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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纪录电影《两个星球》

入围FIRST 电影展，

这是一部关于“震后一代”成长的影片。

5·12汶川地震后，

失去孩子的家庭，很多选择了再生育。

截止2018年，陆续有3542个再生育孩子出生。

他们是“震后一代”，

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经12岁。

“震后一代”川川

川川和妈妈在一起，背后是姐姐的照片

他们不是大地震的亲历者，

但每一个都活在余震里，

从出生起，就背负着上一个孩子的伤痕。

2009年，范俭开始拍摄这些家庭，

一拍就是12年，

《两个星球》是范俭继《活着》之后

“震后三部曲”的第二部。

《活着》讲失独家庭再生育，

《两个星球》讲这些家庭平常又特殊的亲子关系。

范俭导演在西宁接受“一条”采访

大时代变迁里的小人物，

是范俭最擅长的题材，

代表作《摇摇晃晃的人间》、

《吾土》《的哥》，

获奖和入围过多个国内外电影节。

今年8月，

他和我们讲述了震后13年发生的故事，

关于时间、亲情，以及生与死。

撰文 洪冰蟾 责编 倪楚娇

《两个星球》露天放映

范俭带着《两个星球》来到FIRST电影展首映。44岁的他，早已是纪录片导演里的“长辈选手”。

他长得很硬汉，话不多，语速平稳。他穿深色T恤，牛仔裤，一个人在人群里晃来晃去，总背个帆布袋，上面印着卡通图案，一个粉色的草莓和牛奶。

露天放映现场，有小朋友坐不住，闹着要走。

他们看不太懂，因为汶川地震那一年，他们还没出生。城市摇晃，楼房坍塌，钢筋水泥掩埋呼吸，他们不曾经历过上一代人的集体创伤。

而身边的大人们，紧盯着银幕。

范俭所拍下的故事，像一团漩涡，把他们卷入遥远的记忆里。

在河边祭奠的母亲

2009年，范俭第一次接触到在都江堰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团队。他们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妈妈们。

这是范俭第一次关注到震后失独家庭。

震后

2009年，范俭第一次接触到在都江堰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团队。他们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妈妈们。

表面上，她们很平静，内心却承受着严重的创伤。有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意见人，有的跑到街上，像疯了一样地到处找孩子。

在都江堰北边的板房区，聚集了上千个受灾家庭。板房区有一个叫“妈妈之家”的屋子，教室般大，四面墙上贴着大幅婴儿照片。

一群女性在里面，流水线般地折纸花，有人做花苞，有人做叶子，聊天的内容却是：“我要去打针了”、“你想生个男孩女孩”。

这是范俭第一次关注到震后失独家庭。

叶姐抱着朋友家的新生儿《活着》画面

他注意到一个40岁左右的女性，有一些微胖，特别爱说话，性格外向，有好多小姐妹。这就是叶姐，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八岁的女儿祝星雨。后来叶姐成为“震后三部曲”中的绝对的女主角。

这样的家庭有很多，熟悉了一个，就牵出一群。范俭深入了解了十几家后，最终选择3个再生育家庭作为拍摄对象。

失去孩子的妈妈们抱着哭：我想他/她了

诗人余秀华，范俭另一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主角，曾形容范俭的作品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悲愁，小人物的狭隘和辽阔，小人物的惧怕和坦然。”

面对地震这个沉重的生死命题，范俭把镜头探入普通人的家庭内部，历经漫长的等待，关心他们如何在被颠覆的命运里，活下来。

叶姐和祝哥在板房怀里抱着其他家的孩子

再生育：为了活下去

经过两年的跟拍，2011年范俭完成“震后三部曲”的第一部——《活着》，英文片名是“the Next Life”。

范俭这样解释：“再生育，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一种治疗行为。她们之前已经充分建构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自我认同，地震夺去了孩子，也把她们的自我给夺去很大一部分。”

这不仅是孕育新生命的过程，更是这些女性从伤痛里走出来，重获新生的可能。

叶姐和祝哥去做人工受孕

在影片里，叶姐和丈夫祝哥把女儿的衣服一件件抛入河里，和她告别。然后踏上去医院做试管婴儿的路。

叶姐4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他们也不富裕，没有车，要坐长途汽车去成都，再换公交车到医院，一趟趟奔波，打促卵针，取卵泡，疼得走不动路。

