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军勇

第二节《颜山杂记》：清代博山科技发展的见证者

明清以来，博山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这一时期，博山不仅出了诸多举人、进士，著书立说者也日渐兴盛。其中，最能反映博山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的，当属孙廷铨的《颜山杂记》。

一、《颜山杂记》里的风土物华

《颜山杂记》于康熙三年（1664）成书，康熙五年（1666）刊行。对颜神镇的地理沿革、政区设置、武备兵防、物产田赋、山川形胜、民情风俗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载录，不仅具有地方志之实，且许多地方较同一时期的志书记载更为详尽，成为研究与了解博山历史的重要史料。古代方志往往花费很多笔墨去记述灾祥物变、逸民仙释、孝友烈女等内容，孙廷铨却在《颜山杂记》用大量的篇幅来记载博山的煤炭、陶瓷、琉璃等物产，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堪称科技史家。

《颜山杂记》共四卷，分山谷、水泉、城市官署缘起、乡校、逸民、孝义、风土岁时、长城考、颜文姜灵泉庙、灾祥物变、物产、物暴、遗文等篇目。《颜山杂记》一书，虽是杂记体例，却突破了志书的窠臼，内容庞杂，包罗万象，行文简练，旁征博引，为博山早期地方志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后来编撰的（康熙）《颜神镇志》、（乾隆）《博山县志》、（乾隆）《博山志稿》、（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及《博山乡土志》等地方志书，多所依据此书，很多部分更是全文引用。《物产》中的琉璃、石炭诸篇，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多种著述所引用。至于书中对颜神镇的地理沿革、山川形胜、民情风俗的记述，对于博山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博山颜文姜祠内的灵泉在喷涌初期经常会出现水质浑浊的情况。这本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地质现象，即使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灾兆。但在几百年前，孙廷铨却已能在《颜山杂记》中的《黄水不为菑辩》一文中，以科学的地质水文知识驳斥了民间传说中的孝妇河水变黄则有灾难降临的迷信，认为这种迷信“附会累理甚矣”，确属难能可贵，认识超前。

在经济生产领域，孙廷铨一方面能清楚地认识到颜神镇能够发展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地理、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必然原因和优越条件，并且对这些手工业生产技术以极大的兴趣去进行考察和总结。关于博山手工业发达的原因，他分析得十分透彻：“孝乡山多田少，而生齿日益繁。生齿繁，则食粟多；山多田少，则粟难。若是而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水蹈火，数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此虽不耕不织，犹夫自食其力也。”[1]

孙廷铨虽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但他却能深刻地认识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之艰辛。在《物产》一篇中，以排比的形式罗列了颜神镇各行手工业工人的辛酸：“顾烧琉璃者多目灾，掘山炭者遭压溺，造石矾者有暗疾，炒丹铅者畏内重。”并发出感叹“纵谋而获，亦孔劳矣”[2]！在《物暴》一篇中，他详细描述了山区农民深为野猪所害的疾苦。颜神镇本来就山多地少，好不容易待到秋收时，又遭野猪祸害，不得不率妇携子，日夜守护，稍不留神，即被祸害，一家人就要过上忍饥挨饿的日子。其实，孙廷铨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描写野猪之患，是颇有深意的，目的是警示为官者：野猪之患固然可怕，但比其更可怕的是苛政。在该篇最后发出疾呼：“豕则饱，入则饥；吏则呼，闾则殚无遗矣。”[3]其大意为：野猪吃饱了，人就要挨饿；官吏胡作非为，乡民就无法生活了。在“文字狱”盛行的封建社会，能有此亲民思想，并大胆的书写出来，难能可贵！

有感而发，夹叙夹议，正是《颜山杂记》写作手法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其区别于一般志书之处。因此，《颜山杂记》是否是志书，一直以来颇有争议，但这丝毫不能遮掩《颜山杂记》的价值所在。

