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民政部统一向革命烈士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有革命烈士壮烈牺牲的情况，革命烈士的简历以及填发机关和抚恤意见等。

这一次烈士证书的颁发包括换发和补发。其一就是将过去已颁发的各种烈属证换发成革命烈士证明书；其二就是给烈属证遗失以及政府批准的可以享受烈士待遇但尚未发证的革命烈士直系亲属，补发烈士证书。

换发比较容易，就是凭证换发，但补发就比较困难一些，这其中包括要寻找革命烈士的直系家属，战争年代，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有的烈属已经不再了，有的烈属则失踪了，或者直接改了姓氏，很难寻找。

民政部为毛主席弟弟毛泽覃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找不到毛泽覃烈士的直系家属。

毛泽覃是有两个儿子的，但大儿子毛楚雄在1946年就被国民党秘密处决，本身就是烈士，至于毛泽覃的第二个儿子，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孩子存在，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具体情况。

毛泽覃牺牲的时候，他还不满三个月，这么多年过去，谁又能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活着？有没有后代？等等。

但只要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只要细细调查，总能发现他存在过的印记。

经过调阅卷宗和走访调查，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确定了这个人的存在，原来他当时就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现在的航天工业部）工作，他就是证书编号为001的导弹专家贺麓成。

毛泽覃的儿子为什么要叫贺麓成？父母牺牲之后，他去了哪里？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隐藏自己的身份，一直没有对外暴露自己是毛主席侄子这一事实？

他的故事很长，很曲折，我们从长征开始说起。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长征由此开始。

当然，有人突围转移，也有人留下来坚守阵地。

就毛家兄弟来说，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和毛泽民、钱希钧夫妇都参加突围，而毛泽覃、贺怡夫妇则被要求留在苏区继续战斗。

无论是转移还是留守，都处于危险的境地中。毛泽东和贺子珍在离开之前还将两岁的儿子毛毛留了下来，让他跟着毛泽覃、贺怡夫妇。

这是当时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但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随着毛泽覃的牺牲，毛毛的去向成了一个谜，就此失踪了。

红军开始长征不久，苏区变成了白区，剩下的人要何去何从、如何开展工作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12月的时候，毛泽覃和贺怡同时接到组织的安排：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而已经怀孕七个月左右的贺怡不能跟着部队突围转移，所以被安排带着父母到赣州从事地下工作。

因着转移的危险性，毛泽覃在离开之前将毛毛寄送到当地的一个老乡家中，随后毛泽覃带着部队护送贺怡和其父母到了会昌县的白鹅洲码头上。

夫妻两个一个往北一个往南，这一次的分别和从前的分别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因为革命事业，但似乎又是很不相同的，因着这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永别。

毛泽覃带着游击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躲避追击，在高山峻岭间寻找突围的地点。

而贺怡带着父母隐蔽在赣州水西的一个湖边，发展党员，坚持革命斗争。

1935年的2月1日，赣南山区的一处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贺怡为毛泽覃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根据毛泽覃的意思，孩子取名毛岸成，意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之意。

这是战争年代出生的一个孩子，刚出生就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这是他坎坷命运的开始。

当毛岸成长到三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贺怡接到了他的父亲毛泽覃牺牲的消息。当时还是晚上，贺怡正召集同志开会，准备往山上运送一批物资，会议中途闯进了两个人，一个是贺怡的交通员，另一个则是陈毅派来的通讯员。

他是来向贺怡汇报4月25日毛泽覃为掩护队友突围而牺牲的噩耗的。

贺怡不是没有做好自己或者丈夫再或者身边亲人牺牲的准备，但当真的牺牲就在眼前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就泪流满面。

刚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就不得不送走另一个生命，这是多么悲痛的一件事情，但她甚至都来不及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因为她自己面临的处境也很危险，在敌人的围捕中，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

她无法再继续将毛岸成带在身边，只能狠下心来将他送走。

那个时代，有很多革命者的孩子都这样被送到了老乡家或者亲友家中，至于什么时候能团聚，或许几年后，或许十几年、几十年后，或许一辈子再也无法相见。

贺怡在几经辗转中将毛岸成送到了永新县花汀村贺调元家，贺调元一家和贺焕文（贺怡父亲）一家有亲戚关系，之前常有往来，贺调元家中比较富裕，经济上能够让毛岸成衣食无忧的长大，也能在安全上有一定的保障。

贺调元很痛快就答应了贺怡，接下了这个重担，他没有问贺怡什么时候将毛岸成接走，他太清楚，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即便是贺怡自己也无法保证什么。

他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毛岸成，等待着将来贺怡的到来，即便最终无法到来，他也会在毛岸成长到一定年龄后告知他的身份，让他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没有在他身边等等。

