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浙江建设中的徐樟塘样板

■ 胡友大

“歌唱徐樟塘，徐樟塘美，新房齐整环境美，空中地上绿化美，众乡亲心灵美，心灵美。

歌唱徐樟塘，徐樟塘富，产业兴旺村庄富，万众创新家家富，共创业人人富，人人富。

歌唱徐樟塘，徐樟塘好，养老中心敬老好，文化礼堂文明好，村和谐万事好，万事好。”

这是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徐樟塘人自编自唱的村歌——《歌唱徐樟塘》。

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的徐樟塘人，做事从不怕苦，做人也从不怕累，短短十多年间，从一个出了名的雀窝村摇身一变成了美丽花园。一枚枚金凤蛋从雀窝里掏出，一批批外来建设者纷至沓来。

——题记

一、白手起家

《金峰张氏宗谱》载：“爱子孙，必须教也，人不学，冥冥如夜行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且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公卿之子为庶人。然教必有方……”

《县前丁氏宗谱》载：“凡本宗子侄，或田产财帛不明，必咨禀闻家长，依理剖处，如有擅自告官，以干名犯义者，作不孝论。”“凡人者，不可怒目狠言于父母之前，至冷父母心里不安。此为不孝之道。切宜戒之慎之。”“凡妇人之道，但用谨口讷言。未可时时捐口弄舌。不尊重父母舅姑，依持富强，欺侮娌妯，使男不和睦，如有此等，禀众离退归宗，别择好妇。”“凡本族，有能叨父母之遗产丰盛。未免以势欺凌族众穷窘，当尊不以尊敬，卑不以卑待，以见族之不和也。”

《清溪楼氏宗谱》载：“子孙以孝悌诚敬为本。凡遇长者，坐必起，行必后，遇必让道。有问必答，勿得怠慢傲肆，言语不得称尔我，必以失大家体统。各宜遵之。”“依食人之所不免者，务在适中，不可过奢，亦不鄙陋，衣取蔽寒，食取疗饥。庶几家用自周，而无穷乏之患。教子读书，尊师接友，尤宜加厚……”“吾家所行无非积善之事，子孙皆当遵守，不得妄使威福，图协人财，侵占人产，党恶凌善，矜富欺贫……”

在过去的年代，徐樟塘很穷，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赤膊村，可这里的村民严遵祖德，恪守祖训，民风淳朴，教养有素。数姓同居，邻里和睦。善行义举，争相捐助。举办大事，齐心协力。出钱出力，惶恐落后，秉性勤俭，人无闲荡，地不荒芜，农忙耕种，农闲或手艺、或经商。徐樟塘人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崇善疾恶，诚信为人，勤耕苦读，爱岗敬业，俭朴生活，见贤思齐。

麻车自然村原有张姓九间头、楼姓三间头、吴姓一间头，共13户。九间头由青石板铺成，盛七公门下三代在此居住，东、南、北有三对台门进出。祖屋建成后，有一对来自永康的夫妻长年在这里做裁缝。裁缝师傅的妻子有了身孕后，在这里生下一个女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9间头突遭一场大火，连烧数小时，将所有木结构房屋化为灰烬。遭此劫难，张氏子孙手足无措，不得不重新造了3间二层房屋。

徐樟塘自然村几乎也是土生土长的“田乌龟”，光靠种田过日子。清末民初，有村民到诸暨等地鸡毛换糖。20世纪末，全村有不少人到江西、云南等地敲糖换鸡毛。后来因生活所迫，无论男女老少，大伙常常三五成群去六都坑挑柴烧炭，挥着锄头在地里刨食，种着旱涝不保收的庄稼，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徐樟塘从上西陶大队拆分出来时,全村人口不过19户87人，大小房屋52间。据不完全统计，那时徐樟塘有木匠8人、泥水匠8人、窑匠5人、裁缝2人、篾匠2人、做缸1人。如今，村内有大学生42人、博士2人、硕士2人、副教授1人,教师工作者9人,在职警察4人。

