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避讳制度从先秦时期业已出现，避的是古代君王或是尊亲的名字，代之以其他的字，表达一种尊敬。从这个意义上说，避讳制度是伴随着封建君主制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总原则。虽说避讳制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通过对其研究，可以了解不同时代的政治生活和道德风貌，从侧面还原历史真相。

辽代留下的文献资料并不多，因此对于文献阙略尤甚的辽史研究而言，各种已经没有现实意义的的历史知识，如"避讳学"、"堪舆学"、"文字学"等等都是研究辽史的利器。但现在学界对此研究并不深入，甚至是当时的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辽代避讳制度的具体情况也不甚了解。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辽季金石文字结合传世文献讨论辽代避讳诸问题。

一、辽代避讳制度的建立过程辽兴宗时期已有避讳之举，但仅避汉名，天皇帝耶律亿之父本无汉名，故而萧韩家奴在奏疏中仍直呼其契丹名，并非不知避讳。学者王曾瑜把辽代避讳的范围扩大了，认为"当时官讳的范围颇广，不仅包括皇帝的御名、曾用名，还有皇帝的几代祖宗、皇太子，甚至某些皇后的名讳。"

辽兴宗耶律宗真

辽、金文献中没有辽朝避讳情况的明确记录，但从圣宗以前的辽代金石文字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传统居住区曾因习俗而自觉维护帝王名讳外，辽朝自己并没有主动建立并维护避讳制度。

（1）辽圣宗之前并没有严格的避讳制度

辽代避讳制度正式实行是在辽圣宗时期。以1004 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盟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契丹政权的各项制度建设仍在进行中，尚无余力注意此等细枝末节。圣宗之前辽朝诸帝名讳依次为太祖讳亿、太宗讳光、世宗讳阮、穆宗讳明、景宗讳贤，在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以前的金石文献中，可以发现"明""贤"等字并不避讳，"光"字避讳亦不严格。

虽说按照避讳制度的原则，辽太宗名讳中的"光"字应予以避讳，但在辽代文献中却并非如此。比如应历十六年的《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金臂舒光，无幽不烛，救众生之危苦，拔旁类之罪殃"。记录的内容是佛教解救众生疾苦，却并没有避讳"光"字。再比如《刘承嗣墓志》中"初授银青光禄大夫……会同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作为辽代的官名，"光禄大夫"并没有避讳"光"字。

辽代佛教十分兴盛

不仅"光"字如此，辽代也不避讳"明"字。应历二年的《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中就有："观四智以通明"的记载，应历九年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的"尊卑不眛，愚智可明"等文献，并没有避讳"明"字。"贤"字亦然，在金石文献中亦有出现。"阮"和"亿"字并不是常用字，在金石文献中尚未发现。

（2）澶渊之盟后辽代逐渐重视避讳制度

澶渊之盟后，辽与北宋建立了对等的"敌国"关系，建立并规范相关的外交仪礼也成为现实之需。"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其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各朝尤多创举，制度规程颇有可述"。两朝既有庆吊之礼节，则赵宋极为重视的避讳制度，自然不能不引起辽朝的关注，在交往过程中，辽朝也建立了对等的国书、使节、檄牒避讳模式。

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

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圣宗对避讳之事极为重视，"后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乐名格子眼，转充色长，因取新谱宣读，帝欲更迁一官，见本名正犯真宗讳，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领，岂不知我兄皇讳字？'遂以笔抹其宣而止。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辽圣宗亲自更改属官的名字，对宋真宗的名讳十分重视。

辽圣宗如此尊重宋朝的帝王名讳，则于自身名讳自然不能不予以重视。辽圣宗不仅为自己取了汉名，还给他的二弟以及韩德让亲自取名，足以体现其重视。据《辽史》记载，韩德让赐姓"耶律"、赐名"隆运"均在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初，是在澶渊之盟定约南北两朝正式和好之时。