为了毛岸成的安全，贺怡将他的名字改成了贺麓成，从此成了贺调元的孙子。

贺麓成和贺怡分离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也没有记忆，他没有分离的痛快，自从有记忆开始就是在贺调元家中无忧无虑地成长。

家中有疼爱他的爷爷、奶奶，有悉心照料他生活的保姆，还有质朴的村民，贺麓成的童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幸福的。

因着家中条件不错，贺调元又疼爱他，是真的拿他当亲孙子来对待的，所以除了提供给他物质生活外，还供他读书。

贺麓成读书很刻苦，从小学到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井冈山赋予了这个少年质朴、吃苦不服输的性格，他想多读书，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事。

尽管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是能隐约察觉到一些什么，尤其是爷爷贺调元过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封信，那信从来不让他看，但他分明能感觉到爷爷每次收到信后面对他总是欲言又止，似乎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每每都不了了之。

他不知道那些信是谁写来的，但隐约和他有些关系，只是爷爷不说，他也不问，他知道爷爷和奶奶对他很好就可以了，即便隐瞒了什么，总有一天也会告诉他的。

他一直等，等着爷爷能让他看看那些信，等着爷爷能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这一等就到了1949年，八月的一天，花汀村来了一辆吉普车直奔贺调元的家，一个三十七八岁的中年妇人叩响了贺调元家的大门，贺麓成当时正在家中，他去开门。

等他打开大门，看到那个中年妇女眼中突然有泪花闪现，对着他叫道：“麓成，麓成。”

贺麓成不认识眼前的人，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格外的亲切，好似对方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一样，所以他有一瞬间的愣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屋里的贺调元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出门来看到了十几年未见的贺怡，来不及和贺怡打招呼，他直接对贺麓成说：“麓成，这就是你的亲生母亲啊，你妈妈来接你了。”

听到爷爷这样说，贺麓成更呆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面前这位从未见过的女子会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爷爷的话和那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又在告诉他，这是事实。

这样的事实，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难以自持，他哭着扑进了贺怡的怀中，离开母亲的怀抱14年，依旧是那样的温暖，仿佛从来不曾离开。

但那14年的分离是真实存在的，贺怡知道自己需要给贺麓成一个很好的解释。告别贺调元一家之后，贺怡将贺麓成带回自己的住处，然后开始告诉他关于他的父亲和母亲。

讲到毛泽覃的牺牲，贺怡和贺麓成抱头痛哭，之后又讲到贺怡为了革命，将贺麓成送到了贺调元的家中，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0年的夏天在韶关被捕。

贺怡的特殊身份，让她在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她始终不肯屈服，为了严守党的机密，她一度吞下金戒指自杀，但这并没有让她死成，反而让她的身体备受摧残，胃部下垂严重。

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我党用国民党战俘换回了贺怡，出狱后的贺怡带着满身的伤痛到了延安寻找姐姐贺子珍。

但当时的贺子珍已经去了苏联，而贺怡身上的伤也继续处理，很快医院就安排她进行胃部切除手术，还是毛主席亲自在手术单上签的字。

毛主席对贺怡母子一直很关心，一来贺怡曾经是毛泽覃的妻子，二来贺怡还是贺子珍的亲妹妹。而贺麓成既是毛主席的侄子又是外甥，所以他曾多次通过贺怡表达对贺麓成的关心，希望贺怡照顾好贺麓成。

只是当时革命尚未成功，贺怡不能将贺麓成带在身边。

贺怡在延安养好病之后，就奔赴江苏去往新四军军部工作，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到陕北，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之后又在中央机关工作。

后来贺子珍带着李敏从苏联回国，贺怡亲自到东北将李敏接到了北京与毛主席团聚，又回去将贺子珍带到了上海。

刚刚安顿好贺子珍，贺怡就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组织部的调令，将她调往中共江西省委，她即刻赴南昌报到，被任命为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情，贺怡就去找了分别多年的儿子贺麓成。

听到母亲讲这些过往，她语气轻柔，语句平淡，她在尽力淡化那些过往，但他分明听出了惊心动魄。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那样优秀的人，他的父亲是烈士，为革命而牺牲，他的母亲英勇不屈，为革命一往无前，他的伯父是毛主席，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新生的领袖。

突然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身份，他的内心是激动，但激动过后就是深思，他希望将来的自己和父母、伯父一样，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和母亲的团聚，让贺麓成有了前进的动力，但这团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当年毛毛的失踪让贺怡一直耿耿于怀，她是知道毛泽覃将毛毛送到了老乡家的，但并不知道送到了哪个老乡家，随着毛泽覃的牺牲，毛毛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她虽不知情却一直觉得找到毛毛是自己的责任，而且随着李敏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贺子珍独自一人在上海很是孤单，如果能找到毛毛，让他回到贺子珍的身边，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所以她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毛毛，尤其是这次回到江西，她更是将寻找毛毛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11月的时候，贺怡听说毛毛可能在赣南一带，她请假去赣南寻找毛毛。