祝哥心疼妻子，几次说放弃吧，不行就领养一个。但叶姐很坚持，即使经历再多的痛苦，她也要生。然而，接连两次人工受孕都以失败告终。

祝哥一个人在天台

祝哥重感情，地震之后总一个人喝闷酒，一度意志消沉。

当年他钻进学校的废墟里，从下午刨到凌晨3点，一遍遍喊女儿的名字，终于听到了回应：“爸爸我在这儿。”祝哥说：“你坚持住，爸爸来救你了。”但后来还是和女儿失之交臂。他觉得自己没有兑现承诺救出女儿，这辈子都对不起她。

夫妻俩热切地盼望，下一个孩子依旧是女儿。范俭花了好久才理解，其实他们期待着生命的轮回，如果生的是女儿，意味着，失去的孩子又回到身边了。

“他们记住的全是跟女儿相处的美好瞬间。如果女儿能回来，他们就可以像从没发生过地震一样，如常地生活下去。他们想回到过去，继续未完成的抚育女儿的过程。”

终于在2010年9月，范俭接到消息，叶姐自然怀孕了。

2011年5月，范俭在产房拍摄叶姐分娩。作为一个情绪一向稳定的人，范俭还是在孩子出生的刹那，泪流满面，“连屏幕都看不清，几乎拍不下去。”

叶姐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起名“川川”。

在产房，护士把婴儿抱到叶姐眼前，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下祝老四要不高兴了。”

终于做爸爸的祝哥，只是望着女儿的照片，眼泪不停地流，重复着：“幺儿，对不起。”

川川

震后一代：姐姐在的话，不可能有你

拍完《活着》，范俭始终抱着这样的疑问——“叶姐和祝哥，对这个男孩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这才有了新片《两个星球》——“震后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震后一代的亲子关系。

川川在姐姐的墓碑前

2017年，范俭再次来到都江堰时，川川已经6岁了，是个活泼天真的小男孩，眉眼和姐姐祝星雨越来越像。

5·12纪念日那天，范俭跟着他们去公墓，祭奠姐姐祝星雨。叶姐一遍一遍地告诉川川：“这是你的姐姐，你去摸摸她。”

在这之后叶姐的一番话让范俭印象很深：“因为你姐姐的逝去，你才来的。姐姐在的话，不可能有你。”

其他朋友劝叶姐，不要这样跟孩子说，孩子会觉得自己是替代品。但叶姐不这样想，她希望儿子能明白，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只是有时候，她会恍惚，摸着川川的手，怎么摸怎么像姐姐的。

川川站在公墓里，望着哭成一片的女人们，眼神迷茫。妈妈让他摸摸姐姐的脸，他有些迟疑。

家里摆着姐姐的大幅照片，全家福上贴着她的单人照，姐姐的玩具不倒翁和川川的奥特曼混在一起。这个素昧谋面的亲人的痕迹，无处不在。

父子关系时好时坏，不停地出现矛盾。

祝哥的沟通有些生硬，川川6岁的时候，仅仅因为用多了几张纸巾，祝哥就斥责他，孩子吓得不敢作声。叶姐把孩子的手放到祝哥手上，孩子都不愿意牵爸爸的手。

“其实祝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只是情绪比较外化，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沟通。”范俭几次捕捉到祝哥柔软的，卸下严厉的时刻。

祝哥总一个人在天台，抽烟，发呆，跟范俭诉说内心的沉闷，念叨和女儿相处的点滴，那是他的一方小天地。

祝哥和川川在一起

有一次他竟主动喊川川到天台，训练他丢沙包。一个一个动作地示范给川川看，看川川甩手太用力了，祝哥握住他的手，低头吹一吹：“不怕。”川川蹦蹦跳跳的，脸上全是笑意。

随着时间推移，镜头下紧张的父子关系在渐渐松动。

“我们的拍摄，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反倒是这种生活的惯性，孩子的出生成长，生活的秩序感，对他们是一种很好的治疗行为。”范俭说。

冉冉

我们在两个星球

《两个星球》的主角有两个家庭。除了川川，还有一个叫冉冉的女孩。

冉冉是游哥和高姐的小女儿。地震前，夫妻俩把大女儿雨雨带在身边，小女儿冉冉则跟着山里的亲戚住。不幸的是，雨雨在汶川地震中去世，后来他们把冉冉接回身边。

这对母女关系，有点怪。既粘稠，又彼此伤害。前一秒还好得不行，过几分钟就吵得不可开交。

思念女儿的高姐

高姐总不自觉地在冉冉身上找姐姐的影子，把对姐姐的期待，转移到妹妹身上。她希望冉冉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这些冉冉都知道，但孩子有自己的心思。

