政权天授性”，改变了商代祭祀先王时的，给有大功的先王加尊“庙号”的做法，废除了“庙号”，改为以“谥号”来代替，并规定后世每一代周天子都可以享有“谥号”，作为其一生功过的评定。

因此，周朝八百年的历史中，“庙号”暂时消失，而代以“谥号”制度，历代周天子都有自己的“谥号”，没有“庙号”。当时的各诸侯国也按照“周礼”中“谥号法”的要求，给各自的国君在身后尊上“谥号”，以概括评论先君们的一生。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始皇帝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大帝国——秦朝。志得意满之下，始皇帝认为自己“功盖三皇、德兼五帝”，所以自号为“皇帝”，皇权的威严前所未有。

而从商周时代传承下来的“谥号”以及“庙号”制度，始皇帝认为它们是“以子议父、以臣议君”，对皇帝的生前权威和身后令名都是极大的侵犯和伤害，于是下诏废除了“谥号”、“庙号”，以后永世也不得恢复。始皇帝另外规定，自己之后的历任大秦皇帝，无论生前身后，只以“二世、三世为序、直至万世”，而不需要其他繁琐的尊号来加以区分。始皇帝将周代的“明堂”改为更高大上的“太庙”，将来自己以及后世的继任大秦皇帝们，也将以“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乃至“万世皇帝”的名义，进入“太庙”中，接受供奉祭祀。

不过，始皇帝“秦至万世”的美好愿望，在他死后三年，就戛然而止了；满打满算，秦朝只经历了三代统治者，秦朝的大一统历史，也只有十五年。

从秦末天下大乱中最后胜出的幸运者，是来自于沛郡丰邑的前任秦朝亭长、义军沛公、汉王刘邦。在击败了包括霸王项羽在内的其他竞争对手、建立大汉王朝后，刘邦为了不重蹈秦朝的覆辙、缓和社会矛盾、让百姓得以安生休养，因此采用了儒家治国理论以及黄老学说，宽政薄役、郡国并立，以恢复受到重创的民间元气。

而儒家学者们最注重于“周礼”制度的规范与实施，在刘邦的支持下，儒家博士们不遗余力的宣贯汉室“上应天命、下抚万民”的合法性、正统性统治地位，并以此为契机，大力恢复被始皇帝中断了的周代古礼仪制，以便于汉室更加顺利的统治天下，作为“周礼”核心内容的“谥号”制度就此被重新抬上朝堂。

而消失了八百年之久的“庙号”制度，也在刘邦想要彰显自己的汉室政权“胤承三代、奄有天命”法统的想法下，被儒家学者们以“重建古礼”的名义加以复兴。刘邦还按照秦朝的旧制，为汉室政权也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太庙”，用以祭祀、供奉汉家将来才会有的先帝们（刘邦建立汉朝后，并没有给自己脸上贴金，去找一个显赫的祖宗，所以除了太上皇刘太公外，此时的汉朝还没有任何可以供奉进太庙的先帝，就连太上皇他老人家，此时都还在世。所以刘邦建太庙的举动，其实就是给自己死后准备的）。

汉十二年（前195年），开创了大汉王朝、并恢复了“谥号”、“庙号”制度的大汉皇帝刘邦驾崩，群臣依照他所重建的制度，为其上谥号“高皇帝”、上庙号“太祖”；刘邦也是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得到“谥号、庙号”的皇帝，即“汉太祖高皇帝”（后世所谓“汉高祖”的称呼，只是司马迁写史记时的一家之言，刘邦在正史上的的庙号，从来都是“汉太祖”）。

自汉太祖刘邦之后，庙号制度在历代王朝中，一直延用了两千多年，直到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灭亡后，庙号才同时被废止。最后一个得到庙号的皇帝，是光绪帝载湉，他的庙号是：清德宗。

无论是在初建制度的商代，还是重建制度的汉代，庙号的最初规制都很严整，有资格被尊庙号的先王（先帝）们数量也很少，真正做到了“肃穆有序”。商代共有三十位商王，一共才六个人被追尊上庙号(高祖王亥属于追尊）。两汉共有史书承认的正统皇帝二十四人，也才区区七人能够保持身后始终拥有庙号（另有七人在驾崩后一度拥有庙号，不过都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被取消了）。

