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迨雪 陈昕玥 谢欣怡 大内莉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编辑/夏正玉

【编者按】

今年年初，电视剧《觉醒年代》上映不久便成为热播剧，在豆瓣评分高达9.3。尽管相隔历史的百年，“五四一代”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仍在当下生发了共振和回响。

“觉醒年代”自1915年的《青年杂志》起，这本杂志宗旨在启发民智，为国家找出路。所谓“青年力量”，既是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的自觉，也是关心广阔世界和无数人，持续的发问与行动。

《澎湃人物》今日起开辟“象牙塔内外”专栏，刊发高校学生作品，希冀从青年的视角出发，探问社会议题与人的存在。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42岁的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演讲中说道。而在13年前，1918年，50岁的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下：“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两位大师对于大学的定义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恒久的印记，至今振聋发聩。

百年风雨穿过。2021年年初，主旋律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上映，很快成为热播剧，在豆瓣评分高达9.3。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一代知识分子，让人重新审视大学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和地位。

回到当下语境。就在一个多月前，人称“韦神”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研究员韦东奕意外走红网络。随意的发型、简单的衣着、一瓶矿泉水、一袋馒头，淡然自若的语气之后却是惊为天人的天赋和成就。

不少网友感叹在“内卷”和“躺平”越发席卷大学校园的背景下，韦东奕的专注和淡泊更显难得。也有媒体在评论中写道“他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象牙塔的模样”，大学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份光鲜学历，一块敲开大机构、大平台、大厂的敲门砖”，“ 象牙塔的本质是塔，是指引，是方向，是光亮。它不仅是知识的殿堂，还该是我们精神的向往”。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

一百多年来，无数大学师生为这个命题写下了各自的注脚，那些深沉的记忆、理想的光辉乃至现实的困惑，都是时代思潮的鲜明表达。

【一】觉醒年代：“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2021年5月16日下午，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相辉堂南堂，人头攒动。

电视剧《觉醒年代》主创团队一行人来访校园分享创作思路和幕后故事。

这部剧向观众再现一百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探索救国道路的激情岁月。

在舞台上与他们对谈的是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这位FT中文网前总编在2015年底重回母校任教。他今天专门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了《新青年》创刊号原件。这里也承载着八十年代他在复旦校园度过的青年时光。

《觉醒年代》主场分享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台下观众大多是在校生，“抢”到一张入场券并不容易。

1997年出生的小孟正坐在观众席，她已经从头到尾看了两遍《觉醒年代》，剧中有一个镜头令她至今记忆犹新：落雪纷飞中，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亲自上门请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蔡元培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终于成功打动了陈独秀。

陈独秀此前一直放心不下编辑部设在上海的《新青年》，蔡元培说出“你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让他安了心。《新青年》就此迁到北京来办，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

从觉醒年代的北大青年，到八十年代的复旦学子，再到当代大学生；这个礼堂将三代人以及他们的大学勾连了起来。

《觉醒年代》的时间线索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背后的历史轨迹则是一群有识之士在动荡而混沌的时局中上下求索出一条进步、革新之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和引领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是期许，亦是告诫。对于居首的“抱定宗旨”一点，他直言外人对于北大的指责在于来此求学的人大多怀揣做官发财的心思，偏离了求学的宗旨，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来到北大的诸位学子在三四年中如果能够珍惜光阴、孜孜求学则一定可以造诣高深。

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在积极聘请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锋的同时，也在师资中保留一些相对“老派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黄侃等，可谓真正做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蔡元培的到来使北大重焕生机，他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将其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焕然变成全国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

蔡元培就职演说 《觉醒年代》剧照

1918年8月31日，北京大学红楼竣工，当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至此。对于这座标志性建筑，《觉醒年代》制作团队以1:1.2的比例加以复刻还原。文科教室、图书馆、教员休息室、教师办公室以及楼间长廊等场景在剧中反复出现，它们都见证了北大师生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敢为风气之先”的历史作为。

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与北大渊源颇深，他于1921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德文系求学，而后又从1946年至1964年担任教员十八年。

他在蔡元培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1988年1月11日）时写了一篇小文《“但开风气不为师”》追忆当年，“我读大学的时期，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北京时而死气沉沉，时而群魔乱舞，可是北大所在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则朝气蓬勃，另是一番景象。”冯至对于自己在简陋校舍中度过的六年学生生涯甚是怀念，“因为那时，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

冯至和那些在他之前、在他之后从校门走出的许多学子，他们的人生征途都从北京大学伊始；而这里也是近代中国崭新历史篇章的肇端。一座大学，能够影响一代青年的思想，进而挪转一个时代的学术旨趣和社会风潮，这便是觉醒年代的北大。