二、《琉璃》篇堪称行业教科书

古代典籍中，记叙博山琉璃的资料并不常见，其中最早记录博山琉璃的应属嘉靖四十四年的《青州府志》，该书除说明琉璃出颜神镇外，余皆简略。孙廷铨著《颜山杂记》，单列《琉璃》一章，始将博山琉璃历史、制作方法等详细记录在册。《琉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琉璃工艺技术的文献，不仅记载了琉璃及其产品的成份、炼制过程，对产品种类、制作工艺等也做了详尽描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万历、康熙、雍正各代重修《青州府志》，对琉璃记载仍沿用嘉靖版，咸丰时重修《青州府志》，方录《颜山杂记》一书中的《琉璃》一节文字。

清乾隆十年（1745），苏州人杨复吉将《琉璃》篇辑入《昭代丛书续集》，以《琉璃志》名，并书跋语于后。我国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在1911年又将《昭代丛书续集》中之“琉璃志”全文集入所编之《美术丛书》中。由于《美术丛书》销量较大，越来越多的人也得以通过该书了解博山琉璃，进而开始关注、研究博山琉璃。

琉璃在古代非常贵重，为“佛家七宝”之一。诗仙李白为儿子取名李颇黎，就是取其珍贵、宝贵的意思。平民百姓平时能见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更不用说是怎样做成的。因此，在古代很多人分不清是天然之物，还是合成之物。《琉璃》篇开篇即简单明了地说明了琉璃的基本成分：“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焦以煅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钢铁丹铅则不精。三合然后生。”[4]这段话言简意赅、高度凝练，可以这样来理解，琉璃以石头为基本原料，以硝为助熔剂，以铜铁丹铅为着色剂，三者缺一不可，用焦炭把它们熔化，就成为琉璃。一道深奥的化学题，在孙廷铨的笔下，浓缩为了短短的几十个字。至此，关于琉璃的模糊认识得以完全澄清了。

关于博山琉璃的产品，《琉璃》将之归纳为“穿珠之属”“实之属”和“空之属”，具体每一种产品的做法，也一一道来，形象确切。如“实之属”的产品的做法是：“围棋滴之，风铃范之，料方亦如之。条珠缠之，细珠写之，大珠缠之、戛之。簪珥惟错车磲者，杂二色药而糅之。玛瑙者，珐琅点之。缠丝者，以药夹丝，待其融也，引而旋之。”[5]外行人来读这段文字，可能如读天书，但做琉璃的人读后却一目了然，因为几百年来，这些琉璃产品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空之属”的产品，至今仍占琉璃热成型产品的大宗，其工具非常简单，无非是一管、一杖、一风轮、一剪刀而已，其作用分别为：管以授气，杖以引料，风轮控温，剪刀造型。即使在今天，这些工具变化也不大。“琉璃篇”对于“空之属”产品的制作过程是非常形象的，如吹的过程是：“一俯一仰，满气为圆，微气为长，身如朽株，首如鼗鼓。”[6]塑型的过程是：“引之使长，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凹。”[7]如此惟妙惟肖的描写，对其考察研究，绝非一日之功。

博山琉璃业供奉女娲为行业神，因为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在琉璃生产的过程中，要生产五色琉璃，即给琉璃料上色，就需要另加变色物质，即“非铜铁丹铅则不精”。加什么料，变什么色，亦即琉璃的配方，《颜山杂记》都有详细记述，如“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进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8]当时已能生产的琉璃色料计有：水晶、正白、梅萼红、蓝、秋黄、映青、牙白、正黑、绿、鹅黄等十余种。

《琉璃》一文虽主要介绍琉璃制作方法及种类，但文字上却显得典雅清奇、质朴流畅，没有诘屈聱牙之感。有些段落押韵合辙，读起来琅琅上口，如描写“青帘”一段文字：

琉璃之贵者为青帘。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条，若水斯冰。纬为幌簿，傅于朱棂。瑞烟徐起，旭日始升，影动几筵，光浮御屏，栖神象玄，以合窈冥。用之郊坛焉，用之清庙焉。隶于司空，以称国工[9]。

