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三巨头，即是西南联大三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梅贻琦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蒋梦麟是西南联大的支柱，张伯苓是西南联大的儒者。他们的顾全大局、联合团结，使西南联大坚持八年之久，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研究西南联大，揭开联大“联合”之谜，就应当从三巨头的研究切入。这里从不同角度，阐述三巨头在联合中各自的作用。

一、梅贻琦——西南联大“联合”的灵魂

多年来，学术界对西南联大的探索和研究经久不衰，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唯一联合到底的大学，其意义何在？似尚有待深入研究。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回答，而我的回答应该从梅贻琦说起，因为梅贻琦是西南联大能够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是其灵魂。他的精神，他的作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大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一）从梅“谜”到梅“迷”的敬仰

梅贻琦其人，近年来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两部大作值得称道，一是《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二是《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1][2]这些论著，刻画了梅贻琦作为教育家的形象，尤其是作为清华校长的形象。然而，对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掌门人的阐述，似有待深化。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西南联大，是与梅贻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梅贻琦，西南联大很可能重蹈西北联大的覆辙。正如清华校友、教育家傅任敢说:为什么“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合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有很大关系了”。[3]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南开学堂毕业，曾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年仅42岁。1938--1946年间，即他49--57岁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兼常委会主席，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人称“梅校长”“梅常委”。因为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昆后联合组成，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三人担任常委，而张伯苓、蒋梦麟在重庆另有职务，在昆明时间不长，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工作就落到了三人中较为年轻的梅贻琦身上，使他成为西南联大的实际掌门人。后来到了台湾，他又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继续担任校长，因而被人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在1931年9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校长之前的约20年内，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担任过校长（包括代校长）的有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周诒春、赵国才、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金邦正、王文显、曹云祥、温应星、余日宣、罗家伦、乔万选、周炳琳、吴南轩、翁文灏等近20人。清华“倒校长”之风不断，校长像走马灯似的，变来变去。直到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倒校长”之风，清华的动荡局面才开始稳定下来。梅贻琦成了清华的“不倒翁”，有人问梅有何秘诀。梅的回答是：“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4]这个回答既幽默，也诙谐。然而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似也难以正面回答。这就使梅贻琦这位“终身校长”笼罩在一层“谜”雾之中。

而这层“谜”雾笼罩着的“寡言君子”，更让人迷惑，这就引发了清华人的梅“迷”情结。有人说这是另一种“梅迷”。“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联大又称之为“无我的梅校长”。[5]

“梅迷”“无我的梅校长”，成了清华人、西南联大人敬仰的精神支柱，成为西南联大“联合到底”灵魂的支撑点。

梅贻琦1938年到昆明，主持西南联大工作，1946年9月辞别春城，在昆明生活近九年之久，他曾坦言这是其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抗战形势十分艰难，而联大内部事务繁多，还有诸多矛盾，敌机频繁轰炸，正在上课的师生也要经常跑警报，教学秩序与科研工作的维持与安排颇费周折，物价飞涨、经费奇缺带来的困难，党化教育、政府操控与守护大学本质的抗衡周旋，知识界上层的分化及其伴之而来的汹涌学潮等。

梅贻琦面对这种复杂纷繁的局面，呕心沥血，上上下下做了诸多艰苦的工作，对校内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学术第一”“兼容并包”的精神予以对待，使联大得以顺利维系。当联大多次被敌机轰炸，“在人心惶惶，极为危急的形势下，在梅先生的坚定领导下，全校师生照常上课，弦诵之声未尝或辍”。1941年后，“在抗日前线仍能照常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梅先生艰苦而镇静的领导分不开的”。[6]清华人、联大人由“梅谜”而到“梅迷”，就不难理解了。

(二）“通家之好”利于联合

西南联大在昆明坚持近九年之久，北大、清华、南开风格各异的三所名校，能够一直联合到底，做出杰出成绩，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北迁，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云：“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7]梅贻琦也曾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只有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8]

国民政府原来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但结果是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唯西南联大坚持到底。西南联大这个“联”字来之不易。没有这个“联”字，还能成为“联大”吗？还能有“联大”的成就吗？梅贻琦为联大之“联”，做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努力，使三校觉得“联”得有价值，“联”得有意义，“联”得有趣味，“联”得有利益，才能“联”得到底。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领导及重量级的教授、教师，有着广泛的联系，原本有“通家之好”，这是联合的重要历史文化条件，有利于联合。梅贻琦对此看得比较清楚，并注意联络与沟通，使“通家之好”，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家之好”可以举出以下事例。例如，北大校长蒋梦麟，不仅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老朋友，而且是南开的校董。北大的胡适是清华的校友；冯友兰是清华文学院院长，但他们又是北大的校友。北大教授郑天挺，有时又代表南开出席校董会。南开的黄子坚，是清华校友，曾为全美清华同学总会会长，战前清华校长罗家伦还是他的学生。南开校长张伯苓曾是清华的教务长，清华校长梅贻琦为南开校友，梅及其夫人韩咏华都是张伯苓的学生。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都是南开的教授。清华朱自清，是北大校友。北大校友丁文江、陶孟和，胡适等都是南开校董，原南开教师罗常培、余文灿、汤用彤、张忠绂、饶毓泰等先后去北大任教；而北大教师江泽涵、申又枨、吴大猶、郑华炽、钱思亮、殷宏章等又是南开的学生。南开教授杨石先、黄钰生、张彭春、罗隆基、张希陆曾就读于清华；清华教授李济、蒋廷黻、刘崇竑、李继侗、肖叔玉等，以及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陈省身，则来自南开大学。如此等等。可见三校领导、教师错综复杂，有“通家之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间都有容人之量，有很大的气度，因而三校的领导和主要教授，过去、现在都是戚戚相关的。重视这个关系，就增强了联合的历史文化内涵，为联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朱光亚所说：“虽然教师分别来自三校，亦属三校编制，各校校风不尽一致，但由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常委相互信任，合作无间，作出了榜样，使各系教师能精诚合作。”[9]