张力奋对我们说，他在《觉醒年代》中看见了八十年代的大学、八十年代的自己。他平时很少追剧，但在看了一集后就被吸引了，他捕捉到两个时代的对话和共鸣。

他看到100年前的青年面对清王朝覆灭，军阀割据混战，中国前途尚不明朗的局面，“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努力、知识、思想来改变这个社会”。而他当年身处的八十年代则是历经文革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整个社会秩序、知识的秩序、人的思维、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其实都是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

这样的两代人在情感结构上似乎有着内在关联，他们都需要面对在民族、国家处于大变革之时，知识分子应当何为的问题。

【二】理想年代：“要把耽搁的岁月抢回来”

如果说红楼是一代北大人的历史见证，那么相辉堂之于复旦大抵也是如此。

相辉堂建于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后的第三年（1947年），取名自马相伯和李登辉两位老校长，建成后一直是复旦师生活动集会场所。

复旦大学相辉堂 大内莉里供图

张力奋在《觉醒年代》主创分享会上感慨，“相辉堂代表了复旦的某种精神根基”。他上一次来到相辉堂是1984年4月30日，在当时校长谢希德的主持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此发表了40分钟的演讲。

2021年恰是这位复旦老校长，也是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希德的百年诞辰。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张国伟3月撰文《谢希德先生的魅力》追忆其人，文中写道“在复旦，只要一提起这位老校长，人们就会交口称赞”，“她是一位离世多年后仍被师生经常念叨、发自内心爱戴的人”。

谢希德校长百年诞辰纪念展 受访者供图

1980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张力奋，谈起当年的校园生活仍很有感触。当年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图书馆基本上是找不到位置的，都要抢”。

他回忆当年尽管也存在文理分科，但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互动非常频繁。班上同学中各省状元就有好几个，很多人都是数学考了满分进来的。“文科的学生会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而诗社、管弦乐团、合唱团里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理科生。普利高津的熵，几乎全校每个人都在看，当然很多同学买了以后也不一定能读下来，但就觉得这个东西别人看我也得看，别人写朦胧诗我也得写。”

虽然当时并没有“通识教育”的说法，但在张力奋眼中那是通识教育最好的年代，因为“大家的潜意识中就非常通识。”

1982年，复旦大学合唱团在物理楼前合影。 受访者供图

那些年在复旦图书馆同样抢不到座位的还有黄瑚，他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曾担任新闻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持教学管理与创新改革十余年。

1979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春季和秋季各招生一批，黄瑚参加的是第三批，这三届后来被合称为“新三届”。黄瑚记得班上年纪大的有“插队”了八年的，大家都意识到读书的紧迫性，“觉得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耽搁了十年光阴、十年青春，要把耽搁的岁月抢回来。”

不过，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性并没有变成课业上的压力。当时一学期七八门课，只有两门课是需要考试，其他都是考核，只区分是否合格，“基本上都是合格的，不大可能不合格”。大家对于前途也充满希望，因为“说实在的，当时学生少，不可能找不到工作。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岗位多，不够分。”

1991年，黄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进修。 受访者供图

读完本科四年后，黄瑚选择考研并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83级唯一的硕士研究生，他读研时的一些课程安排在今天听来似乎难以置信，一位教授就教他一个学生。黄瑚的导师是丁淦林，他请当时已年近七十的余家宏教授给黄瑚讲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黄瑚回忆，“我导师和他说了，然后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余老师亲自跑到我寝室来找我了，我还不在，等我回去就看桌子上留了两本书，这是亲自上门来送了两本教材。”之后，每次上课都是在老师家中，上课形式是师生二人对谈。上课时间也由黄瑚自己决定，“看我哪天方便去他家”。他坦言，这种教学模式其实并不轻松，“我还是善于自学的，如果不读书，这种教学方法是没法混的。”

八十年代复旦校内，余家宏（中）和黄瑚（右） 受访者供图

张力奋在1984年本科毕业后也继续留在复旦，他在大四就已经通过学校提名确定留校，尽管当时他自己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校意愿。

不过，他说那一代学生对于毕业分配是理解的，“当时有个说法，中国要600个农民养1个大学生，所以就会觉得自己的‘小我’不是特别重要，这跟你们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

后来，他赴英留学、攻博。谈到这段海外经历，他犹记每次去大英图书馆和那些六、七层高的伦敦书店，站在知识面前的无力感，“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看得完那么多书”。张力奋走出国门时，中国还处在相对信息闭塞、资料匮乏的时期，“看到那么多书，有一种惶恐感，可能只有我们这代人会有这种感觉。”

