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表示:
不仅我不研究这些与食品有关的转基因动植物,其推广和应用对我个人毫无利益所言。而且,中国用大量经费支持转基因动植物,对我所在的北大生科院,主要作用是负面的。如果要以国内流行的本位主义来说,转基因在中国的发展,对我自己的单位不仅不是好事,而且是坏事。这当然仅仅从小集体、而不是从国家角度看问题。
我发言主要是希望给做应用的转基因专家创造一点空间,希望他们不争先恐后地往后退缩,让他们能够出来解释其工作,让他们能好好做研发,先仿制也可以,仿制替代美国的产品,然后创造自主产权的产品。
我以前不愿介入转基因的讨论,但据我观察,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反对转基因的人当中,迄今没有真正懂行的专业人士。大众对转基因作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是非常自然、合理的。但是,过激批判转基因作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打压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转基因政策不仅矛盾、而且对中国不利。例如,中国不能种植国产的部分转基因农作物,但可以进口和食用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农产品。
“怀疑探索者”按语:我按照时间顺序,整理了饶毅对转基因的观点。内容有删节。
饶毅,著名生物学家,长期从事分子神经生物学研究。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理学部主任、生物学讲席教授,北大麦戈文研究所创始所长,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创始主任,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饶毅于1978年-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学习并获学士学位;1983年-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念研究生(导师张安中教授 ) ;1985年-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专业学习并获博士学位;2007年-2013年9月,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6年4月,任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2018年4月,任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成员。2019年6月,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任《二十一世纪》《科学文化评论》等文化杂志编委。任电子刊物《知识分子》主编。
饶毅教授
曾公开宣布永远不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
饶毅: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来源:人民网(201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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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带来最初危言耸听者所预言的可怕后果;对于此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导致转基因食物的产生。
近年中国反转基因的声音不少,甚至出现了科学家在作学术报告时有人闹事的非正常现象。
大众对转基因动植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很自然、合理。但是,目前有些人过激批判转基因动植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和谣言压制我国研究转基因动植物,甚至妖魔化相关科研人员,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认为,需要注意公司为了利益而垄断技术。一些农业公司为了盈利,设置关节使其他人非得每年向他们购买种子。我国需要用政策对付这种垄断,也更需要科学家以自主技术打破垄断。但是,如果对于不是主要问题的安全性过度批判而阻碍我国研究新技术,反而有利于技术领先的国外大公司继续垄断,阻碍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应用。国外大公司不可能因为我国的反对而不做转基因产品,在我国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我们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还有一种貌似公允、实为谬误的说法:转基因食物现在没有危害,但是不能保证几百年后、几代人以后没有危害。按照这种逻辑,计算机、手机之类新产品应该禁用。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常用物品,并没有人去证明——也根本无法证明——它们“几百年以后无害”。
我自己和转基因商业化无关。但是,和近三十年很多做生物研究的一样,多年来我用过很多转基因动物做实验,制造过用于科学实验的转基因动物,而且经常接触转基因动植物。以前也有人说用转基因做研究很危险,但我们上万人证明没有问题。现在有人说转基因食物有问题,并无证据,而是像三十年前的危言耸听一样。实际上美国93%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玉米86%是转基因。美国人直接食用转基因食物,也吃食用转基因食物饲料的动物,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数量很大。一般懂得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绝大多数不拒绝食用转基因食物。
对转基因不理解的人本无恶意,要求“谨慎”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过分的反基因人士却以无知和偏见来煽动大众。有些虽在学术机构工作但并不懂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正在重演三十多年前美国反转基因教授George Wald的角色。他们危言耸听,极力全面批判和反对转基因动植物。这些声音对公众有很大的欺骗性,对我国的农业和科技发展有相当的危害性。现代生物科学和转基因技术都有扎实基础,愿意关心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书和可靠的文章获知实情。在生物技术产业还从来没有在中国起飞的情况下,幼稚地打击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会损害中国生物产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健康。如果中国不自主研发转基因的经济作物,最后必将完全依赖西方。
在经济发展但人民生活还有待改善的时候,对于亟需应用的新技术,人们应该理性对待,防止极端倾向泛滥。
(作者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饶毅:转基因是现代科技的必然,转基因不仅不污染环境,而且可以有利环保来源:人民日报(20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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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将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也就是转基因生物,其原理与重组DNA技术同样,重组DNA是需要导入细菌以便大量生产。1978年,Genentech用此技术,通过转基因的大肠杆菌生产胰岛素。所有公司用的大肠杆菌,都是经过筛选,不会对人致病。
基因技术使人类可以将特定基因转入农作物,用来改进农作物的抵抗力(比如抗病虫害),以便提高产量。这种能抵抗农作物病虫害的基因,其产物对人体完全没有作用,因为这些转基因产物的靶点只存在于农作物的致病害虫。正如常用的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但对人的细胞毫无作用一样。在农作物转入特定基因,也改善其营养价值(如维生素)。
转基因不仅不污染环境,而且可以有利环保。2010年美国科学院报告,农作物对病虫害抵抗力提高,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
现代生物技术,主要是指将生物有机体或者生物过程用于农业、药物、医学等。常见的有操纵DNA的基因工程、细胞培养等等。
