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是古都北京的城市脊梁，是构筑城市空间格局的一条基准线。它是一条政治轴线、秩序轴线、礼仪轴线，不具有贯通南北的通行功能，而在北京城的西侧有一条与中轴线大体平行的交通干道，这就是今天的新华街。

化石桥处的城墙豁口

为便利交通拟开辟新华街

明清时期，北京的主要角色是国都，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城市管理机构。民国建立之初，隶属内务部的京师警察厅承担了管理北京的主责。1914年6月，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京都市政公所正式创办，主要负责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市政建设，时任内务总长、与袁世凯过从甚密的朱启钤担任首任市政督办。这一人员安排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为北京的市政建设争取更多的资金与资源保障。

北京传统的城市空间被几重城墙层层分割，这符合北京作为天子之都的政治定位与职能。但是民国建立之后，原来支撑这种空间结构的皇权政治体制解体，北京的城市功能发生变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城市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由层层城墙造成的空间区隔越来越不利于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以正阳门外大栅栏、天桥地区为例，其作为北京重要的商业区域，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内城生活的人们必须穿越正阳门或绕道宣武门才能到达，而这两处城门门洞狭窄，常常拥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京都市政公所首先将正阳门改造工程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新华街的开辟也进入城市管理者的视野。他们建议，北部以新华门为起点，向南在西城墙根化石桥开辟一城门洞，建一个铁桥，跨过护城河，直达骡马市大街之虎坊桥。这条干道与北京中轴线几乎平行，核心点是要在内城城墙处开辟一个门洞，沟通内外城的交通。内务部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拟将开辟城墙门洞工程承包给一家德国公司，价格为40万元。

在京都市政公所的计划中，这条城市干道的北部起点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府正门——新华门，这个起点也具有象征意义。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总统府确定在中南海的海晏堂，更名为居仁堂，南海南侧的宝月楼被改造为对外开放的门楼，命名新华门，门前街道更名为府前街（就是今天的西长安街）。在中南海西北部的摄政王府设立国务院，在总统府的西南方不远处设立议会大楼，京都市政公所也设在此地。正是因此，这条街道当时命名为“新华街”。

民国时期的新华门

道路被城墙所阻

新华街工程较快进入到施工阶段，却遭到正阳门一带商家的反对。他们担心新道路开通之后，原内城的居民将通过城市西部这条交通干道直达南城一带，正阳门一带的客流必然受到影响。于是以风水之说向袁世凯进言，说如果在城墙开辟门洞，将不利于国家，更不利于袁世凯总统本人。这一理由抓住了袁世凯的心理要害，最终的结果就是，新华街的道路工程继续，但在化石桥处开辟新门洞的计划则被暂时搁置。

1918年，南、北新华街基本竣工，但由于化石桥处城墙门洞未打通，两条街道未能实现贯通。对此，陈独秀在《北京十大特色》中批评说：“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城墙外南新华街一带，基本按照规划建成，城墙内的北新华街，受制于原有街巷格局，改动不大，大体形成曲线。不过，南新华街、北新华街的名字当时已经被北京市民熟知了。

在北京这样一个非常规整、经过严格规划的城市，尤其是在人口与建筑密集的核心区，重新开辟一条道路，是对原有空间的很大挑战。当新华街工程经历反复波折最终完成时，已经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穿越新华街的城墙门洞迟迟未能打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需要与前清王朝的步军统领衙门协商。清朝虽然已经覆亡，但步军统领衙门仍对京师负有管理之责。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京都市政公所与步军统领衙门的议事能力仍有欠缺，始终无法得到后者的支持。尤其是接任袁世凯担任总统的徐世昌等人，与清室渊源颇深，对于在城墙开凿门洞之事，态度谨慎。另一方面，当时普遍的文化观念认为，在城墙上另开新门，是对原有城市布局的大调整，至少破坏了“九门”体系的对称性与平衡性，有人因此从阴阳五行以及风水观念论证新开城门的弊端。为了应对这些障碍，1916年12月1日《顺天时报》报道，市政公所还曾计划在化石桥城墙处兴建一座可以飞越城墙的“极大铁桥”，以到达河沿南岸，不过，这一设想最终因经费等问题未能实现。

