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嘉祐三年，即公元1058年，是北宋仁宗皇帝执政的第三十六年。这一年，对于契丹辽国来说，是清宁四年；对于党项西夏国来说，是奲都二年；而对于藩属国越南来说，是龙瑞太平五年，日本则是天喜六年。这一年，论干支则为戊戌年，属狗。

其实，要细论起来，这一年是北宋王朝一百六十七年历史中极为平淡的一年，对内没有任何宫廷八卦事件，对外也没有任何战争发生，境内人们安居乐业，没有任何天灾，全年四海升平，没有大事可叙，最引人注目的，不过是几则新闻：

一是这年六月，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包拯给仁宗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内容是太子的位置已经空缺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为何不做决定呢？仁宗皇帝问他：在这些皇子中，你觉得立那个皇子较好？老奸巨猾的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一听，这不等于没回答嘛，算了，还是从长计议吧。

很多人把小说戏剧看多了，以为黑脸包拯铁面无私，敢于仗义执言、公正执法，其实，历史上的他是一个妥妥的大滑头，这场看起来无关宏旨的建议却给帝国的安危埋下了伏笔。

二是“拗相公”王安石给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当时国家治理中的各种顽疾，全面阐述了自己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步骤。仁宗时期，北辽和西夏不断侵扰，边境祸患不断，加之冗员过多，财政不堪负重。同时官僚富豪兼并了很多土地，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各地小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于是，身为舒州通判的王安石便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指出如不进行改革，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可惜，他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采纳。

说起来，王安石外号“拗相公”也不是浪得虚名，他性情执拗，认准的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不想干的事别人再说也没用，也不给面子。宰相文彦博、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人多次举荐提拔他，可王安石竟然以种种诸如“祖母年事已高，需要人赡养”“不想越级提拔”等奇葩理由，坚辞不就，弄得仁宗皇帝都下不来台。所以仁宗皇帝拒绝他的建议就不足为奇。九年之后的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安石终于听从神宗皇帝征召，初为江宁知府，旋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进入核心决策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三是这年正月，宋仁宗诏令征发官兵，抽调民夫开凿永济河。在仁宗至和年间，永济河河水泛滥，致使开封城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损失极为惨重。为防止以后洪水再次肆虐，仁宗皇帝听从臣子建议，从开封府祥符县境内的葛家岗开凿河道，抵达城南的好草陂，让河水改道，确保开封城免遭水患袭击。这项水利工程十分浩大，历时九个月才完成。

北宋都城汴梁，与黄河的直线距离也就十余里。黄河因为泥沙淤积，河床不断增高，所以容易泛滥。也正是因为黄河的河床很高，所以形成了河床比开封城还高的“地上悬河”。北宋167年的历史，爆发了89次黄河洪水，平均两年就要发生一次。可惜的是，这样浩大的水里工程并没有避免洪水，有些河水肆意乱流，流到了一个低洼的荒地里，形成了一个野泽，这个野泽，当地人称----梁山泊。

历史有时候很耐人寻味，在这个平淡如温开水的一年里，几件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串在一起，却为王朝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二）

细数起来，嘉祐是仁宗这位超长待机的北宋皇帝的第九个年号。仁宗皇帝共在位42年，在中国历代皇帝在位时间排名中名列第十一名，前十位分别是：清康熙大帝61年，清乾隆大帝60年，汉武大帝54年，西夏仁宗皇帝54年，西夏崇宗皇帝53年，辽圣宗49年，明万历皇帝48年，梁武帝47年，辽道宗46年，明世宗45年，仁宗皇帝在中国五千年历史、494位皇帝中名列第十一名，已经相当不错了。刚即位时仁宗皇帝将年号改为天圣，后改为明道，随后启用过景佑、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和嘉祐等九个年号，这些年号，光听名字，就非常美好，寄托着这位宽厚仁爱的北宋第四位皇帝期望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

宋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十三岁即位，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尽管没有像秦皇汉武那样在历史上立下赫赫功名，但对于君王来说，只要敬业勤俭，不懈怠、不折腾，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个好皇帝。

仁宗对人宽厚，对自己要求严格，衣食简朴。举个例子：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就回头看，侍从们都不知道皇帝在干吗？宋仁宗回到宫中，马上让嫔妃倒水，嫔妃问他在外面为什么不让侍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他称，频频回头，没见侍从带水，如果问起，怕随行受处罚。

还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一千。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再举个例子，一日，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你看看，这样的好领导，多体贴下属啊。

后世评价道：宋仁宗不是开国之君，仅是一个守成君主，他最大的美德就是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坦率的说，宋仁宗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甚至在历代守成之君中也不算声名卓著，电视剧《清平乐》对其多有美化。然而，后世很多历史学家却称其为“守成贤主”，不仅仅是因为他宽厚仁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更体现在他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聪慧上。

从北宋初年开始，北方的辽国陆续派兵进犯，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尽管宋军积极抵抗侵略，但辽国骑兵速度极快，战术灵活，北宋王朝尽管拼力抵抗，但坦率的说，赢少负多。在宋真宗时期，曾御驾亲征，经过激烈战斗，双方将士伤亡惨重，不愿再战。于是，便坐下来和谈。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主要内容有：一是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二是宋辽为白河沟为界，双方撤兵，不准越界；三是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四是双方在边境设立市场，开展贸易。

