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因其讽刺清代的科举制度和人们捧高踩低的社会风气，而成为一篇中学语文必学科目，无论是范进中举前后自身的酸腐、胡屠户的前倨后恭、张乡绅的殷勤结交，都无不显示着“举人”这个名头的分量。

稀罕的举人老爷受现代小说、影视作品中状元满地走，进士不如狗的情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读书人不中进士皆是无用。更不要说与豪绅恶霸身份成为标配的举人了，既然举人这样不堪，为什么范进还会被胡屠户称为文曲星下凡呢？而中举后的范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官呢？

上图_ 范进中举老版插图本

吴敬梓所写《儒林外史》虽然假借明朝故事，根据却是清朝背景。因此范进中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清代读书人冲破阶级枷锁的一种生活状态。当然在小说中，范进最后又中了进士，甚至做了山东的学政，但这些都是简单带过，远没有他中举时写的精彩详尽。原因无他，即使被胡适敬称为“安徽的第一大文豪”的吴敬梓也不过是秀才出身。

在清代做官的群体中，最正统的有四种出身：进士、举人、五贡、荫生。

进士不必赘述，举人则是通过全省的乡试而选拔出来的士子；五贡则是指的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种临时政策性的做官门路；至于荫生，那是因为祖宗积德，长辈身居高位，或是为国捐躯被皇帝恩赐的做官资格。

上图_ 吴敬梓（1701年－1754年12月11日 ），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

上图_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

作为实打实经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虽然不如进士荣耀，却也是封建社会应试教育下各省的拔尖人才。作为一名读书人要先成为童生，由童生参加县试、府试而成为秀才；秀才参加本省组织的乡试，通过后方为举人；举人入京参加会试，通过后称为贡士；贡士再参加殿试，由此才算得上是进士。对比来看举人老爷比如今公务员的省考要值钱得多。

在清代如果无特殊情况，各省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按小说中范进属于广东人士，以清初顺治年间广东每届乡试只能取90余名举人，到了乾隆时期改为72人的名额来看，范进中了广东乡试的第七名，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名次了。

成为举人也就初步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所以平日里高高在上，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才会折节来和范进叙情，并且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一所三进宅院的见面礼。

上图_ 清代科举考试

为举人打开的一扇门只是中举而已，又不是进士的范进能做得到什么官职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清代为了笼络读书人，制定的优待政策了。按清代乾隆年间的规定，举人如果参加会试三次，都没有考中进士的，朝廷就会为这些落第的举人开启一扇新的大门即：大挑。

所谓大挑，就是将符合上述条件的举人按照二十个一批的顺序，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对他们进行当面选拔。但是这次改变举人命运的选拔，一不看学识，二不拼文采，只是看这些举人的外貌条件。“相貌魁伟”是唯一的评判条件，对于那些参加大挑的人来说，只恨自己的皮囊不好，真真印证了学识高不如长得好的观念。

因此范进中举前胡屠户骂范进时，才有“你不看见城里张府（张乡绅）里的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样尖嘴猴腮，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恶毒话语。

上图_ 清代举人官职牌

但是大挑并不是二十个人都能入选，因为只选取相貌堂堂，魁梧大方的一等三人，二等九人，一共十二人。剩下的八名则美其名曰：八仙，不入等次，纯属陪跑。

大挑中被评为一等的三人，可以做知县，分发到各省当差。二等的九人可以做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回到其所在省份，候补各县的“教委主任”，执掌该县的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看起来这样的官职不过尔尔，可是对于寒门出身的举人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清代一位普通的教官高照煦为例，他是在光绪庚辰年既1880年参加的大挑，被列为二等。虽然高氏自觉相貌堂堂，心有不忿，可就是这个二等候补的身份，他也一直等到光绪乙酉年既1885年，才补上了陕西省宜川县的训导。

对于大挑这种全看相貌和眼缘的制度，很多举人多有不满，有举人曾拦下参加大挑选拔的王公大臣问到：“大挑以何者为凭？”，却被大臣耻笑回答道：“我挑命也”。国家的基层教官选拔、举人一生的运数，只以相貌为凭。