短短几语，把青帘所用管珠的配方、制作工艺，悬挂青帘时的庄严景象、玄幽气氛以及所用场合、生产性质等描述详尽，令人绝倒。

截至目前，《琉璃》篇仍是研究博山琉璃乃至中国琉璃重要的参考资料，它也因其科学性、艺术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统一，成为琉璃行业的教科书。

第三节博山琉璃品种、著名工匠与产品销售

一、璆琳琅玕——博山琉璃产品

博山琉璃产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颜山杂记》将之归为三类：“帘珠之属”“实之属”和“空之属”。“帘珠之属”的产品有华灯、屏风、罐合、果山等；“实之属”的产品有棋子、风铃、念珠、壶顶、簪珥、料方等；“空之属”的产品有泡灯、鱼瓶、葫芦、砚滴、佛眼、轩辕镜、火珠、响器、鼓珰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其中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再生产。近代以来，博山琉璃的产品主要有如下类别。

（一）名贵色料

1.鸡油黄 鸡油黄自明初兴起，盛产于清雍正、乾隆年间，以其雍容华贵，被尊为“御黄”、“黄玉”。因其色泽、温润度酷似母鸡腹中鸡油，博山琉璃工匠给它起了一个更加形象的名字—“鸡油黄”。鸡油黄特点是“润如玉、凝如脂、声如磬、价如金”，因制作门槛高、难度大，历来为皇家和宫廷专用，严禁民间生产。历史上，鸡油黄生产几度中断，上世纪70年代，博山美术琉璃厂在古方基础上投资研制，成功恢复了鸡油黄烧制技艺。

2.鸡肝石 鸡肝石是另一种琉璃名贵色料，因色如鸡肝、纹似佳石而得名。鸡肝石中的黑色纹理或如重峦叠嶂、云影水痕；或如老树奇石、气象万千，深受大众欢迎，尤为日本人喜爱。用鸡肝石制作的文房四宝和花瓶、酒杯等器皿，古朴凝重，典雅大方，是案头清供之佳品。同鸡油黄一样，鸡肝石工艺难于掌握，精品更为难得。民国初年，博山和成炉因生产鸡肝石而获利颇丰。

3.金红 金红以赤金为着色料的琉璃。博山能炼此料者，始于清嘉庆年间的万祥炉，炉主胡肇勤。清末民初，以高玉富义泰永生产的金红料最有名。

（二）琉璃内画

民间传说博山琉璃内画的技艺是从北京传入的。相传清道光年间，北京琉璃画师周乐元的内画技艺高超，但秘不示人。为了保密，甚至专门雇了一个老头看门，来客通报，待他将内画的工具收拾干净后方可待客。一天中午，博山协顺帽庄的商人王凤诰因事去周乐元家，适逢看门的老头正在打瞌睡，一心想探个究竟的王凤诰脱下靴子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周乐元慌乱中不及收拾，被王凤诰窥得用内画竹笔作画的秘密。王凤诰回博山后，反复研习，终于掌握了内画技艺的奥秘，并将之传与毕荣九、孙坦普、薛向都等人。他们不断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鲁派内画。由于这几个人技法纯熟，有独特风格，引起人们重视，形成内画艺坛上的独立画派，称为山东画派，与北京派同享盛名。当时不少达官贵人及外国商人登门拜访内画老艺人求画鼻烟壶。

毕荣九

后来毕荣九又将手艺传与张文堂等人，薛向都则传与其子薛京万。在清末民初期间，博山内画的主要产品是仕女图和刀马人物等。抗日战争爆发，博山内画一度中断。薛京万和张文堂为了生计，也到山头转行画陶瓷。

