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读书、研论、天下、艺林、同文、诗艺、灯下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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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

钱锺书的世界不容易走近，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要求。走近钱锺书，也就是走近那个传奇的历史时期，走近那个中西交汇的学术氛围和现已淡漠的旧学传统。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封面/图源：网络

复旦青年记者肖淑方采访、整理、编辑

2020年11月21日，复旦大学举办了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暨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王水照教授自叙“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

王水照在新书发布会上/图源：复旦中文公众号

王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侯体健教授参与了该书的编录，复旦青年特邀侯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解读钱锺书和他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和侯体健/图源：惠风钟文公众号

侯体健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教授

研究方向 宋代文学与文献、中国古代文章学

钱学研究，重在学术

青年：书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特别强调“学术”二字，为什么王水照先生如此重视挖掘钱锺书的学术价值？

侯体健：“学术”跟王先生的理念相关。钱锺书有很多故事，而且现在很多所谓的“钱学家”，整天盯着这些事情来作文章，有些读者喜欢看，但是对于发扬钱锺书的学术来说，意义不大，所以王先生强调最重要的是推进钱锺书的学术研究。

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我们研究钱先生，也应该从这两方面着手。“照着讲”就是告诉大家钱锺书说了什么，因为他说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懂、听懂的，即使能看懂，也因为有些材料过于分散，需要综合，也就是要把他说过的东西照着梳理一遍。“照着讲”还不够，还要“接着讲”，即钱锺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那么我们在他的基础上还可以继续往前，或推进，或补充，或讨论，或交锋。王老师带领团队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钱锺书的学术著作的基础上继续往下探究。

当然钱锺书的学问太大了，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这个团队都有能力接着讲，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专长来推进它，比如钱锺书对宋诗的研究。王先生希望学界同仁能够利用各自专长，在钱锺书的某一方面接着讲，比如说钱锺书的外国文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对于诗歌与绘画的关系研究、民俗与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等等。

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钱锺书已经解决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好好利用他的手稿集。我们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连巨人的肩膀都没爬上去，即“照着讲”没有做好，那就没办法把“接着讲”讲好。

青年：书中强调认识钱锺书学术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这本著作本身也是一种学术性的书写，体现出深厚的学术涵养和专业见解。我们可以从书中哪些地方更好地关注、体会水照先生的学术思路和用心？

侯体健：前半部分像“记忆的碎片”、“闲谈风度”、“毛选英译”和“清华间谍案”等文章是一系列回忆性散文，后面主要还是论文，来自于王先生以前做过的一个课题叫“钱锺书与宋诗研究”，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推进“钱锺书与宋诗研究”方面的成果，成书的过程中把原来一些太学术化的表达稍微作了改写，有些过于专门的论文作了新编，比如《钱锺书先生的南宋诗歌发展观》本来和《解读<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是同一篇论文里的两部分，为了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进行了剪辑。

书的整体内涵是学术的，包括自序，充分凸显出了钱锺书的学术兴趣，对“钱学”有无体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看待钱先生的学问等问题都一一做了回应。

青年：开头我们提到“学术”这一主要轨道之于“钱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学术也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化形式。他用他孜孜矻矻的文化创造，不仅造就了“自己的独特世界”，也“为研究当代民族文化及其走向提供资源”。

侯体健：对，钱锺书把他认为非常精彩的东西都已经表达撰述出来了，如果我们好好利用，当然会对当代的文化建设非常有用。钱锺书在他的很多论述当中都对现实表现出强烈的关怀，只是读者往往看不明白。水照先生的书里引钱先生《管锥编》第三册中对武王《机铭》中“口戕口”的解释：

《机铭》云：“皇皇唯敬，口生㖃，口戕口。”或以为“口”为“囗”，乃缺文的标记；钱先生举出众多例证，说明“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乃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罗隐《言》诗所谓‘须信祸胎生利口’，古语双关之例也”（见《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50-51页）。

这不是一种激烈的、批判的表述，而是在政治与文人关系问题上有自己的发挥，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

