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3日，上海街头的外卖骑手。图文无关。 （视觉中国/图）

浙江大学学生孟伟，在读博这件事上花费了八年时间，其间结婚生子，博士却未能毕业。2022年年初，他决定注册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孟伟延毕了三年，即将达到浙大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八年前，本科毕业后，孟伟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智感所直博，师从张光新教授。头两年，孟伟担任了8个横向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最忙的时候，他“一周不回寝室，十几天没有脱鞋”。

但孟伟却觉得，“那两年做的东西配不上博士研究深度”，不符合他作为博士生的学术追求。并由此与导师产生分歧。

2017年，孟伟称自己患上抑郁症。博士前两年没能扎下科研功底，加上病情折磨，他的科研推进缓慢。

孟伟所在的实验室，博士毕业要求是两篇SCI论文和一篇能过盲审的博士论文。2019年，临近毕业，孟伟手里一篇论文也没有。

陷入窘境前，孟伟履历光鲜：求是学院研究生兼职辅导员、G20峰会优秀志愿者、浙江大学十佳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浙江大学优秀党员、浙江大学党员重诺典范、控制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获美国百人会英才奖、浙江大学光华奖学金、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奖学金、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蝉联四届控制学院中控奖学金。

2021年，孟伟的孩子出生，随即因暴发性心肌炎被送入重症监护室，ICU医药费一天动辄一两万。孟伟开始感受到真实的经济压力。2022年年初，孟伟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兼职补贴家用。2022年3月，办理博士结业后，孟伟开通了视频账号，起名为“正在读博的外卖员”，分享自己在延毕期间送外卖的生活。

孟伟并非博士延毕的个例。2017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博士生毕业延期率从2008年的54.03%攀升至2017年的64.14%。这当中，直博生未经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更难走上科研道路，是常见的情况。孟伟的经历，对于理解直博生群体存在的困难有一定代表性。

孟伟的经历被报道后，浙大控制学院回应称，孟伟将结业原因归结为参加横向项目过多，导师指导不够、不客观，忽视了自身的诸多问题，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需要聚焦科研目标，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学院还透露，2018年，孟伟科研工作聚焦和投入不足，始终未进入良好的科研状态，导师组多次建议其转硕，但孟伟坚持继续攻博。

其导师张光新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2016年前后具体化了孟伟的科研任务，后来发现他在科研方面的进展非常慢。学习期间，孟伟热心参与了许多社会性的工作，当时提醒过他，社会性工作跟学业是两回事。

2022年4月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孟伟博士生导师张光新教授。截至发稿，三方均未再作回应。

以下是孟伟自述：

2015年，孟伟在德国汉诺威，参加全球自动化技术挑战赛。 （受访者/图）

“骂我的网友不少”我既是博士生，我也送外卖，两个都是事实。

我的抖音叫“正在读博的外卖员”，有网友说，这名字起得挺有意思的。

读博和送外卖，这两件事本来风马牛不相及，顺序一变，意思相差挺大的。要是改为“送外卖的博士生”，塑造自己的惨状，说不定外卖小哥也会来质疑出发点，是看不起送外卖吗？

不过，现在这个顺序，骂我的网友也不少。他们会说，“金子的时间卖个铁价。”或者，“我谨慎怀疑，他送外卖就是想立个悲惨人设博取舆论同情，顺便给学校和导师施压，给他开绿灯发博士学历学位罢了。”

有时候我出去找朋友，路上可能顺手接一单。没有完全顺路的单子，肯定也要牺牲一点，多走些弯路。我在西湖区、拱墅区，也就是浙大附近跑，尤其在北和东北方向。学校西边和南边是西湖和山，不是上坡就是大下坡，会避免跑那一块。

专门做外卖的商家，它的地点是很隐蔽的，从开始送外卖到现在，我跑了一个多月还不熟悉。

有天晚上我到了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本来打算送完那单就休息，但是体力还好，天也没黑，系统指派一单、两单，看着最早的一单有40分钟的配送时间，后面干脆接了四单。但我找商家耽误太久，最后发现从第一单开始就要超时了。

当时有一个选择——把已经超时的放一放，去送那些还没有超时的。我没这么做，最后四单都超时了，最久的超时了十多分钟，七块五的配送费扣了将近六块钱。那时候是饭点，哪怕四单全部超时，我也不想为了保证三单或者两单的利润，让另外的顾客迟迟拿不到、吃不上。

