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62年，秦献公嬴师隰（读如席）逝世，子嬴渠梁继位，是为孝公，昭示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

中原各国，一向把秦国视为蛮族部落，各种国际会议，一向拒绝秦国参加。孝公深以为耻，决心整顿内政，提高文化水准，追求强大。

【秦孝公嬴渠梁】

前361年，孝公发布招贤令：

从前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名嬴好任）励精图治，在东方帮助晋国削平内乱，在西方称霸夷狄，地广千里，天子封为盟主，各国国君都来祝贺，开辟后世万年基业。不幸出现一连串不肖的国君，厉公（十七任嬴刺）、躁公（十八任，名不详）、简公（二十一任嬴悼子）、出公（二十三任，名不详），国家动乱，无力顾及外事（原文：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于是，晋国占领我们河西领土（陕西省合阳县、大荔县一带，魏长城至黄河之间），使我们丢脸。我父亲献公即位，把首府迁到栎阳（栎读如阅，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准备东征，收复失地，复兴当年声势。可惜壮志未酬即与世长辞，每一思及，万分痛心。现在我们公开征聘贤才，无论是本国人民，或外国宾客，只要有谋略可以使秦国强大，我愿任命他当高官，分封采邑。

衣赐履说：招贤令不长，但很有分量，很有可信度。为什么？尽管到了二十一世纪，现代人号称可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但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请问有哪个现代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祖先很愚蠢的？而孝公在向天下发出的公文中点名道姓说自己的一大堆祖宗都是废物，一方面是秦本落后，还算朴实；另一方面说明，孝公内心的确煎熬，是真的想招揽人才，振兴国家。

【公孙鞅】

消息一出，传遍各国，卫国人公孙鞅立即西来。公孙鞅即后世所熟知的商鞅，因是卫国人，也被称为卫鞅，之后变法立大功，秦王将其封到商於地区，才被后人称为商鞅。此时，公孙鞅在魏国宰相府充当一名职员，他喜欢研究法律，爱好秩序，笃信法家学派学说，遂成一代法家巨子。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打算向魏王推荐，但却害病在床（前362年，公叔痤被秦军俘虏，现在却在本国生病，不知什么情况）。国君魏惠王魏罃（读如英，和齐威王论宝的那位）前来探病，见公叔痤奄奄一息，十分悲痛，说，人的寿命上天注定，有谁能不死？然而你大去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磋商？公叔痤说，宰相府里有个中庶子（随从官）叫公孙鞅，年轻有奇才，盼望你能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惠王大吃一惊，把国家交给一个从不认识，而且地位卑微的年轻人，这是开的哪门子的玩笑！公叔痤又说，如果你不能用他，那么，请马上把他杀掉，别教他离境，否则投奔别的国家，魏国必有后患。惠王听到此，又是一呆，支吾几句，起身告辞。公叔痤把公孙鞅找来说，对不起，我是国家宰相，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先，所以先劝魏王或用你、或杀你，然后再告诉你，我看用你的可能性不大，请你快点逃走吧！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能听你的话杀我？魏惠王出了宰相府之后，对左右说，宰相病得不轻，尤其是脑子坏了，一会儿教我用公孙鞅当宰相，一会儿又教我杀掉公孙鞅，恐怕宰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吧！

衣赐履说：这一段，《史记》、《通鉴》上记得都差不多，最主要就是魏王不用商鞅，但也没有按公叔痤的建议杀掉商鞅。我个人觉得商鞅在此表现有些托大，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说明商鞅牛逼，故意编出这一个故事来印证他高度的智慧，其实商鞅早就跑了；一是魏惠王不是一个残忍的人，商鞅了解其个性才判断魏王不会杀他。

另，有时看古人起名字真有意思。商汤名子天乙，商纣名子受辛，咱们说帝王喜欢用干支起名也就罢了。这个公叔痤，痤是小包，可能是脸上长的，也可能是地面上的小土包，用在名字上不知什么道理。后面还会碰到很多怪名，到时我们捡有意思的讲一讲。

公孙鞅到了秦国，通过宦官景监的推荐，晋见秦孝公，提出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案，孝公大喜，要求公孙鞅负责执行。

衣赐履说：《史记》中记载公孙鞅与孝公谈了三次，第一次谈帝道，第二次谈王道，孝公都不感兴趣，第三次谈霸道，孝公立即不打哈欠了，精神超好，连谈三天三夜，云云。估计兑有水分在里面。