三校原是“通家”，加上三校校长、联大三常委相互尊重，优势互补，因而存在联合的历史必然性。大家本着“中兴业，须人杰”的目标，顾全大局，克服矛盾，战胜困难，为联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和衷共济，勇担重任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皆为中国高等学校著名校长、近代著名教育家。三校联合，谁来担任校长，或者说采用什么样的领导体制，这是联合中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当时教育部是颇费思量的，这对能否联合到底，至关重要。在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时期，即确定三校联合实行常委制，即三校校长组成联合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三校长均为常委，常委会设主席，由三常委轮流担任。这一领导制度为三校联合打下了基础。三校长皆顾全大局，长沙临时联大时期，能协力同心，共渡难关。而且在长沙时，还有一个分工，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岑兼任建设长，统一领导，各司其职。

三校长从年龄来看，联大成立时，张伯苓最年长，61岁；蒋梦麟次之，51岁；梅贻琦最年轻，48岁。以学校历史和校长资格而论，北大历史最久，蒋梦麟还曾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应该属于领导地位；清华是三校中建校最晚，梅贻琦不仅在三校长中最年轻，且是张伯岑的学生，论资历自然不如张伯岑、蒋梦麟。而实行常委制，不设校长，正是蒋梦麟主张的。三常委对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一开始就推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虽说主席轮流担任，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这既表明蒋梦麟、张伯岑一直是支持梅贻琦的，而梅亦尊重蒋、张。从实力来讲，清华因“有庚款支持财力较强，物质力量相对较厚。其余两校经费都是靠政府，所以较穷。我想，三校实力相比大概是5:4:1。”[10]梅并不因为清华实力较强，而忽视北大、南开，有时还给予必要的接济。如清华开办的咨询机构“清华服务社”，承接业务，将所获利润分给西南联大的同人，并不局限于清华人员。

三校长的友谊和团结，是联大之所以能联合到底的重要因素。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事务还是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蒋梦麟甚至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让梅贻琦放手干。[11]三常委和衷共济，梅贻琦亦勇担责任。

三校联合中，清华班底最厚，梅贻琦出力最多，带了个好头；张伯苓资格最老，谦让最多；蒋梦麟原来官阶最高，妥协最大。三校同心协力，团结互助，奠定联合的基础。蒋梦麟认为联合之功，以梅贻琦居功最多，他说，梅氏“负校务责任独多”，“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西南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 [12]台湾新竹清华校长陈力俊认为，梅主持联大校务，“维持弦歌不缀，居功最伟”。[13]作家张曼菱感慨地发问：“谁曾经同时管理过北大、清华、南开？并且是在战争年代。梅贻琦可谓空前绝后。”[14]梅贻琦实乃西南联大之“中流砥柱”[15]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当然，三常委之功，皆不可没。

(四）“通才教育”“大师说”的共识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并不是简单相加的算术总和，它是特定条件下，“融三校传统于一炉而生发的统一教育实体，”[16]三校能够共济时艰，精诚合作，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与三校（三常委）教育思想有某种共识亦有密切关系。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是留美学生或赴美考察、学习过，三校都学习美国的教育制度，同具民主思想、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传统，在教育思想和学校前景方面有若干共识，正如梅贻琦说：“对事物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17]三校负责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相与，择善而从。

三校传统虽有相似之处，却并不完全一致，这从其校训中可以看出。北大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校训是:公能。西南联大撷取各校优长的基础上，因应联合实际，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孕育了“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高举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形成了“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18]

梅贻琦的办学思想，以“通才教育”为其一贯主张，又以其“大师说”的经典名言而流芳后世。“大师说”几乎覆盖梅贻琦的整个教育思想。这个经典名言，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蒋梦麟、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早在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一次视察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这句不经意的话，竟成“大师说”的经典名言，不胫而走，直至今天仍然有深远影响。