不过，当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自立、建立曹魏王朝之后，原本严整的庙号仪制开始受到破坏，汉高帝刘邦当年重建庙号制度时所规定的“后世子孙非建大功、德化天下，不得立庙号”条件不再被曹魏所遵循。曹魏一共五个皇帝，除了后面三个傀儡皇帝外，曹丕得到了“世祖”的庙号，曹叡更搞，生前就给自己定下了“烈祖”的庙号；另外，实际开创了曹魏基业的曹操，去世后被称帝的儿子曹丕追尊了“太祖”庙号。

从这个时候起，庙号制度开始进入泛滥时期，曹魏之后的历代王朝，都学着前人的样子，争先恐后地给先帝们追尊庙号，历代皇帝们，除了政变被废、或者倒霉亡国者之外（甚至亡国者也有庙号，比如崇祯帝朱由检，庙号思宗），其他人个个有份，都能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太庙中的牌位名称-庙号。

而庙号的称谓，也从起初的“太、高、世、中”四个字，转变为上百种文字组合，花样之多、品类之繁，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后世人们在研读史书时，如果没有特别过硬的专业知识的话，想要搞清楚历朝历代庙号背后所代表、对应的某一代皇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中华历代王朝那上百种的庙号称谓中，“宪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庙号，自汉朝至清朝，十九代正统王朝中，一共也才三个皇帝得到了“宪宗”的庙号。此外，中华地方政权中，也有一人得到了“宪宗”的庙号。而属于大中华汉文化圈内的外藩属国，仿照中原汉家仪制，有四位国王在身后得到了“宪宗”的庙号（另有两位属国国王的“宪宗”庙号属于后世追尊、不计在内）。

“宪宗”庙号所代表的意思，是“博闻多能”，就是夸奖得到“宪宗”庙号的皇帝见多识广、知识丰富，属于能力比较强、素质比较高的执政者。但出自于“谥号法”、并引申到庙号制度中的“宪宗”称谓，其背后还有“虽多能，不至于大道”的另一层解释，这表明“宪宗”庙号的拥有者，虽然才能比较出众、不算暴虐昏庸之主，但总没能把自己的见识、品行保持在最高水准，个人修养还是有所欠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治世原则和伦理纲常达不到“圣主”的标准。

不过，在所有的庙号中，“宪宗”总体来说还算是中上等的褒奖称谓，得到这个庙号的皇帝（君主），基本上都可以归纳到“有才华、能力较强、见识不俗”的杰出帝王行列。

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中华历代正统王朝、以及地方政权中，得到“宪宗”庙号的四位帝王。

一、唐宪宗李纯：

唐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唐代宗李豫的皇孙、皇太子李适的长子宣城郡王李诵诞育了长子，这是代宗第一个曾孙，起名为李淳。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驾崩，李淳的祖父、皇太子李适继位，即唐德宗。唐德宗登基后的第二年，立李淳的父亲宣王（从宣城郡王晋封）李诵为皇太子，而李淳作为皇太子的长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皇帝祖父的特别关注，并将他视作大唐未来的继承者。

李淳六七岁时，曾经进宫参拜祖父唐德宗，德宗将皇孙抱起来放在膝上坐着，故意逗他：“这是谁家的小孩儿，怎么坐在我的怀里？”李淳则沉稳而机智地回答：“我是第三天子！”

作为皇帝的长孙、皇太子的长子，将来必定是大唐的第三代君主，年幼的李淳这句闻所未闻、又十分契合实际的回答，让祖父唐德宗既惊奇又欣喜，由此更加钟爱、重视这个聪慧机灵的皇孙，并在贞元四年（788年）六月，册立十一岁的李淳为广陵郡王。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但顺宗继位之前已经中风，所以无法独立处理政务，只得依靠当年为皇太子时的东宫属官王叔文、王伾等人参预政务，同时进行对朝政的改革。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集团利益在改革中被触动，宦官集团为了维护利益，于是准备发动政变，进行反扑。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宦官首领俱文珍（刘贞亮）等人向病重的顺宗奏请立广陵王李淳为皇太子，以便代替顺宗处理政务（其实是支持皇太子掌握权力，从而架空顺宗、打击改革朝政的文官）。顺宗确实是重病在身、无法坚持处理国务，再加上信任儿子，于是便同意了。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广陵王李淳被立为皇太子，更名为李纯，开始监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皇太子李纯在宦官们的支持下，接受了父亲顺宗的禅位，正式登基称帝，即唐宪宗，顺宗则被尊为太上皇，退居后宫，这就是“永贞内禅”（永贞是唐顺宗年号）。随着顺宗的内禅，他和改革派亲信大臣所发起的“永贞革新”也归于失败。

