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现这几本日记的时候，有好几本被老鼠咬烂了，我差点当废品扔了。”

家住浙江省绍兴市的杨威林很庆幸，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他把家中阳台好好收拾了一下，“不然这些珍贵的日记可能就无法重见天日了。”

杨威林小心翼翼地从一个铁盒子里捧出父亲杨伯成的日记，那些本子多是巴掌大小，内里字迹规整，字体秀丽。

图①：年轻时的杨伯成。

杨威林的父亲杨伯成，生于1927年，17岁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1946年至1949年，他进入20军政治部前锋报社，先后担任校对、资料员和战地记者，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伯成戎马半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从朝鲜回国后又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战斗。1945年至1979年，杨伯成写了近百万字的军旅日记，但他从未在家人面前提过此事，只是将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辉岁月，尘封在家中的角落。

最近，94岁的杨伯成住进了养老院。儿子杨威林在整理物品时，意外地发现父亲的日记。

泛黄变脆的纸张，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的页角，证明着这些日记走过的时光。陈旧的册子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仿佛捧着当年珍贵的从军记忆和战斗经历，向我们迎面走来。

图②：杨伯成写下的日记片段。

兵之初 成长有“烦恼”

都说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一名年轻军人在军营里如何“淬炼”成长？在杨伯成的日记里，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翻开杨伯成写于山东定陶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记于介河（此庄离城武东门三里）。今天由大李庄转此行程约七十里，足足跑了九个钟头。

“早上起来便接通知：下午四时吃晚饭，完毕于丑时出发，整理好行装后称了称共十三斤……到五十里以后，到底吃不消了，一连落伍三次，此时我很想减少负担。轻装吧，我没有重装，现有的衣服、被、毯，再不可缺少了，因此又想打报告给丁柯同志，要求由公家来负担五斤，并且想好了许多理由，且有相当决心。但到了宿营地，背包也放下了，行军时的吃不消似乎又记不起来了，决心报告又随之淡漠下来……”

1947年，杨伯成20岁，入伍3年。杨威林说，父亲告诉过他，他入伍时身高不足一米六五，体重不到70斤。即使是当了3年兵，负重13斤行军70里，对杨伯成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承受。尽管如此，伴随一路上内心的纠结，杨伯成坚持了下来，将希望分摊行李的请求吞进了肚子里。

杨伯成在另一篇日记中也记录下一段心路历程：“……在被推选为候选者的自我检讨中，对同志们很有帮助，对我也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他们的深刻检讨中，也暴露了我的许多缺点（其中许多是我以前未发觉的），引起我自我检讨的决心。”

杨伯成就是这样，在行军的同时，在记日记的时刻，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充分体现了善于自省、严于律己的作风。

图③：杨伯成的14本军旅日记。

战场上 苦中亦有乐

杨伯成曾随志愿军20军60师奔赴朝鲜战场。炮火纷飞中，他没有丢掉记日记的习惯，在朝鲜伊川郡王幕里写下的约47000余字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杨威林翻出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篇日记念了出来：“这一段时间，虽是（朝鲜的）8月，半夜里常常被冻醒，哈出来的气在被子上面结了一层霜……”

杨威林由此想起父亲总被母亲埋怨的那个“坏习惯”。一到冬天，父亲睡觉时从不脱袜子，还总把棉衣棉裤盖在被子上。“看了父亲的日记，我好像有些明白了。当年在朝鲜，天寒地冻，这样睡觉最保暖，也是应对突发战况最好的方式。只是没想到，这个习惯伴随了父亲的大半生。”

另一篇写于王幕里的日记，让杨威林对父亲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这篇日记写于1951年，杨伯成记录了一个“有趣”的夜晚。

当时，连队正在坑道里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美国人的轰炸机突然在坑道上空盘旋，两种轰鸣似乎形成了“同期声”。“相映成趣，一时间分不清哪一个是电影里的声音，哪一个是现实中美军轰炸的声音。”杨伯成如此写道。

杨威林觉得，这是父亲作为“文艺青年”的独特浪漫情怀，“父亲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日记记得这么全，想来当时一有空余时间，他应该就掏出小小的日记本来记录。”

