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1925年7月18日，一本大部头的书在德国书店面市，以当时的售价来看，这本书并不便宜，售价高达12马克一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买这本书的钱可以买到32公斤面包，如果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

用买个手机的钱买本书，这种事在中国估计是天方夜谭，但考虑到德国人喜欢读书，该书如果是什么好书，可能还是会有人掏腰包。但问题在于，该书且不论观点主张如何，其阅读感受首先就是极差的。曾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整本书中总共出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错误。

对于使用印欧语系的德国人来说，最常见的语法错误就是乱用拗口的从句。可在这本书中，笨重而难以理解的从句、没有必要的文字重复、稀奇古怪的论证和类比比比皆是，到处充斥着强烈又具有侵犯性的语言，夸张、华而不实又装腔作势的文风，矛盾、因果倒置以及草率的论证方式。

更诡异的是，这本书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作者完全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比如在探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崩溃”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时，作者会突发奇想，然后突兀地花上十来页跟你讨论怎么治梅毒，弄得跟老中医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一样，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如此说来，这样一本书应该很快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被人遗忘才对。

但谁也没想到，这本充斥着各种错误的烂书很快就登上当时德国的最畅销书榜单，之后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卖出数千万本，成为那个时代欧洲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书。

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希特勒的成名作《我的奋斗》。

是的，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事实是，底层出身的希特勒在骗取德国的最高统治权之前，已经通过出书实现了他个人的财务自由。1925年《我的奋斗》首版印刷一万册被抢购一空，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该书已经销售了22万套，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主动购买这本书。

考虑到这是一本超级枯燥、晦涩难看的政治书籍，其销量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希特勒上台后，《我的奋斗》成了5000万德国人几乎人手一本的书籍，更是不愁卖了。依靠版税收入，希特勒仅在慕尼黑郊外就用他情妇爱娃的名义购置了20多套房产，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真正的“房叔”。

所以希特勒如果穿越到现代，一定也能靠这手本事混成个现象级的营销号作家，比那些天天写“美国震惊了”“日本吓尿了”“这三件大事改变世界格局”骗粉的营销号作者们能敛财多了。

大家都会奇怪，这么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语法都不通顺的人，是怎么忽悠到这么多粉丝、篇篇10w+的呢？

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我的奋斗》能成功一点都不奇怪，它几乎把现如今爆款网文的那些心法占全了。

首先，《我的奋斗》成功炒了个热点。

希特勒在写这本书之前，曾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搞过一次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政变虽然没成，但却把自己搞成了个小名人。一时间全德国都隐约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鼓吹一些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德国又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希特勒此时出书，很多人确实愿意看看这个“爱国青年”讲了啥——从这个角度说，希特勒的第一桶金就是蹭热点赚来的“爱国财”。

其次，《我的奋斗》还搞了个“标题党”。它用标题成功把自己伪装成了一本不成功人士最爱读的成功学书籍。

希特勒原本想将该书定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所进行的斗争》，但这个冗长拗口的名字立刻被出版商给否了：您要是这样起名，一本都卖不出去，不如就叫《我的奋斗》——大众都想看看想像您这样一位“爱国者”是怎么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

这个鬼主意立刻被希特勒采用，虽然书里面充斥了怨恨、咒骂、阴谋论等等负能量，但有了这么个正能量满满的标题，后来还真就有不识货的父母买回家去给自己孩子当励志书籍看。

当然，《我的奋斗》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它精准定位了一批“目标受众”——在经济危机中绝望、焦躁的德国民粹主义中下层民众。

历史上，德国人确实喜欢读书，但这种传统其实也只局限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底层民众是没有机会看书、也没有读书习惯的。但到了20世纪初，由于德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基数，所以德国的舆论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受众下沉”的趋势。

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所奉行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这些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民众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

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市场出现了，由于德国那些“高知”不屑于此道，最开始填补这个市场的是一些低级的“地摊文学”，靠造谣生事挑动底层情绪，而好学的希特勒当年在底层混社会时就没少读这类书，他十分熟悉这种阴谋论该怎么操作。

《我的奋斗》的成功就在于，它成了这类文学的集大成者，它既能像其他阴谋论一样信口扯谎，还能把这些谎言串联、编织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系。

用谎言去呼应谎言，用谬论去解释谬论，就这么几百万字排山倒海地给你砸过来，你光凭三言两语还真不知怎么反驳它。况且《我的奋斗》的目标受众们本来就是只有直线思维的底层民众，极端民族主义又是当时德国的一个道德制高点，这帮愣头青手持《我的奋斗》站稳这么个“政治正确”，有良心、有头脑的德国思想家们也拿他们束手无策。

于是慢慢地，《我的奋斗》成为了一种身份互认的工具，很多纳粹党徒其实压根也没耐心和理解力看完这本700多页的大部头，但还是要手持一本表明立场。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焦躁的社会盲流手持《我的奋斗》逃进极端民族主义这个庇护所中，希特勒终于靠这本“胡说之书”，凑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赌本。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说过，以二战欧洲战场损失人口而论，德文版《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单词等于125个生命，每一页相当于剥夺了4700人的生命。

1945年后，这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在德国被禁止再版。

二战后，同盟国将希特勒文稿的所有权转交给了巴伐利亚州政府，有良心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压着该书的出版权不让任何书商出版。

直到2016年，巴伐利亚政府手中的该书版权到期，《我的奋斗》终于被再版了。

为了给这本书“消毒”，原版七百多页的《我的奋斗》又被加了七百多页的批判性注释，几乎逐句批驳其谬论。但饶是如此，这本书依然被有识之士认为是“应当被永久关闭的潘多拉魔盒”。

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有价值、经过严格论证的观点往往令他们望而生畏，而像希特勒那样，将半真半假的新闻和历史掺合在一起，危言耸听地向他们兜售民粹主义“真相”的论述，反而是他们最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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