义乌首任检察长丁樟荣（任期1978.6—1993.4)是徐樟塘村人。他出生于1932年，中共党员。1951年任义乌路东乡乡长，1952年调公安系统工作。历任义乌县佛堂镇、稠城镇派出所所长，义乌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义乌县公安局副局长。

1978年6月至1980年4月，丁樟荣任义乌县人民检察院筹建组组长、代理检察长。1980年4月至1993年4月，连任四届义乌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国共产党义乌县（市）第五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义乌县（市）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丁樟荣为人正派厚道，为官清廉公正，在任时，曾以义乌市廉洁奉公的干部形象广泛进行宣传。

人们评价说:“丁樟荣身居城镇，心系农村，退休后常回村从事耕种。一生从政，不忘乡亲。”

集体化时，丁荣樟一回到家，便去村里走走、田头转转，与父老乡亲拉家常、聊农事、话发展，详细了解群众家庭收入来源和生活、生产状况，鼓励村民脱贫致富。

丁樟荣生活朴素，从不显摆，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的工资维持。他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重，可从不向组织开口要照顾。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星期天、节假日一回到家，他总是肩背锄头，手拿草刀，赤脚下地干农活。

左邻右舍的邻居说：“丁樟荣当官，没有一点官架子，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是个可亲可敬的农民检察长。”1989年，他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上再次挽留他续任检察长，直到63岁正式退休。

1991年，丁樟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二等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三级奖章；199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誉证章。徐樟塘这片古朴而贫瘠的土地，养育了他艰苦朴素、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了身居要职而不傲、名重当世而不骄的优秀品德。

20世纪90年代初，乘改革开放东风，位于苏溪镇的浙江义乌工业园区陆续开发，当时完成开发面积3.303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2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累计投入6亿多元。建成区面积2.81平方公里，共有企业155家。2006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成立义北工业园区，规划开发面积17.34平方公里，由老区与新区两部分组成。

徐樟塘借助义北工业园区开发之机，在历届苏溪镇党委政府领导下，全村上下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干到底。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得到质的飞跃，丰富的物质生活、高尚的精神世界，都在这里找到幸福的影子。

徐樟塘原名徐张塘，村内有张、丁、楼、陈、吕、王、马、陶、韦、汪、吴、孟等12个姓，其中张、丁、楼是3个大姓。

据《金峰张氏宗谱》载，宋朝嘉熙年间（1239年前后），家住苏溪溪北的金峰张氏九世孙，曾七公讳临诏，析居七都高岭张村。生三子：绮、维、约，死后葬麻车塘边上金山。传三世，玄孙：坤、希、乾，坤仍居高岭张村，希迁居六都木城，乾守祖墓。墓地上金山遗址在高岭张村西、后山坞村西北，各一里许“庄头”，即守墓人居住的房屋中。乾于元朝延佑年间（1317年前后）定居麻车。墓地前有口大塘，叫麻车塘，遂以麻车取村名，以示永怀祖先。乾生圣、望二子。明永乐年间，圣迁居东阳南马，望仍居上麻车，堂名百忍堂。《张氏宗谱》将定居义乌江东街道张村的后裔叫下麻车派，这个麻车谓上麻车派。

据《县前丁氏宗谱》载：元朝延佑年间（1320年前后），县前丁氏第五世孙荣秋公，析居七都长塘，旧址西殿前与下西陶之间，居四代以后，第九世孙文炳公等十一人，于明朝正德年间（1517年前后），和七世孙禄八六公讳仲正、禄十七公讳仲祥，从长塘迁移陈介园，位于今麻车村东北陈介园山（现东方之星附近）。方圆六七里，环境荒凉，村落稀疏，境内坟茔、“庄头”星罗棋布。那时，姐妹塘、王升塘、下后高、新塘角、麻车等都是“庄头”。