但在赣南寻找了几天，始终找不到毛毛的踪迹，而吉安地委也通知贺怡赶紧回去。所以11月21日这一天，贺怡决定返回吉安。

此行一共有五人，他们乘坐一辆中型吉普车返回，车上加上司机共有六人，晚上八九点，他们到达了泰和汽车站，原本司机建议休息一晚再走，但贺怡急着回去，就让司机赶夜路，结果吉普车翻进了一个三四米深的水坑里。

车祸发生后，司机直接逃走了，等到附近人来救援的时候，只来得及救活了三个人，分别是贺怡的警卫员、贺怡的好友曾碧漪以及贺怡的儿子贺麓成，而贺怡和曾碧漪的儿子古一民直接死在了车里。

两对母子前一刻还开开心心在一起，后一刻就面临着生死离别。

14岁的贺麓成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和母亲团聚不过才三个月，就彻底地失去了母亲。

他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失去了父亲，十四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他与父母的缘分是那样的浅，浅到生活在一起的全部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年。

得不到是一种痛苦，得到了又骤然失去更是一种痛苦，一个14岁的孩子就面临着这样的痛苦，好在贺怡不在了，他还有亲人，比如一直疼爱他的爷爷奶奶，还有未见过面的姨妈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

车祸之后，贺麓成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并没有检查出什么大伤来，很快他就被爷爷奶奶接回了家中，而远在上海的贺子珍也已经知道了妹妹贺怡和外甥贺麓成的事情，将贺麓成接到了上海。

这是贺麓成人生的转折点。

到上海之后，贺子珍带着他去大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检查，这一检查就检查出大问题来，贺麓成在车祸中左腿骨折为三截，但表面看不出来。随后住院进行了开刀接骨，出院之后，他在很长时间内需要拄着拐杖锻炼。

这点困难并没有让他退缩，或许是经历了太多，15岁的贺麓成长大了很多，越来越坚强，等他终于扔掉拐杖之后，贺子珍又安排贺麓成去上海西南郊的上海中学读书。

在去读书之前，贺子珍给贺麓成立下了两条规定：

第一、不要背父辈的牌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别人面前，不要讲自己是什么人的孩子；

第二、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

这不仅是贺子珍对贺麓成的要求，同时也是毛主席对子侄的一个要求，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不搞特殊，努力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

贺麓成看着认真严肃的姨妈，这还是他来上海之后，姨妈第一次这样严肃的叮嘱他，他点了点头，将那些话都记在了心里，从这以后，这两条规定就成了他的人生准则：忘记自己是毛主席侄子这件事，做一个普通人，认认真真读书，将来勤勤恳恳做事。

也因此，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他改回毛姓也不会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但他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是毛主席侄子，不愿意搞特殊，所以他依旧是贺麓成。

刚进上海中学读书的时候，贺麓成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过去一直在井冈山那样的山区生活、读书，没有来过大城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难免被同学嫌弃土气。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既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学着城里人那样生活，他唯一依靠的就是拼命读书，让自己名列前茅，用事实让同学接纳他。

1952年，贺麓成面临着高中毕业，贺子珍曾询问贺麓成将来的打算，是直接参加工作，还是继续报考大学。

贺麓成早有想法，他想要继续读书，学到更多的东西来为祖国服务，不久，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选择了电气化专业。

交通大学离舅舅贺敏学的家比较近，所以贺麓成大学之后开始住在贺敏学家中，但上学的时候还是住学校宿舍里，吃住和同学一样，甚至比大部分同学都要节俭。

他并不讲究吃穿，能吃饱穿暖就可以，也基本不问亲人要钱花，他在学校的所有生活费就是学校每月发给他的22元国家助学金，而且他还要每月拿出五元来寄给花汀村的贺调元。

他一直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感恩爷爷奶奶抚养他那么多年，这份养育之恩他会自己还，并不会假手他人。

这件事给贺子珍和贺敏学知道后，也很是高兴，他们都想这个孩子能够茁壮成长。贺敏学还曾多次对他说：“不要管那些运动，好好读你的书，希望你将来在所学专业上有所作为。”

不管是曾经的爷爷奶奶，还是后来的姨妈舅舅，对他的要求从来都是好好读书，将来有所作为，这影响了他一生，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始终就是在做一件事：做一名专门人才。