梅贻琦“大师说”之所以能脱口而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贯表现。1940年，梅贻琦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出了“王帽说”，这是他“大师说”的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他说：“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百官，前呼后拥，象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运气好，搭在一个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其荣然而已'。”[20]这个“王帽”，其实只是唱好戏主角的陪衬而已。唱京戏的“王帽”不是主角，学校亦同此理，真正的主角是“大师”，是教师。所以，他强调“教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师搬椅子、凳子的”。[21]这既是一种谦逊，更是其教育思想的体现，尊重“大师”、尊重教师的反映，也是“大师说”的注释。

由于以民主办学、培养人才为重，强调学生以学习为第一要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即使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蒋梦麟，负责西南联大的党务工作，但还是依据联大和三校的办学传统，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更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

正因为如此，联大在昆九年，在梅贻琦主持下，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22]并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点：一是联大师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二是三校都是久负盛名的学校，联合后师资阵营冠于全国，大师云集，群星灿烂；三是联大有民主办校的优良传统；四是联大兼容并包，治学严谨，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辈出；五是民主开明，发展进步组织，成为当时的“民主堡垒”。[23]

(五）敬业公正，廉洁自守

梅贻琦在近九年间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艰苦，相当敬业，令人感动。他不仅承担着联大掌门人的角色，承受了繁多的日常事务，而且有时教务长缺员，他就自己兼。工作虽然繁重，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工作忙乱起来，常常半夜才能休息，而且早早起来，按时工作，以至没有时间洗澡、沐浴，据他的日记记载，1941年1月4日，“下午小睡后至太华浴室洗澡，盖又月余未曾入浴也”。同年4月15日，“四点至八点间做事颇多，先访梁大夫，继至爱群浴室洗澡，未入浴盆已三月余矣”。[24]作为一位从西方留学归来、受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学者，能忍受一月至三个多月才入浴，在正常情况下，这是难以想象的。

梅贻琦之子、清华教授梅祖彦说，“他为人的特点，就是公平、公正、谦虚、淳朴”。[25]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更成为梅贻琦为人处世之信条，也是他能够以崇高的威望，将西南联大维持到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26]

西南联大处于抗战时期的艰苦年代，时局动荡，物价暴涨，经费短缺，困难重重。早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就规定联大经费由三校分摊，各校按比例提成交联大。三校原来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属国立，经费由政府支持；南开是私立，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费枯竭，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经费在抗战开始时仍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支付，但不久庚款停付，经费来源中断。这样，联大经费都靠国民政府支持。从1937年9月开始，国民政府核定国立学校经费改按七成发给。此后，三校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费，联大每年经费仅法币120万元左右，只相当于清华原一校的经费。因而从1937年9月起，联大教职工薪金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1940年起名义上开始发给全薪，但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联大同人也只按原薪八成发给，结果大多数人每月入不敷出，所得薪金很难糊口。学生贷金每月14元，很难保证营养。后来，名义上工资有所增加，而实际上不到半月就用光了。

著名作家兼学者林语堂，对西南联大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评论，这就是“精神上了不得”，“物质上不得了”。的确，联大在相当时期内，物质上的确“不得了”。据美国驻华文化官员费正清描述，蒋梦麟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27]而梅贻琦经济情况更糟。据梅夫人韩咏华回忆，梅的工资后来只勉强够半个月支出，家中常吃白饭拌辣椒，连青菜都没有，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教授们的月薪，多不能维持全月生活，不足之处，多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合伙去出售。我和潘光旦太太等，做了一种糯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寓意抗战一定胜利），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售。还有一次，到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织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衣服，摆出来卖，一个早晨卖了十元钱，以解燃眉之急。[28]

即使如此，梅贻琦也不会利用职权，占一分好处。梅甚至将政府给他和负责行政的工作人员的津贴全部捐出，坚持“同舟共济”的联大精神。梅还利用学校仪器，组织服务，去社会上做工程，创造收入为教授们发补贴，而他自己却分文不取。又如，为了解决教师和学生的困难，梅向教育部申请了一些经费补助。梅家有四个孩子在联大上学，是可以领得一些补助金的，但梅不让孩子领取，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人。这些“小事”，真实地体现了梅贻琦的人品，体现了联大精神。

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去成都办事，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已联系好买飞机票，恰巧碰上有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于是梅坚决退掉机票，这样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郑天挺感慨：“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支柱。”[29]

傅任敢非常感动地说，梅贻琦以高洁、仁厚的性格，发挥了一个道德模范和中坚的作用。“那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性优势。这份家务可不好当。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划不来，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面绝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这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这时他心中与他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对整个联大一样看待，所以整个联大也都一样看待他，因此就能一直联到底了。”[30]这件事做来不易，假装不成。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实实具有一副伟大的品格。

梅贻琦治校之道，还注意尊重制度，主要做到两点：一是，决事公正，西南联大之要事必依校务会投票结果而行，梅贻琦常言：“吾从众。”在档案记录及众人回忆记载中，从未发现他僭越制度或一己独裁、左右校务会议投票决事的记录。二是，行事明白，凡涉及西南联大重大事项，梅本人或其他学校高层总要在校务会、教授会报告情况，经费收支、房屋建设、学生动态、教师聘用、科研合作等均一一公开。梅之可贵在于真正做到从里子到面子对制度的尊重，做到处事既合乎制度又尽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31]

