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生于1920年农历9月，当年是一个闰年，农历庚申年，猴年，同时也是民国九年。

父亲出生于江苏海安与姜堰交界的双楼乡（原双楼公社），现合并于曲塘镇。连同大姑妈、小姑妈和二叔，他们一共兄妹四人。

在父亲10岁的时候，爷爷抱病离世，奶奶带着四个孩子，与穷困潦倒苦苦抗争。奶奶顽强活到83岁，辞世于1976年，大姑妈活到94岁，小姑妈和二叔接近80岁。

父亲也算是个手艺人。爷爷在世的时候起，他就跟在一个叔爷爷后面学着“画菩萨”、“扎纸扎”；“农业社”初期的时候开过豆腐店磨过豆腐；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为生产队装运货物行过大船；还和我妈两人共“驾”一船，为生产队罱（lǎn）过河泥。

到了80年代后期，父亲基本上又重新操起了“画菩萨”、“扎纸扎”的旧业，一直持续到98岁之后。

说起父亲的“画菩萨”、“扎纸扎”，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也算是“大师级”的水平，菩萨画得佛气活现，纸扎扎得工整稳固，有的人家甚至能为请到父亲到他家扎纸扎而倍感自豪。

说起画菩萨，父亲最感觉骄傲的一件事是，当他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去过离家三四十里路远的县城，到著名爱国人士韩紫石的家，给韩家画“中堂”菩萨，菩萨画成吃饭的时候，韩省长为表示对画菩萨艺人的感谢之意，还特地让他座上了“大位子”。每每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父亲总会流露出一种快乐与自豪。

虽然父亲的菩萨画得好、纸扎扎得好，但是却是个目不识丁之人，凭借着对字形的观察和记忆，他对着字写字，写得有板有眼，就连那菩萨两边的对联，也是他自己先用毛笔蘸着从房后的ke(音）树上割开个口子流出的树汁写成，再用带有金粉的贴纸拓印上去的，与那传神的菩萨像搭配默契对接无缝，这“拿手活儿”在周围“画界”也是堪称一绝。

其实，父亲在政治上也曾经辉煌过。那是在土改和人民公社时期，父亲还当上了大队的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帮助做工作，但是由于家里的孩子太多忙不过来，那时做干部又是基本无报酬，还是我妈跑到大队支书面前苦苦哀求，才让父亲“辞”了干部、退了党。

父亲生养有我们兄妹4男4女，其中有一男一女在10岁前夭折，其他3男3女正常成年成家。

我在兄妹们中排行老五，上有两哥、两姐，下有妹妹。我们兄妹虽没有成就什么惊动天地的伟业，但却都是安分的守法公民。

顺着父母这条枝干，我们兄妹6人先后成家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一个大家族光就因为血脉相承的就有四十来人，共享过让许多家庭垂涎三尺的五世同堂。

虽然父亲一生慈悲大义，最终还是抛弃我们，作古于2021年元月5日。

他走在一个清爽的早晨，追随着一缕云烟走得悄无声息；他走上了一趟不归的西路，却用脚步敲打着我们心中的丰碑。

这样说来，按照实龄算他是整整100岁；按照虚龄算他是101岁；按照“毛”的算法他又该是102岁；不管如何计算，他总是一位百岁老人、我们的百岁父亲。

作为我这个辈分的人操办过的重大活动中，父亲的百岁庆典应该是最为隆重和喜庆的一次。

那是公元2019年10月1日，农历9月初三，国庆节，父亲生日，国庆长假，好事赶上了好日子，好日子里办好事。

生日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我们家搭台唱大戏，亲人团聚朋友道喜，济济一堂摆上了几十桌，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比年轻人的大婚还要喜庆。父亲沾沾自喜地说，“县上来了干部，公社也来了干部，现在的公家（指政府）真晓得关心我。”

有朋友开玩笑说到，“你们家张老头儿真的不简单，过个生日都弄成了举国同庆！”

去年父亲101岁生日也是老人家最后一次生日的时候，我们安排得比较“低调”，因为不是假期间，只能是兄妹全家及其子女为老人祝寿。

父亲走了，他走得似乎急切，但又走得符合逻辑，一切都在预见中，一切都是走完了该走的程序。

细数起来，父亲几乎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带来的、留下的精神财富会让我们享之不完用之不尽。

吃苦耐劳父亲在家是长子，爷爷早逝时小姑妈6岁、二叔才3岁，他自然就成了家庭中的支柱和精神领袖。

早年我们知道他名字的时候叫做张桂勤，兴许是他的命运注定了，他的一生就要与勤劳吃苦扯不断联系。他所从事的行当，无论是画菩萨、扎纸扎还是磨豆腐、行大船，无一不是极为吃苦的工种。我们本地就有“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的谚语，足见父亲的命运就该勤得人之勤、吃得苦中苦。

可以设想，要是不吃苦，兄妹们怎么长大成家，要是不吃苦，子女们怎么成人成家，要是不吃苦，那个年代的奶奶怎么能支撑到83岁？

父亲自己也曾调侃过，瞎子给算过命，他天生就是一个捱杲(aigao，方言，吃苦的意思）的命，就像做戏的猴子一样不能趴在戏箱子上享福，只能不停地做、不停地让人耍玩。

只是到了在生产队干活儿记工分的时候，记账的人也会经常将他名字写成张桂琴或张桂芹；后来80年代后期办理身份证的时候，不知是谁给他落笔为张桂芹。

菩萨心肠父亲的菩萨心肠既和奶奶的慈眉善眼相关，也可能与他的画菩萨经历有关。

1940年10月，黄逸峰、李俊民等在海安曲塘组建了一支特殊的联合抗日队伍，简称“联抗”，联抗部队活跃在曲（塘）北、海（安）北以及整个兴（化）南、泰（州）北和东台西部水网地区，英勇抗日战功赫赫。

