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员小秋

一个周末清晨，突然收到日本某公司的电话。负责人提醒我说明天来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别忘了带上印章。在花了几小时试图找出上一次用还是好几年前的印章未果后，我意识到重做一枚是不可避免了。好在两站路外有一家周末也营业的印章屋。在交付了700日元（约合人民币41元）并等待了10分钟后，一枚刻有我汉字姓氏的简单印章随即完工。隔天到了营业所，另一位不同的员工看到我拿出印章时充满笑意地说：您还真是细心。其实为了顺应各界对于废除印章的呼声，我们现在光靠签名也可以完成手续了。在一种类似“来都来了”的心态下我还是选择了盖印，并且相当用力。即使我知道光靠这点力气大概是永远无法摧毁一个公司或者整个日本社会强大的官僚主义。

可能正是因为像这样被繁杂的手续搅到不宁的怨声已经汇集到了一定程度，就连日本政府也很难再坐视不理。在去年9月被任命为“行政改革担当大臣”之后，河野太郎就把废除不必要的行政手续作为自己最主打的政策。其中，印章成为了一个重中之重。在上任一个月后的记者会见上，他就宣布了政府计划废除目前约一万五千件需要按印的行政手续。但在这一改革的真实效果被民众感知到之前，他就先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印章产业的强力反弹当然是预料之中的，而来自企业、公共机构等本应是该项政策受益者们的不满则多少有些意外。以小见大，网络时代的印章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却依然顽强的事实，大概是日本科技产业整体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但如果我们能脱离一种线性进步观的话，或许也能重新思考关于大小技术和各色工具在一个社会中现实的存在和发展方式。

权力与管理：日本印章小史

光武帝赠“汉委奴国王”金印及印文。

和许多其他的器物或制度一样，日本的印章文化也是从亚欧大陆传来的。今天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印章诞生于6000年多前的中东地区。但此后对于日本更为直接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于中原。中国本土的印章文化发端于战国时代，而日本国内现存最早的印章则是公元57年由后汉的光武帝赠送的“汉委奴国王”金印。 虽然于今天的福冈县出土的这一国宝真实性仍存在不少争议，但它所包含的被“赠予”的态度无疑暗示了一种原始的“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权力姿态。日本真正开始系统性地吸收印章文化则要等到公元7、8世纪。以隋唐制度为模范的政权在701年正式对公文书里“官印”的使用做出了明文规定。而一些拥有特权的高官也被赋予了刻制“私印”的特权。

但很快，日本本土的“国风文化”开始兴起。和楷书汉字慢慢被草书式的日语假名所取代一样，在文件上盖汉字印章的行为也被以图形和符号为主的“花押”盖过了势头。印章文化再次复兴则要等到镰仓幕府时代，和禅宗一起传来的作为书画附属物的宋元文人印开始大受欢迎。但无论再怎么发展，中世日本的印章总体上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它和庶民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最早作为外部更高文明象征的印章此时演化为了作为内部更高阶层的权力代表。

印章的利用开始大规模在百姓间渗透始于江户时代，背后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首先，奉行锁国政策的幕府一个重点防范对象是西洋基督教的传播。政府要求民众在基层管理机构进行身份登记并签署不信教的协议书，而在识字率还低下的彼时，用来代替在文件上签名的就是一个个简单的印章。第二，在近400年总体上和平的大环境里，日本国内的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就对在每次交易中参与方的“信用”担保提出了要求。在地方行政单位进行过登记的个人印章就成为了一个最好的对策。与此同时，通过公认印章所准确掌握的每一笔交易细节也为幕府对于财税的征收提供了最大的保障。

就像不少历史学研究已经揭示的，被誉为日本“现代化起点”的明治维新实则继承了许多来自江户时期的遗产。这一论断在印章这里也成立。1873年，新政府把之前就盛行的在交易时需要刻印的规定法条化。而对于伪造或者盗用他人印章的惩罚也几乎是比照了前例。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是1885年日本的现代内阁制度正式成立，每一个阁员在签署政策文件时需要额外提供自己的花押而不是印章，此一习惯延续至今。通过和普通民众姓名章的差异化，现代官僚所享有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权力也又一次在“按押”这一细小的举动中得到了体现。

