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民国中晚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传统的家族模式开始解体，发生量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了改革，传统家族生产生活模式基本解体，但很多家族的优良传统得以保留，如宗族祭祀活动等。

从来源来看，四川省内的汉族传统家族可分三大类：历代土著家族；明代及其以前移民的后裔家族；清代移民家族。

土著家族在边区、山区影响很大。如川西平原与川西高原交接过渡地带的杨氏，川北、川东的李氏、罗氏、朴氏、杜氏、龚氏、谯氏、廖氏、何氏、秦氏、兰氏、范氏、徐氏、杨氏、严氏、谢氏、屈氏、樊氏、瞫氏、向氏、郑氏等古老家族，在当地都颇有影响。

明代及其以前移民的家族，从现有资料看，只存在于少数地区。如广安蒲氏家族。蒲家是广安县的世家、大姓。据《续修蒲氏宗谱》记载，蒲氏先祖于元末，为躲避战乱入蜀，定居于广安的春保山、西岩寺等地，经过明代的发展，其家族已经较大。其入蜀后的第一代蒲雄，为明宣德年间进士；第二代蒲宽，第三代蒲国用，皆为“贡士”；第四代曾考得“文学”。前四代皆单传。第五代有二子，长子阶，为“庠生”，次子院。见于记载的第六代有四人，皆为蒲阶的儿子：敏仁、为儒士，敏秀、为儒士，敏善、为儒士，敏齐，未婚早死。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当时蒲家已按辈份取名字。第七代的族人，有敏仁子蒲应元(1633-1671)，为明儒士，另一子应现；敏秀的长子蒲恺(1634-1697)，为明儒士；次子蒲祥；敏善子蒲性(1666-1746)，“业儒”。到第八代时蒲家分居六大支。应现的三子：长子遇昌(1660-1727)、次子遇享(1663-1727)、季子遇节(1671-1727)搬到余家嘴居住，成为“余家嘴第一支”。蒲恺的长子蒲遇春(1656-1690)搬到石马沟居住，为“石马沟第二支”；次子遇贵(1662-1729)搬到楼房湾，“楼房湾第三支”；第三子早死，第四子遇登(1667-1698)，无后；第五子遇霖(1677-1746)搬到石板沟，为“石板沟第四支”；第六子遇先(1680-?)搬到棕树湾，为“棕树湾第五支”；蒲祥的一子遇时搬到简草沟，为“简草沟第六支”。蒲殿俊为蒲氏入蜀后的第十六代后裔，属“楼房湾第三支”之后。据其家谱记载，从清代早期到清代末期，蒲氏第七代以降，便有进士2人，监生17人，庠生8人，武生1人，增生1人，职员2人，恩贡生2人，廪生1人，廪贡生1人，附贡生1人，例贡生1人，从九品3人，举人1人，耆员1人，“业儒”者12人，共59人与“功名”或儒业有关，特别是一家人在明清两代产生三名进士，其中两人为清代进士，这是非常稀见的。

隆昌郭氏始祖于明代初期自楚迁入，至清末民初成为省内著名的大家族之一。另外，较有影响的还有蒲江朱氏、忠县邓氏等。

至今影响最大的还是清移民家族，其中有多种类型：整族、或族人中的多数一道移入四川，移入后聚族而居，其中最典型的是“客家人”。他们在入蜀之初，就有完整的家族组织，有族长、族规，定居后即建立起供家族活动的祠堂；一些原有血亲关系的家庭，定居后逐渐建立起家族。这类家庭在移民中数量相当多。当初，清政府为了搞好地方基层治安等，曾积极地协助、或者直接出面帮助这类家庭建立家族、推选或指定族长、建立族规、宗祠等；清初单家独户的移民，入蜀后新制定字辈，通过几代人的发展，在清代中、晚期逐步形成家族。

较大、较完整的家族，川人又称其为宗族，为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建有宗祠，定期祭祖，有宗长、宗产、宗墓、宗学、宗谱等。宗族之下，有宗支，又称支族，有族长、族产、族墓、族谱等。如上述广安蒲氏家族在入蜀后第八代时已分六大支。宗支以下，又以五代或三代为标准，分设房族，其负责人称房长、房正、族正、宗相等。

川人家族，常见的说法有“九族”和“三族”。“九族”系指本族内的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九代。“三族”有三说：父、子、孙；父母、兄弟、妻子；父族、母族、妻族。