清朝康熙年间（1728年前后），第十五世孙永俊公再迁至徐张塘（长塘、陈介园），俱无村庄遗迹。居六世后，人丁日减，丁氏担心此处两溪夹山，阳宅过窄，且盗贼纷扰，居无宁日。至清朝乾隆年间，永隆公见麻车村水口殿西边平地，背靠麻车后山，面临大塘，陈介山沿两小溪于大塘东北汇聚，徐徐经流大塘，西南向折入上西陶田垄，喜此地来水明朗，出水不露，水口深含，可望可即，遂向张氏购地建村，“大塘”改名“徐张塘”，村以塘名。

七世孙禄一公讳仲智，明朝洪武年间（1370年前后）从县前丁店析居廿三里丁店。仲智第三子明俭迁居下丰塘村。第十七世孙澄百四十三讳芳兴，于清朝同治年间（1870年前后）从下丰塘入继徐张塘，清朝百十六茂才公为嗣，堂名余庆堂。

楼氏，清溪楼氏（七都东青）第十九世孙，尊三十七公讳尊春，清朝嘉庆年间（1817年前后），从楼界桥头迁入陈介园，传至第三世，清朝咸丰年间（1860年前后），训地、训荣兄弟再迁至徐张塘，堂名世家堂。

陈氏，从天台迁入。民国末年，陈士堂从六都双溪迁入。

吕氏，清朝咸丰年间，从东阳怀鲁迁入。

王氏，民国期间，由福田街道王牌村迁入。

马氏，清朝咸丰期间，从东阳怀鲁迁入下后高村，1957年再迁入徐张塘村。

韦氏，20世纪70年代初从上西陶村赘入。

汪氏，从龙游迁入。

吴氏，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义乌江东街道平畴村赘入。

或问：何谓“徐张”？“徐张”者，慢慢扩张也，丁氏欲摆脱频繁迁徙、居安不易之困境，祈求长居久安。

徐樟塘村历元、明、清、民国，皆属龙祈乡七都二图四甲。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属苏溪乡第十五保，1951年属苏溪区路东乡，上西陶农会。1956年7月，撤分路东乡，东部归属联合乡，西片并入苏溪乡，属苏溪乡上西陶村。1958年10月1日，苏溪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苏溪人民公社成立。原路东乡所属各村设立路东生产大队，上西陶村为第一生产大队，由上西陶、后田畈、麻车、徐张塘组成。其中徐张塘为第九生产小队，麻车为第十生产小队。

1958年10月底，东兰（东阳—兰溪）渠道开工建设（1959年上半年停工）。大办食堂、大办钢铁时，挨家挨户撤灶砸锅，向村里交粮食。徐张塘在土地殿内办起食堂，男女老少都在公共食堂就餐。1961年上半年，因粮食难以维持，公共食堂只得暂时停办。

1961年11月，根据中央“农业六十条”精神，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分自留地、饲料地，允许社员垦荒、养家禽家畜，初步缓解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

1962年冬，坝长约150米、蓄水面积30亩、平均深度4米的深塘水库与上西陶村全面完工，同时开挖巧溪水库渠道南渠。

1963年春，巧溪水库南渠修成。初夏，水库放水到徐张塘村，田里庄稼才有了一些收成。当地的农村经济开始复苏，砖瓦需求增加，于是麻车和徐樟塘两个生产队合资办起一家瓦窑厂。

1964年底，义乌县农村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的“小四清运动”。运动以公社为单位，对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进行“四清”。同年10月底，“四清”工作队进驻徐张塘，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生产队成立贫协小组。

1965年9月，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第一分团进驻义乌，开展“大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1966年，由丁德龙、丁修福、丁德喜、张有法、楼小妹、王贤成等组成锣鼓班，村里装上了有线广播。

1967年3月26日深夜，一场百年不遇的龙卷风、冰雹席卷义乌县联合、前店、福田、尚经等公社，其中联合公社成了重灾区。春花颗粒无收，墙壁倒坍，屋无片瓦。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地政府立即组织抗灾自救，供应联合公社粮食55万斤，各公社纷纷送粮食、草籽、砖瓦等前来援助。随后又遭夏连秋、秋及冬的罕见大旱，这里到处塘底朝天，塘泥开裂，蔬菜奇缺，饮用水枯竭，村民一片恐慌。

