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丹东

看到这个标题，心里就感到有些沉重。

20多年前的1997年，笔者应桂林《漓江日报》李肇隆总编约稿，未作认真考查，只凭长辈口传写了《粟姓的由来》刊发在报纸《姓氏探源》首篇里。文中，笔者介绍了粟姓是由熊姓改姓而来。现在回看，发现有些差错，个别地方甚至存在表述错误。

2018年，全国粟氏在湖南粟裕大将的故乡——会同召开了第一届联谊会，从会上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粟氏分别有称由熊、孙、米、宿等改姓，也有说是古老姓氏，说法各异。而这些说法，有的只是传说，但缺少真凭实据；有的则是瞎想，无根无据；各地所奉始祖分别有万成、国珍、富国、实寰、传昭等诸公。其粟氏后裔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和湖北等地，全国粟姓总人口不足30万，姓氏排名靠后，近300位。单从姓氏人口来看，个人认为粟姓非古老姓氏，应是一个新生派年轻姓氏，易姓而来的可能性极大。通观全国粟氏所奉始祖，惟资源县粟万成为最老，五代人。其余诸公出生时间皆晚于北宋。

资源县万成公之源流

资源县《粟氏族谱》共有12卷，成书于1928年。由于当时通讯和经济条件的局限，合修这本族谱的粟姓，仅是资源、全州、兴安三县的万成公后裔（1993年重修时，增加了湖南邵阳县及灵川定江镇的粟姓）。

这本族谱虽然刊印较晚，但它是在各分支的草谱基础上汇编而成，各分支的世袭基本清楚。在族谱第一卷引用万成公墓志铭对“一世祖”粟万成作了这样的注释：“公生于五季（代）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庚午三月初三日午时，原籍湖北荆州府江陵县，于高祖时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为白公郎，因忤权要解组避隐，始迁于粤之西延泉塘坊居焉，‘原姓熊氏易姓曰粟，此我粟氏之由来也’。享寿八十有三，殁于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壬辰八月十五日申时，葬西岭崩冲椅形壬山丙向，碑载附会可疑之处未录。”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墨谱序中也对万成公的源流作了同样注说“…解印避隐始迁粤之清湘西延泉塘坊居焉，旧属轩辕玉牒氏，因遭兵戒易姓为粟，为江陵粟氏之”。

除了在《粟氏族谱》中对万成公易姓为粟作了注说，还在万成公后裔中有这样的传说：当年万成公带着一家逃命沿湘江逆流而上，在今天全州县与兴安县交界的界首时，远观西边越城岭山高林密适合隐居，便弃船改走山道（1934年12月红军北上一军团和中央纵队的行军路线），当走到资源“三斤界”回望来路时，仍见一队荷带兵器的杀手从对面山道尾追而来。万成公与妻儿连忙隐匿于路旁长得十分茂盛的粟地，并许下诺言：“粟子，粟子，你若保护我躲过这场杀身之祸，我将随你姓粟。”追兵一会追至粟地，下马问山上种粟山民可曾见有人路过。种粟山民如实答道：“有，已过三斤界。”因地方方言与官话发音差异较大，追兵误将“三斤界”听成了“三千界”。追兵本已人困马乏，望了望重重山峦、条条山脊，感叹山道遥遥，只好郁郁而返。万成公与妻儿藏在粟地，追兵与山民对话句句听得真切。待追兵远离后，万成与妻儿方才走出粟地，善意的山民赐予粟子粑粑充饥。谢过种粟山民，万成一家劫后逢生，下山落籍于山环水绕的西延泉塘坊（今资源中锋镇官田村）易熊为粟。万成公一家辛勤躬耕，以德治家，不久便成为村中人丁兴旺且有威望之家族。

这个传说，在资源、兴安、全州、灌阳以至外迁湘川黔陕的万成后裔中都是大同小异的说法，既使就是在全州和资源的熊姓中，一般人也知晓粟姓是由熊姓改姓而来。

笔者2019年9月在贵州三穗全国粟氏代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后，个别支系的代表直接发问：“粟子是北方粮食作物，资源种过粟子吗？”以前也有人在家族群里或是打电话向笔者提过同样的疑问。资源种过粟子这是肯定的。笔者在上世纪60年代末也亲眼见过。《资源县志》（1998版第247页）记载：“1990年全县粮食产植占种植业的88%。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玉米、薯、豆、粟次之。”