毕荣九款山水花鸟内画壶

新中国成立后，薛京万、张文堂等人重新拾起画笔，恢复琉璃内画创作。当时所用画笔是用勾形竹笔蘸国画颜料作画，这种画笔的缺点是竹笔很细，每次蘸色不多，相当耽误工夫；同时线条粗细、虚实变化也受限制，进度既慢，画起来又不方便：因为是水色，所以怕水、怕潮、怕磨，这是一百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薛京万受陶瓷彩绘的启发，设想把水色改为瓷色，这样经过高温可以固定。在用瓷色的同时，他还对画笔进行了改良，把竹笔的弯勾笔端缚上毛毫，毛毫既软，又可多吸附颜料，不仅便于艺术家掌控，也大大促进了创作速度。毛毫内画笔一经推出，即风靡全国，内画艺术家们普遍改以毛毫朱笔为主要内画工具。

（三）琉璃雕刻

琉璃雕刻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阴纹刻花，一种是套色雕刻。阴纹刻花与玉雕技术并无二致，只不过材质不同。套色雕刻工艺则因为工艺繁复，艺术效果更好而最受人们喜爱。

因为北京人把博山的琉璃工艺品叫作“料器”，故用两种以上的琉璃色料相套制成的琉璃产品就叫“套料”。“套料”首先根据胚子层次与颜色设计画稿，经过琢磨加工，雕琢上各种精美的花纹，最后经抛光，才能成为一件工艺品。最初出现的套料雕刻作品是鼻烟壶，后来逐渐出现瓶、碗、笔筒、人物等。

清同治九年（1870）前后，北京手工艺人宴风林、宴立孝将套料雕刻技艺传至博山。清光绪年间，博山套料雕刻艺人李公平被选入宫廷，成为御匠。

（四）花球

博山的第一只琉璃花球产生于1907年。当时，北京鸿兴永料货庄将一只瑞士产花球带到博山，请博山琉璃工匠仿制。最终，由制鼻烟壶坯的工匠张积远与其子张敬荣仿制成功。这种花球因在制作时需预先排好平面花纹，故又称为“万花球”，是博山花球的第一代产品。花球生产出来后在北京试销，结果销路很好，于是博山其他工匠也纷纷开始制作花球。1934年，北京同兴隆料货庄拿来一只波兰产“西番莲”花球。此球为圆形，带座，花为紫红色，作开放状，无花心，重约一市斤，由博山花球工匠赵继福仿制成功，并由此创造了“扎瓣”工艺。“扎瓣”花球为博山第二代花球，至此博山花球从平面花发展到立体花。随着花球生产的发展，博山花球工匠孔宪芝、孔庆仁父子及赵继福等人潜心钻研，相继制造出一些新的品种，创制出特制剪刀、钳子、托盘等专用工具，使花球生产成为博山琉璃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在1934年胶济铁路沿线物品展览会上，孔宪芝制作的花球获得奖状。

（五）铺丝

制造铺丝产品，先要拔出玻璃丝，冷却截短成束，经挑选后即可铺丝。制作时需裁切四周，护以纸条，加框，即成作品。早年铺丝所用浆糊是用面筋加石灰制成，后多以一般稠浆糊代替；所用画片，一般是由画匠绘制。

博山铺丝生产始于清咸丰年间，当时琉璃工匠郝志荣曾专作铺丝。生产的铺丝产品有插屏、桌屏、四扇屏、宫灯等，产品多发往汉口一带。清末民初，博山铺丝生产在琉璃产品中占很大比重。民国初年，博山琉璃工匠薛向春应日本交涉员山口之邀，渡海去大阪，教日本人拔玻璃丝技术，并制成铺丝灯罩之类。

20世纪20年代初，博山有玻璃丝炉8座，全年铺丝产品总值达8万元，多销往日本。到30年代，尚有玻璃丝炉3家，日产玻璃丝160公斤。1937年，日军占领博山后，由于日本人的喜爱，铺丝生产一度兴旺，出现了惠祥吕、义盛和、德泰成等专门生产经营铺丝屏的料货庄，大料货庄仁和成也经营铺丝产品。抗战胜利后，随着平板玻璃制品的大量出现，铺丝产品销路大减，专门经营铺丝的料货庄都改为经营玻璃镜框。

