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读石继昌先生的《春明旧事》颇觉趣味，石先生字守常，苏完瓜尔佳氏，正白旗汉军旗人石廷柱后裔，由此感到清朝时期宗室、觉罗，及隶籍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的旗人的姓名字颇为有趣，于是借老先生的文字一起聊聊。

满蒙八旗子弟是属于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满族和蒙族，各有其自己民族的姓氏。由于这些姓氏是满、蒙语的译音，往往长达好几个字，称呼上很不方便，所以在习俗上就出现了旗人以名为姓的情况，而其本来的姓氏除了在填写履历的时候注明外，反而不为人所称道了。例如，清末的直隶总督满洲端方，姓托活络氏，当时一般则称“端制军”、“端午桥”或“端午帅”，死后连谥号也称“端忠敏公”；又如云贵总督蒙古锡良，姓巴禹特氏，当时一般则称“锡制军”、“锡清弼”或“锡清帅”，死后连谥号也称“锡文诚公”。这样，“端”、“锡”就俨然是他们的姓了。端方之子继先，字昆侯，清末官外务部，笔者曾在旧书店里看到过他家散出来的来往函件，信封上赫然大字写着：“寄东四牌楼大鹁鸽市端宅继大人”。给人以父子两代两个姓的感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现今不少人对此产生误会，甚至有些人每以旗人无一定姓氏相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满洲姓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姓（满语中“姓氏”一词的穆林德夫转写为hala 、哈拉），一部分是基于血缘宗亲关系的族名（mukūn、穆昆）。爱新觉罗一姓中，爱新是族名，觉罗是姓。“觉罗”与“爱新觉罗”两者的关系类似汉族中 “某姓”和“某家族”的关系（李姓与赵郡李氏，谢姓与陈留谢氏，张姓与桐城张氏，翁姓与常熟翁氏等）。除爱新觉罗外，觉罗这一姓氏还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嘉穆瑚觉罗、西林觉罗等分支，都源于同一始祖。因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该族遂成望族，以全称相称，“爱新”遂变为姓氏的一部分。

清代将爱新觉罗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示血缘远近区别，同时将一些有功之臣赐姓为觉罗，如觉罗纳木泰（原姓舒穆禄）、觉罗吴拜（原姓瓜尔佳）等。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满族宗室、觉罗都是清朝皇帝的同族。宗室的命名有“有字辈”和“无字辈”之分，大抵近支宗室自康熙之子辈起，命名时不但上一字要依“允、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排，下一字还要用特定的偏旁，如允字辈的下一字用示字偏旁，弘字辈用日字偏旁，等等。例如允祥、允礼、弘旿、弘晓、载润、载洵、溥伟、溥伦等。远支宗室命名不排字，即所谓“无字辈”，如肃顺、宝熙。觉罗则根本不排字，如伍拉纳、伊里布、耆龄。

“无字辈”的宗室、觉罗、满洲旗人，命名用满文或汉字，听从自便，只是汉字不许连用三字，满文译汉则字数不拘，可以长达四五个字，如塔齐布、额勒和布、乌拉喜崇阿。以汉文命名的旗人，则多用吉祥字眼，如福、禄、寿、祥、瑞、荣、庆等字，因为定制汉文命名不许连用三字，所以旗人用汉文命名的都是两个字，这些吉祥字眼用来用去容易重复，以致旗人同名的极多。龚自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故和硕礼亲王（讳昭梿）尝教自珍曰：史例随代变迁，因时面创。国朝满洲人名易同难辟，其以国语为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图礼、札拉芬、色卜星额、福珠灵阿之类，相袭以万计；其以汉语为名者，则取诸福德吉祥之字，不过数十字而止，其相袭以十万计。”由此清楚地指出了这一情况。

蒙古旗人以蒙文、满文、汉文命名。大抵蒙古贵族命名用蒙文，如僧格林沁、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一般蒙古旗人命名则用满文和汉文，用满文命名的蒙古旗人，如法式善、倭仁、赛尚阿；用汉文命名的蒙古旗人，如松筠、富俊、荣庆。