全州、资源和兴安的粟氏由熊改姓，一代代如此传说，族谱也这样记载。经族谱统计，粟氏一世至今已历39世，时间为1113年，若每代按平均27岁计算，从一世到39世时间近1100年，代际差没有问题。

单说全州的粟姓，大都是明清时期从资源粟家大坪迁入，因粟家大坪位于宝鼎岭下，翻过宝鼎岭就到了全州。全州大西江鲁塘村和胜田村的粟姓迁入时间较早，为元朝（约公元1350年左右）迁入，现在两村粟姓人口超过1000人；而才湾镇从粟家大坪迁入的主要分布在山川的“三湾”，既紫岭村委的粟家湾、驿马村委的信家湾、五福村委的桐梓湾（修五福水库淹没后分别搬迁五福和新村村委）。此外，在咸水镇的洛江村委和焦川村委，也有一部分从资源粟家大坪和上梁迁入的粟姓；石塘镇的马鞍岭和焦江也有部分粟姓，但这部分粟姓何年由何地迁入目前尚未弄明白。

全州粟氏在科举时代未出个有名望的人物，县志和家谱上仅见两例：一是大西江鲁塘村的粟大纲，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甲午科中武举，据说后来率兵外地剿匪未归；二是才湾信家湾的粟良弼，从九品。在全州做过官且《全州志》（康熙已巳年编九十三页）有记载的是第20世粟林,原名士林(灌阳人)，生于明洪治七年（1494年），授全州典史（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柳开招安资源粟氏

查阅《全州县志》，了解到全州在宋朝988年时，从北方来了一位叫柳开的知州。《宋史，柳开传》记载：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余人．常钞劫民口粮畜，开为作衣带巾帽，选牙吏勇辩者得三辈，使入，谕之曰：“尔能归我，即有厚赏，给田为屋处之；不然，发兵深入，灭尔类矣。”粟民惧，留二吏为质，率其酋四人与一吏偕来。开厚其犒赐，吏民争以鼓吹饮之。居数日遣还，如期携老幼悉至。开即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赐开钱三十万”。(译文：后来柳开调任全州。全州西面的溪洞有一个粟氏家族，聚族五百多人，经常抄掠人口、粮食和牲畜。柳开为他们做衣服、带子和帽子，又挑选手下官吏武勇和善言辞的三个人，派他们到粟氏家族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够归附我，就可以得到厚赏．给田和修建房屋来安置你们。不然的话，就发兵深入你们村，把你们消灭掉。”粟氏家族非常害怕．就留下两个官吏做人质，粟氏的首领亲自率领四个酋长与另外一个官吏一起来见柳开。柳开给他们优厚的赏赐，官吏和老百姓都争着以鼓乐欢迎他们，以酒食款待他们。柳开把他们留着住了几日才送他们回去。他们按期把全族男女老幼都带了来。柳开就为他们安排好田地和居室，并做《时鉴》一篇，刻在石碑上以告诫他们。又派他们的首领入朝，委任他为本州的上佐。柳开也因处理这件事情有功．皇帝赏钱三十万)。 柳开到全州任知州，为什么对“为匪作乱”的粟氏不进剿而是招安？原因是，他的前几任对溪峒（资源）被逼上山为“匪”的粟氏差兵围剿，可是山高林密，“众匪”神出鬼没，不但剿不灭，反而越剿越乱，越剿越凶，其势危及广西省府（桂林）。柳开多谋，反其道而行之，改进剿为招安。粟氏被招安以后，溪垌就由湘西三不管地区成了全州的“西延”区，归入了全州管辖版图。这样，一直沿袭到解放后西延才划为资源县。

史料还记载，当时招安设了指挥所两处：一处为官田，一处为官垌（现今这两处分别是官田村委和龙溪村委），两处皆为粟姓主要居住地。989年招安成功，当时二世粟贵振正值盛年（生于五代乾佑元年即公元948年，葬西延八方小脂有碑，墓志和族谱皆记有“因平乱有功，封为八十二郎），其不但进京见了皇帝得了赏赐，还封本州上佐官。柳开也因招安有功次年得以晋升，另外还得了30万赏钱。柳开用这笔赏钱在全州北山置办了书院，还亲自到书院讲学。后来，人们为纪念柳开开化全州的功绩，将北山书院署名为“柳山书院”。