唐宪宗继位时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有为、奋发向上，将先祖唐太宗视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发誓要“效法太宗、平定藩镇”，使得大唐“中外咸理，纪律再张”，达到“中兴盛况”。

唐宪宗即位后，任用才俊、整顿吏治、加强军备，尤其重视以法度制服桀骜不驯的藩镇，在位期间，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藩镇，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的情况，在唐宪宗手中几乎被终结。唐宪宗的年号为“元和”，所以他在位的时期，被称为“元和中兴”。

但正如唐宪宗的庙号隐含有“虽多能，不至于大道”的意思所表示的那样，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晚年唐宪宗开始逐渐骄侈、信用佞臣，政治上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日趋保守昏聩，并宠幸方士、以求长生丹药。自元和十三年（818年）后，唐宪宗沉溺于崇佛、信道、炼丹，而荒废了政务国事，再也没有了继位初期的意气风发、积极求治的明主风范。

唐宪宗为广陵王时的正妻郭氏，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家族在朝野有巨大的影响力。唐宪宗不想自己被势力庞大的郭氏外戚家族所牵制，于是即位后一直没有册立郭氏为皇后，只是封其为贵妃。元和四年（809年），唐宪宗第一次立储时，出乎意料地将庶长子邓王李宁立为皇太子，而没有立郭氏所生的第三子李宥，也是出于这个心理。

但李宁没有福气承受身为皇太子的荣耀，在元和六年（811年）就病逝了，唐宪宗不得不再度立储。出于立李宁时的同样心思，唐宪宗还是不准备立郭氏所生的李宥，而是想立庶次子澧王李恽。

但此时郭氏集团的势力已遍及于朝廷内外，无论是宰相朝臣、还是亲信宦官都建议唐宪宗立郭贵妃所出的皇三子李宥为皇太子，朝堂上要求立李宥的意见占据了绝大多数。

唐宪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顺应民意”，于元和七年（812年）七月下诏，立皇三子、遂王李宥为皇太子，并为其改名为李恒。但通过立太子这件事情，唐宪宗对妻子郭氏、儿子李恒深为忌惮，彼此的感情被权力斗争所冲淡。唐宪宗之后也一直不喜欢皇太子李恒，认为这个儿子夤懒庸碌，又忱于享乐，将来难以继承大唐社稷。

唐宪宗对皇太子态度让朝中其他有野心觊觎权力的人看到了攫取权势的希望，其中唐宪宗的的亲信宦官吐突承璀揣度皇帝心意后，暗中开始支持皇次子澧王李恽，想为李恽谋谋划夺取储位、取代皇太子李恒。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因为长期服用术士们所炼的丹药，唐宪宗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行将不起。于是吐突承璀和李恽加紧了策划，准备等唐宪宗驾崩后，立即出兵控制皇宫，并以唐宪宗遗诏的名义废皇太子李恒、软禁郭贵妃，诛杀梁守谦、王守澄，重演“玄武门之变”以夺取皇位。

此时，唐宪宗因为服用丹药导致重金属中毒，性情也变得暴躁易怒，左右侍候的宫女宦官经常遭到无故责骂、乃至诛杀，陈弘志也险些因此被杀。为了自保，同时也是为了富贵，陈弘志向郭贵妃及皇太子紧急传讯，告诉他们吐突承璀和李恽即将发动政变、强夺皇位。

于是，在陈弘志的带领下，梁守谦、王守澄、韦元素等郭氏党羽紧急进宫，以“侍奉皇帝”的名义进入唐宪宗寝宫——大明宫中和殿，隔绝了内外交通。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唐宪宗在中和殿暴薨，之后陈弘志、王守澄迅速率神策军包围了吐突承璀和李恽的府邸，把他们杀死在各自府中。

在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皇太子李恒秉承舅舅、司农卿郭钊的劝告：“惟尽孝谨之心，无虑其他”，没有出面发表任何意见和指示，只在自己的东宫内安静等待。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在梁守谦、韦元素等人的护卫下，皇太子由神策军簇拥着，先到中和殿为“驾崩”的父亲唐宪宗入殓举哀，然后登大明宫含元殿，正式登基，即唐穆宗。