印章制度的“异化”

其实早在明治时期，关于印章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的讨论已经发生。之前提到印章之所以盛行的一个原因是它可以解决因为民众低下的识字率而导致的各种手续中的不顺。但在受教育率已经得到大幅提高的明治时代，它的这种合理性就已经丧失了一大半。更进一步说，靠签名来验明正身的实践早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惯习，这更给了主张全面西化的一派废除印章的重要口实。但在反对派“软性的”对于传统文化保护的主张以及“硬性的”印章产业的利益支持下，签名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获得了和印章差不多接近的法律效力，更不用提彻底取代后者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因为“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制度异化可谓是愈演愈烈。

面对传统印章被废止，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开始推出更具设计性的印章来吸引消费者。图为城山博文堂推出的人气产品猫咪印章系列。来源：oricon news

河野大臣所宣布的一万多件需要印章的手续将被废除其实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那么多的环节没有印章就不能完成。第二，它们其实压根就没有必要。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印章大体上可被分为两种。一类印章被称为“实印”。它们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相关窗口进行登记，并具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在诸如不动产交易、遗产继承等场合这些印章不可或缺。而另一种则是所谓的“承认印”。这种没有经过登记的印章其实只代表了“本人已熟知上述事项”，而根本不具有任何的司法作用。事实上，如果你的名字不是生僻字或者你不赶时间的话，在随便哪个日本版的“二元超市”都能用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即刻能用的印章。毕竟，“承认型”的印章上所雕刻的只有“佐藤”或“高桥”之类的姓氏而已。由此，日本的印章文化陷入了一种“谁都可以被证明，谁都又不能被证明”的尴尬境地。

当印章自身从一种“手段”变成了“目的”之后，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特殊的使用规则更是到了让人皱眉的程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某日本银行巨头的前员工曾爆料，公司在盖章时有个规定是印影不可以保持端正的竖直，而需要向通常是盖在自己左边的上级的印章略微倾斜，以示尊敬。此外，在因为新冠疫情有越来越多公司选择了在家办公的方式之后，不管是对外的谈判还是对内的沟通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远程完成。但不少日本公司的员工至少每周必须要去公司一趟，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实体的纸面上完成“按印”这一无法被网络替代的步骤。正是这些本末倒置的行为让民众对于印章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网上甚至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印章警察”的群体。和早先在日本紧急状态中出现的只要有人稍微松一下口罩透个气就破口大骂的“自肃警察”一样，这些“印章警察”只要发现有企业还在规定员工按印的消息时就会倾巢而出，把诸如“造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大帽子盖在它们头上。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菅政府所推出的改革企图才有了强大的正当性。根据NHK的一项测算，在废除了印章之后公共机关面向每一个民众的服务平均至少能省下10分钟。而与之相伴随的电子化更能在一年间省下3000万日元的经费开支。

“镶嵌”在社会和文化中的技术

在各种“大义名分”的旗帜之下，河野大臣和菅政府对于印章发起的猛攻看上去展现了自己的决心和执行力。但正如社会学家们经常提及的“镶嵌”（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所提示的，印章这一“技术”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已经和相应的社会及文化结构产生了不可切割的联系。没有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而强推的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让人不禁打上一个问号。印章和既成利益集团联系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日本的国会内部存在着一个“守护日本印章制度・文化”的议员联盟。它和由印章界各企业所组成的团体“全国印章业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可类比于美国国会游说团体的组织中，最让人惊讶的一名成员正是旨在推动电子化进展的IT政策担当大臣竹本直一。虽然他一直强调印章文化和电子化并不矛盾，但在政府废除印章的强势姿态之下，他最终还是选择退出了这个议员联盟。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废除印章的抱怨还来自这一政策逻辑上的受益者。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不少企业表示虽然需要印章的交易环节的减少确实让员工负担有所减轻，但它同时造成的问题也不可忽视。财经杂志《周刊东洋经济》就此问题推出过一篇十分有启发性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指出废除印章的正面效果基本是面向公司内部的，而它的负面效果则是由公司在和外部企业打交道时所产生的。更进一步说，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日本的宏观产业结构。虽然一些人人都叫得出名字的大公司左右着经济活动和社会舆论，但单纯就数量来说日本公司的九成以上仍然是中小型企业。它们对于包括无纸化办公在内的技术转型的意愿无疑要小得多。作者提供了一个明了的数据：在主要由大企业所参与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中，成员公司中的97.8%已经完全实现了远程办公的环境整备。但相比之下，员工数在50-300人之间的企业其远程办公的导入率仅为28.2%，而50名以下员工的小公司这一数据只有14.4%。换句话说，也许我们脑补“一个大公司的员工通勤一小时，再走去五楼以上的副总裁办公室只为了盖一个章”这样的场景会觉得离谱。但如果把它换成“住在职工宿舍的下属走到宿舍隔壁的公司，并把契约书递给工位紧挨着自己的社长请他过目”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小型公司没有动力来实现包括废除印章在内的信息化办公了。

