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长街的初始形成，要追溯到明代，据道光、咸丰以来的朝野杂记中记载：故宫的西华门外，只有往北至北海南门金鳌玉栋桥的一段街，称为北长街。西华门外以南只有南府乐部和杂役人居住，并无路可通，皇城南墙天安门东西两端亦没有出口，只是到了民国三、四年，开辟新街后，才开始能通达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门之路，即现在的长安街。随之，在皇墙被开后的街口，修建起了一座高大的拱门，就是如今的这座南长街南口的大拱门。

这座具有传统建筑风格与皇城红墙相连接的大拱门，自民国初期建立以来，百余年中，历经各类车、马货物运输和行人的往来，无碍而完好！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和佩服中华民族老辈人的智慧与能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被拆除的织女桥，原位于南长街以北约500百米处。据史料记载，此桥始建于明代，1918年6月改建，为单孔石拱桥，桥长17.2米，桥宽17.6米 ,南北走向，汉白玉雕花栏杆，桥面由花岗岩条石合缝拼接。此桥一直存在，并使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其跨越自中南海流经南长街，再入中山公园的一条小河，成为贯通南北长街之路的必经地。

我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位于南长街路东的织女桥东河沿胡同被拆迁搬走的，对于出生、成长直到参加工作后才搬离这里的人，对旧址原貌，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念想在心。

一．细数原貌旧址

南长街东、西两侧，原来的居民住宅分别与中山公园和中南海毗邻。

先从西侧说起，马路边距中南海东墙的横向距离，宽处约几百米，窄处也达百米，这里原有几条东西南北交叉走向的胡同，如:大宴乐胡同、后铁门胡同、土地庙、西大街等

六十年代初，一进南长街南口西边第一个门是刚果（布）使馆。那时，刚果分为刚果（布）布拉柴维尔和刚果（利）利奥波得维尔。使馆院墙的东北角上面装有介绍刚果国家的图片宣传栏。在此处墙上曾发生过警方查反动标语的事，此胡同有个苏姓人家，几个孩子取名分别是与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几个国家简称相连，如：中、朝、捷等.邻居孩子淘气，把“打倒”两字与这家孩子的名字连在一起,写在了墙上，结果惹了麻烦，公安部门查清后也就释然了。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里最初是章士钊的私宅。之后，此院又分别由胡乔木、李瑞环居住过。

使馆东墙往北十来米，就是一条往西的大宴乐胡同。站在胡同口就能望见近百米距离的第六中学的校门。再往北就是有数家门牌的居民院、南行的5路汽车站；马逵轩正骨诊所、修自行车铺、红门的大院、并列的两个汽车库大门、隔三个门牌后是大宴乐胡同收窄的北出口、接着是回民卖蒸米糕的、卖早点的回民炸油饼店，这里中午还卖炸鱼等炸货，长年的烟熏火燎，那里的墙壁总是黑乎乎的，记得有人曾买回过操作的师傅误把抹布裹上面糊当了炸鱼卖的事。

紧挨着是高台阶的商店，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老早就在这里排长队等着买豆腐，挤着没买着还把钱丢了的事还有记忆。接着是西大街胡同口。往北就是叫“零售公司”的一家不大的商店，凭本供应油盐酱醋鸡蛋等。虽然居住在商店以南的全部和以北的部分人家都仅靠着这一家供应日常必需，但什么时候去那儿，都没有看到更多的人在买东西。油盐酱醋都是零着买，要买的鸡蛋，可放在底下装有灯泡，上面有凹孔的盒子上，售货员一拨开关，灯亮后，由光照着检出坏了的鸡蛋，再换上新鲜的。现在看来，是多么仔细认真且慢节奏的售卖方式！