（六）烟嘴

清乾隆年间，旱烟在社会上流行。旱烟袋上一般装有玉石烟袋嘴，但玉石昂贵，难以普及。于是，博山琉璃工匠用圆炉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琉璃烟袋嘴，很快占领了市场，使烟袋嘴成为博山琉璃主要产品之一。

清咸丰年间，烟袋嘴的生产最为兴盛，品种在二百种以上。琉璃工匠张忠田创新出在模槽上擀成有顶杖子嘴的一次成型工艺；李希祥创造出充玉烟嘴。后来，各炉都掌握了充玉烟嘴生产技术，张茂阶造的“雪花翠”，郭兆长造的“红玛瑙”，都为当时充玉仿翠烟嘴中的佼佼者。

琉璃胶胎烟嘴

20世纪20年代初，英、美等国生产的纸烟大量输入中国，博山炉行工匠在原来制作旱烟袋嘴的基础上，开始创作纸烟琉璃烟嘴。因英国产“爱国牌”香烟最为畅销，创造出专吸纸烟用的“爱国牌”洋烟嘴。这种烟嘴，最长的可达30厘米，后来体形变小，多在10厘米左右，以体圆的“和平牌”和体方的“长城牌”最为流行。20世纪30年代，博山琉璃工匠制作出形制特别的“高丽嘴”。其形体长而细，脖子长于身，专销朝鲜，曾盛行一时，后因战争原因生产时断时续。

博山琉璃烟嘴从使用上分为旱烟嘴和纸烟嘴；从形式上分为苏帽类（多销于苏州、山西等地）、厚头类（多销于东北）、平帽类（多销于北京）等三大类；从精细程度上分，有京细、二细、行货三个等级；从花色上分，有卷黄印花、老山玉、充江石、东北花、雪花翠、小石堵膛等；从制作工艺上分，有轴子嘴和杖子嘴两大类。此外还有专供女性使用的两头尖如橄榄形的“莲子嘴”（多销于苏州一带）和制作技术较高的“方身、堵膛”等。

初琉璃点彩烟嘴

（七）珐琅

珐琅是一种用于景泰蓝烧蓝首饰、奖章、徽章、搪瓷的釉料，是大炉生产的一种半成品。

明景泰年间，博山西冶街即有蓝货炉1座，生产珐琅。明、清时期博山琉璃工匠就用红色珐琅料掺入琉璃，来仿制玛瑙。清道光年间，专门生产珐琅的炉户有万源炉和万盛义炉。后万源炉改名锦泰炉，清光绪年间又改名为同泰炉，并聘请河北涿县制珐琅工匠卓姓人氏总掌，雇工达二、三十人。万盛义也有十几名工人。后来从同泰学徒师满的孙襄宸和其弟孙锡九等人集资成立景泰成，建珐琅炉3只，雇用工人15名。民国初年，孙锡九从景泰成分出，创立景泰盛，但只维持了一年左右。稍后，原生产琉璃的信成广也改产珐琅。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景泰成和同泰的销路被切断，于是两炉都派人去北京建炉，就地生产珐琅。此时，北京生产珐琅的共5家，而以博山去的两家规模为较大，产品质量较高。北京著名的几十家铜银作坊，多愿购同泰、景泰成的珐琅。北洋政府的印铸局制造各种勋章、徽章，也是非博山厂家所制不用。由于北京占运销方便的地利，珐琅生产中心北移。景泰成、同泰在北京设厂后，其博山店铺都改为中成药铺。万盛义在欧战时期改产玻璃，于1920年初停业。信成广于1933年停产。北京的同泰于1938年停业。

（八）鼓珰

鼓珰是一种玻璃响器，形似葫芦造型，有一支较长的玻璃管与其连接，腹鼓中空，底面玻璃壁薄如纸，玻璃管与底部鼓面垂直。用嘴吹吸，底面玻璃一鼓一收，发出“叮咚、叮咚”的清脆声响，可以传出很远。