所以在大学里，他从来就是认真读书，不管外面的什么运动，就是苦读，晚上熄灯之后他还跑到外面的路灯下继续攻读，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留苏研究生。

1956年秋天，他到北京就读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为之后的去苏联读研究生做准备，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苏联之行没有去成。

这同样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虽然贺麓成没有去成苏联，但他不久之后就接到了一纸调令，被分配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地对地导弹”。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于1956年，也就是贺麓成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这一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上，钱学森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而毛主席批准了这一规划设想，然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诞生了。

有了研究院，还要有人，而且是政治上可靠、技术上拔尖的技术人才，这样的人才并不多，而贺麓成显然就很符合这一标准。

1958年的春天，贺麓成穿上一身军装进入研究院，开始为我国的导弹事业做贡献。

为了研制出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贺麓成和同事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先后翻译资料近百万字，拟制的图纸资料数十本。

三年后，他成为中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之一。但研发我国自行设计的导弹，何其困难，在不管是技术还是生产工艺都跟不上的年代，专家们只能反复研究，发现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方案，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迎难而上，解决问题。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是遇到了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导弹的控制。就当时的条件，按照常规的办法，所生产出来的控制导弹的部件大而笨重。

后来贺麓成和王太楚一起就这个问题反复探索试验，终于提出了自创的控制方案，这个方案在当时完美地解决了导弹的控制问题，不仅是导弹，就是后来我国的第一个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都采取了这一方案，并且都取得了首发成功的预期效果。

随着1964年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确立了贺麓成在导弹研制工作中的权威地位，他也因此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优秀的导弹专家。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一直在科技领域里不停地探索，不断从理论、设计思想和采用先进技术上进行深度探索，后来他还参加了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的研究，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贺麓成和王太楚因提出的那一方案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后来贺麓成又获得过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授予贺麓成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他是第一个获得该职称的人，因此编号为001，这是对他在导弹研究上所作贡献的一个肯定，他为我国洲际导弹的精度鉴定工作解决了许多的困难。

他是真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导弹事业，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就应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科研，这样的毅力，这样的沉心静气，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要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子，这样的身份在当时足以让他风光无限，然而事实却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没有人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子。

世人知道的毛主席侄子似乎只有毛远新，而从没有想到过“默默无闻”的贺麓成也是，这是他的选择，也是贺子珍对他的期许，他自己就说：“我的志向是靠自己的努力做学问，搞技术，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靠父辈的荣誉过日子。”

在科研之外，他的生活简单至极，也普通至极，他刚工作没几年曾被分配了一个20平米左右的房子，一家人挤在那个房子里生活了二十余年，常常会因为弄不到煤气而苦恼。

后来他虽然换了房子，但依旧是一个杂居的旧楼房里的房子，面积依旧很小，但他不以为意，甚至他上班也和大部分人一样排队等公共汽车。

他是一个物质生活基本没有什么要求的人，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了科研上，更没有想过靠父辈，靠毛主席。

实际上，他和毛主席都没有见过一面，他虽然常年在北京，但工作需要保密，也很忙碌，再加上他低调，不愿意依靠毛主席，所以从未主动联系过毛主席。

而毛主席尽管知道这个侄子的存在，但对他具体在做什么工作也并不十分清楚，但为了让他过普通人的生活，并未主动见这个侄子。

只有一次，那是李敏结婚的时候，毛主席告诉李敏，她有一个哥哥在北京，可以邀请他来参加婚礼，但李敏打去电话的时候并未联系上贺麓成，这次见面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就到了毛主席病逝后，当时治丧委员会拟定毛主席亲属守灵名单的时候，并不知道贺麓成的身份，也不知道毛泽覃的儿子还在世，因此并没有加上他，但李敏看过之后，特意加上了他的名字。

这是贺麓成第一次见到伯父，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尽管贺麓成的出现让很多人感觉到了意外，但大家也并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侄子，也就是说他的身份依旧没有公开。

直到1983年，革命烈士证明书的颁发，让组织部找到了贺麓成，并直接找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一次，院里的同事都知道了他就是毛主席的侄子，他的真实身份也由此暴露了。

当时还有同事开他的玩笑说：“贺麓成真窝囊，你有这么大一块招牌，怎么也不去沾点光，把自己弄成和我们老百姓一个样？”

是的，贺麓成在单位填表的时候，父母一栏总是填“亡故”，其余的从不多写，更不会主动提及，在他看来，暴露关系会让他脱离群众，也会为难组织，而他只想靠自己。

对于同事的玩笑，贺麓成没有笑，他认真地说：“这不是窝囊，是我的理想，父辈是父辈，我是我，我不应该去沾这个光。”

是的，他靠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路，成为家族中并不多见的高级技术专家，即便后来退休了，也一直在做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