1942年秋，父亲老家的河北（当地的大河以北）地区爆发一场战斗，战斗中一位姓华的指导员壮烈牺牲。牺牲之后，因为害怕敌人的报复，无人敢为华指导员收尸。当时也才二十出头的父亲知道了此事，自己出去借钱买了口棺材，喊上另外几个农民，赶在深夜偷偷地将华指导员装棺入殓，掩埋于一处荒地里。

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是淡淡地说，“华指导员是个好人，打死了好多鬼子”。

这件事是否与父亲后来在大队做干部并入党存在关联，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我们记忆当中，父亲经济条件最好的阶段就是从1978年初我读师范学校之后开始。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全部成家，我的下面就剩下一个上初中的妹妹，比较而言，父亲的经济负担减轻了很多，加之老手艺继续在做，这样“一减、一加”的效果叠加，父亲感觉比过去富裕多了。

我们那一届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后来，包括第一次高考未能录取而继续复习、复考和考取大学的人很多，这当中也包括我们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还包括和我一起上过学、复过习的“鬼”朋友们。在这些孩子考取和上大学放假的时候，父亲都会少则几十块、多则一二百块的塞给他们，还会夹带一两句“勉励”的话。

听周边邻居讲，就是之前很困难的时候，父亲要是知道了谁家有个急难，也会给予一些接济。为此，有人还送给过父亲一句歇后语，叫做“张桂芹救穷人——讨饭养花子”。

穷则思变家庭贫寒，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弟弟和妹妹，父亲的家庭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没办法，穷则变、变则通。为了养大孩子，父亲没有少动脑筋。

60年代初，他教给我大哥、二哥学会脱土坯挣钱，安排大哥、二哥去江西“淘金”，安排大哥学篾匠，安排二哥在家养羊、养鸭，还将大姐送到曲塘纸坊里当童工去染纸。

等我出生两三岁的时候，父亲竟然将男女双胞胎的二姐送给人家抱养，后来因为二姐不断偷偷跑回家才不了了之。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还有了将我出继给别人家的“动议”，后来因为生活的渐渐转好和时代原因才无奈地让计划搁浅。

本分逸当父亲没读过书，是一个道地的农民，所以我们家没有什么成文的家训。但是，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要逸当”这三个字却深深注入了我们的骨髓。

“逸当（yìdāng）”一词，在我们老家乃至周边很大一块地区，都是口口相传通俗易懂的说法。对于稳重、靠谱、安分的人，常常说成——这个人很逸当；相反，则常常说成——这个人不逸当。

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的一个初夏，早上的时候，二哥给了我一大把的干炒蚕豆。到中午回家的时候，袋子里还有几颗，在我拿出来吃的时候，被父亲看到了。他很清楚，这几天家里并没有炒豆子，哪来的干蚕豆呢？

其实那是头一天晚上，二哥到生产队场 “打更”，就是三个人在 “更棚”睡一夜，为生产队站岗，还能记2分工。几个“打更人”趁着夜色，掀开生产队蚕豆堆子的草苫（shān）子，“拿”走几斤，去了一户人家炒熟了吃。

父亲知道了缘由，大声呵斥着我二哥：“这就是偷公家的杲昃（gǎo zī，指东西），我们家从来不偷人家的杲昃； 我不晓得说过多少次，要逸当！”见父亲大怒，二哥和我们都不敢作声，直至后来，在母亲、姐姐的劝解下，风波才算平息。

1978年的春天，那天气很暖和，似乎人们的心情也比之前爽朗了许多——我要出去上师范了。正式出门的时候，父亲对我的交代比过去多得多了，什么你是“公家人”了，吃“公家饭”了，等等，不过，重点还是在强调——“要逸当”。

正是因为父亲不断地用“要逸当”在敲打我们的耳朵，父母这根主线上延续下来的从第一代一直到第五代的五六十人中，有的做老板，有的当公务员，有的做老师，有的干个体，几十年过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触碰过国家法律和党纪政纪。

讲究信用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父亲跟母亲说，某某某借钱的事说好了，过两天你去拿；还说，“我对他说了，别担心，我家猪圈还有只（头）小卡猪（半大的猪）”。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家有希望、有实力，让借钱人放下后顾之忧。

当然，父亲借下的钱应该是都如期归还了。反过来说，后来父亲经济状况好转的时候，没有人来家要过钱，也没有人冲着我们有工作拿工资的子女们讨过债，这就是证明。

在解放前后，父亲帮助我们后来相邻生产队的吴姓人家种过地，说白了就是帮人家种地，打了粮食归自己，但需付给人家300元的钱。

那时候，父亲穷，一拖就是几十年，但是人家也从来不提这件事，直到80年代初，稍微能够转过身，父亲义无反顾地将早年欠下的300元钱如数偿还。虽说没有加上该给的利息，但是吴姓人家感受到了父亲的陈债不忘言而有信，逢人便说逢人便夸，这件事在客观上也为父亲和我们儿女赢得了脸面和光彩。

（ 创作于2021年6月）

未完，欢迎阅看《父亲是怎么活上100岁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