1968年，村里无水做秧田，秋后巧溪水库续修，加高大坝，才暂时解决水利灌溉燃眉之急。

有人问：“先有麻车，后有徐张塘，为何以徐张塘为行政村命名呢？”

因在义乌的地名中，“麻车”“毛店”“李（里）宅”一类的村名较多，人们用方位词区别很难说清，因此常在该村虽名前冠一邻村的村名以示区别。用“XX塘”为名的村虽多如牛毛，但因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不至于混淆。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把先前“徐张塘麻车”渐渐简化为“徐张塘”。1974年底，徐张塘从上西陶大队划出，归杨梅岗农垦场，公章中开始出现“徐樟塘”村名，“张”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樟”，一直沿用至今。

1983年7月，徐樟塘撤杨梅岗农垦场建乡，属杨梅岗乡。

1988年7月，义乌撤县建市，杨梅岗乡合并到苏溪镇，属苏溪镇蒋宅管理区，2001年乡镇区域调整后，属苏溪镇联合工作片。

2018年11月，义乌市撤销徐樟塘、月白塘、里外甘、苏院、长府等5个行政村，组建成新的苏福社区。

徐樟塘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600年来有着道不完的故事。随便在村里信步游走，在村庄的某个角落，甚至某个人身上，都能读到乡村生活的本真。这个村有不少传说散落于民间数百年，流传甚广，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洪罗庆的传说”。

徐樟塘的前身是麻车。在麻车西南边有个殿叫德胜殿，原本是麻车村守水口的土地殿。相传元末农民军首领朱元璋与陈友谅逐鹿浙江金华府时，在义乌进行长时间的拉锯战。有一年，朱元璋不幸被围困在苏溪一带，因粮草短缺，难免军心动摇。一天傍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朱元璋带了十几个亲兵，悄悄到苏溪附近各村庄筹集粮草。还未过杨梅岗，就被陈友谅军士发现。朱元璋与亲兵逃散了，他只身落荒往南乱窜。陈友谅军紧追不放，朱元璋逃到后高村地界，渐渐乏力。他一头扎入路边的榛树林里，猫着腰继续往西逃。

追兵追到后高村时，朱元璋已逃出林地，他听身后没有了动静，正想找个地方休息片刻。忽然又闻后面追杀声四起，追兵铺天盖地而来。朱元璋见前面只有一个小殿，就慌里慌张躲了进去。抬头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土地殿，破旧的栅栏，褪色的帐帷，满地的灰尘，殿内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上首端坐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在危急之时，朱元璋“扑通”一声就地一跪，一边磕头，一边许愿：“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在上，两位今日若能救得了朱元璋性命，成功之日绝不相忘，绝不食言。”说罢，急忙亡命似的爬进栅栏，趴在佛像后面一动不动。不一会儿，追兵冲进殿里，只见小殿内砂尘遍地，蛛网密织，横看竖看，根本看不出有任何人进出的迹象。追兵见找不到朱元璋半个人影，就只好继续往南追去了。

不久，朱元璋带兵顺利攻克金华梅花门。再后来，朱元璋率部乘胜追击，消灭了陈友谅的部下，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他始终不忘救命之恩，便敕封麻车村的土地殿为德胜殿。经洪武皇帝一敕封，这个土地殿香火顿时变得繁盛起来，至今依旧香火不断。

明、清两个朝代，方圆数十里，前来德胜殿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殿内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对康熙年间的石香炉，其中一只香炉上面清晰地刻着“康熙三十三年马丁村信女敬赠”字样。

清朝咸丰至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止，社会动荡，德胜殿开始变得冷清了。

特殊时期，德胜殿亦受到冲击，但由于地处偏僻，幸未遭受摧毁。

如今太平盛世，国富民强，殿址从原来的石头塘北迁至龙背，殿宇全新，规模渐大。

每逢初一、十五，德胜殿梵声盈殿，香火缭绕，再度香火鼎盛。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徐樟塘人眼里，这个村就像一个丑婆娘，丑得见不得人；又像地里的一株小白菜，没人疼也没人爱。