满洲八旗中不独有满八旗和蒙八旗，还有汉八旗，且人数甚至超过满蒙八旗。那么汉军旗中的汉人本系汉族，自有其本来汉姓，清初的汉军旗人，多半是明代辽沈一带的官民，还有一些投诚过去的，其本来就有名姓，如范文程、宁完我、祖大寿等等；间有少数汉军旗人向往满俗，当然这是好听的说法，也有一等感觉既然已经份数满人了，那么索性就完全成为满人。这些人以满文命名，如李永芳之子巴颜，李国翰之子海尔图。至雍、乾以后，大家也都知道，在清朝时期，满人做官相比起汉人来说，还是容易得多，所以汉军旗人效法满俗者日多，命名始多不系姓，以汉文命名的，如百龄（本姓张）、莫廉（本姓冯）；以满文命名的，如富明阿(本姓袁，袁崇焕之裔)、讷勒贺(本姓左，左良玉之裔),其命名实与满、蒙人无异。也有的汉军旗人终清之世始终命名系姓的，如尚可喜之裔尚其亨，范文程之裔范先彝，施琅之裔施普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宗室、觉罗、满洲、蒙古旗人，命名例不系姓；宗室、觉罗、满洲旗人，命名用满、汉文；蒙古旗人命名用满、汉文，间用蒙文；汉军旗人命名或系姓，或不系姓，命名用满、汉文。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下：

旗人以数目字命名：旗人以数目字命名的例子，不遑列举，最有名的当属两部舆地风土书的作者：撰《西域闻见录》的七十一(字椿园，款署长白)和撰《番社采风图考》的六十七(字居鲁，款署白麓)。晚清南亭亭长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二回里写下了“喜敬六十四元”的笑柄，寥寥六个字，竟触犯了旗人喜元、六十四父子两代的名讳，虽是小说家言，涉笔成趣，但也是撷取实事，且从侧面反映了旗人数目字命名之风。旗人不仅用汉文数目字命名，还往往以满文数目字命名，清宗室奕赓在《清语人名译汉》中就列举了“宜兰”(三)、“得喜”(四十)、“尼音珠”(六十)、“那丹珠”(七十)、“札昆珠”(八十)、“乌云珠”(九十)等常用的人名。

满、蒙旗人效法汉人命名：满、蒙旗人羡慕汉族文明，命名效法汉人，满洲如尹泰，姓章佳氏，其子尹继善；顾纳禅，姓伊尔根觉罗氏，其子顾八代，孙顾俨，曾孙顾琮；鄂拜，姓西林觉罗氏，其子鄂尔泰，孙鄂容安，曾孙鄂津。蒙古乌鲁特部的和济格尔，其孙何天培，曾孙何钧。奕赓《寄楮备谈》载：“嘉庆丁丑翻译进士三龙泰，蒙古旗人，命名亦奇。又如傅继组、帅颜保、李荣保、耿古德、杭奕禄、朱天保、伊贵绶、徐元梦等，皆满洲旗人，命名并同汉人，今则不许三汉字连用，并不准系以姓氏。”清廷是禁止满、蒙沾染汉俗的。

满文命名不避俚俗：满蒙人民在取名上一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也没有那么多的俚俗，有些哪怕是字义不雅的也是直接拿来就用。例如奕赓《清语人名译汉》中所收的满文人名，就有“阿克顺”(气味哈辣)、“席特库”(尿炕的孩子)、“付喇塔”(烂眼边)、马齐(拴铁锹的铁钩子)等等俗鄙之词，付喇塔和马齐还是清朝的大官，这在敦诗说礼的汉族之家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命名不避俚俗，就连个别满族的姓氏也是如此。如萨克达氏，“萨克达”据《清语人名译汉》为母野猪之义，以之为姓，犹可想见少数民族游猎之风。

满、蒙旗人命名系以本姓：满洲、蒙古旗人命名系以本姓者极少，根据记载，奕赓《寄楮备谈》：“满洲命名系以本姓，国初有之，近日甚少。完颜伟乾隆六年(1741年)任河道总督，后改副都统，即完颜氏也，前河道总督麟庆，即其裔孙。此后未见系姓命名者矣。”按麟庆《鸿雪因缘图记》载麟庆之祖“晓岩公讳完颜岱”,叔祖“逋庵公讳完颜泰”,完颜岱、完颜泰为完颜伟之孙。蒙古旗人命名之系以本姓者，有大学士伍弥泰，姓伍弥氏。