旧时，鼓珰是一种深受民间儿童喜爱且价格低廉的年节应景玩具。博山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谚：“鼓珰鼓珰叭，一文钱买仨，鼓珰不到家。”说的是鼓珰的价格低廉和寿命之短。北京人称其为“响葫芦”“倒噎气”等。魏坤《倚晴阁诗抄》、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等书籍亦有记载。

昃道海摄

二、名家辈出——博山琉璃著名工匠

在博山琉璃的发展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琉璃世家和琉璃工匠，对于推动博山琉璃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铺丝名家郝志荣

郝志荣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博山琉璃工匠。据（民国）《续修博山县志·人物志》载：“郝志荣，字华廷。工绘事。创玻璃器具，奇思异想，工妙无伦。相传邑之玻璃创始于徐、赵二家，但代远年湮，名字失考，而郝君即为继起之人矣。”[10]由于郝志荣是画家，故其铺丝产品制作精良，深受欢迎。相传其家门口常年挂一对铺丝灯，故人称“铺丝灯家”或“铺丝郝家”。

（二）“珠珠大王”吕希望

吕希望（1884—1947），博山区岜山人，十几岁学做琉璃擀珠。他天资聪明，爱动脑筋，善于钻研，推陈出新。他根据前人制作的“猫眼珠”创造出了“凤眼珠”，以及“猴珠”“燎渣珠”等新品种百种以上，被称为“珠珠大王”。其产品十分畅销，是各大料货庄的抢手货。他不仅在擀珠品种上多有创新，还改造了擀珠生产的炉型，设计建造了长方形炉，改变了过去圆形炉生产时过于拥挤的现象。1947年，博山城第四次解放，解放军在炉工中组建了翻身委员会，吕希望任翻身委员。当年农历七月国民党重新占据博山，吕希望被捕，后惨遭杀害。

（三）花球世家孔氏家族

孔宪芝是清末民国时期博山琉璃工匠，师从张积远学习花球制作。他不断扩大花球的花样品种，研制出扎瓣花球、变形花球等。根据生产花球的需要研制了特殊用途的小圆炉，形成了生产花球的新工艺。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胶济线物产展览会上，孔宪芝制作的花球获得奖状。“孔家花球”逐渐成为花球中的名牌产品，远销全国和南洋各地。

孔宪芝的儿子孔庆仁，15岁随父学习花球制作。在孔宪芝的指导下，不断创新，研制出制作花球的特制剪刀、钳子、托盘等专用工具、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花球制作工艺，并与其他花球艺人共同努力，将花球制作从传统的杂货炉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

（四）内画大师毕荣九及其传人

毕荣九（1874-1925），名宁清，博山西寨人，自幼随伯父毕云亭学习绘画技法和文化知识，是鲁派内画艺术的创始人。

最初，毕荣九在博山开设“奎山堂”，经营油漆、书画、装裱、塑像等业务。内画鼻烟壶技艺从京城传到博山后，引起了他的深厚兴趣。经过不断探索研究，他用当地出产的高级水晶琉璃料制成仿水晶鼻烟壶坯，并用铁砂、金刚砂将其内里涮成毛面，在壶内作画，一举成功，毕荣九也因此成为鲁派内画的奠基者。毕荣九擅画山水、人物、走兽等，画面生动传神、构思奇巧、耐人寻味，影响广泛，后世鲁派内画艺术家几乎全出其门下，袁永谦、张文堂是其中的佼佼者。

袁永谦（1885-1938），字益三，博山李家窑人。自幼拜毕荣九为师，由于毕家房屋狭窄，学画的子侄及徒弟众多，便由毕荣九介绍先跟孙坦普学习绘画基本技法，后随毕荣九学习铺丝画片和内画创作，技艺日进。袁永谦出徒后专门给仁和成料货庄画内画鼻烟壶达10余年。期间，因学习毕荣九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曾应仁和成要求制作毕荣九内画鼻烟壶赝品。