古人说：“德厚者流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当时，村内有点名气的算是丁维瑞一家。

丁维瑞又名维燧，生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德配王氏，贻人好施，青黄不接时，邻里多受其接济，至今有口皆碑。生一子修良，一女嫁三都屋基陈成良。孙三个：长新义、次新平、幼新立，玄孙二，玄孙女一，个个遵从祖辈风范。

丁维瑞福寿齐全，名重乡里，流光后世，堪称德高望众。他是芳兴公之子，有兄弟四人，和丁樟林、丁维栋、丁维金为亲兄弟，他排行老四。丁维瑞的太公世居五都下丰塘；父入继徐樟塘本族为嗣，家贫如洗。父子五人，克勤克俭，唯务家业为本。生性庄重，童而老成，孝敬父母，恭敬兄长。稍长一点时，随兄学做木工手艺。长大后精心治家，与邻里相处重情重义，与亲朋好友交以礼谊。村民如有纠纷，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排难解纷，主持公道。如有不听者，婉言劝告，直言是非，使其心悦诚服。贫弱相求，慷慨解囊相助。他其实就是徐樟塘诸姓的族长。

中年时，丁维瑞靠做木工起家，铢积锱累，筑窑烧砖，辟基址，造新堂，独力营建。他虽不富裕，但日积月累，至少能养得起家，工歇之余造起一个九间头，惠及兄弟。如此仗义，他的孙辈兄弟也亲如同胞，俱肖祖风。可惜他因病卒于1992年，享年86岁。

丁小土（1921.9—2002.7）也是徐樟塘人，因丁姓家族中其辈分是“修”字辈，名修道，人如其名。他天赋出众，谨言慎行，更乐于为乡间邻里出谋划策，解纷排忧不遗余力，在族中颇有威望。

丁小土娶妻张氏，育有三子五女，虽历经困苦年代，却教子有方。三子均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膝下有教师十余人，可谓“书香门第”。长子丁德龙精于教学，获义乌市首届园丁奖，曾任义乌苏溪镇中教导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次子丁德兴教学业务精湛，著有论文80余篇；三子丁德旺历任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金华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现任金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政治委员，曾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市公安机关“十佳卫士”等荣誉称号，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丁小土的长女丁美翠、次女丁美珍均因乐施好善，闻名于乡里；长孙丁英品，现任广州港集团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

在徐樟塘，有许多人具备特有的品质。

楼樟春生于1946年4月，是个工人，他妻子骆郎华是农民。和很多义乌人一样，他们夫妻俩克勤克俭、正直善良，注重子女教育。他们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楼瑾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就职于浙江经纬勘察工程公司，任财务科长；三女楼琳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就职于义乌佛堂镇幼儿园，任工会主席；幼子楼益民毕业于苏州大学光学工程专业，任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

楼益民，工学博士，中共党员。他主要从事微纳光学与信息显示等技术领域的研究。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全息与光信息处理技术专委会委员。曾兼任光电科技上市公司的科技副总、总工程师。主持和参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十余项；在美国应用物理学会、美国光学学会、英国皇家物理学会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申请和授权国际专利、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荣获2016年度中国专利奖一项。

胡娟梅是楼益民的妻子，哲学博士，也是中共党员，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纳米科学技术专业。受聘于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主要从事基于计算机模拟的纳米材料的设计和合成。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在美国化学学会、英国皇家物理学会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研究论文10余篇。