前359年，公孙鞅获得了孝公的绝对信任，于是大刀阔斧变法革新，但立即受到贵族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前361年君臣见面，前359年才开始改革，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为什么，估计是在为改革做各项准备，到了本年，正式开始实施）。

公孙鞅说，就普通人而言，面对一项重要突破，开始时他不可能会热心投入。可是等到丰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他一定欢天喜地。真正有高贵品格的人，绝不随波逐流，建立不世功业的人，也绝不去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所以，圣人们认为，只要可以使国家获益，不一定要遵守传统。

大臣甘龙反对说，恐怕不见得，遵循传统的风俗习惯，依照传统的法令规章，处理国事，官员们可以胜任愉快，人民也不致骚动。

公孙鞅说，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

孝公毅然说，公孙鞅说的对。于是，任命公孙鞅为第十一级官左庶长。

注：秦国官阶共二十级：最高一级彻侯，二级关内侯，三级大庶长、四级驷车庶长、五级大上造（大良造）、六级少上造、七级右更、八级中更、九级左更、十级右庶长、十一级左庶长、十二级五大夫、十三级公乘、十四级公大夫、十五级官大夫、十六级大夫、十七级不更、十八级簪袅（读如赞【阴平】鸟）、十九级上造、二十级公士。自三级大庶长到十一级左庶长比九部部长；十二级五大夫到十六级大夫，都是军中文职人员；十七级不更到最低二十级公士，都是士卒。

衣赐履说：我理解，此为官阶或爵位级别，类似现在说的国级、省部级、司局级等，但并不是实际职务，无实权，故公孙鞅初入仕即为十一级左庶长，级别很高，但如要变法，还得需要实际官职，就如同现代军队中，军长是正军级，有些唱歌跳舞的演员也是正军级，但实际权力区别很大。公孙鞅升至五级大良造后被车裂。秦始皇到泰山封了一棵老树为五大夫，相当于那棵树享受秦政府十二级待遇，套现在应该是文职干部，呵呵。

于是，公孙鞅甩开膀子实施变法，主要内容为：

v 组织民众，十家编成一组，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

v 鼓励告密，检举犯罪的告密者，跟上阵杀敌同一功勋。

v 知情不报或掩护犯罪的，跟阵前降敌者同一处罚。

v 建立军功的，依照等级，接受上赏。

v 不诉诸政府而自相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处分。

v 在自己专业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农夫农妇，从事耕种纺织，而有超额生产的，免除他们的赋税。

v 从事蝇头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懒惰而陷于贫穷的，全家没收，男当奴隶、女当婢仆。

v 皇亲国戚，如果不在战场上献身，一律排除于皇亲国戚之外。

v 爵位官级，有一定的高下尊卑和一定的升迁顺序，分配给跟身份相当的田庄、奴仆婢女和衣服器物。

v 对国家有功勋的，赐给他荣耀；没有功勋的富有人家，即令钱再多，也没有光彩。

衣赐履说：公孙鞅变法，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几条，而且他当权二十余年间，还在不断推出新法。不过，我们仅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尽管自公孙鞅变法开始，秦国走向强大，并且一统天下，但秦法严苛可见一斑。就我的理解，把万恶的连坐制度以法的形式公然实行，始于公孙鞅，此法一出，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冤魂飘在半空中，如果能吃公孙鞅的肉，他们一定一人一口撕碎他。鼓励告密，只此一条，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品质立即会荡然无存，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所有人是所有人的监督者，人民生存在一个可怕的国度。农夫农妇超额生产的免赋，商人工匠懒惰而致贫的，男奴女婢。我几乎已经看见，有多少恶吏害得小民家破人亡！然而，就是这一套东西，使得秦帝国在百年间勃然兴起，真是历史的吊诡。后世太多的人崇尚商鞅，当代有作家出了一套书叫《大秦帝国》，前两册都是写商鞅的，把他塑造成一个悲天悯人的殉道者，甚至把其在渭河上杀掉成百上千反对变法的百姓、染红渭水的残暴之举，也都给出合情合理、有大慈悲心的解释，我以为就太过了。

【徙木立信】

公孙鞅担心人民不相信法令，于是就发生了妇儒皆知的“徙木立信”。在首府栎阳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称：谁把它扛到北门，就给十金（二百四十两黄金，实际应为铜）的报酬。大家觉得搞笑，没人当回事儿。于是，公孙鞅把十金提升到五十金（一千二百两），有个家伙想，不就扛个木棍吗，死不了人的，于是他把木杆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五十金。所有其他人目瞪口呆，真没想到政府也能说实话！于是，下令变法。