正因为联大主持人敬业公正、廉洁自守，注意治校之道，得以维系团结了一大批人，共渡难关，联合到底。

(六）联络各方，互动共赢

梅贻琦在做好联大校内的工作外，还为了联大的生存与发展，不辞辛苦，联络各方，尽心尽力，特别是重庆、昆明各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实现互助双赢。

据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忆，“父亲为维持学校顺利运转，曾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均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支持。每年父亲必须去重庆奔走一次或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大事，要半夜起床，很早到机场去等候，飞机不定什么时间起飞，可能一天走不成，第二天再来试试。1941年春夏父亲和郑天挺、罗常培两先生到重庆办事，以后去了四川叙永分校看望师生，又到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了解情况。途中饱尝了敌机轰炸，阴雨饥寒及车船不便的艰辛，在旅途中耽搁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32]几经折腾。

对于云南地方，梅贻琦也尽力联系、疏通，因而受到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对联大经滇越铁路到达河口的物资数百箱，龙云下令免检入关放行，提供方便。[33]龙云将自己公馆的三分之二，拨给联大使用。蒋梦麟来昆亦驻过龙公馆，龙云还赠送蒋梦麟福特轿车一部。又通过云南省教育厅发出第266号训令，将省立昆华农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校校舍长期借用给联大。协助联大，在昆明西车站附近拨划土地124.45亩，建筑联大新校舍，仅以每亩170元和190元的价格转让（其时市场价格每亩已达二三百元）。[34]当时，粮食紧张，供不应求，粮价不断上涨，为此省政府在保证军粮供应的同时，对公务员和国立大专学校采取“公米”办法，以确保师生生活不受大的影响。1940年用财政、银行拨款10万元，设立“龙氏奖学金”，受奖名额500名，每人每年120元（每月10元），联大学生受奖230名，占总名额的46%。为了帮助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学生及外省籍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又设立了“龙太夫人奖学金”。[35]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对西南联大出力甚多，与西南联大合作举办了许多项目，也为联大师生下乡下厂实习、调查、采访提供了方便。

云南还为西南联大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保障了西南联大的民主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1938年5月13日《云南日报》发表了《谨献给西南联合大学》的社论，除表示欢迎外，特别强调希望三校师生继续“五四”奋斗精神，为云南树立榜样，直接间接地为抗战作出贡献，也为云南科学文教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龙云也接触西南联大教授，与之谈论国家大事。龙云说，大家“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集权独裁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日胜利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民国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行中山遗教。这也是我当时的愿望”。[36]当时的云南是在龙云管辖之下，龙云号称“云南王”，云南地界基本上是他说了算。如果没有龙云暗中对西南联大的保护，西南联大的生存将遇到更大的困难。这是位于其他地方的大学所不具备的环境条件。所以联大校友曾说：“没有云南就没有联大。”[37]龙云对西南联大的重要性，梅贻琦心里有数。

当然，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和民主气氛，对促进云南未来的发展，促进龙云政治态度的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在1944年底，龙云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给了云南和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更多的保护和支持。

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的互动作用，对于双方都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西南联大北迁时，云南各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联大北迁复校的文章，称联大在昆，“结茅立舍，弦诵一如其平时。留滇九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38]这是对联大的肯定，也是对梅贻琦之赞扬。

坊间有这样的传说，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想进西南联大，龙云希望梅贻琦破例录取。梅则要求参加考试，成绩达到自然录取，达不到则不可破例。龙云认为梅贻琦不给他面子。然而他后来知道另一件事，梅贻琦的女儿也参加了考试，未达到分数线亦未录取。龙云才平静下来。[39]

还有一事也值得提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选送公费出国留学生时，与西南联大亦有互动。还在抗日战争紧张进行之际，为谋划抗战胜利的建设事业，就将派遣留学生，培养高层次人才作为一项基本的长期投资。在龙云支持下，时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的缪云台，主持制定了云南省公费选送留美学生方案。方案规定，留学生公开招考，不得托情通融，实行公平竞争。[40]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竞争，云南省选送委员会不直接办理考试相关事宜，而委托西南联大办理，成立了以西南联大常委、各系主任及知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以梅贻琦为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务长、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为副主任委员，蒋梦麟及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任监视委员。梅贻琦后又任阅卷委员会主任委员，蒋梦麟任命题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各科知名教授命题和阅卷。

1941年12月，选送委员会发出布告，凡20岁以下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选拔。1942年5月11日完成初选，经考试委员会评定成绩，有61人合格。8月8日，龙云在昆明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主持面试，确定45人为预备留美学员，后又增加1人，共46人。