翌年，两国就制订并完善了相互遣使的细节，那么，关于在国书、使节等方面避讳的细节也势必在正式遣使前完成。至于圣宗之前辽代诸帝，除辽太宗耶律德光有汉名外，诸帝均无汉名，故当统和二十三年二月末两国互遣国使之前，辽朝在短暂时间完成了这种改名工程。

宋辽边境贸易

二、辽代避讳制度的内容（1）为先帝追加汉名

辽太祖汉名为"耶律亿"。辽太祖威名赫赫，然诸史所载其生前活动事迹，均用'阿保瑾"译音的番名。《辽史》所载其汉名"耶律亿"，应该是辽圣宗为其追加。辽太祖是辽朝的创立者，其祖庙的地位终辽一代不变，故耶律阿保机汉名避讳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辽亡。

辽景宗汉名耶律贤。据《辽史》记载，为"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契丹归化人李信在澶渊之盟前一年到宋，谈起圣宗之父时说'戎主之父明记，号景宗。"可见，这时景宗还没有汉名。辽代金石文字"贤"字多缺笔，则圣宗追加乃父之汉名为"贤"。

（2）辽圣宗为自己及其弟取汉名

辽圣宗汉名乃是自取，根据《契丹国志》记载："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 意思是说辽圣宗以唐明皇李隆基之"隆"字作为自己汉名的一字。

辽代契丹文字：大小字

根据记载，辽圣宗的汉名是耶律隆绪，其二弟耶律赞似是汉名，三弟、四弟仅有契丹小名，前面业已提到，二弟改名时间约在澶渊之盟之后。不仅如此，辽圣宗还给太子及其侄子取汉名，足可见辽圣宗对避讳一事的重视。

在辽宋交聘过程中，宋朝因"中朝礼法所出"，为众瞻仰，本应突显其文化上的优越性，然而，实际却不尽如宋朝君主之意，宋真宗曾因接待契丹使团的官员言语粗鄙而对宋朝出使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并称赞"辽所遣使来奉中朝皆能谨恪"。这种反差出乎意料，原本礼仪之邦的宋朝在与辽朝的交往过程中反而有所欠缺，也从侧面反映了辽圣宗一代对汉文化的学习，同时可知辽朝在仪礼方面的准备较宋朝方面细致完善。

中间为辽代契丹人

三、辽代避讳的原则古人避讳是遵循一定规则的，班固在《白虎通义·姓氏》中归结出"五不讳"。辽代避讳制度受唐朝影响较大，在实施过程中逐渐确立自己的运作原则。

（1）二名不偏讳

二名不偏讳，指的是对尊长的双字名，不可两字同说，但两字分说可以不避讳。这一避讳原则源自唐朝，在辽代依然使用，比如太宗耶律德光只避 "光"字，犯讳者或省字，或缺笔，或改为"崇"、"荣"、"广"等字，对于"德"字则没有避讳。在辽代金石文字中出现大量未缺笔处理的"德"、"隆"、"宗"、"弘"、"延"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辽兴宗的"宗"字亦有避讳。世宗称帝后，为了避讳"宗"字，改宗氏为姬氏，改宗州为瑞州，改宗安县为瑞安，改宗国为莱国。对于皇室的谱字，则在"宗"字的基础上加一"山"，变为"崇"字，耶律继宗之改为耶律继崇就是这个道理。

辽代墓志铭

（2）避嫌名

避嫌名，是指避与所讳名同音或音近的字。在这种避讳原则中，如果改动机构或职官的名称，可由官方统一改定，如避太宗耶律德光的嫌名，光禄寺、光禄卿、光禄大夫中的"光"统一改为"崇"，至于臣子避嫌名，则有一定自由度，可选择性地改名。如天祚帝名延禧，禧与熙、希等同音，故张希崇去"希"字，王熙改名王颙，姚景禧改名姚景行，此为臣子避嫌名之情况。