做外卖员，和我的孩子有关。2019年，我和认识很久的妻子结婚。2021年6月4日，我们的孩子出生。六天后，他被诊断为暴发性心肌炎，住进重症监护室。

七月，小孩病情反反复复，医药费一天动辄两万。导师给我打电话提出帮忙，我骨子里要强，不希望学生和老师在金钱上有牵扯。我说，我自己、我爱人，整个家族很大，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一定会来问您，也会设定一个还（钱）给您的时间。

2021年9月到今年以前，我给别人做实验被试赚钱，在身上绑很多电极片，有磁共振的、眼动的、脑电波的。很多专业从我在的校区搬走后，当被试的机会少了，我没有选择权。

10月，我在浙大附属医院做过一次眼干实验，本来有两次，因为疫情，第二次实验被取消了，只拿了第一次的200块钱。实验点不远的话，50块一次算有性价比了。

做实验被试毕竟不可持续，收入也不固定，拢共就赚了不超过3000元。

小孩生病后，我在餐馆听见外卖小哥讨论送外卖，那时就有想法。2022年春节后，有了明确的时间安排：要先按规定办理博士结业。结业后还有最后一次换证机会，三年内达到博士毕业要求，就能换毕业证和学位证。我要把没有完成的博士学业放在首位，有收入的工作放在第二位，时间也要灵活。

实习和家教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外卖员的工作可能不是多么光鲜亮丽，但是这么多人涌进去，收入还是可观的。我出门时间不固定，随时开始、结束，只定了每天接100块钱的标准，一般半天就能跑到。

“我在科研领域找不到自己”做兼职的习惯从我读本科起就有了。

浙大校内有个论坛，里面十几个板块，我不看“缘分天空”“心灵之约”这些热门交友板块，我喜欢逛兼职实习和闲置交易。

刚直博时，很多学生还没从我在的校区搬去另一个校区，实验兼职机会多。脑电实验需要洗头，正好我想洗头但又不想洗澡，做这个实验就可以把头洗了；或者挑一个临近晚饭的时间，做完实验去吃，把路上的时间节省出来；周六早上选一个8点的实验，倒逼我不要周末睡懒觉。

兼职和实习、招聘信息放在一个板块，但看到实习我就自动跳过去了。我在控制系做项目的科研，与大部分实习需要是脱节的。有实习经历的人，大多是去互联网的算法开发。有一两次，我用Python帮文科生从上千篇PDF文章里筛选关键词，然后分类、算出现频率。遇到问题现学现卖，网上找现成的代码，改一改就能用。

我没想过什么样的实习和一个传统工科对口。互联网实习，我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所以在找实习上，我没有想法也没有行动。

直博拿不到学位就是本科，做家教，人家不需要一个没毕业的研究生。

2014年我博一，导师要我带6个本科生参加竞赛。本科生参与度不高，很多工作就落到了我身上。博士课程压力很大，都刚从本科升上来，我要比硕士多修10个学分。忙的时候连续一周没回过寝室，十几天没脱过鞋。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收入还是太少了。2015年春节前，我跟导师一块儿出差，跟他聊起来说，我给实验室投入了这么多，为什么就只拿到2000块钱？

不要看学生衣食住行都在学校里，还是有些花销大的项目。

我有好几次海外经历，美国、迪拜、以色列。美国是校际交流，以色列的学术交流跟学校关系不大。当时我研究的课题，有一个以色列团队做得特别好，想过去看看，机票钱我自己出。

浙大博士生有社会实践要求，大部分人把CSC联培（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拔学生或学者并提供资金，支持其出国学习）的几个月作为社会实践，也可以选择在国内的企业实习。导师不允许我出国，他的意思是，你在我们国内课题组都没有产出，还指望你去国外能有？

我不想去企业，刚好传媒学院有个去迪拜的实践机会，我报名了，项目先自费，再通过立项学院申请学校补贴，算下来花了几千块。

学校里健身房一块钱一次的时候我就去了。午夜12点从实验室出发，锻炼到2点，然后回来睡觉，第二天继续我的工作。凌晨，健身房里只有我和一个酒吧DJ，见了就相视一笑。2017年11月，健身房换老板，不承认我的会员资格后我就没去了。也是那个月开始吃含激素的抗抑郁药，体重从80公斤涨到115公斤，现在也没回到两位数。