顺利登基后，唐穆宗将宦官集团中不属于自己一方的成员全部诛杀、以绝后患，同时将唐宪宗在世时的亲信外朝大臣统统贬斥出朝，清除了威胁。而生母郭贵妃则被尊为皇太后，陈弘志、梁守谦、王守澄、韦元素等亲信宦官们也得到了加官进爵的奖赏。

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唐穆宗举行盛大葬礼，将先帝安葬于景陵，并给父亲追尊“宪宗”的庙号，上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唐宪宗李纯，是中华历代正统王朝中，第一个获得“宪宗”庙号的皇帝。

二、元宪宗蒙哥：

成吉思汗三年十二月(阳历是1209年1月），成吉思汗第四子（嫡幼子）拖雷之正妻唆鲁禾帖尼诞育了拖雷的嫡长子，起名为“蒙哥”；在蒙古语中，蒙哥是“永久”的意思。

蒙哥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拖雷送给三伯父窝阔台为养子，所以蒙哥小时候并没有和父母、以及同母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人长期在一起生活，彼此感情比较平淡。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途中病逝，临死前遗命让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不过，由于蒙古此时依旧遵循“忽里台大会”制度（部落议事会议），因此窝阔台没能立即继位，而是要等到忽里台大会召开、并举行集体会议推选继任大汗人选后，才能按照会议结果，继承汗位。

于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忽里台大会召开前的两年内，按照蒙古习俗，蒙古最高权力由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代掌（也即汉语中的‘监国’）。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全体蒙古宗王和贵族大臣们齐聚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台大会，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推选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窝阔台这才得以继承蒙古汗位。

窝阔台汗三年（1232年），蒙哥的生父拖雷病逝，窝阔台让养子蒙哥返回本支，去继承拖雷的一部分封地。

窝阔台汗六年（1235年），蒙古第二次西征，由成吉思汗长孙拔都作为统帅，身为拖雷长子的蒙哥也从军出征，和窝阔台长子贵由一起，随拔都西征欧亚的钦察、斡罗思等地，征途中屡立战功、得到窝阔台汗的称赞。

窝阔台汗十二年（1241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因饮酒过量而中风，随即在谔特古呼兰山游猎处去世，年五十六。当时窝阔台长子贵由及养子蒙哥等人还在西征途中，来不及返回，于是窝阔台汗之妻乃马真皇后听从亲信谏言，以汉法“称制”，暂时维系汗权。

其实窝阔台生前并不喜欢长子贵由，而是准备把汗位传给第三子阔出，阔出过早去世后，窝阔台又想传位给阔出之子失烈门，但还来不及正式立失烈门为汗储，窝阔台就去世了。阔出不是乃马真皇后所出，所以窝阔台去世后，乃马真皇后没有遵循窝阔台的遗愿，立皇孙失烈门为汗，而是自己“称制”，让汗位暂时空缺，等贵由出征归来后，再通过忽里台大会，推选亲儿子贵由为大汗。

从窝阔台汗十二年（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开始，至乃马真称制五年（1246年）为止，乃马真皇后共称制五年，以等待忽里台大会召开（蒙古宗王和贵族大臣们从各地赶到和林需要时间）。乃马真称制五年（1246年），宗王和贵族们终于赶到和林附近的夏季营地达兰达葩，在这里召开忽里台大会，会上贵由被一致推举为汗位继承人，成为蒙古第三任大汗。

因为对由贵由继承汗位不满，所以拔都没来参加忽里台大会，也就是不承认贵由的汗位。贵由即位后，对拔都怀恨在心，一直想要出兵讨伐这个不听话的堂兄。于是，贵由汗元年（1247年）秋，贵由发布了西巡的诏令，准备借此对不听号令的拔都进行征伐。经过半年准备，贵由汗二年（1248年），贵由率军从和林出发，开始西巡，同时准备发起对拔都的讨伐。

但天意弄人，就在贵由行军至横相乙儿（新疆额敏县）时，他突然患病，并很快在当地去世，没有留下传位遗言。其妻海迷失皇后（皇后之名也系后世追尊）学着婆婆乃马真皇后的样子，同样宣布“称制”，并将当年窝阔台汗指定的继承人失烈门作为储君人选推到前台，以待日后召开忽里台大会时予以确认。

得到贵由去世的消息后，远在西边钦察草原的拔都立即展开行动，不但拒绝为贵由奔丧，还以长支宗王的身份（拔都是成吉思汗长孙、术赤的长子）出面邀请其他宗王、贵族大臣到他在钦察草原的驻地来参加由他召开的忽里台大会，商议推举新汗人选。