时隔三十五年的两张合影。2019年11月，七位复旦大学新闻系室友重聚复旦曦园。右二为张力奋。受访者供图

张力奋注意到自己的不少学生对于《觉醒年代》这部主旋律剧也多有关注。

说到这部剧对于年轻观众群体的吸引力，他认为90后、00后这一代是“第一代大国国民”，生逢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已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他们出生以来的历史记忆相对欠缺，因此需要从历史脉络中寻找“我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能够和历史重新建立起某种想象和联系”。

【三】内卷年代：追问与反思

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被一代人日后反复回忆的“黄金岁月”转瞬即逝，新世纪很快到来。

随着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走进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不过，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凭的通货膨胀”，“上大学”不再高不可攀，但“上名校”仍非易事。“内卷”“鸡娃”“衡中模式”这些词背后无疑是空前激烈的教育竞争。

即便是那些头顶“名校光环”的学生，他们的校园生活也并不轻松。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能够捕捉到当下大学和大学生的时代特征。

“我的焦虑来自于不知道要做什么”

1997年出生的孟熹当天坐在《觉醒年代》主创分享会的台下，她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名研一学生。

孟熹本科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她说自己的高中三年是迷茫的，“当时没法想象大学，不知道它什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它那么努力。”

进入大学后，她逐渐找到方向感和信念感。孟熹考研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本科学校没有保研名额，而选择复旦大学是希望能更好地兑现自己的潜力。高考成绩对于她来说低于家人和老师的心理预期，但当时她并没有选择复读，“考研也是想着要不要弥补一下，争取做到最好，我觉得我其实也不差的，我也做到了。”

孟熹的室友是同为新闻学院研一的夏怡然。来自一座西南小城的她，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某小语种专业，从浙大保研来到复旦。

夏怡然的迷茫出现在进入浙大之后。新生入校后多会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而班上一位来自杭州当地知名高中的新同学没有参加任何社团，那位同学告诉夏怡然自己在高中就已经玩够了，“当时就感觉到了世界的参差，因为我高中就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绩点上的领先也不会支撑她做出“我比他们优秀”的判断。“他们不愁，不需要百分百地投入专业课，他们的课外生活可以非常丰富。”

尽管专业课成绩优异，她对于所学专业并谈不上喜欢，大一、大二一直试图接触其他专业的课程和知识，包括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听的课很杂，在试探自己的兴趣”，只是这些尝试后来也都不了了之。到了大三，她变得焦虑起来。“我的焦虑来自于不知道要做什么，知道自己可以保研，但不清楚要去哪个专业、哪个学校，当时很后悔自己没有决绝一点、早点转专业。没有想清楚，没有早做准备，那个时候就很迷茫。”

对于最终来到复旦新闻学院，她说这是“机缘巧合，有点侥幸”。

2019年校内学生社团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如今笼罩着很多大学生的迷茫和挣扎或许在高考结束填志愿时已然存在，甚至可能更早。尽管存在所谓的“社会主流”和“热门专业”，填报志愿本质上仍然是个体行为，但是学生们一直以来的学习经历和校园生活基本上都是集体行动，大家一起早读、一起上八节课、一起晚自习、一起参加下个月的模考、一起在假期奔走于各个补习班。这些年轻人拿着志愿表，需要回答“我想学什么专业，我以后要做什么”，可在此之前所有的行动主体都是“我们”。然而在他们第一次真正面对“我”的时候，就需要做出影响未来四年，乃至整个人生的重大抉择。

黄瑚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高中生根本没有能力去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没有时间去发现自己，课业太繁重了。”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没有发现自己的爱好和天赋所在，即便有的话可能也会被埋没。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本应前后衔接，但在现实中却脱节严重。“初级教育就是敲门砖，门敲开了以后砖就扔了。因为这些‘砖’与爱好无关，而且以考试为取向的学习是无法培养出爱好的。”

“我要确定现在做的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

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的赵逸，在高考复读两年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他进校时是大类招生，后来“分流考试没有好好准备，软件工程没考上。转专业要求很高，难度也大，就没想着转，一直在电气工程，也很满足。”

赵逸也有过焦虑，他的焦虑主要来自拖延症，“明明晓得拖延，任务完不成，到点了还是不想做”。大四这一年，他一边准备毕业设计和答辩，一边还要完成相当分量的专业课程。赵逸参加了考研，但繁忙日程中“仓促应战”的结果并不理想，他打算毕业后继续“二战”。

对于此前广受热议的“小镇做题家”一词，赵逸认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并不能以出身来定义。“没有自己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的感觉，有需求可以后面再学，再晚都能学。”他最近迷上了摄影，在考虑以后是否需要专门学一点。