生物技术的兴起,在农业和医药方面起到了其他技术不可能起的作用。在医药方面,为治疗人类疾病、减轻人类痛苦,起了很大作用。基因工程生产胰岛素、基因工程生产肝炎疫苗都是直接改善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健康的药物。单克隆抗体治疗疾病,包括一些肿瘤,产生了传统化学药物不能达到的疗效。
基因技术和抗体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导致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起飞。1970年到1980年,很多美国大学教授,除了发明和应用DNA相关技术外,纷纷在校外开公司。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奖得主Sharp和哈佛大学诺奖得主Gilbert1978年成立Biogen(“生物基因”);哈佛的两位教授Maniatis和Ptashne创立了Genetics Institute, Inc(遗传研究所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利润远高于人们熟知的信息产业,繁荣了经济。2009年全球十大药物中,5个是生物技术药物。1980年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Amgen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其2010年产值为151亿美元,它投入研发的年度经费为29亿美元,可能超过中国全国投入生物研究的经费。Genentech于2009年被Roche药厂以468亿美元收购。
近40年来,一大批基因技术相关公司成立,一些大药厂、农业技术公司其后也通过并购和建立自己的基因技术部门。不可想象,现代医药、农林产业发展能够离开基因技术的应用。
饶毅:转基因争论需警惕投机和“反智”,限制投机、回击反智,有利于我国新型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来源:科学网(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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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智的问题,有些现象很滑稽:欧洲后现代极左派反转基因反对所有新技术,转基因是他们目前的热点。中国极左反转基因的,是东施效颦,看到国外反技术进步,“极左东施”也摆出富二代的架势,不仅反转基因,还号召中国人民吃有机食物。有机食物不是新东西,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产物。如果按照“极左东施”的理想,中国人都吃有机食物,中国的粮食、蔬菜都要大减产,“极左东施”可能有饭吃,但很多中国人可能就要没饭吃了。所以,“极左东施”好像在疼爱中国人民,其实不切实际,中国不可能全面推广他们希望的有机食物。
而西方极右派反转基因是宗教原因:不能改变上帝的杰作。中国右派以民族主义作号召,号召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而实际上,“极右华人”的反对丝毫不影响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因为自身需求进口美国大豆,而美国大豆规定不能标明转基因,所以中国很多人已经吃了美国转基因大豆产品,这个数量是不可计数的,因为转基因大豆和不转基因大豆没有分开进口。华人反转基因只能影响中国的转基因技术,这些技术有些是引进、改进,有些是国内发明。世界历史上,先进产品的发展不是谁能挡住的。“极右华人”反转基因的结果是减慢中国新技术,而不能影响世界。所以,“极右华人”好像保护中国人民,其实,如果按其做法,最后只能是损害中国自身发展,使中国长期依赖进口国外产品,所以其结果将和他们的初衷正好相反。
我国知识分子素来赞同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理念。但具体到现代科技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异常问题时,有些人怕得罪有利益的人或者在恶势力面前怕“惹事”。如果理智和懂行的都不说话,一方面机会主义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反智主义强大到逐渐掌握舆论,以转基因问题集结的反智主义势力,可能不会就在这一件事情停止,以后可能不断成为我国发展的障碍。
对于转基因,我们需要提高媒体质量,建立科技和民间良性讨论和对话的平台;我们必须建立机制,严格审核每一项影响环境和人体的项目,包括转基因食物及其来源植物栽培;我们需要摒弃渗透到中文媒体的反智思潮。
限制投机、回击反智,有利于我国新型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新技术在产业的安全应用。
(原题为《警惕“投机”和“反智”》)
支持转基因和反对转基因:国际科学和医学团体的态度来源:科学网(201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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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支持的是:中国积极开展转基因研究,打好基础、开发优质产品,从仿制开始,逐渐推出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严格检验和监控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建立转基因商业化的有序途径,批准经过检验的转基因农作物,应用无安全问题的转基因农作物。
我不赞成长期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在两国还有很多矛盾的时代,长期依赖他国农作物潜在有很大问题。如果要改变中国逐渐增加的对外国进口食物的依赖,发展我国的技术是重要的环节。
2)一般人对转基因安全的关心是应该的,不能简单分为反对和支持转基因,而是兼顾粮食需求和食物安全两方面的讨论。
转基因的专家应该多介绍转基因工作及其安全性。科普作家经常讲解可能大众更容易理解。负责任的记者应该搞清楚后进行深度报道,而不是每次被动。
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网上查到对转基因的介绍,包括英文的wikipedia和中文的百科介绍。对于每一次谣言,都已经被指出了是不可靠的。避免在谁都能扩散谣言的时代,被人导演为三人言虎就信的古典寓言中悲剧角色。
国际科学界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判断是明确,并非不确定的,而且经常苦口婆心进行解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在内的国际科学和医学组织,都支持转基因食物。比如,最近一次是美国最大的科学协会(《科学》杂志的出版者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涵盖多个学科,而不仅生物学)于2012年10月25日发布的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记问题(见:)。
3)反转基因势力是那些明确地主张无论如何也不能批准转基因农作物的极端分子。他们有时用其他名目来掩盖其全面反对的实质,但热衷经常传播美国阴谋和一些已经被否定的谣言,并非关心事实。只要这一势力得逞,那么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转基因研究也就基本没希望,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转基因动植物研究者普遍的观点,也是他们中有些人对自己项目目前进展不多的理由(他们一般的说法:反正做了也没有用,还不如用这些钱、这些时间去做对研究者自己有用的东西)。
饶毅:我与转基因食物研究和推广的关系来源:饶毅的博客((201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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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我不研究这些与食品有关的转基因动植物,其推广和应用对我个人毫无利益所言。而且,中国用大量经费支持转基因动植物,对我所在的北大生科院,主要作用是负面的。因为大量经费支持的转基因动植物,不是基础研究的动植物(果蝇、老鼠),而是做食品的,经费大多数到了农业部所属院校、农科院,也到科学院有的研究所。北大生科院以前在植物生物学方面比较强,因为能够招聘到比较好的植物生物学家。但近年,因为转基因专项的大量经费进入农科院所,较多优秀的植物生物学家、包括年轻人,被吸引到农大、农科院、以及科学院的相应研究所,而申请北大的植物生物学研究者较少。所以,如果要以国内流行的本位主义来说,转基因在中国的发展,对我自己的单位不仅不是好事,而且是坏事。这当然仅仅从小集体、而不是从国家角度看问题。
