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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安先生书甲骨文自作诗:

“戊午阳春月，

书从毕节来。

刚直见风义，

梦寐谢关怀。

历尽沧桑事，

莫教名姓埋。

长为问渔祝，

老友百无灾。”

古为今用再登攀，新代安阳一壮观。

三十五年迎建国，心驰笔会与书坛。

接《安阳殷墟笔会》征稿专函，嘱提供拙作，迎接国庆，同深幸慰!仅就殷契书法的学习范围，以七绝诗为纲，分别内容，加以阐发。因杜甫诗题中有“漫兴”“短述”等字样，于是以“漫述”命题。

以下四首，谓贵州文献上缺乏殷商记载，亦未发掘到有关文物，为客观条件所限，对甲骨文难于深入研究。

频年发掘古遗存，山泽曾无片甲痕。

论证鬼方属西北，“南中”文化待寻根。

解放以来，在贵州进行考古发掘，未寻得殷商遗迹，当然也没有甲骨残片存在的可能。古史所载的殷高宗伐鬼方，前人多认为指今贵州地区。但经王国维氏考订，作湖地在西北的论断，自属可信。至于汉代贵州地区号为“南中”，其文化发展，与殷商如何衔接并受其影响，尚有待于地下文物之出现，以提供线索。

黔中藏甲数稀微，伪品征来应去非。

北辙南辕劳访问，书空辜负雁鸿飞。

笔者在贵州省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工作有年。省外所见甲骨原物及拓片较多，而省内所见公私藏品却甚稀少，且有一种旧骨新刻的伪品参杂在内，经过鉴选，真品只存一二。因此，国内专家及学术机关曾屡次函索此项材料，竟至无从答复。

籀庼举例契斋编，南学追怀五十年。

不惜肩经行万里，灵龟随我返书船。

治文字学，应研习甲骨，笔者早年已有认识。当30年代求学南京时，即从中央大学中文系课堂上，听到胡光炜(小石)先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述及甲骨文字的发现及其价值。惜与章、黄(太炎、季刚两先生)学派所见分歧，曾在师生中引起争论，以此不能多获教益。幸在课外随时留心，先后购求到清孙诒让(籀庼)氏的《契文举例》手稿影印本，现代商承柞(契斋)《殷虚文字类编》刊印本及多种有关著作，由江南返黔。窃以唐卢全“归洛书船”自况，当年求书热忱可以想见。

弗堂说契在由燕，近水楼台得月先。

自愧筑城趋步晚，一隅局限井中天。

贵阳既难于接触甲骨实物，亦缺乏此类书籍，故研求者亦少，较先著手者，仅知有20年代寓居北京的姚华(茫父)先生。其遗书《弗堂类稿》中，曾引证殷契，意在阐明六书指事、象形的起源，惜未有专著。以上几点，说明在文献资料十分缺少的环境下，进行甲骨文研究工作，存在一定困难。

以下四首，漫谈甲骨文集联、集诗的前人成就，为现代书写运用方面，提供良好范例。

雪堂诗友聚吴天，四至九言同集联。

除却消沉遗老气，此书毕竟著先鞭。

契文的实际应用，开始于集人磕联，首倡者为罗振玉(雪堂)氏，而章钜、高德攀、王季烈三位相继有作。联语皆出自撰，并未摘用前人成句。因契文有限，对旧句用字，极难牵就，不如自撰稳便。据罗氏题跋“四家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欲手写流传 ”，又云:“乃始从事缮写，付之手民”等语。他们经过相互推敲后，初稿之成，可能出于罗氏手笔，并由其主编。集联内容，与时代要求颇有距离，但此种努力，对契文集联起到了先驱作用。且集成骄文的长序，亦见巧思。这些都应当肯定。

摘取清诗上溯唐，苦心孤诣世无双。

写成上卷琴斋去，如剪吴松水丰江。

如前所述，就少数契文，用自撰联语写出，已行之不易，何况选用前人诗句，组成一首整体。既要选字有依据，又要诗意自然，无勉强凑合情况，可渭“夏乎其难”。而广东简琴斋先生竟具有其冥思苦索的毅力，能“一鼓作气”将前人诗句驱人腕下，灵活运用，使之凝结为一种妙品。虽选材由唐至清，不免漫长，然非潜研闲学，不能有成。加以书写随意，颇得卜辞笔画神韵，至堪叹服。所惜未出下册，至为遗憾!