张文堂(1885-1966)，博山人，16岁开始学习陶瓷彩绘技法，28岁时拜毕荣九为师，学习内画技艺，4年后出徒，以作内画鼻烟壶、内画瓶、国画为生。主攻山水、人物，画风纤丽、构图严谨，墨法清而润，笔法秀而苍。后来，其技艺传授给其长子张雪村和徒弟郭玉成等。

鲁派内画著名艺人还有孙坦普、辛八、薛向都、薛京万等，他们在推动内画艺术的传承创新，扩大博山内画的影响力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薛京万款水清四楞《八仙》内画烟壶

三、料货庄——“琉”通天下的销售网络

古代博山琉璃产品的销售范围很广。据孙廷铨《颜山杂记》载，明末清初时的销售范围是“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11]。最初的琉璃销售方式主要是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后来，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出现了料货庄，其销售的范围更加广阔，真正实现了“琉”通天下。

琉璃又称料货，料货庄就是销售博山琉璃的商店，北京人称之为“料器店”。其经营模式是在博山设收购点，在外地设“庄”销售。即以博山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设庄营销琉璃的一种市场网络。料货庄的出现，是博山琉璃销售方式的一个大的改进。博山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料货庄有100多个，最早的出现于清咸丰年间。至建国初期，经过联营、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有30多个。

北京的料货庄，习惯上称“北京庄”，简称“京庄”。集中在北京崇文门外的打磨场、花市上四条胡同两地。历史上出现的京庄近20个，数目居全国各地之首。早期的京庄如吉祥瑞、鸿兴永、裕兴隆以及稍后的德聚义、永聚和等，都不设门市，只是在他们的住处向商贩们批发。这种经营方式叫做“住局子”，经营的品种只限于珠、烟嘴、“那子”（药瓶）等专门销于国内的产品。后来的德兴永、同兴永以及它们派生出来的各京庄都设立了门市，陈列的商品不仅有珠子、烟嘴等传统商品，还有以外国人和蒙古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鼻烟壶、套色雕琢瓶、花球等档次较高的琉璃工艺品。这种新型的料货庄被称为“洋庄”。其中同兴隆、德兴永不仅经营琉璃，还兼营玉石、象牙、景泰蓝等产品。华兴魁则是专门经营烟壶、套料雕琢和咖啡杯等出口商品。

料货庄的出现，对于博山琉璃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料货庄呈网状分布，以博山为中心，可辐射全国，主要分布在：天津、哈尔滨、沈阳、长春、石家庄、新绛、西安、济南、济宁、徐州、南京、苏州、扬州、镇江、上海、汉口、南昌、长沙、衡阳、常德、周家口、重庆、昆明、潍县、周村等处。其销售能力已远非过去的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所比。

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料货庄，多为博山人所创办，自然对各地对琉璃的需求了如指掌，对于博山琉璃产品的生产起到指导作用。博山琉璃生产史上著名的“洋嘴子市”，就是通过料货庄的信息传送而建起的。

一些料货庄除了将博山琉璃运到外地进行销售外，为了提高效率，也会将毛坯产品运到外地，在外地进行加工后再行出售。后来，有的料货庄甚至直接在外地设厂生产，这对博山琉璃生产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时，近现代博山琉璃的出口，主要也是通过料货庄来实现的，因此，料货庄实际上又承担了外贸公司的职能，为博山琉璃走向世界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注 释：

[1]《颜山杂记》，第87页。

[2]《颜山杂记》，第87页。

[3]《颜山杂记》，第98页。

[4]《颜山杂记》，第91页。

[5]《颜山杂记》，第92页。

[6]《颜山杂记》，第92页。

[7]《颜山杂记》，第92页。

[8]《颜山杂记》，第91页。

[9]《颜山杂记》，第91-92页。

[10]（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博山旧志集成》第4册第735页。

[11]《颜山杂记》，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