考试录取结束后，省选送委员会给各考试委员送上国币300元车马费。梅贻琦没有接受，并致信缪云台及龚自知说：“弟等来自昆明关于校事种种，备承两兄及省政府诸公指导帮助，厚意浓情，时在念中，无论此番留美考试，弟所担任工作微乎其微，即有稍费时力之处，亦未能答诸公嘉惠于什一，故弟之不敢受酬者，实不敢言劳也。”缪云台无可奈何，只好改送梅贻琦一坛绍兴花雕酒，同饮表示谢意。[41]这既反映了梅贻琦的人品，也体现了他与云南地方当局的友谊和情感。这批公费留学生后去美国，学成后大多归国服务，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联大在昆几年，从物质到精神，都得到了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师生“把云南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同时也对云南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42]

梅贻琦所作之努力，为云南地方政府与西南联大实现互动共赢，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也为联大的联合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提供了条件。

没有联合，就没有西南联大。联合是西南联大取得杰出成就最基本的因素，梅贻琦是促成西南联大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

二、蒋梦麟——西南联大“联合”的支柱

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北方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坚持八年之久，做出了震惊世界的杰出成就。三个名校之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始终联合，做出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认为，联合的关键还是西南联大领导班子坚持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和联合的结果,也即联大三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友谊及其坚持团结、联合的结果，“这是西南联大在困难时期支持下来的根本因素”。[43]他们三人角色不同，却都为联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主要阐述蒋梦麟在“联合”中所起的重要支柱作用。

（一）“北大功狗”

梅贻琦被称为“永远的清华校长”“终身校长”，而蒋梦麟自嘲为“北大功狗”。他曾对傅斯年说:蔡元培、胡适“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44]多少有点自鸣得意，不过应当承认，他们都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在家乡曾参加科考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先学农，后转攻教育学，本科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与孙中山多有交往。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兼任总务长，曾代理校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1937年后以北大校长身份，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常委，1945年6月辞北大校长职，退出西南联大。曾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行政院秘书长，后主持中美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等。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校长很为醒目。自1919年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总务长以后，就与北京大学不可分割。其时北大改组后，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总务处成为北大的行政中枢，并取决于总务委员会。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之事务，由此可见蒋梦麟此时已充当北京大学实际管理者的角色。蒋梦麟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实现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两年，尽管在腐败的官僚体制包围下，每天总是要见许多不想见的人，说许多不想说的话，吃许多不想吃的饭，浪费了不少时间。然而他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改革方面，花大力气建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制定并通过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私立学校规132程》等，尤其是《大学组织法》的制定和实施，完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意义深远。蒋梦麟1930年底重返北大，任校长，又主持北大校政达16年之久。他在1931年7月，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并以此方针为基础，努力改革北大原有的制度，于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确定北大的性质和职志是：（一）研究高深学术；（二）养成专门人才；（三）陶融健全品格。这对后来北大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北大师生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45]为北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蒋的教育理念，不约而同地与张伯苓、梅贻琦的理念颇有近似之处，这为他们后来在抗战时期的合作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二）联大支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天津沦陷。8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向西迁移。蒋梦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46]为何“勉强同意”，确有难言之隐。尽管如此，蒋还是满腔热情投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的建设之中。

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蒋梦麟深知，战争是长期的，在战争结束前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再与父亲见面，因此一度抽空回浙江余姚老家看望父亲，他对其父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并作了如下解释：“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47]这表明蒋梦麟要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两年，他的父亲在故乡去世，作为儿子的蒋梦麟难以出现在父亲灵前。

在故乡短暂停留后，蒋梦麟赶赴南京，乘船去武汉，再改乘火车去长沙，参加长沙临时联合大学的组建。他深深感叹，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尽管如此，他仍以极大毅力，做好团结工作和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

在长沙，联大三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分工由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苓兼任建设长，共同负责。仅几个星期的时间，约有近两百名教师和一千多名学生，到达长沙集中，学校随即开学。而事情办得刚有点头绪，新的情况又发生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也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之一。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不是联大久留之地。12月24日，长沙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事件：（1)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参加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48]

蒋梦麟不顾自己身体欠佳，胃病发作，体力不支的状况，仍打起精神，坚持工作。根据联大常委会的决定，他直飞武汉，先去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之商议联大面临的困境以及继续西迁等问题。但陈立夫难以决定，要他最好去找蒋介石本人。蒋梦麟见到蒋介石时，陈述了联大西迁的理由，并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可与海外连接，有利于联大将来与海外的联系，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联大遂决定西迁昆明。联大西迁后，改名为西南联大大学。

为此联大第45次会议（1938年1月24日）决定，长沙临大在昆明设置办事处，以蒋梦麟为主任，秦瓒为副主任兼管会计与事务。蒋梦麟即与秦瓒、杨石先等先期到达昆明，积极安排，首要任务是解决联大师生到昆后的校舍问题。

