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彭二/文 人一生总有一些关键的时刻。

就像20岁的沈从文失去了一位溺水致死的挚友，他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离开湘西，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平，他在旅店的登记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他从此和往日的生活一刀两断，开始漫长的文学创作。

又如成为佛陀之前的悉达多。作家黑塞在小说《悉达多》里这么描述悉达多生命的关键时刻：“醒来后，他觉得自己被一种深深的悲哀所笼罩了，他看到自己以往的生活是无聊的，既无价值又无意义，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生气勃勃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珍贵或者值得保留的东西，他是孤单的，心里很空虚，好似河滩上一艘遭难搁浅的破船。”悉达多猛醒过来，决定从俗世生活中跳出来，继续探索，寻找那个不断前行的自我。

而有些人的关键时刻，来的有点晚。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伊凡·伊里奇，在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后，将要死了。他心里想：“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

苏轼一生，我最感兴趣是他的黄州时期，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苏轼生命的关键时刻。在此之前，他作为一个享受过荣华富贵、盛名遍及天下的高官、文学奇才，因言获罪，被关押在乌台，度过了黑暗的一百三十天，度日如年，命悬一线。

终于，苏轼被释放了，保住性命，但被贬黄州。44岁的苏轼，他的人生从此该怎么走？这是横亘在苏轼面前的问题。

两本传记，究竟哪一本更接近真实的苏东坡呢？

快乐的农夫

一个人经历如此挫折和厄运，在死亡的刀尖上走过，他会不会一蹶不振？他还会相信自己当初的选择吗？他的理想和信念会不会改变？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会不会停止？他的生命还能不能再次绽放青春和活力，甚至比以往绽放得更加热烈和深刻？

会的，我们都知道，苏轼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到了：我们将记住他和黄州有关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在黄州，苏轼有了一块耕地，他成了一个快乐的农夫。他还有了一个新名字，就是后来那个最耳熟能详的名字：苏东坡。

而他的惊人才华也在黄州得以体现。从《念奴娇 赤壁怀古》到前后《赤壁赋》，从《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到《记承天寺夜游》，都是他在黄州期间所做，影响深远，成为不朽名作。他还让我们记住了一处文学地标：赤壁。我们从此在想起赤壁时，总想起苏轼。

那么，苏轼如何做到了这一切？

在众多讲述苏轼生平的书籍中，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写的最引人入胜，也最打动人心。我想从这两本书里找到答案。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我总能看到苏轼的乐观，仿佛他总是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对一切困难和挫折从不低头。即使身陷乌台诗案，林语堂也认为，苏轼是乐观的。“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在《苏东坡传》的180页，林语堂这么写道。

林语堂也写了苏轼被抓以后曾想自杀，以及在狱中苏轼给弟弟写绝命诗的凄惨心境。但林语堂显然更热爱苏轼的乐观。他浓墨重彩地写道，苏轼如何在监狱里安然入睡；在被释放后那天，“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

一到黄州，苏轼更快乐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200页写道：“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地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庄稼已然种下，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天给他的快乐。”

林语堂的文笔无疑是优美的，他对苏轼的爱也发自赤诚，所以几十年来能打动无数读者。但这样的描述还是太片面，也有些失真，忽略了人物尤其是天才人物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矛盾。

林语堂写苏轼传记，最早是以英文出版，书名叫《ThyGayGenius》。如果准确翻译，取名《一位愉快的天才——苏东坡的生活和时代》比《苏东坡传》更加贴切。从书名可以看出，林语堂自始至终想贯彻给读者的，是他认为苏轼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乐天派。快乐，对于我们了解苏轼非常重要。

然而，痛苦对我们理解苏轼也十分重要。在快乐的另一面，苏轼也有着巨大的虚无、无常和绝望。尤其是黄州时期，包括身陷乌台诗案，苏轼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而这一点，被李一冰准确地捕捉到了，并放置在作品《苏东坡新传》里。

苏轼不曾忘怀囚禁自己的御史台监狱。在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第322页写道：“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指苏轼——笔者）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生死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李一冰带着读者一起，回到了苏轼痛苦的现场。

苏轼如惊弓之鸟，而他并没有垮掉，仍然在险恶的环境下追求自尊和自由。

在《苏东坡新传》334页，李一冰写道：“勘问已毕，轼在狱中，日对四壁枯坐，偶得望见铁窗外杂植的榆树、槐树和竹、柏，默默苦吟，以遣时日，咏榆曰：‘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咏竹曰：‘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诗中对于身受的冤酷，毫无怨怒之意，认为只要立身坚强正直，任何摧残打击都会过去，他是那么坚韧不拔地坐待春风之至。唯有高槐树上哀鸣的寒鸦，不免给他带来惊心的凄楚，咏槐诗曰：‘栖鸦寒不去，哀叫饱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

等到从大狱里释放出来，苏轼感到兴奋，但这种体会很短暂。那种生死边缘的恐惧还在抓紧他，并伴随他度过人生更长的时间。

哭泣的苏轼

在被贬到黄州的最初那段日子，苏轼白天睡觉，“到了晚上，才一个人悄悄跑到寺外去散散步，有时也买杯淡而无味的村酿来润润喉咙。他竭力不使自己喝醉，只怕醉后乱说话。看似平静的生活，心里隐藏着恐怖的创伤，还在那里隐隐作痛。”

苏轼写过很多人生无常的诗词，而经历过乌台诗案，他的诗词变得更加虚无和沉痛。这些都被林语堂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却被李一冰记录在《苏东坡新传》里。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这是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所作，诗里都是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沉痛低吟。而苏轼在黄州写的另一首《寒食雨》更让人绝望：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不是一个我们理想中始终微笑的苏轼，而是一个哭泣的苏轼，哪一个才是真的苏轼呢？

相比林语堂，我更愿意相信李一冰。在他的笔下，苏轼不再那么横空出世，毫无挂碍，天才洋溢。他也哭泣，也绝望，也悲观，也虚无，也感慨人生如梦。但在最艰难的关头，苏轼显出了人格的高贵和伟大。他长时间沉浸在孤独、寂寞和恐惧之中，却没有被黑暗吞噬。相反，他把这些变成温暖我们的诗歌；残酷的政治迫害也没让苏轼的心变得脆弱和麻木，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以更加乐观的姿态微笑着面对一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也同样是苏轼写于黄州时期，这一天他穿过风雨，在他心中已无所谓风雨和阴晴，他的脚步走的潇洒而坚定。

如果我们明白，苏轼是经历了怎样的绝境才写出了这样的词，我们一定会更爱苏轼，也更懂得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一句话，“生命和人是谜团，是人真正的宗教，是灰暗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