因为对拔都这种做法不满，所以察合台系宗王（成吉思汗次子后裔）、窝阔台系宗王大多没有理会拔都，但拖雷系宗王却在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的力主下，由蒙哥出面，带着所有的弟弟前往拔都驻地，参与忽里台大会。

海迷失称制二年（1250年），拔都版的忽里台大会召开。在会上，拔都为了打击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于是极力赞誉前来参会的拖雷长子蒙哥能力出众、功勋卓著，是新任大汗的最佳人选，强烈推举他继任大汗，同时指责当年贵由继位就不合礼法（窝阔台遗命由皇孙失烈门继位，而不是贵由），因此窝阔台一系没有继位的资格。

在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缺席会议、且拔都为首的术赤系宗王都支持蒙哥的情况下，身为拖雷嫡长子的蒙哥在忽里台大会中顺利当选，出任蒙古第四任大汗。不过，这个结果不被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宗王所承认，还在“称制”的海迷失皇后更加不会承认。

为了获得合法地位，唆鲁禾帖尼和蒙哥母子立即返回蒙古本部，并向各地宗王、大臣发出在斡难河畔继续召开忽里台大会、以再次确认汗位继承人人选的会议。在唆鲁禾帖尼的大力笼络下，大多数宗王大臣应邀前来，并于海迷失称制三年（1251年）六月，在斡难河畔再次举行了忽里台大会，最终确认了蒙哥继任大汗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蒙古汗位的传承，从此由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

对于这个结果，窝阔台一系宗王坚决不承认，察合台系宗王也持反对意见，黄金家族内部的分裂由此发端。为了巩固汗位，成功上位的蒙哥对反对者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贵由汗之妻海迷失皇后因为暗中策动窝阔台系宗王反对蒙哥，并对蒙哥施以巫术，事情败露后，被蒙哥下令装进牛皮袋，投入河中淹死。当年窝阔台汗指定的继承人失烈门，也被蒙哥下令处死，以绝后患（蒙哥对养父的子孙太狠了）。

蒙哥汗元年（1251年、蒙哥继位当年即改元），蒙哥以二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南征大理；以三弟旭烈兀为主帅，进行第三次西征。忽必烈率军于蒙哥汗四年（1254年）攻灭大理，对南宋形成三面包围。而旭烈兀则在西征中消灭卢尔政权、木剌夷国、阿拔斯王朝、阿尤布王朝，横扫小亚西亚。在蒙哥统治时期，蒙古的版图几乎达到最大。

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亲率大军南下，和二弟忽必烈、大将兀良合台会合，三路围攻南宋，其中蒙哥率主力进攻四川。蒙哥汗九年（1259年），在对合州（重庆市合川区）的进攻中，蒙哥所指挥的军队受阻于钓鱼城下，接连几个月都没能攻破城池。当年八月的酷暑之中，蒙哥于钓鱼城外军营中去世，死因成谜，有说是得了急性痢疾，有说是不慎落水，还有的说是被钓鱼城中守军发射的矢石击中身亡，总之没有明确定论。蒙哥去世时，年五十一岁。

忽必烈北返后，依靠漠南汉地的儒生和世侯的支持，开始和领有漠北本部的嫡幼弟阿里不哥展开对蒙古汗位的争夺。为了彰显自己的继位合法性，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在燕京（北京）自行召开忽里台大会，发布以汉家制度书写的登基称帝诏书，自称“大蒙古皇帝”，建元“中统”，尊称兄长蒙哥为“先皇”。忽必烈即元世祖。

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已经击败弟弟阿里不哥，一统蒙古本部，远在西边的三弟旭烈兀也对皇帝兄长表示臣服，蒙古本部已经安定。当年，按照中原制度修造的蒙古太庙落成，元世祖将之前历任蒙古大汗按照汉法追尊为皇帝，上庙号、谥号，神主送入太庙加以供奉；其中成吉思汗被尊为“太祖”、窝阔台汗被尊为“太宗”，元世祖的生父、监国两年的拖雷被追尊为“睿宗”，贵由也被尊为“定宗”。

而元世祖皇帝之位（蒙古汗位）的合法性来源所在——先任蒙古大汗、元世祖的长兄蒙哥汗，也在这次追尊中，得到了自己的庙号—“宪宗”，谥号—“桓肃皇帝”。蒙哥，由此成为中华历代正统王朝中，第二个获得“宪宗”庙号的皇帝。