上图_ 江南贡院 清代最大科举考场戊子科（1888年）

而对于这样的儿戏选拔，并不仅仅存在于大挑中。清代曾有主考官做了一副对联讽刺考生：“尔小生论命莫论文，碰。咱老子用手不用眼，抽。”可就是这样全凭考官主观臆断的糊涂选拔方法，却让范进受益无穷。

因为在考取举人之前，范进以童生身份从二十岁应考，考了二十多次都没有考上秀才的功名，只因最后一次考试被周学道可怜，选中为秀才，才有了他后面发迹的故事。因此如果时年五十四岁，相貌平平的范进参加了大挑，最多也只能评为二等，候补一个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上任的县学教谕。

但是并不能因此小看这县学教谕，因为教官虽然与其他肥差相比，显得清贫，但是却也有自己的好处。

上图_ 清代科举考试试卷

基层教官的权力比如“新生册费”就是教官们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每当童生考中秀才的时候，需要教谕、训导这些官员给他们在“履历”上盖章子。可这个章子不是白盖的，新生必须要向教官们送上一份“心意”，才能够得到官方的承认，如若不然，教官一句话就可以将来之不易的秀才身份剥夺，多年的寒窗苦读就化为飞灰。

光绪年间，湖北武昌有一田姓秀才，因为家中富有，所以在盖章时遭到教官的刁难，索要数百两银子的“意思”。可田家虽有钱却也不是冤大头，于是借口等到田秀才入学之后再给。教官知道此时推脱，就是不给银子，于是返回县学向朝廷派来的学政告状，说田秀才是靠舞弊才考取得功名。偏听偏信之下，田秀才被革除功名，从县学轰了出去，田家虽然家大业大，却因不愿贿赂教官，断绝了晚辈的功名。

上图_ 清朝科举考试的“号房”

清代笔记《瓜棚闲谈》的作者曾肇堃，在上任做了叙永厅（今四川叙永、古蔺等县地）训导之后有这样一段自述：“于是一介穷儒，乃得大成殿行走，管理红墙一带，统辖文武生员之职权。几生修道，岂偶然哉”。这段话不仅透露出高氏的得意，也表明了教官手中掌握着对该地区“文武生员”的生杀大权。

所谓大成殿就是各地孔庙的主殿，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此处行走就是代圣人教授门徒，这就表明了教官之辈官职虽小，却清贵无比，并且掌管该地的教育事业，虽然不如知县、县丞等人威风，却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上图_ 西方出版物中记录的装运食物等用品的中国箱篮，也是带入科场的考篮的常见形制

光绪年间陕西省潼关厅的训导张晨岚，曾就自己的教官生涯作了一首《得字歌》：

一品官前坐得，两回丁祭办得。

三年考试盼得，四等秀才打得。

五品升衔加得，六旬太太苦得。

七品县印代得，八条卧碑记得。

九两斋夫扣得，十分将就算得。

这又可以与曾氏所说教官职权互为补充，“一品官前坐得”是说教官清贵；“两回丁祭办得”，则是指各地每年要在农历二月、八月两个月的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其中花销可以落下一些，而且祭品的整只牛、羊、猪也归教官分配。

“四等秀才打得”，是因为秀才每三年要参加两次县里的岁考，用以检查功课是否扎实。考试中，评为一二三等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四等的秀才家麻烦了，轻则被当众叱责，重则被各处功名，因此这其中不愿被革除功名的秀才和掌握生杀大权的教官，自然又有文章可做。

上图_ 1870年代，晚清的私塾，放学时候的情景

上图_ 晚清的读书人

至于“十分将就算的”，则是因为教官基本上没有升迁的门路，官场历来也没有教官升任的规矩，所以对于那些心比天高的举人来说，教官只是算不得出路的办法，所以没了上进的动力，很多基层教官也就尸位素餐，混吃等死而已。

表面看起来神圣光辉的清代科举制度，却是从根子上就弊病丛生。基层教官的选拔潦草如此，那大多数教官也自然把责任视同儿戏。所以清末教育改革才要兴办大学堂，废除科举，但已经是沉疴入骨，药石无效。

文：魏四维

参考资料：

【1】《儒林外史》 吴敬梓

【2】《旧典备徵》 朱彭寿

【3】《世载堂杂忆》 刘禺生

【4】《近代笔记过眼录》 徐一士

【5】《清史稿•一百零八卷•选举》 赵尔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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