商店北侧是煤铺，接着就到了织女桥的南岸。

以下对南长街至织女桥西侧内的胡同做大致介绍。西侧共有三个胡同口。

从南数第一个口就是正对第六中学的大宴乐胡同。这条先是东西向的胡同到六中校门后北拐，成L型。在此胡同的西北端，有个挂着白底、黑字”整形……”牌子的门。該胡同的东北角是有着两个车库大门，架有电网高墙的大门，据说是谭甫仁的宅子。

第二个胡同口是大宴乐胡同的北出口。从这里一直往西约几百米的尽头是一个面积挺大的煤铺，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从这儿能看到那边高大房屋彩绘的屋脊的一侧和翘檐。煤铺内住着韩姓女同学的家，虽处于煤灰的环境中，但她家里归置得出奇的利落：低矮的斜顶木的檩条、顶板、床板、桌子、长条櫈子等，都是光秃秃的木头的本色祼露，屋里不见任何杂物，只有卷在墙边的铺盖，才露出了居住的迹象。这种家的模样，给我印象很深！

从煤铺门口往北是土地庙胡同。但哪个大门是土地庙的原址，到我们那个年代时，就已找不出明显的痕迹了。胡同西边有一个大院子房屋很规整，这里住着给某位著名歌唱家拉二胡伴奏、也曾是她前夫的人。

隔过此院，成为岔路，左边小胡同拐至小河的木桥处。右往东拐，北面的大红门里听说住着与《红岩》小说里的“刘思扬”有关的人家。

第三个胡同口是西大街。进西大街北侧是粮店，几个装各类米、面的大木箱，在顾客一侧有几个被磨得发亮的大铁皮漏斗，买粮食时把口袋撑在漏斗底下接着，等售货员把称好的粮食，用带提粱的大铁簸箕倾倒里面就行了。这是那个时期普遍的售粮方式。记得十年大庆的国庆节那天，粮店还开门，我站在台阶上往天安门方向的上空看到飞机受检阅轰隆隆地飞过。旁边的大人们交谈说，苏联领导人伏洛西洛夫今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

往西南一侧是肉铺，掌柜的是山东人，胖胖的大眼睛，总是笑呵呵地把“肉”，说成第四声的“您买什么油儿？”

胡同再往里走，就分别是总政领导梁某某家和南长街小学。这所学校，过去是私立的立容小学。学校里面灰砖教室，院落整洁、紧凑，后面有个操场，北墙外即是织女桥那条小河。

小河的北岸叫小桥北河沿。临街口是一年四季都卖煮白薯的赵师傅摆摊地方，其女儿与我同学，儿子还考上了男四中。我对他家每晚收摊大铁锅里都留有煮白薯凝结的糖稀而垂涎欲滴！常想：若我爸爸是干这个的就好了，能天天吃到这犹如蜜糖般的好东西。

小桥北河沿第一家门牌是同仁堂乐家家属的住宅院。（老邻居称她为钱婆子）。“文革”开始女主人就摸电门自杀了。她把金条藏在墙缝里，抄家的红卫兵取出来后，曾放在去看热闹的我手心里试了一下，哇！也就是不及十三、四岁瘦小女孩儿的小拇指这么大的一小块，怎么能叫金条呢？！颠覆了脑子里对金条的想象。但是别看这般小的体积，却压得手心里好沉！

2号院是总紧闭着的红漆大门，门上水泥筑成的西洋建筑图形，与圆明园大水法的装饰曲线风格一致。内情不明。往西是苦水井、甜水井胡同。再往西的3号院是很规整的四合院，小学同学有2位住此院，其中住西房的胡姓女同学曾不无骄傲地对我说，我爸爸是部长。真假不知。从这院到中南海东墙中间还有2、3户。紧挨着中南海大墙的院子，后来是个手工编织尼龙网兜的街道生产小组所在地。

如今的南长街从南至北，路西的绝大部分都已被灰墙围起，成为国家用地。织女桥的所在位置，就是现在由军人持枪站岗的大门处。即是桥的西侧栏杆；里面那条通向中南海的路，就是已成为地下暗河的、被填埋的河道；桥的东侧栏杆就是现在的东马路沿处。

