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张图片、1357件文物、5组沙盘模型、13个珍贵影像视频……

两千余件展品讲述百年征程

京师大学堂微缩景观。

958张图片、1357件文物、5组沙盘模型、13个珍贵影像视频……“光辉伟业红色序章”主题展上，两千余件展品在59个展室串讲百年征程，带领观众追寻无悔的忠贞，不忘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一幢楼，一批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会聚，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上演。百年风云，百年辉煌，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北大红楼，在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帧一画，一点一滴，矗立了一百多年的北大红楼在娓娓诉说，熟悉的、陌生的红楼往事在展厅里以各种方式再现。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听课证书。

图像串讲红楼往事

■位置：第5展厅

缘起，是在今天的景山东街附近的一座公主府。讲解员李雪丽说：“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建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留在教育领域的一个成果。”

展厅用沙盘唤醒历史——青砖灰瓦的中式院落中，端庄的殿堂，小巧的花园，还有后罩楼等。“左侧是办公区和学生宿舍，右侧是教学区。”李雪丽指着沙盘当向导。

后来，北大扩建。1918年8月，修建了两年的北大红楼建成了。红砖墙、红瓦顶，因此也得名“红楼”。李雪丽说：“最初规划是盖一座学生宿舍，在建设过程中改为教室和办公用房。”

如今的红楼，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仍然可以找到——从外观看，整幢楼坐北朝南，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一切还是建成初的模样。数据统计，楼内有2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215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

走进楼内，暗红色的木地板，有些地方踩上去咯吱作响，木窗框，还有浅色窗帘。也有一些地方被修改过，比如楼梯上工作人员细心地铺上了一层暗红色硅胶垫，既提高了参观舒适度，也保护了木地板。

这间展厅内，观众还可以观看一段全息影像，用3分钟探秘北大红楼每一层、每一个房间的功能。李雪丽介绍，北大红楼投入使用后，校部、图书馆等陆续搬进来。一层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室和图书馆，二层有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及其他各科学长办公室，三层、四层是文、法两科的教室，地下一层是印刷厂。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北大红楼被称为“北大一院”。

笔名“伍豪”和“逸豪”

■位置：第13展厅

一张黑白合影照片被放大展出，一共14个人出镜。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是觉悟社的部分成员。这个社团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20名男女青年组成的进步团体。

李雪丽指着照片，笑着提问：“前排左起第五位，叫逸豪。后排最右，叫伍豪。能不能看出他们是谁？”

仔细端详，不难认出这两位分别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当年，觉悟社成员们商议决定发表文章时不使用本名，而是用“笔名”。起名的方式挺有趣儿——用抓阄数字的方式决定代号。因为20个人是从50个号码里抓的，所以他们的代号并不连续。

周恩来抽中了“5号”，就以谐音“伍豪”为笔名，而抽中“1号”的邓颖超，则以谐音“逸豪”为笔名。

照片下，一封回信将这段故事讲完。这是1949年3月12日，即将赴北平（现北京）准备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邓颖超给觉悟社成员管易文的信。信上写“隔三十年又回到平津工作，但已换了人民的世纪了”。

毛泽东的“听课证”

■位置：第13展厅

一张老报纸，铅字印刷，第四版上刊发了一条报道——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向55人颁发听课证书。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32名“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为了方便观众，策展方贴心地在他的名字旁标注了一条红线。

这份报纸是北京大学日刊，日刊相当于学校的布告栏。其实，毛泽东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结缘可以追溯到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最初，他暂住在自己老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家里，并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谋得一份工作。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蔡元培担任会长，宗旨是“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当时，研究会规定，校内外人员均可参与，但要缴纳会费，校内人员每年会费定为9元。虽然当时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但他还是毅然拿出了一个多月的工资，申请成为会员。

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为了要旁听大学里的功课，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在新闻学会我遇见了好几个同伴……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年，毛泽东除了在课堂听邵飘萍讲课外，还常去邵先生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

第一本五四史料集

■位置：第17展厅

展厅里，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拍摄的一组黑白照片串起一部小“纪录片”，将五四运动期间的北京收入镜头之下。同时，观众可以看到第一本五四史料集——1919年9月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

两位记录人，蔡晓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他的表弟杨谅工（笔名杨量工）在北大国文系学习。兄弟二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期间，蔡晓舟悉心搜集有关资料，决心将其记录下来，传于后世。

1919年6月底，蔡晓舟和杨谅工夜以继日地编撰《五四》一书，十多天后就拿出初稿。

书一面世，人们便纷纷传阅，一时洛阳纸贵。展柜中，斑驳的书页翻开，其中一页是蔡晓舟写的序，其中写道“我北京学生，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前者所以使外人知吾民有血性，而杀其觊觎之心；后者所以使公仆知吾国有主人，而正其僭窃之罪……”另一页是五四编辑社启示。李雪丽说，《五四》是第一本以“五四”命名并宣传介绍五四运动的书籍，而且是第一本关于五四运动的史料集。这件文物也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来源 北京晚报 | 记者 牛伟坤 李祺瑶 安旭东

编辑 曾佳佳

流程编辑 刘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