青年：王先生将对陈寅恪、钱锺书两位大师学术交集的讨论作为自序，这样做有何特别之处？

侯体健：陈寅恪比钱锺书大了整整二十岁，算是钱的老师辈，钱先生自己也“不敢”和陈先生比。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学术话语转变过程中，学术界对这两个人的学术发生的一些冲突产生了兴趣。陈寅恪的学术 应该说比钱锺书更专门一些，陈寅恪完全是一个学者，不像钱锺书还有《围城》这种大众接受的东西。

陈寅恪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诗证史”，其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的落脚点并不是诗歌，而是诗歌背后的历史。这是陈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立场，所有的材料都为他的历史观服务。他为什么作《元白诗笺证稿》不作“李杜诗笺证稿”呢？因为李杜诗没办法这样“笺”，尤其是李白的诗，反映现实远远没有元稹、白居易的作品那么广阔、深入、日常，但是元白诗不一样，首先他们的作品很多，其次和现实生活关系更密切，因此可以“以诗证史”。

钱锺书恰恰又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也有“以诗证史”，但是他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落脚点多在诗——讲诗歌作品如何之好。

对于陈、钱的交集，虽然学术界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但是王先生的亮点之一在于他有珍贵的一手材料，比如说钱锺书给王先生修改的有关韦庄的那篇文章，别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而其中蕴含了不少钱、陈学术取向的不同。

青年：“钱学”的理论性、系统性历来饱受争论。书中明确“钱学”自有其“潜体系”。钱先生治学依照中国传统的方法，重视片段资料和“具体的文艺鉴赏与批评”，实际上又兼容中西古今，将这些思考“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的认识”。怎样看待钱学“体系”之争？

侯体健：原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编了一套书叫《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前言当中他提到：“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这套丛书收入《辛弃疾评传》，还有一些工匠式人物的评传。辛弃疾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但是他既然能够创造出一流的文学作品，那肯定有他的思想。

这样来看，钱锺书毫无疑问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直接表达、像黑格尔一样有一套系统。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议论他“无体系”了，他回应说，黑格尔的那套系统最后自己也住不进去，要在边上再造一个小房子；还写道“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所谓的体系，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它。如果体系一定要是明确的，那钱锺书确实没有;但如果我们用匡亚明先生的理念来看钱锺书，那他的思想是有体系的，这种体系暗藏于他的整个著述当中。

这样一个暗藏的体系要怎样被发掘出来？这又是一个难题。钱锺书某一领域的研究可以有一个体系，但是整体上是什么体系，我觉得核心的一条就是“具体的文艺鉴赏与批评”。王先生这次又提出：作为读者还可以有一个阅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理解钱锺书的体系。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集部的学问，我不如钱先生精熟；但除了文、史、哲学、宗教、艺术、经、史、子、集，能综摄上古以迄现当代之文哲政经思潮，钱先生就不如我了。”这样的判断我们大可付诸一笑。他说钱锺书不是一个经学家，“是把经史小学弄成了抒情言志的文学甚至诗学”，这个看法虽有失偏颇，我觉得也有道理，然而我们对经史的研究难道只有一种办法、一种路径吗？龚讲的确实是事实，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钱锺书。

《管锥编》一开篇就是讲《周易》，他从《周易》里面读出来的确实不是传统的经学家所看到的那些问题，钱锺书是带着自己的眼光来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所以说钱锺书不是经学家、史学家、不是这个家那个家我觉得有道理，但钱锺书也不关心这个，他最关心的东西就是语言文字之妙，以及背后隐藏的文化底蕴。所以对钱锺书的评价就看你是否站在他自己的学术立场去评价。

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

青年：您觉得钱锺书何以成为钱锺书？今世可否再现此等大师？

侯体健：放在一个更阔大的视野下来看，钱锺书诞生在一个新旧学术的转型期，他的学问根柢是旧学，但他又处在西学进入中国最鼎盛的一段时期——民国时期。旧学与民国浓厚的西学氛围两大传统共同促进了他的学术的形成。