再从东侧说：马路边到中山公园西墙的横向距离，宽约几十米，这里紧靠公园红墙，有一条先南北、再东西走向的C型的名为织女桥东河沿的胡同，。因有“织女桥东河沿”的独立篇，在此只谈街面情况。

从南长街进口路东有两间镶有绿漆、木制缕空花的木廊沿和几个方形支柱的房子，这与南池子进口路西的样子相同，也是这样的两间房，看来是建南长街与南池子这两座拱门时，总体一个相对的设计安排。近年都已被拆除。

走过带廊的房子就是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南出口。老人们称这里为南花园。往东，坐南朝北紧贴红墙有一家高台阶的居民院，再往东是中央警卫团某团长家。他们家养着条大狗，男孩子淘气过头。据近年来解密的报道:六十年代初曾发生的人民大会堂玻璃被子弹击穿的事，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查办，结果是这家孩子用枪，在正对着人民大会堂，只有几十米的距离的自家房上，射击所致。也曾发生过，这家男孩用脚踩扁我弟弟铅笔盒的事，奶奶找到他家，最后由警卫员来我家道歉，赔了个铅笔盒了事。

沿马路往北是一凹进的长条地带，有织女桥东河沿14号的后门（现已改建为高级的灰墙平房，据说老革命家帅孟奇曾在此居住）。此地出口北面原是红漆大门，曾住过某知名的驻外大使。

接着是现在标有“中国烟草”商店的地方，过去没有这个店面。近年来的媒体披露，大致在此处的南长街门牌?号是专为毛主席特制卷烟的工厂。之所以选在此处，是因这里僻静，离中南海近。当年保密工作还是真应称道，对此，长年居住在此的老百姓没有任何耳闻！而且往来于此，鼻子也未嗅到过烟味。

往北隔过两个凹进去的有数家门牌的不通的胡同后，就是至今还保持原样的灰砖齐整的原南长街小学分部。曾在这里上过课，院内的房屋与西大街里的小学本部风格一样。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老师常叫住中南海里的同学给她买外面见不到的食品，一早上就先布置自习，然后她埋头在讲台里吃，饭味弥散到满教室。

学校往北挨着的是送水的一家。这里有一口手压机井。每天，总能见到一位穿得很干净的师傅推着从井里压上来的水，装满一辆大长椭圆形木桶的水车，然后给胡同里没有自来水的人家去送水，每月大概交2元钱的水费。我常好奇地看着师傅从水车尾部拔下大木塞，水就一下子冲进大木桶，待桶里水满了，又麻利地把木塞一堵，旁边不落一点水滴！真叫收放自如。

从有水井的这几间房子往北，有个宽敞的旧庙大院，叫真武庙。

据资料显示：真武庙是一座道观。乾隆十年（公元1754年）的一天，乾隆来这里浏览，一眼辨认出被道土们用来腌咸菜的大“玉钵”，竟是元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玉雕---渎山大玉海。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钵买回来，将其安置在北海团城内的承光殿内。并在殿前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玉瓮亭”，此外，乾隆帝还为这件国宝亲笔写了三首诗，命人鎸刻在玉瓮的腹壁上。直至今日，这些都展放在北海公园的团城内。

小时候到住在真武庙大院的同学家玩，看到院里正北的大房及东西厢房布局，都是老庙的样子，但却已成为多家居住的大杂院。

此院靠马路边对外开门，是公用电话。打一次电话3分钱，偶尔，还能听到这家人在胡同口喊接话人家的姓氏，传呼周围人家接电话一次是2分钱。从这里往东，是一块方形地，有3个门户，门牌上标着真武庙几号。其中的3号门与织女桥东河沿3号相通。此院里的一位勤劳朴实的阿姨，曾去中南海里伺候一位晚年处于病榻上的著名的女革命家直到去世。阿姨回来时有了不错的待遇。