宋史记载，当时可能是“惜墨如金”的缘故，文中“粟氏聚族500人枪” 没有过多文字交代。这里的“聚族”究竟是指溪峒（代指资源县）少数民族，还是指粟氏一族之人？给人留下猜想的空间。敞若“粟氏聚族500人枪”是指聚集少数民族500人枪，这只是以粟氏为首而已，那资源《粟氏族谱》记载由熊易粟，粟万成被奉为一世始祖就没有问题；敞若“粟氏聚族500人枪”指的是聚集本家族500人枪，那粟姓由熊易粟，一世始祖就并非是粟万成，而是另有其人，易姓史就必须得再往前推几百年。因为粟万成出生到柳开招安还不到100年，全部族人加在一起不足300人，到哪去找能舞枪弄棒“为匪作乱”的500族人呢？

至于“始祖”粟万成是否做过朝庭大员，既“于高祖时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为白公郎”，今人无从查考。猜测是在被柳开招安以后，其后人有意拔高祖上曾经“辉煌”过。假若真是于高祖时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为白公郎”，那就要远溯到楚国熊姓王族某位高祖时代，这就像是一个猜不透的谜，难以考证。

众所周知“地以人而名”这个道理，资源在唐朝前无史可溯。《资源县志》记载“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外地人到宝鼎朝佛，有部分人在资源定居”；“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又有许多避兵祸（黄巢起义）的人到西延定居，此后，汉苗瑶各族杂居，推有威望的人为头目）”。另据资料统计，“西延单姓人口较多的是唐、李、刘、莫、王、粟、杨、蓝”，再从粟氏始祖占居资江江西河谷开阔之地“官田”和“官垌”来分析，粟姓应当是到资源定居较早的姓氏之一，并非万成公五代落籍于“溪峒”易熊为粟，粟氏易姓时间应为更早才是。因为只有在一地成为旺族，才有资格被推举为众族之首。也就是说粟贵振被推为众族之首时，家族已走向繁盛。若此结论成立，那资源《粟氏族谱》只是家族中的断代史，家谱所记载的仅是招安由“匪”成为“良民”的族史。故，粟贵振的墓志和族谱里就避讳了“招安”二字，只记为“平乱有功”。

资源万成公、湖南邵阳仲库公、灵川定江奉銮公三支合谱缘由

1993年，广西资源万成公、湖南邵阳仲库公、灵川定江奉銮公3支后裔合修《粟氏族谱》，缘由如下：

湖南邵阳仲库公后裔经考族谱，谱中曾有注释，相传粟姓与熊同宗，另见宗亲馥公又抄录有全州谱序记载有迁往邵阳之宗亲，仲库公与万成公相差近二十余代，且仲库公的出生年代与万成公后裔“仲”字辈年代相同，外迁可信。

灵川定江镇粟家村原本有部分宗亲民国就与万成公支系合谱，但所剩大部祖源一直不明，分析附近九屋所立“有弘公”、临桂所立“国珍公”发展只在800年左右，皆晚于资源“万成公”，原本村分支与资源合谱符合情理。

于是资源、邵阳、灵川三方便求同存异，达成合谱协议。为解开万成公《粟氏族谱》记有宗亲迁湖南宝庆（邵阳）、灵川之迷，三方宗亲代表又特于1993年清明节，登上资源县枫木西岭万成公墓地开墓堪碑（迄今墓地共立有4块碑），当时墓地是3块碑。第一块立于封土外正前方；第二块和第一块被掩于封土之中。墓碑乃前人为之。当第二块立于光绪年的石碑呈于异乡宗亲面前，只见墓志与族谱所录文字毫无差异，宗亲们疑问尽释。笔者也曾亲眼见证，当时资源宗亲问灵川和湖南邵阳宗亲是否有必要再看最里边的第一块墓碑？大家都说，“明了明了，不用再看了”。于是便促成了三方合修族谱的良好局面。目前邵阳粟姓人口达20000多人，占全国粟姓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邵阳杉木桥乡的粟家祠堂，初建于光绪八年，规模极为宏大，占地面积达4800平方米，在全国粟氏祠堂中当数第一。资源官田祖居地的家祠家庙因修建历史久远，尽被毁坏，现只有遗址。值得一提的是，资源龙溪粟氏祠堂虽然不大，但红军长征时进村住过，还有几位落伍的伤员在祠堂里躲藏疗伤，现已修揖一新，挂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红色教育基地之一。