因此,我对转基因的观点不仅对我个人和北大生科没有好处,可能还相反。
我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转基因问题。与海内外一般做过分子生物学的人一样,我们一般看到媒体写反转基因的标题就知道是无稽之谈,所以不注意。
但我在2011年发觉中国的转基因已经很有问题了,从而写了文章。
2012年有关转基因的媒体报道后,国内基本形成了一条链:偏执坚持-舆论渐变-民众迷惑-官员害怕-研究人员不愿继续好好做。
国内舆论压力过大,可能导致中国自主技术更加落后,但并不影响美国的转
基因技术研发和推广。
我发言主要是希望给做应用的转基因专家创造一点空间,希望他们不争先恐后地往后退缩,让他们能够出来解释其工作,让他们能好好做研发,先仿制也可以,仿制替代美国的产品,然后创造自主产权的产品。
在目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都不肯出来说明,有些人甚至连做研究也灰溜溜。
饶毅:转基因期待理性来源:中国科学报(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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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末,有感于公众人物郎咸平公然称广西大学生精子数下降是因为转基因所致的“无耻造谣”,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发文抨击,把此言行喻为“保龙种”,并与清末“扒铁路”的愚行相提并论,以反讽郎咸平在反对转基因上的“偏执”。
对于某人后来在微博中转述的“饶毅视郎咸平为学术骗子”的言论,饶毅认为这并非他的原意。他的原意应该是去掉“学术”两个字。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公众甚至媒体有向社会宣泄心理的需要,并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寻找切口,就如同黄金大米试验一样,虽然被证实试验程序存在问题,但试验本身的科学性或许并不应该受到指摘。然而,这个试验最终还是被舆论所“肢解”。
饶毅是支持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少有的公然应战“反转”人士的学者。正如他在博客中反复阐述的,一般人对转基因安全的关心是应该的,不能简单分为反对和支持转基因,而应兼顾粮食需求和食物安全两方面的讨论。
饶毅认为由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外行不断挑起的转基因论战,经常陷入极端化的情绪表达,并让阴谋论、谣言论等盛嚣尘上,这导致无法进行理性讨论。
而且,每有争论,转基因农作物专家必受“戕害”,很容易就成为公众泄愤的对象。但转基因科学家们觉得,其中充满了误解。“转基因的专家应该多介绍转基因工作及其安全性。科普作家经常讲解可能会使大众更容易理解。负责任的记者应该搞清楚后进行深度报道。”饶毅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围绕转基因的激烈争论、持续的敏感与普遍的不解,饶毅认为,这与中国的国民素质与理智社会的建设有关。未来,如果科学素养不继续提升,理性而非低智的社会文化没有显著改善,则转基因在中国可能陷入死胡同。
“如果转基因在中国死掉了,这将成为一个笑话,也是一个悲剧。”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舆论继续目前的趋势,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研究方面将很难超过美国。其结果是中国将继续大量进口美国的转基因产品。”他在转述部分农业专家的上述担忧时仍不忘强调,很多中国人已经在吃美国的转基因产品,农民会想办法获得好的转基因种子,区别只在于使用哪个国家研发的而已。
《中国科学报》 (2013-01-01 第18版 展望)
饶毅:中国的科学技术遭遇了近百年来的最大危机来源: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201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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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8日,在举行的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获奖者饶毅把获奖感言变成“讨伐檄文”,认为“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让中国科学技术遭遇了近百年来的最大危机。
饶毅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时,还有人把轨道扒掉,说影响了中国龙脉,当然那段时期是短暂的,我也希望这件事是短暂的”。饶毅认为,有些人用“黄金大米事件”挑动了一个认为“转基因是造成中国人生殖能力下降”的伪科学,这件事让中国遭遇了近百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这一小部分人长期对转基因进行攻击,导致一般民众产生误解。
2012年10月28日,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世人瞩目的颁奖典礼,会场的屏幕上打出几个大字:知识创造未来、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主持人宣布,央视《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走进科学》主持人张腾岳、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十位知识人士获得“2012年度知识中国人物”。当主持人邀请饶毅教授上台领奖的时候,会场前排靠左的两位在悄悄的议论。其中一个说:“看啊,这个就是著名的'饶大炮',历来以多管闲事著称,他是什么都敢问,一条汉子!”另一个说,“额,过去仅闻其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得一见哎。”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步伐矫健地迈步上台,此人中等身材偏瘦削,身穿宝蓝色对襟袍褂,圆圆的镜框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贯的招牌式憨态可掬。他正是早年辞去美国西北大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毅然归国报效,以犀利耿直言论搅动科学界,管闲事永不疲倦精力四溢,被人称之为“科学顽童”的国际知名生物学家饶毅。
“科学顽童”饶毅
众人瞩目下,饶毅“蹭蹭蹭”流星大步来到颁奖台的中央,半弯腰从主持人手中接过奖章。典礼主持人正要向他道贺,饶毅说,先让我说几句吧。他这时候脸上微笑已经不见了,而是一副严肃的表情。饶毅语气刚铮地说,“我今天拿到了这个奖,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但是,有更多的科学家的工作没有得到尊重。”饶毅的眼光向台下扫了一下,停留前几排片刻,那里正坐着两位来自湖北的两位教师。饶毅突然加重了语气,语调了也高了几分,“诸位朋友,在2008年发生了‘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这个事件过去了4年多,很多人受到了处罚,但是社会上有人在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制造出种种的谣言,让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遭遇了近百年来的最大危机。”饶毅继续说道:“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时,还有人把轨道扒掉,说影响了中国龙脉,当然那段时期是短暂的,我也希望这件事是短暂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事态并没有朝着饶毅期盼的方向发展。从事基因农业研究的科学家们正遭受持续不断的污蔑。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放弃了他们的专业,有的大学都好几年招收不到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饶毅继续说,做错了事情就得处罚,我坚决支持对事件责任人的处理结果,但是转基因技术本身利国利民。可是这些年来,就有一些人借用“黄金大米事件”挑动了不少谣言,说什么“转基因是造成XX能力下降”,这些话都是被捏造出来的,是伪科学!这件事的影响力太大,后果太惨重了,我们的民众被煽动转而不信任科学,让中国遭遇了近百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这一小部分人长期对转基因进行攻击,导致一般民众产生误解。我对此深表痛心!