自吟诗句集般墟，最是藻渔与鹤庐。

信手拈来为我用，光莹宇宇走盘珠。

将为数不多的契文，运用人自撰诗句中者，如叶玉森(葓渔)及丁辅之(鹤庐)两氏，其传世作品较多亦较佳。著名艺苑，更由于深研诗律，心追手拟，得自然之妙，即置契文书迹于不论，吟咏中屡遇名篇好句，诵览之余，反觉相得益彰。集联字少较易，集旧句不免牵就与限制，难于成篇。惟有将所习用之契文，集为自撰的诗作，则比较容易措手，且便于斟酌与改正。此法对笔者颇有启发。

不求考史但论书，摹用千文太半无?

艺学聊堪备一格，集诗而外更“诗铃”。

在目前可识的殷墟文字范围中，除僻字、死字、异字等以外，能熟练掌握而运用于联语、诗篇者，约六七百字不过千字，自不能肆应裕如，便于周转。因此。必须通晓并借助于训话之学，将转注、假借等用字方法，移用到诗、联的撰集方面，但不应以字斟句酌，精雕细琢的功夫为满足，还应当力求避免生硬拼凑或纤巧，使吐属自然舒畅，在文字学与书法配合的条件下，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笔者本此意念，集成殷契文古体，及律绝诗百余首，自以《宏福集吟》题眉，因所居在贵阳黔灵山古弘福寺的附近，故名。又词为“诗余”，格律较诗精严，因从事填词有年，近亦试集“小令”多首，或为艺圃中小品花草之一，当有先我而为之者，珠玉在前，获睹为快。

以下四首，专谈殷契书法笔画结构如何适宜安排的问题。

峭丽精严继伟雄，卜辞亦目具书风。

分期倘有参差见，不废前人竿路功。

自清代光绪末年发现殷墟甲骨文字以来，迄今近90年。经过发掘，尤其是解放后的科学发掘与研究，以实物证明商代奴隶社会的史实，成就更大。前辈学人根据地层、坑位及其他标准，结合卜辞记事的分类，进行探讨。时代划分为五期，就各期文字举例，除阐明有关史迹外，可推见书之先后不同。如(一)武丁及其以前时期，书法雄伟;(二)祖庚、祖甲时期，字体谨坊，行款严整;(三)凛辛、康丁时期，书法幼稚，行款错杂，且文风颓靡；(四)武乙、父丁时期，书法劲峭;(五)帝乙、帝辛时期，结构精严，书法纤丽(以上大体依董作宾氏说)。此分期之说，至今或有不同意见，但殷契书法之独具风格，自无庸怀疑。

圆弧方矩自安排，学契当攀第一阶。

为壁为圭相映发，此中能合亦能乖。

契文的书法结体，当由横画直竖的方折笔，与半弯全环的圆转笔，相互结合而成。此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当然要勤写契文和熟读契文，先宜“胸有成竹”，然后落笔。书写时更当注意一字一行之间，当方处不应圆，当弯处不应折。如有紊乱乖违，宁可改弦更张，重换一幅，以求符合意度安雅，风格秀整的殷契书法标准。此处所谓“乖合”，是指契文的结体布局，与唐孙过庭《书谱》据作书者心情与工具、环境等而提出的“五乖五合”，又迥然不同。

写到渔文册笔繁，一弯眉月不单寒。

疏疏密密成完幅，只合全观莫拆看。

和其他书体相近似，以极多或极少的笔画构成，就甲骨文说，显得更为突出。如:渔(刻成四小鱼，加水流点滴)约40多笔，月只刻一弯，差距之大，有时较行楷书为甚。关键问题，在于掌握每字的单独结构，与衡量每行及整幅如何协调完美。可以说，和图画涵义相似，要讲究谋篇布局，互相映带。如此才能写成一个较合格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所以，不应从逐字逐行看，而应从全幅看，才有整体感。