建成和平门贯通南北

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北京政局持续动荡，直奉之间、直皖之间、奉皖之间，各系军阀战事不断，对北京政局多有波及，加之经费问题，官方对开辟新城门无暇顾及。但是，城墙与交通出行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来自市民方面的呼声不曾间断，经常有团体提出在南、北新华街所隔城墙处开辟城门的呈请。

另一方面，北京城墙蕴藏的经济价值逐渐被发现，拆除之后的墙砖通过转卖可以获利。受此因素驱使，在20年代上半期，北京皇城东、西、北三面的城墙出现了不少豁口，一段一段城墙被拆毁，这一现象为新城门的打通预备了前提。北京有轨电车的筹备则提供了新契机。1923年，北京电车公司计划在新华街铺设轨道，于是联合市政公所向内务部呈请将化石桥城门开通。不过，真正促使新开城门工程启动的事件是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利用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海关鏖战之际，遣派部将鹿钟麟率军秘密返回直系势力控制的北京，囚禁直系首领、总统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并接手北京治安，此为北京政变。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进驻北京后不久，便在内务部和市政公所主持下，由国民军部队直接参与，开始大规模拆除皇城城墙。当时有商会代表直接呼吁冯玉祥建设“和平门”，冯氏责令鹿钟麟办理此事。

由于有军事力量强力介入，工程取得重要突破，仅在几天之内就在化石桥城墙处开辟了一个豁口。豁口虽已打开，但如果建设城门，需要进行设计以及配套工程，如因邻近护城河，需架设桥梁，周边的少量民房也需要重新安置，这些任务暂时超越了军队的能力范围。因此，工程再次停滞。不过，此时“和平门”的名字已经出现。

冯玉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25年底率国民军撤离北京，前后驻扎仅一年左右。1926年1月，京都市政公所重新启动和平门工程，并对新开城门做了详细筹划，关键的经费问题由京汉铁路局负责。《市政月刊》对此介绍：“城洞拟开东西两洞，每洞宽二十七英尺，护城河上建筑平桥，以青石作基，上架钢筋混凝土梁板桥，宽八十英尺，长九十英尺，洞宽四十英尺，其北部临铁路轨道安设双铁栅栏，宽各三十六英尺。正轨迤北铁岔道已商由京汉局拆除，不再另设栅栏，同时展修马路，宽约七十英尺，以便车马通行。”

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年底全部完成。新建成的城门既无城台、城楼，也无瓮城和箭楼，只是利用旧有的城墙开辟了两个大型券洞通道，并在出口护城河处建造了石桥。1927年1月24日，和平门落成典礼举行，正式通车。和平门的开辟，使南、北新华街连为一体。此时距离京都市政公所最初提出这项计划，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建设中的和平门

延伸阅读

走向现代的主动追求

新华街的开辟与正阳门瓮城改造、建设京师环城铁路、开放中央公园等工程是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之初谋划的几项重要市政建设项目。不过，相比其它几项工程，新华街遭遇的周折最多，耗时最久，其间经历多次政权变动，但最终成功。新华街是民国北京地方官员对于如何规划建设北京城的一个尝试，一种走向现代的主动追求。它的开辟不仅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革的一个产物，具有疏解城市交通的功能，更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在北京，中轴线原本是一条政治轴线、礼仪轴线，是皇权统治秩序的象征，整体上不具备通行功能。同时，正是这座规模巨大的皇城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城南北之间以及东西之间的交通连接，进而影响城市活力的释放，北京城的日常生活空间或者说世俗空间被大大压缩，以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北京更多是一个政治符号，所有的功能都附属于政治功能。

新华街开通之后，在北京城西部形成了一条几乎与中轴线平行的重要交通干道，直接便利了厂甸一带的交通，为南城导入了更多的客流，广大市民成了直接获益者。从内城去往厂甸地区的道路被缩短，缓解了前门、宣武门地区的拥堵压力。北京当时人口120万， 厂甸庙会半月之内，游客多达数十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