（3）避唐、晋旧讳

辽燕京地区原本为唐王朝所辖，所以辽代以汉字书写墓志的也沿袭了唐朝时的避讳原则，多避讳唐朝帝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在出土的《陈万墓志》有"四人乐业"，是避"民"而用"人"字

四、辽代避讳的方法辽与宋往来之国书檄牒，均以汉名称谓，且契丹名字多有音无字，所以只用在日常称呼中，故而辽代大多避皇帝汉名。避讳方法有改成音近之字、改成义近之字、省字或以"字"行、缺笔、代以他字等。

宋辽版图

（1）改成音近之字

改成发音相近的字，这种避讳方式在特殊场合，如敌国往来时比较适宜。以辽太祖为例，其名字中有"亿"字，通常以"翼"、"易"、"意"代替。公元1026 年，宋仁宗天圣四年，辽圣宗太平六年，宋遣韩亿为使贺契丹仁德皇后顺天节，因避辽太祖名讳临时改为"韩翼"，《辽史》记录为"韩翼"。又有公元1030年，宋遣张亿为贺辽皇后正旦使，因避辽太祖名讳临时改为"张易"。公元1043年，宋遣丁亿为贺辽生辰副使，避契丹讳，诏更名为"丁意"。

（2）改成义近之字

为避讳而改用意思相近之字是最普遍的避讳方式。如辽太宗讳光，将"光"改为"紫"、"荣"；穆宗讳明，将"明"改为"昭"；道宗讳基，将"基"改为"本"。随着辽代避讳制度的完善，辽圣宗以后诸帝还避同音字。如与"绪"同音的"序"；与"基"同音的"几"；与"禧"同音的"希"、熙"等字均要避讳。

具体来看，"光"要改为"崇"。阶官中的"光禄大夫"均改为"崇禄大夫"；职事官中的光禄卿、光禄少卿改为崇禄卿、崇禄少卿；机构光禄寺改为崇禄寺。辽穆宗应历五年所刻《陈万墓志》中，"光禄大夫"已经被写作"崇禄大夫"。

隋唐起光禄寺成为九寺之一

"明"改"昭"。《辽史·圣宗纪》、《辽史·兴宗纪》、《辽史·西夏传》载有西夏国主李德昭。而《宋史·夏国传》中则记作"李德明"，同人不同名的原因就在于《辽史》为避穆宗名讳而改"明"为"昭"。

"基"改"本"。辽兴宗重熙元年，宋使王德基来到辽国同贺应圣节，《辽史·兴宗纪》却记载为"王德本"，就是为了避讳辽穆宗的名讳。诸如此类为了避讳君主而改为意思相近之字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也是《辽史》中很多人名与其他记载对应不上的重要原因。

（3）省字或以"字"行

如果人臣的名字包含两个汉字，则只需省去须避讳之字；如果名字只有一个字，一般则称"字"而不名。比如张希崇去"希"而称张崇。辽太祖天赞二年尧骨攻克平州，张希崇被俘虏，《辽史》记为"张崇"，新、旧《五代史》依然记作"张希崇"。

（4）缺笔

在辽代金石文字中，有很多字残缺不全，原因就是为了避讳。如韩氏子孙墓志中对祖先名讳比如韩知古的"古"字，韩匡嗣的"嗣"字多采取缺笔处理。对于"明、贤、真"等帝讳缺笔在辽代金石文字中也经常见到，即"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画"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辽代金石文字遇"明"字多缺笔处理，一种是将"日"减一横，一种是将"月"字减两横。

缺笔以避讳

（5）代以他字

"贤"改"臣"。宋仁宗庆历三年，派遣圈门祗候李惟贤为契丹国母正旦副使，为避讳临时改为"李宝臣"。"真"改"直"。《辽史》中用"女真"的地方颇少，均写做"女直"，是为了避兴宗名讳中之"真"字。"基"改"篡"。辽兴宗重熙元年宋使王克基来贺永寿节，《辽史·兴宗纪》记载为"王克篡"，即避道宗名讳而改。"熙"改"颙"。高丽国王王熙嗣位，为避辽主名讳，改名王颙。"禧"改"行"。据《辽史》记载，"姚景行，始名景禧。"就是此缘故。