满文命名的拟字：按《仪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古人的名与字意义相关，如岳飞字鹏举。满、蒙旗人效法汉俗，于名、字亦然。这里谈谈以满文命名的旗人的拟字。满文命名的旗人的拟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满文的字义；另一种是依译成汉字的字面。前者如黑龙江将军果齐斯欢字益亭。按满文“果齐斯欢”译汉字为“谦”,取《易》“谦受益”之义，故字益亭；又如清末北京报人、《伶史》的作者穆都哩字辰公。按“穆都哩”译汉字为“龙”,十二属相中以辰为龙，故字辰公。后者如大学士伊里布字莘农，系依字面取“伊尹耕于有莘”之义，而满文“伊里布”译汉则为“兴起、止乐”；又如溥仪的满文师傅伊克坦字仲平，亦依字面之义取字，而满文“伊克坦”译汉则为“积蓄”。

内务府旗人的连汉姓称谓：内务府旗人在称谓上惟一不同于外八旗旗人的地方，在于称谓时须连同汉姓一起呼之。其内务府汉军(据周汝昌先生考证，内务府无汉军。但另据清代档案及历朝会典、会典事例等文献记载，内务府三旗包衣人员的旗籍是不同的：凡包衣满洲人隶内务府（包衣）满洲旗籍，凡包衣蒙古人隶内务府蒙古旗籍，凡包衣汉人隶内务府汉军旗籍。)原有汉姓，称谓上比较简单，连汉姓称之即可。如抄本《红楼梦稿》的原收藏者继振字幼云，内务府汉军杨姓，其父钟祥字云亭，官河道总督，时人称之为“钟杨”；又如明善字元甫，内务府汉军索姓，其子文锡字书田，孙增崇字寿臣，三代均官内务府大臣，时人分别称之为“明索”、“文索”、“增索”。（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谈到八大姓的时候会详细解释）至内务府满洲、蒙古旗人，除原有其自己民族的姓氏外，还要另有汉姓，以便于称呼。如俊启字星东，内务府满洲，姓辉发那拉氏，汉姓苏，官内务府大臣，时人称之为“俊苏”；又如荣廷字虞臣，内务府蒙古，姓博尔济吉特氏，汉姓尹，官苏州织造，时人称之为“荣尹”。这种连汉姓称谓的特殊情况，在外八旗旗人中是不存在的。

旗人的系姓：清代既禁止满、蒙旗人效法汉人命名，同时对于他们的姓氏也下令不得沾染汉人风气。奕赓《管见所及》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谕：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即如牛呼钮(钮古录)氏或变称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为称，亦当曰牛，岂可直呼为郎，同于汉姓乎？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可见清代中叶满、蒙旗人姓氏的汉化已较普遍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时移势易，旗人纷纷系姓以趋时尚，是可以理解的。如满族的爱新觉罗氏系姓为金，完颜氏之为王，瓜尔佳氏之为关，伊尔根觉罗氏之为赵，于胡鲁氏之为于，钮古录氏之为郎；蒙族的博尔济吉特氏之为鲍。这些系姓并无硬性规定，如爱新觉罗氏或为赵，完颜氏或为汪，瓜尔佳氏或为管为唐，伊尔根觉罗或为伊为顾，于胡鲁氏或为娄，钮古录氏或为钮，博尔济吉特氏或为白为尹，多半是由于译音之异或其他的缘故。

最后谈谈近代两位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旗人学者的系姓易名情况。一位是《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他字子勤，内务府汉军，是第一个指出宗室敦敏、敦诚兄弟和曹雪芹的关系的人。他原名钟广，未系姓，有“与补注谷梁者同字”小印，盖谓撰《谷梁补注》的浙江嘉善人钟文蒸亦字子勤之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杨钟羲改名的情况：“子勤同年钟广，汉军旗籍也。由词科截取知府，随节移江南，复汉姓为杨，改名钟羲。”可见杨氏系姓改名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是《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他字在廷，满洲瓜尔佳氏，光绪间久官江南，易姓名为唐晏。他曾撰《庚子西行记事》一卷，有吴兴刘氏求恕斋刻本，末属“光绪辛丑五月唐晏录于白下”，则震钧改名系姓当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前，和杨氏可谓无独有偶了。

当然这只是粗略地说说，满族人的姓氏是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的反映之一，经过清朝长时间的变迁，也就逐步形成了满汉兼融的姓氏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