变法开始后一年有余，秦国各地人民纷纷前往首府栎阳，向政府控诉新法弊端的数以千计。正在民怨沸腾、舆论哗然时，太子嬴驷触犯新法，这是变法成败的关键，也是秦国兴衰的关键，全国人都屏声静息，严密注视公孙鞅的反应（估计等着看笑话的人得一大半）。公孙鞅态度坚决，说，法令所以丧失尊严，主要的是高阶层权势人物破坏它。太子是王储，也是国君的合法继承人，不能使他接受刑罚，但那些有责任教导太子应当守法的人，必须承担责任。于是逮捕太子师傅嬴虔，施以劓刑（读如义，割去鼻子）；对逮捕皇家教师公孙贾，施以黥刑（读如晴，在脸上刺字）。雷霆般的措施，震惊全国。此后，秦国人立刻守法唯谨，再没有人敢凭借财富或权势，行险侥幸。十年之间，秦国一跃而成为强盛国家，路上没有小偷，山上没有强盗，不小心遗失的东西，没人去捡。人民勇于从军作战，不再自相械斗。村落城镇，一派清平。当初攻击变法的一些人，转过来赞扬变法。公孙鞅说，他们正是乱法小民。全都放逐到荒远边陲。从此，秦国人民没有人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

衣赐履说：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但实际上小民永远是刀俎上的鱼肉，永远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当权者仁慈一点，小民好过一点；当权者凶悍一点，小民家破人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往往是人人自危的环境，不敢说话的环境，目不斜视的环境，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很可能是被压抑的情绪只能在战场上发泄罢了。试想，路上掉颗白菜，为何不送到官家，或者送到伍长、拾长家里，丢了白菜的人到专门地方去取不是更好？我们只能推断，小民想捡也不敢捡，只要一捡，立即有无数的人冲向官府去告密，结局恐怕不是受刑就是放逐。短短一段话，表明了秦国的崛起，暗含着小民的血泪。

前352年，秦孝公命公孙鞅率军攻击魏国，此前公孙鞅的爵位已升至大良造，前351年，公孙鞅包围魏国固阳（今地不详），固阳城投降。前350年，秦国在咸阳筑城，并兴建宫殿，从栎阳迁都咸阳。

公孙鞅下令：严禁人民父母兄弟姐妹儿媳同住一室（中国北方天寒，冬天赖火炕取暖，一家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其实到了今天，东北地区还存在这种现象，我理解是生存环境使然，不能简单定性为愚昧不知廉耻），把若干村落集结成为一县，设县令、县丞。经组合后，秦国共有三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度，铲除阡陌。制定新度量衡，统一全国斗、斛、丈、尺。

前348年，公孙鞅颁布新赋税法。

前340年，公孙鞅对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互相是对方的心腹之患，如果魏国不能并吞秦国，秦国就会并吞魏国。为什么呢？在于魏国过于强大，它位于万山（指山西省南部诸山）之西，首府建于安邑，西面跟秦国以黄河为界，东面独占山东（崤山以东）的利益。强盛的时候，向西侵略秦国，衰弱的时候，东方广漠平原，由它享受。幸而秦国托天之福，由你主持国政，国势蒸蒸日上。魏国却连年被齐国击败（此时已发生田忌、孙膑围魏救赵之事，为讲述的连续性，我们直接把商鞅的事讲完，后面再述魏、赵、齐之间的战事），其属国纷纷脱离。我们最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它进攻。魏国新败之余，必然不能支持，它唯一的一条路只有把首府向东迁移，那么秦国横跨黄河，凭借山川形势，可以控制东方的广大封国群，这是天子大业。

孝公心动，下令公孙鞅向魏国发动攻击。魏国任命贵族魏卬（读如昂）率军抵御。两军对阵，公孙鞅派人给魏卬送信说，从前，我在魏国的时候，我们是好朋友，而今我们却成了敌对的两军统帅，虽然是奉国君的严令，但我内心并不愿掀起这场战争。我盼望跟你见面谈谈，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国之间的纠纷，然后举杯痛饮，各自班师，使两国人民都得平安。魏卬觉得有理，就亲自出席会议。二人相见，把臂言欢，指天盟誓：两国永为兄弟之国。可是等盟誓完毕，共同参加酒会时，就在盛大的筵席上，公孙鞅发动伏兵，生擒魏卬，秦军乘势向魏军攻击，魏军崩溃。