听了饶毅在台上铿锵有力地“讨伐檄文”,典礼会场的那两位教师,其中一位姓孙,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呵呵,还有人说张启发老师靠这个从美国人那里领钱,真是胡说八道。”坐在旁边的季老师说,“真是胡说八道!1986年,张老师当时在美国深造,美国的科研部门很重视他这样特别优秀的人才,直接给张老师开出月薪2000美元的高薪(后涨到4000美元),但是他直接拒绝邀请了,毅然回到了母校,拿着每月区区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从事着他喜爱而执着的科学事业。要是爱财,他本可以留在美国享福。”
从事神经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饶毅说,此前他不愿介入转基因的讨论,因为据他观察,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反对转基因的人当中,迄今没有真正懂行的专业人士。他认为,大众对转基因作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是非常自然、合理的。“但是,过激批判转基因作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打压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饶毅指出,欧洲确实有少数人反转基因、反对所有新技术,鼓吹有机食物。“有机食物不是新东西,就是中国传统模式的种植产物。在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年增加的现实条件下,产量极低的有机食品只能满足少数有钱人的需要。”
对于“不吃美国转基因食品”的主张,饶毅认为,这丝毫不能影响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转基因大豆。由于中国没有搞转基因大豆,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产量低、成本高,巨大的需求缺口只好靠美国物美价廉的转基因大豆来弥补。“反转基因只会减慢中国新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帮助国外大公司扩大垄断。所以,一些人士貌似保护中国人民,其实后果只能是损害中国自身发展,使中国长期依赖进口国外产品。”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如今,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无论如何也买不来的。”张启发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因为这些质疑而影响到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延缓我国生物育种产业的发展,削弱我国在这一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最后落入花费巨资却购买不到国外核心技术的怪圈,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才是最可悲的。
饶毅:我吃过转基因你也吃过转基因来源:科学网(201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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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中,有一个问题很简单,其答案也很明确。
这个问题是:你们谁支持转基因,你们先吃,你们的子女先吃。
从原则上,我支持转基因作物(具体我认为应该在严格检验每一个转基因作物栽培对环境的安全及其产品对人的安全,之后批准种植,批准食用),我也愿意回答以上问题:我和我的孩子肯定吃过转基因食物,而且都十几年了。
事实上,绝大多数华人,海内外的、也包括所谓反对转基因的华人,恐怕也都已经吃过,如果不是直接、也是间接吃过,而其中直接吃过的人为多数,所以,除非提问的人有特殊方法,否则多半也吃过转基因食物。文章内可以多用一些字,标题的意思严格地说应该是:我肯定吃过转基因食品,你多半也吃过。
(其实,这个问题反过来很难回答,在没有标识的情况下,谁能说“我没有吃过转基因”?)
我从来没有从事过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开发,更与生产和销售无关。我研究动物,国家给转基因植物的研究支持越多,就可能分散一些力量不研究动物。在中国的生命科学,植物的研究获得的支持平均高于动物研究,所以,国家支持转基因植物从“实际利益”来说,对我所从事的动物研究,只有“害”、而无“益”(这是按中国目前流行的狭隘本位主义得出的结论)。
为什么说我和家人吃过--大多数华人也吃过--转基因食物?原因很简单,比如:美国从九十年代末就推出转基因大豆,除了很多用于各种加工,也直接作为常见的豆制品,因为美国不标记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食品,而转基因大豆占美国大豆的绝大部分,所以,十几年来,只要吃过美国大豆产品的华人,基本不可避免地直接食用了转基因食品。
而因为中国大量进口美国、阿根廷、巴西的大豆,虽然我国对转基因有标识,但因转基因的作物产量高、产品价格低,恐怕多数人直接吃过转基因大豆产品。而因为大豆有很多其他加工的产品,所以更多的人都间接用过转基因。
以上不过是以大豆为例,还有玉米。盛产玉米的美国也是以转基因作物为主,而玉米不仅直接食用,也是美国喂养家禽、猪牛的重要食物、甚至主要食物,所以在美国,即使不吃玉米,只要吃过鸡肉、猪肉、牛肉,就间接吃过转基因食品。
所以,很容易回答谁吃过转基因食品这一问题。
对转基因的其他技术问题,具体逐一回答的不应该是我,而首先是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学的人,其次基本上所有问题都已在常见网站包括中文维基有解释和答案。请感兴趣的人读有信用的专家的意见,避免被造谣者所误导。很容易看到,农业、植物、安全的专家已多次公开发表意见,如:中国科学院朱桢、陈晓亚,中国农业大学罗云波、黄昆仑,中国农业科学院贾士荣、黄大昉、林敏、王志兴、彭于发、李世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晓光、卓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陈君石,中山大学林浩然,等等。他们从未故意编造假话,完全不同于中国有些低质量媒体从业人员在多次用已证明说假话的人以后丧失了信用。
饶毅发博文“原则上支持转基因”来源:北京晚报-人民网(2013年0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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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荣获“科学传播人国际奉献奖”发博文“原则上支持转基因”
由北京市科协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科学传播人”奖各奖项评选昨晚揭晓,北京大学原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荣获“2012年度科学传播人国际奉献奖”,另外两个颇具分量的大奖“2012年度新锐科学传播人奖”和“2012年度公众最喜爱科学传播人奖”均由卫生科普界人士获得。
记者注意到,“科学传播人国际奉献奖”的评选要求为:在北京科技舞台中引领某一领域之风;在科学传播的进程中创造独到的方式或介质;把科学与传播有机地统一起来,把目光对准古老的东方,让北京的公众感受到别样的科学享受、更加了解这个世界的传播者或传播成果。著名科技界打假斗士、大陆桥传媒集团监制苏德本、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王麦林、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等人均是此奖项的有力竞争者,最终饶毅入选。
记者昨晚浏览饶毅的博客,发现这位在学术上异常勤奋的科学家花在科普上的力气也不小,仅7月份就写了5篇颇具分量的博文,其中三篇关注到最近坊间很热的“转基因”争论。其中既有学术味较强的“发育的基因调控”,也有介绍深入的“袁隆平与转基因作物”,还有不乏语气调侃的“我吃过转基因 你也吃过转基因”。在这篇文章中,饶毅表明了自己对“转基因”的看法:我在原则上支持转基因,但认为具体对每个转基因要求比一般的更严格,在生态安全上要高要求,在食品安全上也要高要求。如果中文世界没有充斥对转基因的非理性干扰,可能很多讨论就会集中于如何建立对转基因的较高安全标准。(记者 蔡文清)