万成公后裔迁徙到了哪些地方？

纵观《粟氏族谱》12卷，从中发现旧时外迁宗亲主要有五大因素，按照对家族影响大小程度来区分，个人观点依次是：移民、任职、逃难、经商和从军。其实，在族谱中先辈对此也作了定义，“主要是行商与游官”。只不过这定义不太全面而已。

移民。众所周知，我国有史可考的几次大移民，其中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对湖广行省影响较大，仅在资源族谱中清楚记载的就有几十人之多。这些外迁的宗亲后来又影响着在穷山恶水中艰难生存的族人。他们又在不同年代引领一些族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开故土舍家出外谋生和发展。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又经过几百年的社会演变，这些外迁宗亲的后裔基本不知根在何方。

任职。这就是先辈们所讲的游官。获得功名到外任职是光宗耀祖之事，特别是寒门走出去的官员哪怕是七品芝麻官也是为整个家族大长家风大撑门面的事。因此，这些走出去的官员不分职务高低，自己的下一代便自然而然将异乡为家。另外他们还关注着有外出意向且有发展潜力的族人，不吝伸出援手帮助他们离开故土外迁立业。举例为证（尽管这些任职先辈所在地宗亲目前尚未认同和对接）：贵振公第24代的“粟应惠（字若兰）系清太学生(《全州县志》有载)，他的出生离现在已是300余年，虽然他任何职在何方现在无法考证，但他的成功影响了下一辈，他的1个儿子殁葬失考、他的侄子“于瑞（生于康熙十四年即1676年）就是走出去的典型，谱载于端死后安葬在思恩府（今广西平果县旧城）。于瑞的两个弟弟于谟、于规也一同在南国开拓立业，兄弟三人的后裔也从此失考。

又如27世良倬，名廷（珽）字少苏（邑庠生，生于道光元年即1821年），他以府学第一的成绩到顺天府（明清两朝北京地区称为顺天府）从事府尹一职，他的儿子尚通就成了失考人员，良倬兄弟三人都是例授官员，前后5世平均每代有两位例授官员，他的侄子仕选作为六品军职分发到广东巡政厅任职，一家人每代都有失考人员，这些失考人员去了哪里？不容置疑就是因为父辈作为游官而随迁异地。还有30世的官现（邑庠生，又名官宴）任广东训导，他与妻子李氏生殁葬皆失考；又比如国锠（字能仁，生于1822年），投笔从军精忠报国世守八品，殁于1855年，葬于情（靖）州府（湖南）。国锠一家几代为八品官员，他年纪轻轻就死在任上，魂归他乡。

此外，又如权公26世孙千荣为清驰赠修职郎任职巡政厅（胞兄千钟生于康熙1686年），也可能由于他异地任职，带走胞兄千鐻和堂兄弟千镒、千监、千奇、千釜，此等人全部失考；还有34世昌茂恩授九品（生于道光四年1824年），也是由于任职，他的长子懋年（生于1856年）迁往平乐配葬失考、次子懋春（生于1862年）和三子懋继（生于1874年）都殁葬失考，只有小儿子懋德（生于1870年）无嗣殁葬老家。还有广西桂剧创始人之一粟文廷兄弟3人尽迁桂林府，传艺虽不是做官，但可归于任职一类。

上面这些例子是年代较近的，尚有文字可考。但还有的仅凭家谱和正史片言只语无法说清，也只有假设了。比如我们第五世绍缵(生于宋天圣七年既公元1029年)在宋朝时就迁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那时候如果不是到四川任职，而是去做生意连想都不可想，关山万里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为啥说是去任职？因为自柳开到全州任知州平息西延粟氏之乱后，二世贵振作为起事首领被宋皇帝封为本州上佐官，于是便有了世袭例授官员。旧时有个规矩，不管是例授官员，还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功名，一律不许在本土为官。因此，五世绍缵去广安任职就成为可能。另外，在宋时全州城东门还设有粟家营，这是粟姓屯兵之地。兵营扎在护城河湘江边，担负护城之责。为何如此？可能是考虑粟氏野蛮、剽悍、无畏，带兵杀敌是最佳人选。所以，这样一直延续到晚清还有粟氏宗亲分发外地从事练兵的官员。至今粟家营只剩粟家渡，村中无一名粟氏。粟家营开拔到哪里去了？留下悬念。我想，不是往北就是往南从湘江水路走了。