各家族普遍重视和遵守传统的嫡、庶宗法制度。嫡长子孙这一系为大宗，一般由这一系产生族长，管理族产、保管族谱，负责召集族人祭祀等活动。其余小宗，虽然有的年龄大、辈份高，但对大宗一般都很尊重。族长有征集族内劳动力为其服役的权力。因此，族长这一系有诸多特权，多为族中富房，地方豪族。族长负责举办家族内的公共事宜和救济事宜。如负责延师办学，招收族中子弟读书学习等。族长还负责处罚触犯族规者，一旦族中有人犯禁，往往在清明祭祖时当众处罚，轻者罚跪，打屁股，重者除籍或处死。

过去四川常见的家族处死法是沉河、沉江。官府对家族的这类处罚，一般都给以默认。族长还有召集族人械斗的权力。清代民国时期，常有家族间械斗之事。小者几十人，大者上千人，互有死伤，有的一打就是几年、几十年、几代人。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珙县洛表一李姓人向一范姓人买甘庶发生纠纷，引起双方家族械斗，各聚众千余人，一仗下来便死亡20多人。1949年天全高黄两族的一次械斗，双方动用了军队、民团，在城内筑垒对峙，昼夜激战。50年代初，人民政府在清匪反霸、民主建政等政治运动中，严厉打击了地方豪族势力，旧式家族势力彻底解体，社会影响今已基本不复存在。

二、“五服”制度“五服”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为后世一直沿用。在汉族传统社会中，“五服”制度是家族中一个极为重要、又最为基本的制度。从表面看，它较多涉及的是有关丧服的规定，实际上它的主题是明确族人间的亲属关系、彼此的权力和义务。过去历代政府制定、执行法律时，人们在评判是非时，大体都以“五服”制为据来判定亲属间的法律纠纷。同一罪行，对外人所犯与对亲属所犯就不同；在亲属中，对表兄所犯与对父亲所犯更大相径庭。清代选官任职时，如已有“五服”之内的亲属在该地任职，另一方往往要回避。

三、族规旧时省内许多家族都有经过家族会议公议通过的《族规》，都记入《族谱》，有的还刻在祠堂的墙上。从现存的清代家谱资料看，族规一般都不太复杂，文字一般都比较简单。常见的族规条目有：“族中宜各亲其亲，各长其长，敦孝悌以重人伦；对长辈不敬，以下犯上，重惩”。在传统的家族观念中，是以“孝”和“尊老”为中心的。这是与官府倡导的以“仁孝治天下”一致的。若伯父、伯母无后，侄儿为其养老送终，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侄儿只顾自己父母，不照顾伯父伯母，也会被视为不孝，必会遭骂名。“族中男儿必按辈份取名，违者除籍”。“族人不出家为僧为道，不参与洋教，违者不得埋进祖莹”。此多见于清代中晚期。许多家族认为，出家为僧为道，改用出家姓名，不用俗姓，是背叛祖宗的表现；认为信洋教也是背叛祖宗。“族中宜患难相顾，孤寡是矜。”几乎所有家族都有这一规定，抚孤恤寡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族中有奸、盗、赌、邪、淫、乱伦败纪者，或逐或惩，决不姑宽”

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有这一类的训诫。“族中无子者，只宜在本族承嗣，不准将女招郎上门，不准异姓乱宗。”“承嗣时先近后远，不准乱辈。”“族中已嫁之女，虽遇人不淑，当善为处置，不长女风。”“族中有望之子，贫穷不能读者，宜相助使之就学，助其成材。”

如蒲江李家钰的祖母廖氏，有计划地让三个儿子中的长子务农，次子经商，三子读书习武，为家道兴隆奠基。“族中孀妇能守寡者则允其守寡，不能守者允其出嫁，不准招夫养子，有坏族风。”“同姓不准为婚。”“同族不得以大压小、以富压贫。”“族中祖堂祗宜看守培护，不准伤害侵占。”“族中春秋祭扫每年派会首轮流经理。”有的族规还涉及兄弟姐妹间结婚的先后。如一家有几兄弟的，原则上应哥哥先成婚，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弟弟更应帮助哥哥先成亲。若哥哥未婚，弟弟先结婚，便是“不悌”，不懂规矩、少家教，旁人就会议论；姐妹之间也是这个原则，应先嫁姐姐，后嫁妹妹。