(来源:北京晚报)
饶毅:被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无食品安全问题来源:凤凰卫视、凤凰网(2013年10月07日)
链接:
饶毅:目前,非常清晰的是凡是批准了的转基因食品,是没有安全性问题的,也就是说不仅是美国的农业技术公司这个不能算,它说安全不安全,我们不能算。美国的药品食品管理局叫FDA,它说话才算数的,它是一个国家的,有权威的、有可信度的对美国民众负责任的这样一个可信的机构,它是接受的,它是不反对的。然后还有很关键的世界粮食组织也是支持的,然后跟粮食和食品都无关的就是医学相关的,美国医学会、美国科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是和粮食、植物利益毫无关系的,它们都公开表态过原则上支持转基因的,所有已经批准的转基因的这些农作物和用于吃的转基因的产品,都是安全性经过检验,而不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所以从原则上转基因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转基因,当然都应该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估。
许智宏、饶毅、顾红雅透视转基因:事实为据,不避锋芒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2015-01-13)
链接:
三位嘉宾与主持人互动。左二起分别为顾红雅、许智宏、饶毅
生物技术新革命:不改变物种本质
“今天我们吃的大多数农作物都是人类长期人工选育、转移基因的结果。”许智宏表示,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并无本质不同。
实际上,许多农作物,如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历人工长期驯化而来,野生醋栗番茄被驯化为栽培番茄的过程中,果实变大了上百倍,黄瓜则由苦涩难食变得香甜可口。这些长期驯化过程背后发生的基因转移,近年来陆续在《自然》《科学》等国际期刊上被揭示。
“今天我们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已经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种,而是经过千百年人工选育改造,即不断打破生物间生殖隔离、转移基因创造的新品种和新物种。”许智宏表示,“即使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高产抗病小麦也是分别将亲缘关系较远的野生种或远缘种中的优良基因转移到作物中的结果”。
顾红雅表示,自然界的转基因现象古往今来普遍存在,现在仍悄悄发生,只不过不为人所察觉而已。生物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种属内外、甚至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不断打破原有的种群隔离。“我们不要忘了,现在高等植物中的叶绿体基因其实是来自原始光合细菌基因的转移。”
她进一步表示,“转基因并没有改变物种的本质。只是改变作物的特性实现增产、抗虫的目的,这样的特性改变并不会使作物变成新物种。”科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通过与传统育种不同的方法对作物进行更有预见性和准确性的定向改造,顺应并加快了生物进化的进程。
转基因食品安全大考验:无需过虑
安全,安全,绝对安全!
中国老百姓在转基因新技术面前,近乎惶恐地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提出了苛刻要求。
“Bt转基因的玉米,我们人类吃了之后真的没有问题吗?”“抗生素抗性转基因农产品会不会与人体肠道菌群重组,产生超级细菌?”在当天的沙龙上,三位嘉宾再次回应了普遍存在于公众间的顾虑。
“Bt蛋白是特意针对昆虫有效的基因,只有被剪切变小在碱性环境中被细胞上的受体接受这三点同时满足才能发挥作用,而整个哺乳动物的消化系统这些条件一个也不满足,因此它的安全性是不用担心的。”顾红雅解释说,“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的食物在人类消化系统会被降解吸收,不会存在完整的基因。”
许智宏在旁补充,“在酸性环境的胃里,Bt蛋白最多在一分钟内就会完全降解,变成氨基酸或者更小的单位。因而,美国农业部今年年初已经正式取消了检测食物中的Bt蛋白,将其视为正常的蛋白。”
“(环境安全)炒得最热的是疯长的杂草,我觉得并非是转基因作物惹的祸。”许智宏解释道,而是因为各种农药、除草剂大量地交叉使用,使杂草抗药性增强。
谈到转基因食品标记时,饶毅表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我是非常放心的,因为在原理上不会产生安全问题。如果转基因是不安全的,靠标记在中国是没有用的。中国的标记不可靠,官方不可靠,农民也不可靠。因为它根本没经过检测。目前阶段,中国官方和民间都难建立广泛的信任。在原理上经过美国批准的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
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其实转基因食品为美国公众广泛接受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转基因作物会破坏免疫系统和致癌吗?已有的实验并不能证实这一结论。许智宏专门针对转基因热门问题做了系统梳理,包括被热炒的导致动物生长异常的“先玉335”玉米,其实根本不是转基因玉米。
“我知道美国和中国都有一批科学家专门希望找到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恨不得找到漏洞可以发表很重要的论文,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失望了。各个国家对于转基因安全问题都高度重视,都有真正的科学家在做负责任的研究和评估,结果明确无误地显示转基因是安全的、可控的。”饶毅表示。
“要让公众更充分了解转基因,但不能将转基因妖魔化、政治化”,许智宏呼吁,全社会要从理性的角度看待转基因。
2015年中国第一场转基因激辩 饶毅对阵顾秀林等反转人士来源:“赛先生”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201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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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开始了,转基因争论的硝烟再起。1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参加凤凰网组织的转基因辩论会,再次公开邀请与反转基因代表人物崔快鹿对话。“我以前请过快鹿先生喝茶讨论转基因,还没有实现。如果凤凰网提供茶叶,我很愿意参加。”
此次凤凰网“大学问”组织的讨论主题为“激辩转基因——生物安全、主粮应用与科学话语权”,参与对话的科学家支持转基因的还包括: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以及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持不同立场的则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顾秀林,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田松。
饶毅呼吁:进行公开的理性讨论
饶毅是国内支持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曾多次撰文或接受媒体采访应战“反转”人士。在此次辩论会上,他对于有反转基因人士因时间不合适未能参与感到遗憾,“应该提倡对转基因这一重要公共事务进行公开的理性讨论”,饶毅表示,舆论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转基因政策的重要因素,“建议以后还有几次讨论,保证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完全不能因为时间原因而不能参加。”