三、明宪宗朱见深（朱见濡）：

大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二月初九，明英宗长子诞育于京师皇宫，起名为朱见深，母为贵妃周氏。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仓促出兵征讨瓦剌。出征前，为了安定社稷，明英宗立时年两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八月，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役中战败被俘，大明社稷危在旦夕。在兵部侍郎于谦等主战大臣的坚持下，孙太后（英宗生母）下诏立郕王朱祁钰为新帝，即景泰帝，并尊被俘的英宗为太上皇。为稳定人心，景泰帝依旧保持皇太子朱见深的身份不变。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在群臣及孙太后的强烈要求下，景泰帝不情愿地将太上皇英宗迎回京师，安置于南宫荣养（实际是软禁），以免太上皇对自己的皇位产生威胁。而出于同样的目的，皇太子朱见深在景泰三年（1452年）被叔父景泰帝改封为“沂王”，出宫居住，大明储位改由景泰帝的亲儿子、朱见深的堂弟朱见济继任。

假如没有后面发生的那些事情的话，朱见深这个废太子将以普通藩王的身份，在预定好的封地里（甚至就在京师府邸中）小心谨慎、提心吊胆地过完虽富贵不缺、但乏味无趣，甚至惶恐惊惧的或长或短一生。

被废为沂王时，朱见深只有六岁，父母不在身边，祖母孙太后也不能时时照顾他，很是可怜。幸好当年负责抚育他的宫女万贞儿没有离开，一直陪伴在朱见深身边，幼年朱见深这才稍稍感到一些安全和温暖，得以在困境中平安成长。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患病去世，此后景泰帝也没能诞育皇子，大明国本空置许久，社稷不能安定。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感染风寒导致病重，随即病危。一些有野心的臣子趁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拥立太上皇英宗复辟，再次登基，夺回了阔别七年之久的皇位。

复辟之后，英宗废黜了景泰帝父子的皇帝、皇太子称号，重新册立自己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但因为礼官的失误、以及英宗本人的疏忽，导致在颁布诏书时，皇太子的名讳被误写为“朱见濡”。皇帝一言九鼎、发出的圣旨没有更改的可能，所以朱见深从此改名为“朱见濡”，之后的三十年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驾崩，皇太子朱见濡奉遗诏登基，改明年为成化元年，即明宪宗成化帝。

明宪宗登基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干涉他的私生活，因此，明宪宗立万氏为贵妃、并废黜了和万氏发生冲突的吴皇后。从此，内宫中除了皇太后之外，再也没有哪个女子敢和万贵妃作对，即使是新立的王皇后也不行。

继位初年，除了私人生活外，明宪宗其实在治理国家、处理朝政方面做得还不错。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将当年被诬陷杀害的于谦等人平反，恢复于谦官职。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对废黜自己皇太子之位的叔父景泰帝不计前嫌，将叔父恢复了帝号，按皇帝规制重修陵寝，给叔父上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此举得到天下称颂，明英宗夺门之变的负面影响因此得以消除。

在位前期，明宪宗还重用贤臣李贤、彭时、商辂等大臣，施行善政，安定荆襄流民、收复河套、平定西南，设立哈密卫，清剿建州；种种措施，使得成化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民间安居乐业，百姓稍稍能休养生息。成化初年的朝廷也是人才济济，朝政较清明。因此，继位初期的明宪宗博得了朝野内外的一片赞誉之声。

但明宪宗在位后期，因为宠幸宦官、亲近佞臣，又怠于政事，长期不见大臣，政治趋向于保守颓废。明宪宗统治后期，主要有三大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这些弊政使得君臣关系紧张、百姓利益被强行攫取、“国家公器”转为“人主私产”，大大败坏了朝廷的法度、和皇室的名声，大明吏治的败坏由此开端。

因为宠爱万氏，所以明宪宗的第一个皇子也是万氏所出，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三十七岁的万氏为宪宗诞育了皇长子，大喜过望的明宪宗晋封万氏为贵妃。原本明宪宗准备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可就在成化二年（1466年）十一月，皇长子便夭折了，名字也没来得及起。此后，万贵妃失去了生育能力，再也不能诞育子嗣。

成化五年（1469年）四月，贤妃柏氏诞育了明宪宗的次子，满周岁后取名为朱祐极。成化七年（1471年）十一月，明宪宗册立皇次子朱祐极为皇太子，以固国本。可仅仅两个月后，成化八年（1472年）正月，皇太子朱祐极也夭折了，年仅三岁。明宪宗痛心不已，追谥早逝的次子为“悼恭太子”（在民间野史、及清朝编纂的《明史》中，都将悼恭太子的夭折归于贵妃万氏的阴谋所致，不过此事没有实证）。