首先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家，各个领域都有，像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等等，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特殊的学术氛围，这是不可复制的。再者，钱的父亲钱基博是著名的古文学家、教育家，我们开玩笑说，要培养出一个钱锺书，首先要培养出一个钱基博。有了钱基博这样的学问家，才可能有钱锺书这样更大的学问家。这是他的家学、国学根柢。另外我们不可忽视他西学的根柢。钱锺书入大学进的就是外文系，留学学的也是外文，最后他回国参加工作，还是在外文系。所以他前期正式的身份，都是外国文学专家，最后是特殊的历史原因让他留在了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

中国的学术曾经断裂了很长一段时期，大约有三十年之久——四九年到七九年这一段时间，学术强烈受到政治影响。所以这一段成长起来的学人，旧学学养难与民国学者相比，而西学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一年代的学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学术环境开始变化。后来学术朝着一个更专门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在西学和旧学两方面都能达到这么高的造诣的至少目前还没有，也许以后可能有，但更武断些来说可能再也不会有了。因为旧学这个东西一旦断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恢复。就算我是中文系的老师、教授，也没什么旧学根基可言，我们就是从文学史开始，读一点作品选。

钱先生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呢？按照传统的四部——经、史、子、集一部一部古籍读下来。王先生在他的书里面讲到，有一次他碰到钱先生，钱先生说他刚好花了一个礼拜温了一遍《十三经注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天方夜谭，就算给我五年时间专门读《十三经注疏》，我也读不下来。而对于钱先生这一辈学者来说，这些东西浸润在他们从小的环境当中，都是可以脱口而出的。然后再去看《注疏》，看得很熟，所以可以“温”。

现在虽然说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是要接续这五四这一百年以来断裂的东西，谈何容易？也许要再用一百年时间。

另外，从现在我们的教育环境、生存环境来看，似乎也没有 这种土壤。现在的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技术性的东西尤其多，整个社会形态、社会氛围、社会结构，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也许以后会出现其他领域的大师，但像钱先生这样融贯中西古今的很难很难出现了。可能某个人在某方面、某个具体问题上能超越钱锺书，我们整个时代的学术整体也能超越钱锺书所在的时代，但是某个人自身学问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和广度，我觉得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了。

杨绛给王水照的回信/图源：《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当我们“读钱锺书”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读什么？

青年：不同的读者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或者其他关于钱先生的作品、钱锺书自己的文字，所得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没错的，那便是兴味盎然。

侯体健：有些人就是觉得好玩、好奇，想看看钱锺书到底是什么样。钱锺书的东西都不太好读，绝大部分不是大众的，哪怕是小说《围城》，跟同时代的小说风格也很不一样，《围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学者式小说”，从中可以看到钱先生的趣味，他很多时候就是在做文字游戏，用很多修辞。除了《围城》，大家比较好接受一点的是《宋诗选注》和《七缀集》，里面的观点、材料非常丰富。而《谈艺录》、《管锥编》，不少人“慕名”买那么一本，也就翻一翻，如非专业学者，很难真正进入钱锺书的世界。和陈寅恪一样，钱锺书更多是一个时代的“学术代表”、“20世纪文化的结晶”，对普通大众来说，钱先生的著作带来的是一种文化信仰和价值认同，而不是他具体的学术观点。

要全部读懂钱先生的东西，既要懂外文，又要懂古文，这样的“合格的读者”本身就极少。何况钱先生的学术世界又是如此阔大，一般读者其实不必奢望完全读懂他，在阅读他的著作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乃至享受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就不错了。

钱锺书赠王水照先生之《宋诗选注》及钱致王的信件/图源:《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喜爱，在学术的最深处

青年：此书既是是钱先生学术人生的映照，也是王先生的心血凝结和精神寄托。您从读博起跟随王先生学习、做研究，感情也是十分亲厚。您认为从钱先生到王先生再到您这一辈学人，一脉相承的东西是什么？

侯体健：把我和钱先生、王先生并谈，实在让我汗颜，差距太大了，“云泥之别”都不足以形容。当然，共同点也有，我上课开玩笑就说过，钱先生、王先生和我的生肖都属狗，呵呵。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学术的喜爱，虽然达到的高度和从中获得的美妙感受差距甚大，但是这种喜爱，或许也勉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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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