在简短的5分钟发言中,饶毅指出中国目前的转基因政策不仅矛盾、而且对中国不利。例如,中国不能种植国产的部分转基因农作物,但可以进口和食用国外种植的转基因农产品。
“如果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我们就不应该食用国外来的产品;如果种植转基因作物带来环境安全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允许大规模在国内种植转基因棉花”,他直指当前转基因政策自相矛盾的尴尬。
饶毅最后呼吁,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大家应该走在一起,在公平的场合进行不止一次的对话、辩论,“理越辩越明,也许能得到共识,即使得不到,为大众提供可参考的基础”。
胡瑞法:让数据说话
实际上,郑丰田对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的反对和顾秀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源于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
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和农业技术经济研究、近年来专注于转基因作物政策研究的胡瑞法在辩论中以研究数据给出了答案。“转基因技术经过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生物安全监测与验证,未发现其食品安全问题。”胡瑞法说。
通过对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与转基因农作物相关的9333篇论文的检索与分析,其中数百篇研究安全性,而这些文章多数支持转基因是安全的,百分之十得出“不安全”、“有风险”结论的论文经胡瑞法课题组追踪发现,所有得出转基因不安全结论的论文均被进一步实验证明是错误的。
胡瑞法介绍,得出转基因“不安全”或“存在风险”结论的论文一半来自同样两个实验室,即法国的塞拉利尼(Seralini)实验室和意大利的Malatesta实验室,它们一再被科学界发现要么存在实验样本少、统计方法不可信,要么有实验周期设计不合理问题,结论均不可靠。顾秀林引述的、著名的塞拉利尼论文,以撤销告终。
胡瑞法认为,中国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近年来发展缓慢、大幅落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状与公众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认知相关。他指出,转基因技术商业化陷入了无谓争论的陷阱,在现有科技水平已经是安全的条件下,再激烈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助长谣言的流行,从而误导广大消费者并进而影响到政府的科学决策。
转基因能极大地减少农民农药中毒概率,显著改善农民的健康水平。胡瑞法说,比如,1999年山东、河北两省种植非抗虫棉的农民施用农药中毒的比例为22.2%,而仅种植Bt抗虫棉的农民农药中毒比例仅为4.7%。同时,转基因减少了农民农药使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成本,促进了农民的增收。胡瑞法介绍,采对转基因棉花和水稻的宏观经济研究结果表明,商业化种植抗虫棉和转基因水稻国家每年可以获得52亿美元的经济福利,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可获得其中的64.6%和32.5%,而种子公司和科研单位获利仅占3%。因此,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与消费者,而并非科学共同体。
田松:我有选择愚昧的权利
从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田松为此次辩论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他认为,转基因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产品,而科学共同体更倾向于做有利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生产不利于他们的成果。
田松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
“无论你(科学家)生产多少知识,我就是对转基因无名恐慌,就是不喜欢不想吃,可不可以?”田松在辩论中主张应尊重群众不吃转基因产品的“选择权”,即便是“愚昧”的选择权。
赵南元:关注转基因安全本末倒置
“从来没有见过有科学家声称转基因绝对安全”,来自清华大学的赵南元针对顾秀林的发言进行回应。
“转基因产品是相对安全”,赵南元说,转基因是有目的地促进基因的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小,非转基因诱变的话,变化是比较大、而且是人们不知道的,风险更大。
“因此我们特别去关注转基因安全问题,而不去关注非转基因安全问题,这是本末倒置,或者说价值观的一个颠倒,我很不赞成。”赵南元表示。
转基因作物的好处显而易见。赵南元说,由于可以大量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使因农药中毒而死的农民数量大幅降低。
“说到人应有选择权,应该有选择愚昧的权利。”赵南元对此不以为然,“这愚昧权就有点像生病的权利,你非要作的话,也可以算是一种选择。但是好像人们都喜欢健康权,很少有人说我要有一个生病权,除非特别想请病假是例外”。
对于田松主张的有机农业,赵南元批驳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如果统统“有机”起来,现场的人先得饿死一半,只是不知到时候该饿死谁,留下谁。
姜韬教授
姜韬:转基因安全性无可置疑
“今天我带来了200张PPT,可以回答所有关于转基因质疑的问题”,姜韬对辩论中的问题一一回应。
他对反方质疑转基因实验室检验做出回应:实验室更加严格条件可控,可以把各个环节风险扩大来检验,并对现实的应用进行预判,通过验证的转基因作物并不存在安全的不确定性。
“转基因食品中的核酸、蛋白质产物成分在人体消化道内被分解成小片段、肽段或者基本单位核苷酸、氨基酸,而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无法进入编码遗传信息的基因组。”姜韬表示,“他们(反转人士)对此经常有错误的表述。诸位属于对转基因知识的不确定,造成对转基因安全问题理解的不确定,不是转基因本身不确定。”
“消费者的选择权是绝对的,公众拥有选择的权利”,姜韬在回应刘兵的观点时指出,首先要消除的误解是,并非发展了转基因作物,公众就没有选择余地了,中国也不可能一夜之间都变成转基因了。
但是他强调,知情权则是有边界的,从科学知识的角度介绍到到什么程度? 还有强制标识转基因成本操作难度大,而检验转基因的成本也非常高。“问题是最终谁来承担?”姜韬说,实际上,转基因产品非常复杂,标识涉及到生产、运输、储存、加工等环节,需要区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品种,这在无形中就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最后只能由消费者来承担标识转基因的成本。