陶钧二篆入篇章，漾叟惫斋各有方。

商契自成高格调，吉金乐石不同堂。

就笔者的体会，认为应当一字管一字，不能用形声组合的方法，将二字硬拼为一字，也不能拆用此字之半当成另一字。在契文范围内，先须守此戒律。诚然，有不少个体字还存在难于确释的问题，但从实物拓片及重要著作上，只要有根有据，并进行存真去伪的考虑，便能运用得宜。于此，应看出和大小二篆结体不同，杨沂孙《濠叟》氏融化大篆，以小篆形式写《在昔篇》等，吴大徵以大篆形式写《论语》而取小篆补其不足。可见二篆之间大有商量通融的余地。甲骨文则不然，与后来范铸、石刻之篆体大有区别，不宜放宽范围尺度，以二篆随意阑人。所以，与商周金文，秦石鼓，汉碑额等相较，在书体构成上，不能熔为一炉，而贸然仿效杨、吴二氏作法。

复此四首，述及书写契文的关键处，在于笔笔中锋，力求做到含蓄、稳练，不可刻露，轻率。年来对此渐有所梧，不足以言“心得”。

引书入手峰山碑，学契相循亦旧规。

奠似清初戌末习，托名玉筋剪毛锥。

无论学写金文与甲骨文，必须从研究《说文》出发，在文字学上可作为桥梁，在书法艺术上亦可由此奠定根基。尽管目前文字探讨已越出《许书》范围，但学写契文者，仍应以先攻小篆为主，而秦《峄山碑》即为良好范本之一。此碑除结体严整外，专谈用笔，即具有稳定坚实、停匀雅洁的胜处，最宜取法。清初有人作小篆，过分追求每字用笔的粗细一律，竟不惜将毫尖剪秃或烧掉，以取得刻板式的效果。当时亦称《玉筋体》，徒具虚名而已。曾见近人跋洪亮吉的篆迹，有“观其纵笔所到，聚墨如珠”之语，其实此正是一种弊病，不能运用到契文上，以免出现那种行笔全渴，末端积墨呆滞的情况。

悬针垂茬自殊功，凝笔收尖入浑融。

识得贞人深稳处，不关挥刃快如风。

宁神静志，养成精深稳练的功夫，操刀刻契者理应如此，执笔摹写契文者更应如此。要之，不能峰尖毕露，作悬针垂靡之状，如《说文》附和魏《正始石经》所列的古文等那样作法。凡属此类，都与契文的贵在含蓄自然，有所区别。最好能从甲骨文的精拓上，体会出“贞人”之中那种沉著熟练、得心应手的深厚功力。从而就某片甲骨上，看出文字的安排部位和行款都经过相当慎密的思考;不是漫不经心，一挥而就刻成的。应当指出，甲骨文字大都是有关殷商的国家大事，如祭祖、征伐、田猎、收获之类，不会草率从事，只图塞责。其中，也会偶然出现荏弱颓靡、刻法随便的现象，但那只是商代衰微时期才会如此，不能一概而论。论者曾有过运肘如飞、急就挥刀的推测，对契文来说，不尽切合实际。