成化五年（1470年）九月，明宪宗在偶然查看藏书阁（即小金库）时，对管理内库的宫女纪氏（广西瑶族土司之女，因家族作乱，明军平叛后纪氏被没入宫中为宫女）产生了兴趣，兴致盎然之下宠幸了纪氏。纪氏因此有孕，于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诞育了明宪宗的第三子。

对皇三子的降生以及幼年遭遇，《明实录》和《明史》的记载相互矛盾，但根据更加真实的《明实录》记载来看，明宪宗事先是知道皇三子的存在、心知肚明的，但他为了照顾万贵妃的情绪，于是没有公开此事，刻意隐瞒了皇三子已经出生的消息（明史的记载则是我们所熟知的——皇三子被偷偷生下、为了躲避万贵妃的迫害而东躲西藏、六岁都没有剪胎发）。

直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四月，宪宗鉴于皇宫失火、乾清门被损坏，认为上天以此警示他，于是才向朝野宣布了皇三子早已出生之事，同时为皇三子起名为朱祐樘。当年十一月，朱祐樘被立为皇太子（具体内容，请阅我之前的文章《亦非阴鸷之谋、徒以恃宠溺爱——万贵妃和孝穆纪太后的那段史实》）。

《明史》的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三月，明宪宗在万贵妃的挑唆下，试图废黜皇太子朱佑樘、以皇四子朱祐杬代替。但在朝中重臣、贤德宦官、及皇太后周氏的强烈反对下没有能够办成。同时泰山发生地震、表示上天在对此事加以警告，明宪宗心中惶恐，就此打消了更换储君的心思。

“阴谋”没能得逞，使得万贵妃怒羞交加、又无可奈何。本来万贵妃就已年老（年过五十了），再加上心气郁积、气闷难消，所以心疾转为病症，且逐渐加重，久久不能痊愈。两年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贵妃因病去世，年五十八岁（《明史》的记载，也就当看个故事罢了，清朝编纂的史书，能对明朝有客观评价么）。

明宪宗自两岁起，就由万贞儿（万贵妃）加以照顾、抚育，三十多年来早就习惯了万贵妃的细心侍候、贴身陪伴，即使万贵妃已经年老体衰，明宪宗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满，时刻不离其左右，一定要看见万贵妃才安心。所以，万贵妃因病去世后，明宪宗如同失魂落魄一样，精神萎靡、魂不守舍、做什么事情都失去了兴趣，还多次独自一人喃喃自语：“万侍长走了，吾亦将去矣。”正月之后，明宪宗的身体状况日渐衰弱，情绪不振，心疾严重。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四月，知道自己时日已经不多的明宪宗强打起精神，为皇太子朱祐樘挑选了河间府兴济县国子监监生张峦之女张氏为太子妃，给儿子儿媳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了却了一桩最大的心事（当年宪宗之父英宗也是想亲自给儿子举行大婚礼仪，但就在正式举行大典的半年前，明英宗却驾崩了，导致宪宗登基后才举行大婚，这也是明宪宗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所以明宪宗不想皇太子朱祐樘也重蹈自己的覆辙，没能由父亲亲自主持举行大婚典仪，因此才强撑病体给皇太子举办了大婚）。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久病不愈、且转为病危。九月初一，皇太子受命在文华殿代替皇帝处理政务。九月初九，明宪宗朱见濡于乾清宫驾崩，年四十一岁。皇太子受遗诏，于九月十三登奉天殿，继位为帝，以明年为弘治元年，即明孝宗弘治帝。

明孝宗登基后，为父亲追上庙号“宪宗”，追尊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安葬于昌平皇陵区内的茂陵。明宪宗朱见濡，是中华历代正统王朝中，第三个获得“宪宗”庙号的皇帝。

除了唐宪宗李纯、元宪宗蒙哥、明宪宗朱见濡这三位中华正统王朝中得到“宪宗”庙号的皇帝之外，在中华地方政权中，也有一位获得“宪宗”庙号的帝王，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