饶毅央视对话:转基因首先是科学问题来源:今日科学-人民网-生物谷(201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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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戈(央视财经评论员):现在各种声音都参与到了(转基因)讨论当中,反倒是科学家和科学的声音变得比较小。实际上在美国主流的科学界它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饶毅(北京大学教授 著名生物学家):我们先复习科学的常规。我们实验科学一般以课题组或实验室为单位,在一个学生或一个研究助理做出研究结果后,首先他自己要有对照研究。如果是安全性问题,他要检验安全性。然后他给实验室内部展示结果,实验室的同学、同事、老师首先是对其结果挑刺、批判,看批了之后还有什么有意义的结果,要反复做多次实验,然后再敢写成论文拿出去发表。审稿人也挑文章的毛病、漏洞、问题,一批文章被涮掉,一小部分被发表。而发表后,学界同行首先还是批判,批完了还剩下的需要重复,所以经历一层一层的批判,到后来才有少数的基础研究为大家重视,而其中更少的一部分值得应用,在应用研究,也是一步一步被批判。所以科学本身是有批判性的,可能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批判性最强的领域。转基因实际上经过很多环节,最初是细菌的转基因,过了20多年才是农作物转基因,同样经过很多环节以后,才得到允许被应用。对操纵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正如刘戈刚刚说的,最初不是公众、而是科学家(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提出要慎重,安全性问题首先是科学家想到。在对转基因批判性过程进行完以后才得到广泛共识,不仅最初那位诺奖得主、而且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取得共识。因此美国科学院、美国医学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全部公开表示支持,认为转基因的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是没有差别的,科学上只能这样说,不会再说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对非转基因的也不能这样说,它强调是同等的。中国大众不仅应该知道这一结论,而且知道这个结论是在批判以后才得到。而不是科学界没有想到或者对科学的发展不知道批评。科学界是客观批评最强的。
饶毅:转基因在科学原理上没有问题
如何守住转基因市场?
饶毅:在技术上,我们国家只要政策允许,应该是可以用我国自主的转基因技术,在我们国家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可以供自己用、多了还可以出口。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政策上被挡住了。政策困境的很重要原因是舆论环境所造成。舆论环境加上各级政府官员在敢于承担责任方面是有欠缺的,两个因素加起来就出现前几年政策倒退。今年终于政策往前走了。我认为,可以各方面分担压力,在媒体监控下,在支持和反对转基因双方参与下,向大众证明一次转基因做出来的农作物到底安全上有没有问题。因为反转基因派提出来有些问题,精子下降,癌症发生,这都不是10年以后的问题,是1年之内就可能发生的问题,那就可以通过科学家和其他第三方监控来做实验,如果实验可以推翻这些谣传,就让我国公众看到什么是造谣,我们把谣言排除出去后,才能让转基因问题回归科学。
【科人科语】饶毅:国内转基因现状比较尴尬来源:光明网-新民网(201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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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转基因的现状是可以进口国外生产的转基因食品,但是不允许自己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食品。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种现状是比较尴尬的,如果我们确实相信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我们应该禁止进口国外的转基因产品。如果我们认为转基因农产品种植会带来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应该全面禁止种植转基因棉花。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
生命的奇妙因子基因—记饶毅教授通识课来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16年0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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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北大光华EMBA2016年第7期通识课,在阿里巴巴报告厅拉开帷幕。本次课程着重于自然科学方面,特邀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国际等级期刊主编饶毅教授,向大家介绍基因的相关知识。
饶毅教授知识渊博,金句频出。他首先给大家展示了基因工程的几个例子,比如超重基因技术,令学员感受到了基因的真实性与重要意义。随后他从什么是生命、人的来源、如何理解基因和基因对人的意义这四个方面与大家分享了基因的相关知识。
饶教授先从生物学的角度给出了生命的定义:自我复制的信息的分子。最开始在无生命的环境下,有机分子产生了,并且拥有了跨行业复制信息的能力。分子倍增后,不同分子相互合作组装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细胞或者病毒,这就是生命诞生的推测。后来细胞不断进化,生物体的功能也更加复杂。
他解释道,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进化本身变化是没有方向的,进化的选择是有方向的。由于传递信息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细胞发生变异并不断被选择,造成生物的多样性。生成和繁衍能力更强的变异被选择保留下来,这就是演化的过程。
接下来饶毅教授解释了人是怎么来的。所有的现代人都起源于东非。由于起源地的一致性,全世界所有地方的人的DNA序列都接近东非某一地区的人的DNA序列,而非洲本身的DNA序列差异是最大的。DNA序列的差异是区分物种,阐释物种之间联系的最牢靠的一个指标。
随后,饶毅教授阐述了对基因的理解。他先向学员介绍了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并总结道大部分的科学工作是靠努力和持之以恒做出来的,智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接着,他讲述了DNA的重要组成核酸是如何被发现的,DNA是如何被证明是遗传物质的,核酸序列是如何在DNA传递遗传信息的过程中决定氨基酸序列,进一步决定蛋白质功能的。
最后,饶教授讲解了基因对人的意义。他先提出了“基因工程”的概念。通过操纵DNA进行有利益的生产产业,现代生物技术工业的诞生了。疾病和基因的关系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共同的重点,研究分为单基因和多基因造成的疾病以及现状。疾病和疾病诊断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基因治疗是很有前景的项目,不仅在于治疗技术,基因跟医疗还有生产药物这一层关系,比如胰岛素就是通过基因工程生产的。
饶毅教授表示,他是支持合理的、安全的用基因技术,包括农作物的转基因。但是对于人的信息细胞的改造,他认为至少要讨论立法以后才可以做。科学给人类带来对疾病的诊断,疾病的治疗,生产药物新方法,也带来了伦理问题。
饶毅教授与学员们互动热烈。通识课结束后到场学员们纷纷称赞教授的风趣幽默和博学多识,并表示收获颇丰。
饶毅演讲:转基因考验中国媒体【高清】(2017-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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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饶毅:转基因是什么【世纪大讲堂 】(2017-11-09)
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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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中国应抓紧应用转基因(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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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014年11月11日欧盟议会的议员通过法令,允许各成员国有权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如何理解?
