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一个地区，总有一个最能反映其历史底蕴、文化内涵的“名片”。

举舟山来说，定海的名片可以冠之以 “千年古城”，“渔都渔港”则可说是沈家门的名片。那么临城呢？作为舟山群岛新区的政治中心，首善之地，它的“名片”应该是什么？

是三千年王城？葛仙翁丹鼎之地？可惜年代久远，遗址不在；是海岛水乡湿地？那只能是从前。

窃以为，“红色”，应是临城首选的“名片”。这其实也非常契合临城是舟山政治中心所在地的现状。在这方面，临城有着定海、沈家门所不具备的红色历史积淀。当年，这儿并不是现在的高楼遍地，交通便利，车水马龙，而是地广人稀、山高林密、河道纵横，是抗日武装最为理想的囤聚之地，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老区。如今这“红色”，不仅高居历史“庙堂”，深处各类大小“书柜”，而且早已点点滴滴融入了临城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无论我们记不记得，它始终都在那儿。只要我们有心，随手一翻历史，或是走进临城的乡间村落，就能窥到“红色”之一斑。

抗战雕塑 资料照

今日新城 瞿明刚 摄

一 我党在浙东最早的抗日队伍就诞生在临城境内

当我们把目光回眸到上个世纪30年代，就能发现，原来我党在浙东最早的抗日队伍就诞生于当年定海县吴榭乡，也即今天的临城境内。1939年6月23日，日军侵占定海，腥膻所至，百姓涂炭。我党，犹如“及时雨”，迅即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到王起，这是一位让我们敬重的革命前辈。

王起是镇海人，当时的身份是县前小学（即沈毅任校长时期的定海一小前身）教员（1938年10月任中共县工委委员、书记，解放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办公室党组书记、省农业办公室主任等职，曾当选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3岁的王起临危受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第一时间组建武装。仅仅用了一个月，就在当年7月，成立了吴榭乡自卫队。这支队伍的队长由我党统战对象梅燕翼担任，中共党员梅馨（梅燕翼弟）任指导员，中共党员褚公良任副队长，有队员10余人。这是舟山历史上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武装，也是浙东最早的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至于这支队伍当年到底在临城哪个地点成立的？此遗迹已无从找到，但是透过历史，我们仍能想像这样一种场景：在海上的小船上，在黄杨尖到高道山一带的密林中，在哪位乡亲的家里，在某座佛寺、神庙里。

总之，那年7月，十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围聚一起，大都短衣长裤打扮，或拿大刀长矛，或持短枪鸟铳。为首的王起，“天庭饱满，充满智慧的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透出一股活力和正气”，只见他朗声动员：“听党话、打鬼子……”众人随声附和：“听党话、打鬼子……”

此后，这支队伍无论是改为东区（又称洞岙区）警察队，还是后来扩编为定海县抗日自卫第五大队，始终“红心”不变，一直听党的话，在舟山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支部队先后在蒲岙、芦花、大展、洞岙等地袭击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临城还是舟山乃至浙江最早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国民党定海县政府建立洞岙区署。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定海县工委通过统战关系，派党员王文根、洪阳到区署工作。同时派中共定海东门支部的成员到区武装组。中共宁属特委和三东地（工）委又先后派陈子方、楼童生、朱洪山、吴志先、徐长海、王群怀等军政干部到洞岙，担任代区长、指导员、警察大队（由王起创建的队伍发展而来）大队长、五大队副等职务，最终建成了覆盖现在的城东、北蝉、展茅、临城地域的在舟山乃至浙江抗战史上最早的一个抗日根据地。临城也由此成为了红色根据地的一部分。直到1943年10月，这个根据地才随着我党领导的五大队撤离舟山而消失。

二 总有一处地方，让我们追忆红色历程

总有一个地方，能最大程度地令人唤起某些方面的回忆，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比如，耶路撒冷“哭墙”能让犹太民族回忆起昔日犹太王国的辉煌，产生团结一致的情感共鸣；普陀山能令无数善男信女自觉生起敬仰、膜拜、思齐观世音菩萨之心。而在临城，也有一处地方，最能让我们深切地缅怀先烈事迹，追忆红色历程。

在翁家墩这座不起眼的小山上，绿树青山环抱之中，隐藏着临城革命烈士墓。此处选址是极好的，不闻山下喧嚣，不见红尘万象，犹如宗教圣殿般肃穆庄严，让烈士们不受打扰，使拜谒者心生敬重。沿着石阶，绕过碑亭，没登多高，走入一进院落，便是烈士墓了。院内正中一面白色碑墙镌刻着王群怀等35位抗战烈士的名字，据说碑墙高3.5米，寓意为长眠于此的35位烈士。碑墙后为烈士墓，两边翠柏森森，布置简朴却不失氛围。