本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果通过跨专业考研进入复旦大学，她正是第二次考研“上岸”的。她坦言从大二开始，自己对于以绩点为代表的这套评价体系并没有特别上心，“本科成绩单两极分化很严重，挺偏科的”。

她认为自己本科阶段“不太有来自同侪的压力感，更多可能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迷茫，我要确定现在做的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

陈果的本科同学张十一，则是通过进校后的转专业考试来到中文系的，“原来就特别喜欢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转专业成功后进入了快乐学习的状态”。 他后来保研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延续着在这个专业的快乐学习。

不过对于转专业这个话题，他认为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不太建议轻易转专业，除非是有不得不转的原因”。额外付出时间成本、重新建立人际关系，这些都需要纳入考量范围。

校园内学生在拍摄毕业照 大内莉里供图

不难看出，尽管存在焦虑和迷茫，但仍有不少人在大学中努力地探索自我、寻找自我，哪怕这个过程中往往存在挣扎、挫折，甚至是质疑。

如今回想起本科四年，夏怡然在专业学习之外投入最多时间的活动是校园红十字会，“我当时怎么说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准备报效国家的好青年。”

她还记得当时一个成绩特别优秀的学姐报名了南非的交流项目，“好多老师去找她，问她去南非干什么，那么危险，但她还是去了。她说想去看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状态，“那时我才大一，觉得好神奇，真的有人是为了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教育是用来培养人而不是用来评价人”

顾介涟是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的一名新生，他这学期开了一门课：他在清华“荷塘雨课堂”开放平台上创建了《摸鱼学导论》，选课人数超过4000人。他说这是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符号。“其实也只是一种寻求共鸣，并不能给大家带来多深的启迪或教育，我觉得这样就好。”

《摸鱼课导论》课件中的课程介绍 受访者供图

顾介涟的微信头像是青年马克思，签名则是王小波的一行文字，这与他的工科专业背景略有反差。“所谓的文科和理科其实不应该分得太清的，我自己也一直没有区分，就按照兴趣了。”尽管清华——以及国内很多高校——一直在推行通识教育，但他认为“就是全校会有通选课，和那种所谓的施特劳斯的通识教育还不一样。”他也指出一些本科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并未充分满足学生需求。

当被问到是否面临压力或焦虑时，他表示对自己的预期并没有太高，“调节自己的预期自然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同时他认为单一的评价体系在所难免，因为“你既然要评价，这个收缩的过程就已经开始。本来教育是用来培养人而不是用来评价人的。”

顾介涟对于理想中的大学有过一番勾画。“老师的目的是引导和介绍一些优质的学习资源，并没有必要把具体内容念一遍，提供一个引导和答疑的过程就很好。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的开放在线的学习资源，就像麻省理工或者斯坦福那样，会非常有帮助的。”

夏怡然上周在复旦观看了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那些人当时好像真的在学习，纯粹在学习。我的这种时间就很少，到高中就结束了。”

夏怡然将纪录片中西南联大的学风概括为“纯粹”，而“纯粹”也是张力奋对于八十年代校园氛围的描述。“当年是一个启蒙的年代，功利因素会淡一些”，现在社会进步必然伴随竞争的加剧和选择的多元，教育也不得不面临功利考量。

“功利这个词我在这里用的是比较中性的，但教育中一些比较纯粹的东西最后可能就被牺牲掉了。”面对这些功利因素，黄瑚认为大学的教育需要做到平衡，“专业教育给了一个饭碗，但不可能给人智慧。但是我们的教育要考虑给人智慧，给人思想，而不是给人饭碗，这两边要结合的。”

北岛在《波兰来客》行文之间丢下这样一句话：“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现在的大学生对于可能出现的后半句并无怯意，他们还在寻找前半句的路上。

夏怡然的人生规划中没有“留在大城市”这个选项。“我到杭州第一年，他们就告诉我杭州的房价涨了。八九十年代的那代人可能会努力留在北京、上海拿个户口、买套房子，我就没有这种想法，国家也号召回去建设家乡的，对吧？”

毕业后可能暂无着落的赵逸也并不悲观，“交大的校牌子很好，想要找个好工作还是可以的。”

对于未来，顾介涟说“其实我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到了特定的时间点，肯定是会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屠海鸣图书馆 受访者供图

每一代大学生的选择和使命都深深嵌套在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每代人也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机遇。

在时空交迭中，大学和时代的共振依稀可见，大学生是这段协奏曲上的音符。或许我们需要足够的岁月沉淀，才能锚定一代人在历史坐标轴上的位置。

不论时代变迁，张力奋坚信“大学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这种感召、引领，在任何时期都应该保持。”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