报道的作者更是进一步提出印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日本经济身处泥沼的“替罪羊”。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几乎时隔十几年就会掀起一次对于印章文化的大批判。但那么多年过去了，印章仍然坚挺地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印章本身，而是它背后潜伏的官僚作风。反过来说妄想着通过废除印章就能实现彻底的经济转型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这让人想起了Zoom视频会议因为疫情刚开始风靡之初收到了许多日本企业关于哪个分屏幕是“上座”的询问。这一比段子还让人哭笑不得的现实说明，如果企业的结构和文化没有根本性改变，无论多“先进”的技术都不太可能带来变革。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传真机。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保健所仍然用传真来相互联系和汇报病情的新闻着实让世界跌破眼镜。差不多同一时间的一个新闻是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富岳”蝉联了性能表现世界第一的排名。两者的对比更是让人一头雾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技术本身的“镶嵌性”。其实河野大臣曾经表示，在印章之后下一步要废除的就是在公共服务中被广泛使用的传真机。但这一宣言在发布没多久后就被撤回。就拿汇报病情这一个例子来说，如果要对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就需要统合大型公共医院、小型社区诊所以及卫生部门等数个异质的环节。但战后的日本政府无疑缺少相应的资金、权力或法理来实现这个目标。再有，在欧美国家曾数次发生的因为黑客入侵而造成患者信息流失的事件也让日本的民众和医生团体对更新换代的意愿被大幅削减。而如果真的能实现每个诊所都导入计算机的话，全世界医生似乎共享的难以辨认的“书写体”又要怎样和网络系统实现兼容，可能又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东京的业者以“河野太郎”为主题设计的印章。在间接传达了不满的同时又把这一“逆风”转变成了宣传印章文化的机会。来源：東京印章協同組合。

但顽固如日本印章业也体会到了一种变革必将降临的危机感。好在从业者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担心。一方面之前提到一定数量的需要印章的手续仍然得到保留，其中既有房屋买卖这种强制性的规定，也有婚姻申请这种带有纪念色彩的可选择性环节。更重要的是，挖掘印章这一工具正面的文化维度是从业者从很早就已经开始铺垫的。比如在东京的印章屋就发起了一场姓名印章设计大赛。而比赛的主题被不无讽刺地定为了“河野太郎”。最后23位手艺人呈现了77枚毫不重样的设计，向大家展示了手工刻章的魅力。其实河野大臣在宣布废止印章后很快也在推特上晒出了自己的书画印收藏。由此，他所采取的其实是和前文中IT政策担当大臣同样的立场，即网络化和印章文化其实并不矛盾。另一方面，不管是作为日本各观光地保留项目的“盖章接力”还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都越来越受到欢迎的日本手账文化里的装饰性印章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方针所带来的损失。

印章也随着近两年来的日本文具热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图为手账名店traveler’s factory的印章产品。来源：公司官方推特

总而言之，不管是传真机、印章又或是超级计算机，任何的技术都不是“客观地”发挥着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围绕着它们所展开的社会和文化维度是一项技术能发挥正面或负面作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門田誠一、『はんこと日本人』、大巧社、1997年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