民国时期，随着家族势力的削弱，族规便逐渐丧失了约束力。如许多族规都明文规定族人严禁内斗，但民国时期四川的最大一次军阀内战，便是发生在刘湘与其幺叔刘文辉之间的“二刘大战”。50年代后，族规完全丧失作用。

四、宗谱、家谱宗谱的内容包括：记录本族的来源、迁徏、繁衍过程；记录本族世系、分支、世表、辈份、诰敕、像赞、别传、族规、家法、宗约、家训、家范、祠堂记、祠规、义田记、墓志、墓记、艺文、著作、族人的生卒年等。通宗家谱，能较清楚的了解该族的历史传承和现状。多数宗谱都由家族中较有文化的人修定。多则有十多人执笔。如四川广安大族蒲氏在明代首次编修蒲氏家谱，后在明末战乱中遗失。清代，蒲氏家人一直将家庭发展演变情况作了记录。清末，又正式续修宗谱。在修谱时由族内长辈十四辈的蒲绍诚(79岁，耆员)“督修宗谱”，由十五辈的岁贡生蒲金鳞(67岁)“主修”，由十四辈的蒲绍琨(庠生，54岁)、十五辈的金万(举人，42岁)、十六辈的蒲殿俊(进士，35岁)三人共同“协修”；由十四辈的蒲绍孟(44岁)、蒲绍夔(37岁)、十五代的蒲金鹏(监生，52岁)三人共同“经修”；由十四辈的蒲绍文(41岁)、十五辈的蒲金雨(31岁)担任“采访”；由十五辈的蒲金龙(39岁)、十六辈的蒲殿丞(50岁)等四人“校对”；由十六辈的殿宾、十五辈的金鳞担任“刊印”。先后参与修谱的人共有15人，彼此有严格的分工。修谱时，有的是动用族产资金，有的则是各家捐助，有的则是做贡献。

清代移民修谱时，往往攀附历史名人。如许多刘氏家谱都强调自己是刘邦、刘备后裔，关氏家谱则强调自己是关云长后裔。另外，谱中往往把传说记为历史，以求显赫之名望。一般来说，所记近期历史和现状部分较可信，早期的源流不一定可靠。清代中晚期是省内各家族修谱的高潮期。民国时期除少数新修外，主要是续修。

从50年代初到“文革”，传统的家族文化和家谱等都被视为“封建主义”糟粕，成为被销毁的对象。除少数由图书馆、文管所等机构保留下来的资料外，绝大多数家谱在这一时期散失。

80年代后，一些家族开始重修或续修家谱。

五、祠堂与祭祀祠堂为宗族公建，为全宗族成员祭祀、聚会活动之地。一些大宗族也建有支祠，为支族成员活动之地。凡建立了支祠的宗祠，又称总祠、祖祠。清代中、晚期，一般大、中型家族都建有祠堂。这些祠堂一般为院子形式，院门房檐下刻有“×氏祠堂”一类的匾额。这些文字有的出于有名的书法大家，至少是请当地的书法高手所写。院内正房通常为神龛，正中为最先迁入四川的始祖，两边或依昭穆秩序、或依各支各房顺序排列列祖列宗。每个神位前都有神牌，都有香炉，有的还有画像。有的宗祠配有专职的龛司，负责点灯敬香、打扫卫生等。有的宗祠则由各支、各房轮流派人看守。旧时川人宗族祠堂甚多。如成都骡马市街，在民国10年(1921)前后，即有戴氏宗祠、张家祠堂等四家祠堂。遂宁县在民国时期有32个乡，有85个大姓，共建有285个祠堂，其中王姓23个，刘姓14个，杨姓、李姓各13个，一般一个乡有4～12个祠堂，有的一个姓在一个乡就有几个祠堂，最多的如拦江的罗家祠就有5个。灌县在民国时期有83个祠堂。旧时，祠堂是一个家族的旗帜、窗口、名片，是比阔、显富、炫耀势力、业绩，团结族人、教育后代的最重要的场所。未建立祠堂的家族，往往被别人看不起，算不上是一个家族，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家族。因此，当时四川有一些小家族往往是与几个同姓的、邻近的家族共建一个宗祠。

清代中晚期，四川同一埸镇的同姓移民，流行“逗谱联宗”，即将同一地域的相同姓氏、但不同支系的后裔互相联谱。如道光年间，遂宁县拦江镇地域上的罗姓家族共有13支，其中有12支的祖先由贵州迁来；13支罗姓家族通过互对家谱，于是共同出资出力修建“敬天宫”(罗家祠堂)；竣工后，共祭天宫神位，并达成互助互援的若干协议。建祠堂的高峰主要在清代中晚期。据20世纪40年代初步统计祠堂中约90%始建于清代中晚期，约7％始建于民国17年(1938)以前，仅2%～3%建于民国17年至38年。