除先期租到江西会馆、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几处会馆外，蒋梦麟又与张伯苓等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了大力支持。龙云为此写了条谕：“现临大迁滇，在该校校舍赶筑完成以前，准由教育厅将省立农、师、工三校校舍各予暂行酌借一部分，以应急需。至借用时期，应并由该厅（指教育厅）与联大商定可也。”云南省教育厅乃发出第266号训令。奉龙主席条谕，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联大筹备处借用”，[49]但昆明校舍仍不敷应用。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俱佳，堪作校址。”蒋梦麟遂不辞辛苦，亲往滇南蒙自考察。3月14日返回昆明。次日下午，他在四川旅行社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开会，决定将联大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4月19日，联大常委会第58次会议，遂决定在蒙自分校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以陈总为蒙自分校教务处主任，樊际昌为总务处主任，并由分校校务委员会推举一人为该会主席。这样联大师生的安置得以解决。次年，在昆明的联大新校舍建成，蒙自分校遂裁撤，文、法、商学院迁回昆明。而在1938年5月4日，一切筹备告一段落，西南联大得以正式上课。

西南联大校务继续由三常委主持，常委会每周三召开会议讨论校务，各院、处长列席会议。1938年8月，联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代表常委会找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谈话，希望他能出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欣然接受。同年底，联大师院开学，成为教育部新设的8个师范院校之一。

西南联大安顿下来，秩序开始走上正常，却面临着一个头痛的问题，即经费奇缺、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等问题。据蒋梦麟记载，当时“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1938)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后来涨到七十元”，[50]整整翻了十倍。

联大经费困难，曾多次呈报教育部，希望增加拨款。1938年10月26日呈教育部文说，由于联大人员增加，物价高涨，一切开支，莫不随之增大，本年仍照原来预算，万难敷用。1939年5月24日呈现教育部文又说，学生倍增，物价飞涨，原来预算，万难敷用。申请增加经费。[51]为此，蒋梦麟、梅贻琦曾先后数次飞赴重庆，向国民政府及教育部面陈困难，希望增加经费。

在长沙时，临时大学曾规定，联大的经费由三校分担，各校按比例提成交长沙临大。三校原来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系国立，经费依靠国民政府支撑；南开是私立，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费来源枯竭，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支付，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亦告中断。于是，西南联大经费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但国民政府经费紧缺，即以抗战为由，从1937年9月起，将原核定经费七成付给，教师薪金亦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所得实际不多。虽然从1940年起，名义上开始发全薪，但物价飞涨，联大同人，入不敷出，养家糊口都非常困难。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由战前的300多元，降至实值仅合战前的8.3元，只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正是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朋友帮助，设法解决教师的生活待遇。

“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困难重重，蒋仍怀着“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为联大的成功和发展而努力。[52]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积极指导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

在西南联大初创时期，蒋梦麟率领北大同人顾全大局，共同努力，支撑了联大这座大厦，奠下了基础，使之屹立不倒，延续达八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始终联合在一起直至抗战胜利“他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53]然而，联大的后期，蒋梦麟更多采取的方式是“不管的管”，实际支撑联大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负有多的责任，成为联大最终联合到底的关键人物。因而蒋梦麟承认，对西南联大的联合及其成就，“先生（指梅贻琦）之力居多”。[54]

（三）不管的“管”

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三校就实行常委制，不设校长，这是蒋梦麟的主张，这表明蒋梦麟“退让”和“不争”的态度。西南联大成立时，继续坚持这一制度，按年龄而论，其时张伯苓最年长，61岁；蒋梦麟次之，51岁；梅贻琦最年轻，48岁。从年龄来说，自然张伯苓居长。而从学校历史和校长资格而论，蒋梦麟则居上，因为北大历史最久，蒋梦麟还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应居于领导地位。梅贻琦不仅在三校长中最年轻，而且是张伯苓的学生，论资历自然不如张伯苓、蒋梦麟，如联大设校长就难以轮到梅贻琦。当然论实力来说，清华是有优势的。清华、北大、南开在联大的实力相比大概是5:4:1，或者说134是7:5:2。[55]然而个人的资历和声望在这里似乎更重要，而蒋梦麟则始终坚持实行常委制，三常委对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常委会主席轮流担任。三常委开始推年纪较小的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虽说主席轮流担任，却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蒋梦麟、张伯苓因故在昆明时间有限，结果事实上自始至终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这既表明蒋梦麟、张伯苓一直是支持梅贻琦的，也说明梅亦尊重蒋、张两前辈。

三校长的友谊和团结，是联大之所以联合到底的重要因素。郑天挺的回忆，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联大初成立时，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蒋梦麟甚至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56]这是令人感动的，促成了三校的紧密团结。

当然三校毕竟是三校，人员众多，风格各异，也难免发生矛盾。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道“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记载，当时，梅贻琦任命联大各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竟言联大种种不公。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引争议”。[57]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的不争，顾全大局，难能可贵。在联大走入正轨以后，蒋梦麟更是无为而治，淡出了联大事务，以不管代管，放手让梅贻琦大胆管理，减少了诸多的矛盾，强化了联合、团结的气氛。即使蒋梦麟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党务工作，但他仍然按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从没有因政治原因聘任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这种不管的“管”，增强联大的团结，维护着抗战时期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