每年五月，妈妈总是忍不住讲起姐姐，范俭观察冉冉的表情，“已经开始神游了，大人的话，像是从很遥远的一个星球传过来的。”

冉冉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轻易敞开。范俭没有孩子，这方面毫无经验，他想靠近她，但少女总是有厚厚的心理屏障不让靠近。

苦恼了一阵，范俭发现，她喜欢拿手机拍东西。于是他就在放暑假之前，给了冉冉一部手机，让她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冉冉在用手机拍摄

这个寡言的少女，是一个有古典主义浪漫的导演。她拍月亮，拍晚霞，拍蝴蝶和蜘蛛，守着一直拍，全是长镜头，然后她指着月亮说：“两个星球。”范俭一下被这个词迷住了。姐姐雨雨生前的一段影像，就是举着手机在拍下雪。

生者和逝者，像在两个平行的时空，凝视彼此的世界。

好多观众问范俭，有没有问过孩子，他们怎么看待去世的哥哥姐姐。范俭曾遇到一个同样是震后出生的8岁女孩，说她梦到过一次姐姐，因为妈妈总是说起她。

然后她说：“我会想起，但不会想念。”

川川

至于川川和冉冉，不会直接讲出来，但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现实生活里，孩子们都在好好地长大，父母对他们有无限的爱与包容，也通过养育孩子重建对生活的希望。只是，这爱里，还纠缠着对姐姐的思念，和对过去的感伤。

范俭还希望拍得更久，一路拍到2028年，到孩子们成年，完成三部曲的终章。

“因为妻子，我变得柔软”

范俭硬汉的形象之下，他的纪录片总带有一种女性视角。

拍纪录片之前，范俭的理想是做《焦点访谈》记者，铁肩担道义，非常硬核。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在电视台做法制新闻，拍的东西生猛、粗粝。

《两个星球》后期工作臧妮（右一）

刚接触叶姐一家的时候，他才30岁出头，虽然很容易和祝哥打成一片，但他不知道怎么跟女性拍摄对象亲近，和叶姐有距离感。

打破僵局的是范俭的妻子臧妮，从《活着》开始，臧妮便加入范俭的团队。她是剪辑师、制片人、录音师、司机，也是妻子。

高姐的眼神

在拍摄现场，臧妮会帮范俭观察很多他难以察觉的东西。

有一次，冉冉、奶奶、高姐在院子里点篝火，原本范俭的注意力在奶奶和冉冉身上，臧妮提醒他，注意高姐的眼神。“那个眼神，是想要靠近女儿，却发现女儿躲着她，又悲伤，又动人。”

这些年，范俭捕捉到越来越多女性角色的情感流动。《摇摇晃晃的人间》把余秀华的欲望拍得蓬勃生动，《活着》还原生育过程带来的身体疼痛，《两个星球》对母女关系的注视，对少女心思的把握，柔和、张弛有度。

“臧妮身上有温柔又细腻的气质，我们一起生活和工作这么多年，我肯定受她的影响。”范俭说。

叶姐祝哥带川川去游乐园

在西宁，《两个星球》放映结束，有一个女孩找到范俭。

她出生在2001年5月12日，家在四川。父亲在她出生当天去世。汶川地震那天，刚好是她生日，另一位至亲又在地震中丧生。家人迷信，和她决裂，怪她造成了一切的不幸，连亲生母亲也这样认为，两个人无法建立正常的母女关系。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她一度无法忍受，中途就想走，但她坚持看完了：“如果看这个影片都扛不过来，我怎么从那些阴影里走出来？”

范俭很受触动，分别时，他留下了女孩的联系方式。他说，他还会和这个特殊的观众相遇。

片子里经常出现都江堰的河流

范俭期待用纪录片抵抗遗忘。

“好多年过去了，很少再有人关心这些人的生活，但我在那儿所看到的，在不停提醒我，巨石投入河流，波纹还在不停地在延展，哪怕过了十几年，它的影响还在继续。我知道那些事还在发生，我想我们要抵抗遗忘。”

很多年后，范俭还是会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5·12纪念日，叶姐往每个受难者家属手里发了一枝花。他们说，拿着花的人，大家在这世上，就是一家人。他们鞠躬，悼念，彼此拥抱。然后像潮水一样离开，回到看似寻常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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