当我的目光注视到“楼童生、翁世俊”等名字的时候，一段抗战历史禁不住从记忆深处涌出。那是1941年9月28日，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区警察大队准备夜袭大展日伪军治安大队。战斗打响后，年仅14岁的翁世俊人小胆豪，独自一人把“打倒汉奸卖国贼”的标语贴在敌人岗亭上。

次日，日伪军大部从两面夹攻抗日武装。 30日，为掩护在汤岙的主力突围，当时中共代区长楼童生带翁世俊等4人向黄杨尖转移。到达纯阳寺时，被日伪军包围。他们誓死抗击，最终弹尽粮绝，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枪林弹雨中，生死攸关里，是什么原因让这四人明知是死也要毅然决然地掩护大部队突围，明知必败也要抗击、宁死不屈？是什么原因让年仅14岁的翁世俊一心杀敌，不畏生死？思索中，巾帼英雄赵一曼烈士的《滨江述怀》中的“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之句，不禁闪现心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答案。

寻忆临城的“红色”，时而被当年革命前辈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染，时而为他们灵活机动的工作作风所叹服。我发现，当年在临城，革命前辈曾多次借用佛寺、神庙作为活动场所。为何素信马列不信鬼神的我党工作者会如此选择？思虑良久，才豁然开朗。我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确实强大，着实把出家师父、庙祝人员最大程度地团结起来，这些“神职”人员确实已成为我党的忠实“粉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年这些寺庙地处偏僻，在此开展工作容易掩人耳目。想到这，不禁为当年我党工作者灵活而毫不呆板的工作方法点赞。遥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一大诱因，即所到之处，焚寺毁庙，从而极大地失去了一大批有宗教、神道信仰、有传统文化情怀的民众支持。而反观在那日伪白色恐怖之中，能让“神职”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寺庙作为我党工作联络地点，足以证明我党统战工作的高明之处了。

三 一批著名的红色印记

临城现存有红色印记的寺庙约有3座。分别是高云寺、章家庙、老长福庙。当我走进这些寺庙之时，貌似与寻常香客无异，也许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这又算什么，当年孔夫子还误会弟子颜回偷吃呢。我是带着红色信仰的情怀，来瞻仰礼拜感怀这些“红色”之地的。虽说现在它们是宗教活动场所，并非官方认可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是它们当年的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在南海实验学校北侧的章家庙门口，一块黑底金字的石碑尤为醒目。碑文为附近村民庄氏兄弟撰并书。虽粗糙质朴，但是记录了当年那段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先烈梅馨、吕恒、徐小玉、王起、王博平、鲍思贤、王荣轩、俞保定等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自卫队、东海根据地四明山遥相呼应，频频活动于章家庙一带，在章家庙这一秘密联络枢纽召开党的会议，决策对敌斗争计划”。透过碑文，我感到了当地百姓对这段红色历史有浓浓的自豪和骄傲，感受到他们割舍不断的红色情怀。他们无过多钱财，不能让这反映红色历史的纪念碑变得“高大上”；他们粗通文墨，不能为那段历史写下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文字。没有官方的指令，他们仍尽力自发地为革命志士树碑立传，这难道不是一种对我党对红色历史最真挚最朴素的感情吗？“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在这儿得到了最佳的诠释。而在长峙岛王家墩社区的老长福庙，我见到了两块“牌子”，庙门口一块上写着“老长福庙是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活动中心，是革命老区。新四军研究会一九九四年立”。庙内办公室侧也有一块，记载着当年革命志士在此组织贫苦盐农民会、文艺改革、改租改息等事迹。从落款分析，这两块应该是新四军研究会制作的。

步入高云寺，来到爱国高僧广照纪念堂。细细品读其中文史资料后，似乎明白了一些。高云寺为临城最高寺庙，当年山高林密，上山只能“拨草而进”。王起等人就看中了这块便于开展革命工作的“风水宝地”，专门上山争取到了主持广照和尚的支持。“此后，高云寺成为王起和梅馨、梅燕冀（时任吴榭乡乡长）等游击队负责人及统战对象落脚点和秘密联系地点。 ”在高云寺露台，极目四望，但见碧海青山，宝幢巍巍，山下的居民小区和学校镶嵌在绿树繁荫之中，一阵朗朗读书声随风入耳。好一派车水马龙、美丽祥和情景。在这熙熙攘攘之中，有多少人还能记着或知道临城的“红色”？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拥有“红色印记”的地方，无论它们是官方烈士墓还是民间寺庙，它们的存在，如“串珠成链”般，使红色临城变得更加生动、厚实与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