单刀直入更无差，力透强如锥画沙。

善用中锋写商契，自然笔墨出铣华。

含蓄自然实为殷契书法的较高境界，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浅尝辄止的学习方法所能办到。如果说书写契文，也不外乎是笔笔中锋的老生常谈，并无任何奥秘，那么此诗强调的中锋，却又自有讲究:(一)锋尖必须在笔画中间行走，从起笔、运笔到收笔，字字都要直管竖毫，谨防偏侧。前人有“心正笔正”的说法，用在笔的本身上，颇觉相似；(二)用笔以平入平出为宜，不能像临写鼎彝碑版，多用逆笔、涩笔以致丧失或歪曲契刻文字的形貌神情；(三)必须牢固掌握和竭力探求中锋的运用方法，但中锋的使转，不可一味追求线条的处处整齐，趋于图案化，而终于失却书艺价值。以上三点，笔者自己引为戒律。由于契文与其他书体不尽相同，学书者须有文字学上的一定依据，由此循守法度，敛才就范，才能挥洒自如，纵笔所之。如果像行楷那样中侧并用的笔致，隶书那种蚕头燕尾的弹性挑捺，是和契文格格不入的。因为甲骨契刻居先，经过青铜范铸，直到简帛书写等不同阶段，已获致不同的结果，正是势所必然。但毕竟汉族文字，从中“求同存异”不能不有一条主要的脉络，绵延不断地连贯下来。若从文字笔画上找寻迹象，便直接关系到“中锋”二字。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最好以“单刀直入”一语，作为殷契书法的简要概括。作书者既能将笔看成是刀，尽可以认定中线，一刀直下，构成匀称的整体笔画。再作形象生动的中锋比喻—— “如锥画沙”，就是指沙上每个笔痕凹人最深那中心一线。这运用到殷契书法方面，更为确切不移。中锋，不仅对甲骨，就是对鼎彝、碑版的临摹书写，都是十分重要的。笔者窃以为，将来书学界如果要从契文沟通各体，融成一气，当以乞灵于中锋用笔，较为直截了当。不仅如此，今天书写契文，更有其特殊要求，即:既要不失镑刻中劲峭朴质的独特风格，又要具备轻重得宜，渴润相间的笔墨气韵。因为我们腕下的契文不是刻成，而是写成的，所产生的是书艺中的一种作品。

针刻铭文并考求，耳杯汉隶似蝇头。

锋端直线无偏侧，中有殷商遗意留。

镑刻不离中锋，周秦铜器铭文中此例颇多，无须列举。笔者因鉴定古文物的工作需要，曾接触到西汉元始三年的漆耳杯(贵州清镇出土)。杯底有细字针刻的铭文，可说是小如珠黍。由于笔画纤细精微，最能借以找到运用中锋的显明轨迹。虽然汉隶自有方扁形式与婉和笔法，可能和契文互较短长，混为一谈，然而，就中锋这一点说，或同源于商代的遗法，为学契用笔，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以下二首，言及书写工具与书幅款式，并最勉将来努力，表述目前感想，作为附记。

工善须当利器先，契文择笔岂徒然。

狼毫兔颖取刚劲，最走生宣落墨奸。

据笔者习惯，书写契文，宜用紫毫、狼毫或兼毫(如七紫三羊等)，不宜羊毫，长锋尤不便驱使。选毫在于刚健有力，不能偏于柔软。用纸须用生宣，玉版更佳，写成后可验其力透处是否有契刻轻重的意味，以供欣赏或改正。

粗联立幅界朱丝，甲骨入书亦入时。

题款释文行与楷，清新淡雅更多姿。

契义书幅，若取大小参差比较自然的布局，尽可不画丝栏，但这样构思成幅，必须多费琢磨，若两就朱丝格，有范围可循，则失误较少而便宜亦多。并由于古文字中，甲骨本身已难辨识，应用上不能不常有通假，故必须附以行楷体的释文，随之题上年款和作者名姓。如配合得宜，衬托甲骨文，可引起谐和一致的美感。但不论联诗，若非出于自集，应当书明原集成者的姓名或别号，以重前学。

近百年来震学林，契文简读待追寻。

砚耕祝愿双丰获，一鞠山翁赤子心。

信笔写成绝句，缀以短述，等于自行诠释。最后联系到近代中国学术界所发现的两项重要资料——殷周甲骨文、秦汉简牍书，既有利于学术研究，又有利于书法艺术的习作。笔者以75岁的余年，愿伴随艺林众友，不断耕耘，获取丰收。即以此芜词作为论文稿急就交卷，浅陋及不当之处，希进而教之。

陈恒安先生书甲骨文自作诗:“胜日相逢喜百端，休云风雨历多艰。淡怀且饮南明水，宿学长依子午山。老去笔花犹竞赏，新来文固任盘桓。边州深考杨家史，一耙春秋或有关。”

作者简介：陈恒安 (1909—1986)，原名德谦，字恒堪，号宝康，贵州贵阳人。著名学者，书法家。精研甲骨、金文、竹简、帛书等各体文字。书法诸体咸备，尤以大篆与行书见长。有《邻树簃诗存》《春茗词》《殷契书法漫述》《陈恒安书法选》等留世。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贵州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贵州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原文重刊于《贵州书艺》2010年第2期，第14-18页。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编制：信息中心 审核：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