真武庙以南，有棵古老的大槐树。如今依然郁郁葱葱，已用护栏围起。这是最具亲切感的标志性地方。那时，四周的居民一年四季都得到这来排队，等候进菜，夏天抢着买茄子、黄瓜、西红柿等；冬天买白薯、买储存大白菜。物资匮乏，进菜量有限，没买到就没的吃了。为此，大槐树的树身没少被大家又挤又撞，静默的大树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往北是卖酒和各种小零食的“门记小铺”。我们称呼掌櫃的为“二爷爷”，他个头不高，待人谦和，曾在这里花2分买到的汽水糖、挂落枣、酸枣面等的口感滋味还记忆犹新。后听说，七十年代初搞的“一打三反”运动，说他贪污了90元钱，为此他自杀了，小铺也就没有了。

紧挨着的是每到晚上就亮着灯，几个人聚在一起爱好亮嗓子唱戏的一家。接着就是门口玻璃窗画着各种彩色鞋样的鞋铺。再就是理发店，该店北侧墙竖靠着一块上马石。我们看护弟、妹时，常把他们放在上面，以便背或抱着时，不必蹲下弯腰，站起来费劲。理发店北侧即是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北出口，胡同往北即是小河流入中山公园西墙的水闸处。

二．南长街生活剪影

以下说说那个时期在此居住的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侧面。

五、六十年代，胡同里常出现卖鸡头米、换大鸡子儿、推车卖菜、耍猴戏等各种各样的市井叫卖吆喝声。南长街里能聚拢商气、人气的地方，当属西大街进口和往北的老爷庙（后来的勤劳胡同）进口两处。老爷庙的那里有卖5分一碗面茶、2分一碗杏仁茶的车子、炸油条等早点的摊位，每天去那里的人都是熙熙攘攘的。当时的人们消费能力有限，普遍节俭，与低廉的售价相对应，才形成了这样一种供求两旺的景象。

胡同中各家的妇女，多数没有工作。那时，街道有接收手工活的民间合作组织。如挑选手工活细的，发放在家里做的绣戏装、龙袍的活儿，院里支起一个1米多长、半米宽的支架，上面紧绷着彩色的丝绸料子，织者侧着身子，用彩色丝线，按划好的线迹，上下出入针，绣出富丽的牡丹、飞龙、凤凰等色彩斑澜、精美的图案。奶奶就曾干此活计，家中抽屜里好长时间都剩有一团彩色丝线，被我们玩得永远也摘不开了。

有的人家领回针织料头，就是针织背心、裤衩的碎边角，给拆成一团团的棉丝，给工厂擦拭机床、零件用。蓬松的棉丝上交时体积大了好几倍，得用大包袱皮儿才能包上。针织料头的颜色因被拆解成细丝，色彩由浓变淡，显得更加柔和、洁净，女孩子对其是爱不释手，我们常放在书包里一小块，在放学路上，边走边用手撸着拆线头。有的家剥云母，用薄的专用刀片，把咖啡色的云母块，剥离成薄如婵翼的片，去作绝缘材料之用。这些活儿，发与收时，重量都得过称，不能少了份量。

我们还给中山公园里的瑞珍厚饭馆加工剥豌豆，剥得大拇指又疼又热，肿胀得透出里面的肌肉模样，得了网状组织炎。端着装满剥好豆子的盆，到公园里交货、领钱后，便被那边音乐声所吸引，提着盆，跑到五色土社稷坛，爬上琉璃瓦矮墙，观看里面在玻璃地砖上，旋转着跳交际舞的人们及在五色土台上演奏的乐队，观看和感受了外界的新鲜与不同。

手工活的种类还有糊药盒、火柴盒等。分散于各家的这些活计，既有了一份收入，占据了生活的空闲，也充实了各家孩子们的课余和假期生活。如今想起，这些真是起到了培养孩子们勤劳、务实。节俭的品格以及认知社会分工的启蒙教育作用。