五、研究辽代避讳制度的意义在辽史文献阙略的情况下，辽代避讳学的研究价值较高，既可以订史之讹，又能够复史之旧，甚至是补史之阙。

（1）订史之讹

避讳虽然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可订正史书中的讹误。宋朝方面关于辽朝的纪事多得自传闻，其中不免多有讹误，史家被蒙蔽之事也存在。前面我们提到，辽兴宗的汉名本是后代辽圣宗追加，宋朝方面却以为是其即位后改名。

关于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与太后私通诸事，出自宋使传闻。而韩德让赐姓赐名之事，宋朝方面也都归结为承天后所为，但通过避讳学的方面加以考察，则其实不然。

萧太后

根据避讳学的推测，韩德让大约是辽圣宗的同辈人，重熙六年的《韩橁墓志》称： "生我大丞相、守太傅、晋国王、谥文忠讳德让，赐名隆运，联其御讳也。赐姓耶律氏，属籍于宗室，特加殊礼。"由此观之，圣宗与德让同辈，可在一定程度上粉碎宋人方面传闻的真实性。

（2）还原历史面貌

辽圣宗以前，除辽太宗因缘际会曾因澶渊之盟获悉中原礼法，从而得以改汉名外，其他诸帝均无汉名。等到辽圣宗与宋朝建立"敌国"对等关系，才追赠诸帝汉名。其追赠方法，皆按宗庙制度——天子七庙追加，辽太祖为不祧之祖，故加汉名为"亿"；太宗本有汉名，且有避讳之先例，沿用先例不曾改动；世宗追加汉名"阮"；穆宗追加汉名"明"；景宗追加汉名"贤"。

据此种宗庙制度，在辽圣宗前仅有五庙，且太祖之父的鲁无汉名，所以在太祖和圣宗之间可能有追谥两代皇帝的情况，才能达到"七庙"的宗庙规格。这两个追益的皇帝可能是太祖的儿子耶律倍和李胡。《辽史·皇子表》称耶律倍"太宗谥曰文武元皇王。世宗谥让国皇帝。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辽史·景宗纪》也有景宗奠让国皇帝的纪事，可见耶律倍的皇帝地位从太宗到圣宗时一直得到承认。

出自耶律倍之手的《东丹王出行图》

（3）合理推测辽代君主汉名

辽代承天皇太后有汉名，称为萧绰，是《辽史》记载的唯一一位有汉名的皇后，是在其生辰、正旦使节往来而特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去世后，辽圣宗曾嘱咐他的妻子仁德皇后（后世追谥），得致书宋皇太后，传名中国。因此辽圣宗妻子也因国书往来而取了汉名，可惜《辽史》只记她小名为菩萨哥，汉名则失传。

根据避讳制度，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她的汉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仁宗天圣六年时遣曹荣为贺正旦副使，为避契丹讳而改名为"曹英"。但辽代并没有皇帝名字中带有"荣"字的，所以很可能是为了避讳圣宗妻名或圣宗妻父名，而仁德皇后父萧限恩没有汉名，因此曹荣只能是避仁德皇后名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仁德皇后汉名可能为"萧荣"。

结束语：避讳制度是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而逐渐完善的，为的就是通过避讳强调君主的权威，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君权的神化。因此现代也时常通过对避讳制度的研究还原当时的官位制度、科举制度等，可以说，避讳制度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本文笔者叙述了原本没有避讳习俗的辽国，在澶渊之盟后逐渐接触中原文化，并从中借鉴了避讳的内容，形成了辽代的避讳制度。由于大多是借鉴中原王朝，辽代的避讳制度处处存在着唐宋时期的避讳习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时，笔者通过人物的避讳合理地推测辽代皇后的汉名，不失为对避讳研究的合理运用。

参考文献：

《辽代石刻文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辽史》

《宋史》

《史讳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