魏惠王得到报告，心胆俱裂，派使节到秦国表示愿献出河西地区，请求和解。魏国的河西既失，黄河险要，为两国共有，首府安邑完全暴露，只好迁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开封为十一朝古都，夏、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辽、北宋、齐、金、韩宋，信史时代作为都城始于魏）。魏惠王叹息说，我恨我不听公叔痤的话！

衣赐履说：商鞅为了战胜魏军而使诈，仅从军事角度来看，得到巨大的实质利益，但从人品来看，则商鞅必属小人之列。指天划地的誓言尚在耳边回响，立即违背誓言。尤其是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使得道德品质在利益面前毫无招架之功。魏卬固然愚蠢，但商鞅实在品格低下。我们只能认为，此人做事，欲达目的，一定是不择手段。变法十几年来，国力强盛，但被其害过的人，一定不计其数，埋下了身死为天下笑的伏笔。1945年，毛主席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虽未阻止内战的暴发，但如果蒋某效法商鞅，就算被全世界的口水淹没，然而又会是什么结局？

孝公把商於地区（西起商邑、陕西省丹凤县，东至於邑、河南省西峡县）十五个城市，封给公孙鞅，号商君（此即后世称其为商鞅的由来）。

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子嬴驷继位，为秦惠王。孝公是商鞅的靠山，好比乾隆是和珅的靠山，靠山一倒，小命难保。最初被商鞅惩处过的高官贵族势必制其于死地。被商鞅割了鼻子的嬴虔，指使党徒检举商鞅谋反，嬴驷下令逮捕。商鞅仓促逃亡，投奔魏国，魏国拒绝其入境，把他遣返秦国。商鞅回到封地商於，集结他的党徒和民兵，北上攻击郑县（陕西省华县）。秦国政府派大军迎战，把商鞅生擒，施以五马分尸之刑。商鞅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诛杀。

衣赐履说：我们可以认定孝公奠定了秦国一统华夏的基础，如果没有他和商鞅的一拍即合，没有他对商鞅始终如一的支持，秦国不但不可能统一天下，甚至在战国七雄中能不能占据主要地位也未可知。一个时代的产生，需要许多条件，认可良臣的明君，能力超群的良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活得足够久的君主。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汉武，比如光武，比如康乾。我们一厢情愿地希望，昏君最好短命，少掌一天权，国家少昏一些，人民好过一些。可是往往希望无法成为现实，比如明朝的嘉靖、万历，不但昏庸无比，而且祖孙两个都执政半个世纪之久，好端端一个大明朝，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孝公死时刚43岁，以商鞅的政治智慧，我感觉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后路，所以，孝公很可能是暴毙，以致于商鞅还没来得及想好对策，或者说没来得及部署，孝公就死了。商鞅逃跑，而不是赴死，说明他自认为不应该被杀，他是冤枉的。于是出逃，但是在秦境无人收留他，跑到魏国又被送回来，于是带着商於地区的人反秦，然后被俘车裂。我们可以说，商鞅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上的。于是，我们就要问，商鞅冤不冤？估计大家都觉得他冤。那么，他是冤枉的，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那死在他制定法律之下的成千上万人，是不是都是死有余辜呢？我想，恐怕被冤枉的也不在少数吧。从这个角度看，商鞅之死，不冤。

中国历史上权臣善终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范蠡、张良这样的，坚决求去，爷不干了！另外一种就是如王翦、萧何这样的，不断给帝王加深我不想谋反的印象。两种都比较被动，第二种更甚。但从来没有人站起来说，我为了国家立了大功，你凭什么要杀我？没有，永远都没有。再要么就是真的被逼反了，这下，以前的清白都变成了伪装，更是百口莫辩。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变法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不论功成与否，全是“少君+能臣”的模式。秦孝公20岁，商鞅34岁，蜜月期24年，以孝公逝世宣告结束，商鞅伏诛而法存，此为商鞅幸事；宋神宗20岁，王安石47岁，蜜月期17年，以安石第二次罢相宣告结束，司马光上台后新法尽废，变法惨败；明神宗10岁，张居正48岁，蜜月期10年，以张居正逝世宣告结束，数年后神宗将一个好端端的“万历中兴”划了一个断崖式的句号，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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