这份协议，初看是北宋吃亏了，放弃了对燕云十六州的要求，割让了一些土地，但从长远来看，北宋实际上占了大大的便宜。不仅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而且节省了巨额的军费开支，要知道，当年北宋仅与辽作战的军费每年就达到白银三千万两，而每年给辽国进贡的十万两银和二十万匹绢不及用兵开支的百分之一，实际上进贡的这些银两和布匹通过边境贸易又赚了回来，而且大大超出了进贡的数量，可以说是输了面子赢了里子。

宋仁宗时期，辽国衰落，西夏崛起，双方又在边境激战，后来，仁宗采用同样的办法，和西夏达成“庆历和议”，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由此，大宋又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

仁宗去世的时候，朝野上下无不哭号，举国哀痛。在东都洛阳，市民们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在偏远的剑阁，山沟里的妇人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当消息传到辽国，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没有后世宋徽宗的多才多艺，一个平淡无奇的君主去世，却能让敌国的君主痛哭，并且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宋仁宗，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仁”皇帝。

（三）

常言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任何事情的发生，肯定有前因，才有后果。嘉祐三年之所以成为一场变革的前奏，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别的不说，先看看前一年嘉祐二年的两件大事：

一是仁宗皇帝最信任的武将狄青去世。狄青出身贫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李元昊叛宋，自立西夏。狄青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狄青因作战英勇，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随着战功的积累，宋仁宗任命狄青为枢密使，受到很多文官的围攻，但仁宗皇帝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任命。后来，性情文弱的仁宗实在抵挡不住的巨大压力将狄青外放。只是这一次外放，让狄青很失望，最终在嘉祐二年郁郁而终，年仅五十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二是诞生了历史上最为群星灿烂的一届科举。那年科举，主考官是欧阳修，大文学家，官拜宰相；副主考王珪、韩绛、范镇三人，也是北宋文学名家，其中王珪、韩绛后来也官至宰相；负责阅卷的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陆游甚至认为他的诗词水平仅在李杜之下，排名第三，可见水平之高。那一届科举，从正月初六至三月初五，进行了整整两个月，共录取进士388名，其中有苏轼苏辙两兄弟，不用介绍；程颢、程颐两兄弟，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门立雪”这个成语就是说他们弟兄俩如何好学的；张载，一代大儒，大家耳熟能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出自他的手笔；还有曾巩曾布兄弟俩、以及吕惠卿、章惇等，在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

这一届科举考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届，没有之一。科举考试，发轫于隋，扩展于唐，在宋代严格规范起来，所以宋代人才辈出，不仅文学兴盛，而且科技十分发达，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其中三项都诞生在宋代，不是偶然的。

仁宗时期，政治清明，舆论宽松，对于是否需要改革，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力主通过变法实现国富民强；一派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认为祖宗之法不可随意改变。两派的政治主张针尖对麦芒，朝堂的大臣纷纷站队，作为新晋进士，这一届科举考生自然也不能幸免，一上来，就纷纷亮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吕惠卿、曾布、章惇、王韶、曾巩属于新党，苏轼、苏辙、张载、程颐、程颢属于旧党。两党之间，互相攻击，各不相让。

仁宗皇帝尽管即位很早，但一直没有子嗣，直到三十岁才有了第一个公主，对于立谁为皇子，一直悬而未决，朝中大臣纷纷进谏，力主早日决断，以免外生事端，然而对于立谁，却都不肯给出具体意见，只说是皇上的家事，由仁宗决定。嘉祐三年包拯的上奏，不过是由于三十年来储君之位空缺，“皇上不急，大臣急”的又一例证。然而，围绕立谁，宋仁宗优柔寡断，一直摇摆不定，直到嘉祐七年，即去世的前一年才做出决定，由侄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英宗。只是这一次立嗣，却引发了后世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另外，王安石终于不再执拗，同意进京，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遭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激烈反对，苏轼也身裹其中，后来被王安石流放。苏轼身边有一个很聪慧伶俐的小厮，名叫高俅。苏轼流放，高俅年纪太小，不能长途跋涉跟随，于是苏轼便把高俅送给了好友曾巩，曾巩借故推辞，苏轼又将高俅送给了王晋卿。王晋卿出身贵族，后来娶宋英宗的女儿蜀国公主为妻，成为当朝驸马。

王晋卿和苏轼的关系很好，苏轼当年还曾写过一首诗相赠，其中一句“明年我复在江湖，知君对花三叹息”很有名。当然，王晋卿作为王公贵族，来往密切的还数端王赵佶。

一日，端王遇到了在殿庐值班的王晋卿，说自己忘了带篦刀子，要借王晋卿的篦刀子一用。后发现王晋卿的篦刀子样式非常喜欢，王晋卿就说这个样式的篦刀子总共做了两把，还有一把新的没用过，晚间会差人送到端王府上。然后，高俅就被派到端王府去送篦刀子，恰好遇到了端王在园子里蹴鞠，高俅就在一边在旁边等待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球。端王就问高俅：“你也会踢球吗？”高俅说：“能啊”，高俅陪端王踢得很开心，于是就被端王赵佶给留下了，高俅一跃成为了端王的家人。

几年后，端王继位，是为宋徽宗，高俅深得其宠信，几年内就遍历禁军三衙，登堂拜相，掌管禁军。

而嘉祐三年的那场洪水，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梁山泊一带流民揭竿而起，奋起抗争，而带领禁军去剿匪的，正是高俅。

这段历史到了明代小说家施耐庵那里，变成了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开篇。

也就是说，正是嘉祐三年那场毫不起眼的洪水，引发了一个朝廷的覆灭。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阴差阳错，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