网上质疑我不专注科研，可能是因为我在2017年和2018年，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做社会工作。当时想找一个口子，把自己的想法和压抑输送出去，因为我在科研领域找不到自己，努力过，但是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痕迹。

本科时，我只确定深造的大方向，但大二想过出国，准备过一段时间的GRE和托福考试；大三在国内读研和留学之间犹豫；大四选择本校直博。

读博后，实验室的师兄师姐有的打定主意，毕业后进入企业，有的决定去高校。我也规划过出路，但想得不细。后来如果产生过“一条路走到黑”的想法，就是完成未竟的博士学业。完成之后，我相信机会还有很多。

“始终没有一个人带我入门”我的性格是别人给我一寸，我要回敬别人一丈。我不喜欢无节制地索要。反映在科研上，能够稍微给我指点路，我也能帮他。

2014年暑假，我开始承担实验室工作，两个月后正式成为一名博士生。

博士前两年，我被安排做8个企业和政府的横向课题，没有时间专注自己的博士课题研究。博一念了三个月，我在月报里反映，这对我的科研没有帮助。反映之后没什么变化。

做台州的一个系统改造作业时，甲方和委托我们的企业产生不愉快，回来在组会上，我顶撞了导师。我告诉他：“做的这些东西，我看不到意义。”

导师反问我，难道我进入实验室之前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些工作吗？

我确实不知道。师兄师姐给我的是正向的、积极的印象和介绍，但实验室里做什么，我不了解。两年8个横向，我什么都做、什么都不精，和我怀抱纯粹的求知欲和上进心相冲突。但几位导师都说做横向是规定，这些导师们的博士乃至硕士期间，也是这样走过来。

这次对话之后，我除了担任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学生负责人，其他项目就只是作为参与。

直博生科研底子弱。我纠结自己没有走通研究的所有环节，钻了牛角尖出不来。对自己产生怀疑，也不再信任导师。

博士毕业需要两篇SCI论文和一篇能过盲审的大论文。博四那年，我一篇也没有，导师出于好心提议我转为硕士，更容易达到毕业目的。可我没有走上过科研道路，凭什么妥协？对他们我也有怨言，觉得自己像用完被甩掉的弃子。

2018年10月，我博五了，还没有论文，导师又重提这个建议。

其实这一年投稿了几次。另一位导师需要这篇论文帮他评正高职称，从高影响因子开始投，被拒之后再投低影响因子，被拒，再投，又被拒。后来，他说投一个开源期刊，版面费一人一半。学术界对开源的东西有偏见，我不确定投了能不能作为博士的成果。博士延期后这位导师和我聊，说挺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到我的实际情况。

身边也有同学延期，但是基本第二年就毕业了，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了。

那时候寝室里空荡荡的，整天只有我一个人。朋友圈里人多，我偷偷看。三个室友出国做CSC联培的时候就有这种落差感，延期之后，连别人的尾灯都看不到了。

“毕业没毕业”“工作没工作”，延期后我特害怕被问这些问题，有时候干脆就不回复。我知道这是沉疴顽疾。找不到解开结的线头，还是尽快结束谈话，免得大家担心。

非要问，我就说我签了军工研究所。拿到那个offer之后，我发了个朋友圈，底下有人说，“我前几年就听你说拿了offer”“我以为你早毕业了”，之前立的人设一下坍塌掉了。

三周前的周五晚上，我和导师约在紫金港校区的一个咖啡厅见面。我穿着便装、骑个自行车就去了。

大家聊起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导师把原因归结为我答应了的事，迟迟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完成。我说这么多年，我困惑的是，始终没有一个人带我入门。

送外卖的事我没和导师说过。那次见面离开前，我问导师最后一个问题，做这样的工作他会怎么看我？因为我不仅是我，我还是他的学生，是浙大的学生。

他说他相信我的选择。也是那天，导师把我博士结业的字签了。

网上说我想用舆论争一个学位，学校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如果大家都像我孟伟，因为毕不了业这么闹一下，以后成百上千的人都这么干，学校怎么受得了？我相信大家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我能毕业。

学院和我联系过，但也是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协助我与导师团队的沟通。

我不后悔这八年的选择。按时毕业的博士同门，优点是能搁置焦虑，埋头把该干的工作做完。若能从头来过，也许我做不出像样的科研成果，但起码不会让无解的问题占据头脑，不会再有这样多精神涣散的日子。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龚无忧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