图④：因为工作的原因，杨伯成拍摄了很多战斗场景。这是他拍摄的朝鲜战场上战友们分发土豆当饭吃。

悼战友 笔端寄哀思

1951年10月16日，在王幕里的日记中，杨伯成密密麻麻写下一篇悼文，寄托了他对牺牲战友深深的哀思。

“昨日接到盛永祥同志的来信，告以陈科长在12日晚遭敌机袭击受重伤而牺牲，使我感到突然而不敢相信。但事实究竟是事实，陈科长能力较强作风较好（曾被选为模范候选人，差一票落选），在军政治部是一个威信较高的团级干部，我过去在他那里工作时对他印象也较好。他对工作负责细致，生活作风朴素，待人真诚，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记得今年一月初，他曾带病坚持行军。到达王幕里附近的安西里时，体温高至40度（摄氏度，编者注），那时邱主任决定用吉普车送他至20军医院，我曾扶他上车，替他盖被，离开时还互相打招呼。后他转至大连休养，至三月底时返回秘书科。那时我已调至教导团学习，我到这里工作后，也曾与他通过信。想不到那次送他上车的一天成最后一次见面！这多么使人难受！

“陈科长与我一起工作时，也曾有过不高兴的事，但他已牺牲的今天，我把这些都忘了，脑子里映出一连串他的好处，他对我的帮助。陈科长是有十余年战斗经历的老干部，除拥有高尚的品质之外，还有丰富的经验与工作能力，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对总部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如今，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损失。”

日记外 还是那个兵

逐字逐句翻看了父亲的日记后，杨威林发现，父亲经历过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变得清晰，每一处细节都跃然纸上，带他回到那个年代，感受父亲的军旅生活。

“父亲平日里很少跟我们讲他打仗的事。”杨威林1965年出生在军营，随父亲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童年。“有时父亲高兴了，会在饭桌上讲一些当年在战场上的趣事。有些事我们不信，只当他在开玩笑。”

杨伯成说过，一次行军时，他一顿吃了7缸饭，是那种1斤装的缸子。他还不是吃得最多的，吃得最多的战友吃了12缸饭。当时杨威林不相信，一个人饭量再大，也吃不下那么多饭啊！杨伯成还常说一句话，“走路不会睡觉的话早就死了”。每次家人听到后都是哈哈一笑，并不当真。

然而，这些家人曾经以为的玩笑话，杨威林在父亲的日记中都找到了“出处”。他终于明白，当年行军，父亲和战友很可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遇到能敞开吃的时候，就要为接下来的几天“储存能量”。他们行军也一定很紧张，敌人在后面追赶，丝毫不能松懈，没办法停下来休息，只能是边走边“睡”。

杨伯成总和家人讲他很幸运，福大命大。一次，部队在防空洞里开会，敌人一个炸弹扔下来，除了他，防空洞内的其他战友都牺牲了。“父亲说他要好好活着，替战友好好活下去，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在杨威林看来，父亲后半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1979年，杨伯成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浙江绍兴，在一所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退休后，他在绍兴新四军研究会从事扶贫工作，帮助贫困山区群众，帮助困难退役军人，为《东南烽火》《大江南北》等杂志撰稿。

一次，杨威林在家中翻出一本很厚的书，书名是《诸暨抗日战争史》。打开一看，他发现父亲的名字在编辑那栏的第一个，“我们才知道父亲参与编辑了这本书。”

《诸暨抗日战争史》一书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诸暨烈士生平，包括出生年月、出生地区、牺牲时间，以及那个时期诸暨各县各村的损失统计明细和重大事件，编辑工作量很大，“也不知道父亲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杨威林说。

杨伯成今年94岁，记忆力减退，有时意识已不太清楚，连妻儿都认不出来。但瘦小的他，每天都会记着一件事，把儿子买给他的一顶“红军帽”端正地戴在头上。

为了时刻“提醒”父亲，杨威林写了一段话贴在墙上，帮助父亲记住自己和家人的名字，记住他17岁参军，打败了日本鬼子和美帝国主义，要“多活动、多说话、多读报纸，脑子不糊涂”。最后一句这样写道——

“我要好好活着，我要看祖国兴旺发达，我要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伯成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念着念着就笑起来。

“现在常说‘不忘初心’。对于父亲来说，他对党和国家自始至终只有一颗红心。”说到此处，杨威林有些哽咽。（倪梦萍 何鸿凌 石晓雨 摄影：袁依凡、袁 媛、张章璐，制图：扈 硕）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