饶毅:我认为这是欧盟政府的政治商业阴谋,因为全世界都不希望美国农业部对他进行倾销,欧洲政府领导人和科学家当然知道种植和食用转基因没有安全性问题。
但是他在民众极左和后现代主义的推动下,他趁机不进口农业产品,他至少是商业得了好处的。中国现在是最愚蠢的国家,我们允许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棉花,这就证明我们相信种植没有生态风险。允许进口大豆,却不允许我们自己种,商业拱手让给对方。
问题:一些种子飞船到外太空转了一圈,改变了什么?
饶毅:学生物的都在捍卫转基因,因为大家知道没有问题。我在十年前抨击过拿科技搞利益。太空育种是瞎胡闹,很多情况下,飞船就是上了天没事干。太空的特点是放射性多,但这些放射性地球上都可以认为操作,而且成本便宜得多。
问:在转基因的公共舆论当中,一般人选择了主持人而不是科学家。对此作为科学家三位有何感想。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来讲,很多人会放弃智力努力,这种情况如何化解?
饶毅:美国也有很多主持人参与公共问题,但他们是会先搞清楚科学,找到清楚的人问明白。中国的主持人是很少的几个人,并且有的人已经失去了信用。某人找了五个支持转基因和五个反对转基因的,看似平衡,本质却并不平衡。因为做植物研究的人99%都支持转基因,反转的才1%。这样各选五个选择的时候,整个全体都搞错掉了,本身就失去了信用。
本文作者饶毅
北大教授饶毅:总体上我支持转基因,我是少数理智的代表(20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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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我曾经对饶毅这个人印象不佳链接:
节选:
老顽童饶毅
饶毅比我年长5岁,但他生性顽皮而天真、喜欢善意的恶作剧,颇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知道很多让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经本人同意,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例举一二。大约在2009年深秋,我和饶毅应邀参加在京郊凤山举行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年会。下午休息,我们一起登上了凤山山顶。山顶平台上,正有一位年轻女子和教练一起,背着滑翔伞,准备迎风跳出山崖享受滑翔的刺激和乐趣。可惜,风向突然变成顺风,她们只好等待。饶毅上前聊天,得知女子是第一次滑翔飞行,便调侃道(大意):“你不害怕吗?如果你逆风跳出悬崖的一瞬间风向突然变成顺风怎么办?那你不就摔下去了吗?不会摔坏吗?”他越说越来劲、女子越听越害怕,旁边一位魁梧男子明显忍无可忍,喝道,“你这人会不会讲话?!一边呆着去!”饶毅一点不着急、嘿嘿笑笑说,“我先替她把最坏的情况想到,她知道后就不会害怕了”男子越发生气……我赶紧过去拍拍饶毅的肩膀、让他少说两句。当然,女子和教练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滑翔伞飞翔!
两年前的一个假日,饶毅、David和我们全家一起到京郊度假村休息。周六上午,度假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非常热闹。我与饶毅没聊几句,一转身他就不见了,竟然跑到参加婚礼的宾客中去高谈阔论了;我心里纳闷:你认识那些人?这么巧?!十几分钟后,饶毅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了,而且脸上带着坏笑。我好奇:“怎么回事?”饶毅坦白:“我自称是新娘的舅舅,开始还好,后来被新娘的家人识破了!”唉,童心未泯啊!
既然是老顽童,那就时不时地会因为言语不逊在外面惹事儿。饶毅有时会公开取笑别人,有时则是用尖刻的语言奚落别人。别人有不满顶多是私底下骂骂发泄一下而已,饶毅骂人则常常是公开通过博客、似乎唯恐当事人和百姓大众听不到。个别时候他也会骂错、评论不准确,但他愿意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诸位可以到他的博客里赏鉴。说心里话,对他的博客文章我并不是一概赞同,每当觉得不妥时,我都替他捏把汗,忍不住提醒!但这就是天真耿直、而又自以为是的饶毅,他绝对不会在背后搬弄是非,而是什么话都摆在桌面上。
结束语
王晓东对饶毅有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准的评价:predictable!(可以预测!)的确,饶毅始终如一的品行、观念、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让熟悉他的人很容易预测和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说心里话,过去三、四年,我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件饶毅做的事情感到过意外。
回国六年来,我和饶毅在x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包括共同执笔在2010年9月为《科学》周刊撰写批评中国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Editorial),但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常有不同,也反映出我们性格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决定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自己擅长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促进科教发展。每每遇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具体事情、遇到实际操作时,我们总是很在乎对方的观点,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比如共同建议并创立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中心内部的运行。
在2015北大毕业典礼上做演讲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饶毅回国的赤子情怀,也理解饶毅的行事风格。我常常庆幸自己在一街之隔的北大有饶毅这样一位好朋友。今年上半年,一位中学同学把我高中毕业时援引巴金、写给他的临别赠言重新转给我:“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我想,我当时对友情的理解也许仅限于中学轶事、同学意气。现在,则是对价值观和使命感的认同。在中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这种感觉,很好!
饶毅,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现代鲁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饶毅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蒙中国社会、也注定留下重要影响。
饶毅: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ask not only what problems China has, but also what problems you can solv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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