四、大理宪宗段正严

宋元丰六年（1083年），在大宋藩属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云南省大理市）中，大理国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的长子降生了，段正淳为其取名为段正严（这辈分名字、啧啧），这就是金庸大师的经典作品——《天龙八部》中大理世子段誉的原型（段正严又名段和誉）。当然，段正严的母亲不叫“刀白凤”，而是叫“高升洁”，是大理权臣高智升之女、高升泰之妹。

宋绍圣元年（1094年），大理国王段正明在权臣高智升父子持续十多年的巨大压力下，不堪继续忍受，于是主动将皇位禅让于高智升之子、大理清平官、善阐侯高升泰，自己则避位为僧，到崇圣寺出家。大理（前理）段氏政权暂时中断传承。不过段正淳是高升泰妹夫，段正严是高升泰外甥，所以即使国家灭亡，他们还是待遇照旧，没有受到什么迫害。

高升泰受禅后，改国号为“大中”。但称帝两年后，高升泰就突然中风，不能继续治理国家。为保持高氏的富贵和权势，高升泰在临终前遗命儿子高泰明取消“大中”的国号，放弃帝号，把国家还给段氏。

宋绍圣三年（1096年），高升泰去世，其子高泰明遵从父命，迎立段氏皇族、也是自己姑父的前大理国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为帝，复“大理”国号。史书中称段正淳称帝后的大理国政权为“后理”，段氏皇族传承得以恢复。段正淳即大理第十五代国王——中宗文安帝。

高泰明将帝位还给段氏后，自号“中国公”、领“布燮”（相国）之职，并迫使段正淳下诏宣布此后由高氏家族世系大理布燮，执政国政。大理政令都由高氏所出，国人称高氏为“国主”，外国使节来大理出使，都先拜见高氏布燮，再参拜段氏国王。从段正淳开始，“段姓有国无权，高姓有权无国”是大理的常态。

宋大观二年（1108年），段正淳觉得这个皇帝当得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学着先王们的样子，把皇位禅让给儿子段正严，自己到无为寺出家为僧。段正严是高泰明的表弟，又识相知趣、性格温和，因此高泰明对新帝还算客气，段氏、高氏相安无事，段正严得以顺利继任大理第十六代国王。

宋大观四年（1110年），大理布燮高泰明平定滇东三十七部叛乱后去世，其弟高泰运、其子高明清、其孙高量成先后就任大理布燮，袭中国公，高氏势力始终控制着大理。

段正严的皇后高氏，是高泰明之女、高量成的姑母（这岔了辈了，段正严和高泰明是表兄弟，所以他是高氏表叔），但是没有诞育子嗣。为了安抚平衡高氏，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段正严将女儿昭庆公主嫁给高量成为妻，继续维护着段、高两家的姻亲关系（又岔了辈了）。高氏因此对段氏皇族还算客气尊重（只要不牵扯到权力分配就好）。

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段正严已经在位三十九年，年纪也到了六十五岁。因为段正严的皇后高氏没有亲生儿子（即段正严没有嫡子），而段正严其他妃子又生有很多儿子，所以段正严晚年“诸子内争外叛，权臣倾轧内讧，致使骨肉相残”。

心灰意冷之下，段正严不愿再留在帝位上，于是在和女婿高量成商量后，将皇位禅位给儿子段正兴（高量成之妻昭庆公主同母弟），自己则依照大理段氏皇族的传统，在父亲文安帝段正淳当年出家的无为寺削发为僧，法号广弘法师。段正严是大理段氏中，第九位出家为僧的国主。

段正严出家后，继任的段正兴性格柔弱、更加不能控制、平衡高氏权臣。而高氏现任家主高量成心地比较纯良、手段也不如先辈狠辣，因此在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被堂侄、高泰明的嫡曾孙高贞寿夺去了“中国公”封爵、及大理布燮职位。高量成和妻子昭庆公主返回高氏封地楚雄府，自号护法公，和高贞寿分庭抗礼。

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贞寿去世，其子高寿昌年幼，继承“中国公”封爵后，不被其他高氏家族成员所认同。高升泰之弟高升祥的后裔们支持高贞寿的弟弟高贞明和侄子高寿昌争夺爵位，高氏因此引发内讧，对大理的控制不再有力。

宋淳熙三年（1176年），出家已经二十九年的广弘法师，在儿子段正兴的陪伴下，安然圆寂于无为寺，年九十四岁，这个时候，大理在位皇帝已经是他的孙子段智兴了。段智兴为祖父广弘法师上谥号为“宣仁皇帝”，上庙号“宪宗”，在祖父身后恢复了他皇帝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