在联大走上正轨以后，蒋梦麟更加放手。每天早晨6点起床复习西文，而且用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用英文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直到1943年底完成，全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早年的经历，第二部分叙述留美的经历，第三、四部分叙述民初的经历，第五部分叙述对中国生活的看法，第六部分叙述抗日战争前期的生活，第七部分叙述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这部自传，回顾作者自身目睹的过去五十年的中国，还追溯到自己研习过的中国悠久的历史，这已不是一个学者单纯的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该书英文版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指定该书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1957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发行，几乎成为台湾农村青年人手一册的书籍。随后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版本。不过这本书由于写作时间是在西南联大建成不久的事，内容中涉及联大的史事并不太多。

从1940年以后，蒋梦麟的社会兼职愈来愈多，如1940年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行政党设计委员会土地组召集人。1941年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后又多次出访和参与若干国际会议，没有更多的时间关照西南联大。到1945年6月因就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辞去北大校长，离开了西南联大。

然而，西南联大的光辉，仍然离不开蒋梦麟的支撑及其业绩。

三、张伯苓——西南联大“联合”的儒者

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是西南联大三常委，也是西南联大的三巨头。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坚持八年，联合到底，三巨头的团结合作，是其中的关键。这里主要论述张伯苓所起的作用。

(一）“长寿校长”

梅贻琦被认为是清华的“终身校长”，蒋梦麟则自嘲为“北大功狗”，张伯苓则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罕见的“长寿校长”，[58]又被认为是“教育状元”。[59]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都长期担任过大学校长，都是著名的教育家，然而张伯苓担任校长的时间更长，从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到1948年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止，长达45年；即使从1919年办大学部（南开大学）起到1948年止，也担任了大学校长达30年之久，是一个真正的“长寿校长”。而且，他这个校长情况相当特殊，是担任他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校长，靠自己的心血和努力，滚爬拖拉出来的校长，自我奋斗出来的教育家。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幼年家境困难，就读义塾。13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过海军，参加过甲午海战。22岁时受著名教育家严修礼聘，主持仅有5人的严氏家馆，从此踏入了教育界的门槛，这是其从事教育的开端。1903年赴日考察大中学校教育制度，1904年创办第一私立中学，后改名南开中学，1919年创建南开大学，后又设南开中学女子部（1923年）、南开实验小学（1928年）。到1932年，南开已完成5个部门，即大学部、研究院、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及小学。到1937年学生总数已达3000多人。后又在重庆创办南开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成为西南联大常委。直到1948年，他一直是南开大学的校长。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教育当从实际出发“本其国情而定”，[60]认为“德育为万事之本”，应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由于张伯苓的爱国及其办学的成就，政府屡欲给予重任，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市长，均被婉言谢辞，他要以全副精神实现南开的教育理想。

张伯苓的“南开梦”也即“教育救国梦”，贯穿于其一生。在1944年南开学校建校40周年之际，张伯苓回顾南开40年的历史，然后“展望未来复校之大业，前途远大，光明满目。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携手并进，使南开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他还表示：“虽然年已七十，仍当尽其余年，致力于教育及建国工作，南开一日不复兴，建国一日不完成，苓誓一日不退休。”[61]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二）振作起来

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扰中国之际，张伯苓在1937年1月3日对天津南开校友会的讲演中，强调“我们要振作起来”，“想新的路、新的法子、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62]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东北愈来愈露骨，南开大学于1927年就组织了东北研究会，到东北实地调查。因而南开在日本军阀眼里，成为天津地方抗日中心，抗日的策源地。日本军阀对南开仇恨是很深的。[6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被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主席，领导广大师生投入抗日救亡斗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被推为天津市民总代表，又任废止内战大同盟天津分会负责人、天津中等学校以上及全市抗日救国会会长，组织各界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南开学校成了天津抗日的重要堡垒。日本侵略者对张伯苓和南开学校恨之入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日本大举进攻天津的第二天，日军的炮火和炸弹投向了美丽的南开大学校园，将其夷为平地，并且占领南开大学校园达九年之久。其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得知南开被炸，他说：“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64]他向南京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65]随后他又通过《大公报》致各地南开校友电称：“南开被毁，精神不死。”南开精神是一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精神，也是面对强敌威胁，誓死抗争的民族战斗精神。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为保留教育和科技的种子，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西迁长沙，而以三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工作。教育部长王世杰，致电三校长，建议推举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常委会主席）。这三位校长中，张伯苓最长，而且从事教育多年，经验丰富，威望甚高，因此时在杭州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致信胡适，即转张伯苓、梅贻琦二人。信中说:临时大学实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胡适转达信件时也表示：“孟邻兄（蒋梦麟）此意出于十分诚意，我所深知。我们也赞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伏乞两公大事为重，体恤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荐伯苓先生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自到长沙时，则由月涵（梅贻琦）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66]蒋梦麟、胡适的意见非常诚挚，令人感动，但蒋、胡的好意，张伯苓没有接受，不仅因为张伯苓已被聘为国防会议参政会参议员（后又推为副议长），事务繁忙，更因其高风亮节，坚持推让。最后商议，常委会主席轮流担任，先由梅贻琦做起。后来的结果却是梅贻琦一直负责到抗战结束、西南联大北迁为止。张伯苓有一句名言，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就是说你可作为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事务还是月涵先生负责。这样张伯苓退让，蒋梦麟妥协，促成了梅贻琦的上阵，使长沙临大及其后的西南联大走上了团结、合作、联合的大道，功不可没。正如学者指出：三人之间“没有利益之争，大家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蒋梦麟的让，张伯苓的退，都是促成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67]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伯苓就不承担责任。实际上在繁忙的工作中，张伯苓仍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以常委兼联大建设长，又曾兼军训队和战时后方服务队总队长。只因张本人长期居住重庆，联大日常事务管得不多，却完全信任梅贻琦和蒋梦麟，可以让他们放手、大胆地负责。联大常委会开会，张伯苓尽量出席，实在不能出席，则请南开黄钰生或杨石先代为出席。根据记录，张伯苓本人出席的会议有联大常委会第2、3、4、5、6、7、8、26、27、28、88、89、111、128、142、143次等会议，在1940年以后，他常在重庆，会议则大多请人代理。