外迁人员寻根难的原因公析

1.外迁人员绝大部分是失考人员。为了方便外迁宗亲查找祖源，笔者对家谱清朝之前32世列代按辈依次载录下来，明确记载外迁的达数十人之多，可目前找到的十余支人，只有湖南宁远县梅子窝村一支（全村现近200人）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他找回的谱上记的全是失考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定义失考人员绝大部分是外迁人员的原因。如四川南充粟永辉一支，过川始祖必悦在19世上与笔者先祖必怀是胞兄弟，除必怀老大在资源老家，其余3个兄弟谱上都是失考。再举例四川大足季家镇粟国良一支，顺治年过川始祖永祥及父茂伦（孟伦）在我们族谱上是失考中的失考，因为族谱中根本就没有他两个的名字。粟国良亲自到资源寻祖无功而返，因他家手抄本把“孟伦”写成了“茂伦”，谱书中根本找不到名字，后来笔者让他写出父辈的兄弟名字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再如迁四川南充后因参军又过贵阳的粟宏一支，其过川始祖仕珑在族谱上也记的是殁葬失考，等等数不胜数。

2.谐音字是外迁宗亲寻根的最大障碍。2019年以来，笔者通过多方联系，先后找回四川营山、宜宾、西充、金堂、自贡、大足，大竹、贵阳、陕西、宁远、灌阳等多支宗亲，在对接过程中发现因地方方言与官话的差异，辈分使用谐音字是造成寻根的最大障碍。举例如下：

一例，笔者与四川大足粟国良对接既顺利又坎坷。他与朝政一行2017年前就亲自到资源寻访过祖源，也清楚过川老辈叫友常（应为友瑺），结果他把友瑺的儿子辈分“孟”字辈记成了“茂”字辈，加上过川上一辈“茂伦”资源老谱又没记录，折腾了好些时间。幸好他们记得迁川前资源的胞兄弟及侄子的名字。后来笔者叫他把历代名字一一写出来对照，才知道问题出在那。

二例，自贡粟成林一支，与笔者取得联系后，提供辈分用字“应于昌世登，中良时上国”，笔者一看，家族分支21-32世有“仁金荣应於，明忠良仕尚，国盛”用字，他们前后10个字辈谐音字就有3个，除了谐音还插入了3个不同辈分，又漏了1个辈分。当晚笔者与他聊了很久，并确定是一支人，指出了他的错误之处，但没达成一致意见。成林也很用心，晚上睡在床上回想了很乆，又联想到老父亲对他的面授，第二天一早告诉其真相，原来是他们村里编谱时凭记忆出的错，多出的3个字辈为“于”（於）字辈的3个名字，他们还把湖北麻城这个移民中转站记成了迁出地。真是好事多磨。

三例，大足的友山公，坪滩的友金公，祖上讲跟友常公是兄弟，笔者对这3名字脑中有记忆，不看族谱就懂是二房用康公派下的宗亲，再看族谱是迁川的堂兄弟后裔，非胞兄弟。友山应是友珊、友常应是友瑺、友金应是友经。友瑺后裔一直沿用通谱无疑义，友经、友珊后裔入川后新立了字辈，辈分用字自然就不相同了（目前已联系但未完全对接）。

四例，笔者在宗亲对接中碰到另有3支将桂林府写成“贵陵府”和“桂陵府”的，其中一支已完全对接，一支前两代字辈一样，且全州这个地名也在他们谱序中，也无疑议，剩下那一支字辈完全不一样，年轻人不懂也没想花时间去弄懂。

郡望、堂号和家族传说是宗亲寻根的便捷标志

郡望和堂号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但何谓“郡望”、何谓“堂号”呢？简言之，“郡”是指某地的建制名称，“郡望”就是指当地望族。“郡望”也称地望。而“堂号”就是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堂号”其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后来用来代表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一个重要标记。如果郡望、堂号一样的姓氏，其祖先为同一祖先无疑；如果郡望相同、堂号不同，也极有可能是同一祖先；如果郡望、堂号都不一样，那极有可能就不是同一始祖。关于“郡望”与“堂号”这两个词语，值得强调的就是“郡望”与“堂号”的关系：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堂号是比郡望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可以作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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