有的宗祠是先在始居地修建，后为了扩大影响，也有迁进县城或省城的。如广安蒲氏在明代已是大族，已建有宗祠。但老祠地处山村，又于清同治四年(1865)在广安州城厚街购地重建宗祠。省内祠堂有大有小，大的可上百亩地，小的仅几间房。祠堂朝向一般为座北朝南，靠北一边为“上方”。

建筑模式有多种。

(一)祠堂、议事厅、学校合为一体。靠北边为专房，集中供列祖、列宗神像、神位；一般为始祖居中，左右分昭穆辈份依次排下；中间建大厅，为族人议事所在，也是后人跪拜祖宗之地；靠南边左右两庑为族学所在，供子弟读书学习。

(二)四合院模式，数量最多。

(三)多重院落模式。祠堂建筑一般较精致，雕梁画栋。有的还在墙上画有祖先奋发图强的故事、或本族中最值得炫耀的故事等。

在祠堂建筑图案中常见以下题材：“五子夺魁”传说五代后周时，有位叫窦禹钧的人，才学出众，教子有方，他的五个儿子先后都考中了进士。人称为“五子登科”。图中画五个儿童在抢夺一头盔的游戏，“盔”“魁”音近意似。以此教育后代读书进取榜首。“辈辈封侯”刻老猴背上背小猴的图案。“背”与“辈”，是“猴”与“侯”谐音，其意是教育后代努力，力争辈辈封侯做官。“鲤鱼跳龙门”相传：在黄河以东的龙门山，大禹治水时曾将其从中凿断，两岸对峙，成为一座门的形状。河水从中间汹涌而去。每年三月，有无数鲤鱼，从江海和河川游来，顶着激流，腾跳而上。但能跳上龙门的，最多只有七十二尾。这些鲤鱼一跳上龙门，便有云雨相随，天火即烧其尾巴，尾巴一烧掉就变成龙了。过去便以跳龙门比喻考中进士、状元等。“喜得连科”刻喜鹊啄食莲颗及芦苇的图案。“莲颗”即“连科”。教育子孙要个个努力，争取能在科考中连续考中。教育后代孝顺，是传统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

过去，许多祠堂中刻有《学孝篇》，影响甚大：“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族安；孝是人道第一步，孝顺不分贫富贱；家穷方知显孝子，家破始显孝妇贤，孝在乡党人钦仰，孝在族中大小欢，孝敬父母今古传，孝子贤良贵人荐；忠臣孝悌为对贤，夫妻同孝生贵男；孝报根本种福田，孝种因果必报还；孝子当官必清廉，孝子处平事万端；孝子有难过平关，孝子德重八方安；孝男可被官府选，孝女流芳大名传；孝道治国民心安，孝子贤风众人宣；世上有的不孝汉，亲逝显孝有些晚；披麻戴孝祭灵前，死后买孝不值钱；奉劝世人学孝篇，子子孙孙辈辈安。”有的还立有一些劝族人学会忍让的碑刻。如《寒山问拾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答：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清代晚期至民国，民间赌博成风，许多家族都在祠堂中立有《禁赌碑》，规定对犯赌者的若干重罚，作为对《族规》的补充。多数祠堂门前都有一对石狮，以镇宅避邪，为风水建筑。祭祀活动是各家族的重要活动，是家族团结族人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每年至少一次，有的数次。“清明会”，一般都是各族最重要的祭祀日。届时，族中大小成员(已出嫁的女性不能参加)汇集一堂，杀猪宰羊，鞭炮乐鼓，族长训话，集体跪拜。在祠堂活动后，又由族长带队，去祖坟族墓扫墓挂坟，然后聚餐。冬至节，也是省内家族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节日。有的还在夏至、中元也举行祭祀。列祖列宗的生日、忌日等，有的也搞祭祀活动。

50年代后，所有的祠堂都停止了家族活动。大部分祠堂被改做了学校、仓库、医院或乡镇的办公所在地。一部分祠堂被分给农民居住，有的则被撤除。只有极少数祠堂被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了下来，但今仍完好者甚少。

上世纪80-90年代后，家族活动(祭祖)又渐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