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联合、团结的同时，为方便处理各校事务，都保留了自己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南开办事处人员最少，不过五、六人，日常事务主要由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负责。重大事项，则请示常在重庆的张伯苓，由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伉乃如根据张伯苓的意见与黄钰生等通讯联系管理。

联大时期，南开大学还组建了独立的经济研究所和边疆人文研究室。经济研究所设在重庆南开中学内，何廉任所长，日常事务由研究室主任方显庭主持，曾招收7届研究生，研究工作侧重于战时经济问题。边疆人文研究室主要从事云南地区社会经济、民俗风情、语言及地理环境方面的调查研究。两个单位都做出了重要成绩。南开大学在联大的八年里，始终忍让，与北大、清华大学联合、合作，做出了重大成绩。

(三）胜利复校

作为教育家，以社会之进步作为教育的目的，一生全神贯注，投入教育事业，不愿涉入政治，曾先后拒绝教育部长、天津市市长之邀约。可是到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他却改变了初衷，开始跻身政治，并且成为显赫的人物，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私立大学，募捐困难，张伯苓独力难支，深感离开了政治，学校也是办不下去了。你不干涉政治，政治却要干涉你，所以他不仅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在蒋介石的关照下，还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这时的参政会是民意机关，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人士也参加了，打破了国民党一言堂的局面。然而也不用讳言，在全民抗战，第二次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之际，虽然发挥了一定的民意作用，而实际控制权仍握在国民党手中，蒋介石本人也一度担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参政会参议长。张伯苓本人也被特别批准为国民党党员。他的这个身份变化从布衣教书匠，成了党国要人，政治态度亦随之有所变化。所以，抗战胜利后，张伯苓不仅当了“国大代表”，还坐上了考试院院长的椅子。这也许是他晚年遭遇“不公”的源头。

不过，他仍然没有忘记教育家的身份。他除了继续关注西南联大的事业外，并对建设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怀，花了很大的力气，他本人也长期居住在南开中学校园内。他曾担任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理事长以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等。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开始呈现时，他就开始筹划南开的复校事宜。在1942年初，他与南开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一道讨论，仍决定本以前奋斗的精神，维持私立，但请求国家财政支持重建被炸毁的南开大学校园，并按年度拨给一定的经费。

然而当南开筹划复校之际，教育部长朱家骅在行政院开会时却建议复校后的南开改为国立。张伯苓不同意，致信蒋介石，坚持私立。蒋介石将信批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送交教育部核议，朱家骅仍表示反对。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9日，教育部明令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继续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不过，张伯苓对此颇感失望。

在此期间，张伯苓因病，曾去美国就医，于1946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该校代理校长费肯藻在授其学位的致颂词中说：“教育家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建人和校长。他是全世界公认的教育机构的缔造者和造育人才的领导人物。五十年来，以坚定的信念和毫不动摇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68]这个颂词，并非虚言，差不多成为张伯苓一生的盖棺论定。这是张伯苓获得的第二个名誉博士，第一个是1919年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随后于1947年1月29日，美国加利尼亚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张伯苓回国后，继续为南开的建设而努力，还曾希望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也设立南开分校，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政府垮台在即，南开长春分校的设立遂成泡影。

至到194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呈请辞职，应予免职，任命何廉为国立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其实，张伯苓从未提出过辞职，“这是教育部搞的对张伯苓的一次突然袭击，将他从南开大学职位上拉下来”。[69]为什么拉他下台，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够给予满意的答复。

这对张伯苓是深深的伤害，更使他对国民党政权表示失望，这也许是他后来拒绝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伏笔。张伯苓于1951年2月23日病逝于天津，享年75岁。

1986年4月5日，张伯苓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在南开大学纪念张伯苓110周年大会上强调：“张先生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功劳。”作为教育家，张伯苓圆满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一次西南联大的校庆时，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作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70]作为西南联大“联合”的儒者的张伯苓，确有稳重如山的儒家风度，亦有无求有所不为的儒家胸怀。

按，作者谢本书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原文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