胡同里的老街坊们中有一种叫“请会”的，看似无形、实际存在的民间自发的资金互助组织。十几位家庭妇女，定期相聚，每月交五至八毛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七、八元钱，在当时是能办家里较大事情的。奶奶就和苦水井的老关家、土地庙的老朱家等几位妇女之间，有这个互助联谊性质的组织。家里添个炉子、到拍卖行买两把旧椅子的钱，都是从“请会”那里周转来购置的。参会之人，若遇急事，还可先用。人虽都大字不识，但口念心算，账目清楚。苦撑相伴走过来的这些老街坊们旧情难忘、亲如姐妹。1970年拆迁我家搬到新地后，老朱家在总政文工团当演员的漂亮的大闺女还专程找来我家看望奶奶。

再后来，国家经济全面步入计划体制，胡同里再有骑自行车卖蒜辫子的人经过时，街道积极分子就会象捉特务似的，叫着“投机倒把的”来了，去报告给派出所警察逮走。直到“文革”时期，各种私营小贩基本就无处遁行了。

以当年小学生的视角，（因先后在二十八中附小和北长街小学读书，所以南北长街居住着两个班的几十位小学同学。）从接触到众多同学的家庭里主妇们的感觉（男主人都去上斑了）上，能折射出那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如：有老辅仁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有贫寒家庭，仅凭双手，有今天、没明天收入的平民家的妇女，有深具革命资历的女干部、有旧官宦、家境殷实的贵妇人等。但她们大都是矜持、自尊，礼貌待人。

比如，老辅仁大学毕业的同学母亲，高挑而温雅，每当在她家的“学习小组”做完功课，都给我们几位同学买好中山公园门票，送我们去里面玩，而她则默默地给我们检查作业，见到我们的家长也从未提及过这些。家庭经济的差异，没有让我感到半点儿被嫌弃。

革命干部家庭的母亲，多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去这样的同学家玩，感到的是宽松、随意！

家境殷实的贵妇则多是形态低调，但内含着对凡俗的不屑一顾。与这种家庭的同学接触，觉得他们言行有规矩，家长不茍言笑。

平民家庭的奶奶每当捡、筛煤核儿回来，总是立刻烧盆热水，洗个净，换上竹布蓝的大襟上衣，把木梳沾上用木刨花浸泡的水，梳理起发髻，干净整洁地才再做其它事。对我们的要求是，“学就得学好，要不然，干嘛去了?!"但放学回家后，就得“该干嘛、干嘛去，别拿看书说事儿！"了。

每月底都能借给我家3元钱，用来周转生活费缺口的李奶奶，有着不显山露水的贵气，总是没等家人开口，就低声细语地先说已预备好了。小心诚意地维护了家人的面子，这怎能不叫人在感激的同时心生敬意!

3号银行宿舍院的模样挺好的大婶，为挣份临时工钱，冬天一大早儿，就得去给六中的各教室生煤炉，她总是戴着白色围巾，穿着蓝色制服棉袄完工回来，真让人看不出她曾被烟熏火燎过。

总之，这些妇女们共同具备的，是那个时代推崇的妇女贤良的品貌：贤静、内敛、温良自守、不多言语、更不见争吵。她们之间不同的只是有的衣着讲究、烫发、粉面黛眉；更多的则是干净、整洁、盘辫子或齐耳短发、素颜。各自以不同的形态，表达着自尊与自重；信奉着“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德古训，从而共享良好氛围。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风土与文化会孕育出不尽相同的居民个性、价值取向与社会风貌。

岁月匆匆过，物变人亦非。如今，居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家，愈来愈少了，路上多见的是去天安门、故宫等地旅游的外埠人。

今昔对比，深深感到：街景即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物化反映；风貌则更是地域精神文化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