楼益民的老家徐樟塘，这个村落因一棵古老樟树和一方清澈池塘而得名。历经多年历史沧桑和风雨洗礼，古樟树至今苍劲有力、生机勃勃，池水依旧波光粼粼、碧绿澄澈。

30年前，这里有一位邻水而居的懵懂少年，他痴迷于恬静夜空斑斓夺目的星斗阑干，沉醉于水天之间绚丽夺目的光影交织，似乎其中都蕴含有无穷的奥秘。

“小时候，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坚定地说‘科学家’，虽然那时科学家在我脑海里还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我始终觉得‘科学’这个词汇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也许是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回忆儿时的梦想，楼益民颇有几分感慨地说。30年后，这位青涩少年志坚而勇为，如愿以偿成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奋战在国际科技前沿第一线。他所研究的方向之一即是光场调控技术，探究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理。

胡娟梅的老家是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浙江嘉兴桐乡，她从小在桑基鱼塘边嬉戏成长。“春蚕为什么要吐丝包裹自己？”“春蚕是怎么吐出丝来的？”“为什么春蚕吐的长丝不会断？”“我很乐于探究春蚕吐丝的过程，反而不喜欢针织刺绣这些女工技艺，这些问题经常把老师问得哑口无言。”

胡娟梅笑着讲述儿时的学习趣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胡娟梅学会了在广阔的书海中寻找答案，自此便嗜书如命，手不释卷，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国际顶级名校——香港科技大学，师从世界上最小碳纳米管的发明者汤子康教授，研究纳米生物材料。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楼益民和胡娟梅因共同的学术理想而结缘。在相爱相守的日子里，这对学术伉俪互相激励、互相支持，在大学教室、图书馆、研究所，都留下他们学习和奋斗的身影，成就了一段科学和人生的佳缘。

“得益于时代的发展和父辈们艰苦的创业，我们80后成长在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良好环境之中。作为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义乌，父辈们和我们的生活条件的变迁尤为显著。我们都是这个大时代的受益者。”谈到今日的个人成就时，楼益民感叹自己生逢其时，才有机会成就一番作为。

楼益民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家里条件稍有好转，父母亲就毅然将我们从农村小学转到条件更好的城里学校去学习，这种良好的教育条件是我们得以实现理想的重要基础。”

深知父母不易，楼益民读书更加刻苦努力，他不负众望，考取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走上义乌中学的教职岗位，后来考取研究生。父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他再次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楼益民父母的远见卓识来源于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文化的积淀。楼益民的爷爷楼道瑜虽是个朴实的农民，但他思想进步，非常重视教育及对下一代的培养。在爷爷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楼益民这辈兄弟六人，出了两位博士和一位硕士，其中四人是义乌中学的优秀毕业生。

楼益民的外公骆正杞也是个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他经历沧桑和巨变之后依然坚守“教书育人，教人求真”的理念，而从这种坚守中获益的，是他的子孙后代。在他的子孙中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教师、知名作家、高校院长、中小学校长、注册会计师、高级工程师等一批高端人才。

作为家族文化积淀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后辈们集体编撰了两本家书：一本为《百年回眸》，主要记录外公外婆这一辈人的创业历史，家族演化和家庭的发展史，以及孙辈对前辈的回忆史。在此基础上，总结这段历史过程中传承和凝练的家族精神和优秀品质。另一本为《闲谈家常》，主要记录父母这一辈人的创业历史和生活点滴，以及后辈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期望。这种家庭文化的熏陶积累是伴随子孙后辈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激励他们不断努力前行的动力源泉。

“学以致用，用有所成是知识分子回报国家，回报社会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接受多年精英教育的我们，更需要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能够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以促进社会发展。”楼益民不忘国家培育之恩，一片丹心图报国。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楼益民在研究光电信息显示领域最新国际前沿问题的同时，持续关注国内光电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深入企业研发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多个技术难题。在博士后研究阶段，师从中国“第二代身份证之父”陈林森教授，在其指导下，发明一种三维激光打印方法与系统，解决了困扰三维图像显示领域多年的技术难题。该系统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成功应用于洋河等国内知名企业的相关产品，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并获得社会的认可。该项成果于2016年荣获中国专利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产业革命此起彼伏的当今社会，只有雄厚的知识和技术储备才能高效地实现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只有持续不断地学习和创新才能够时刻把握科技前沿，引领产业发展趋势，助力我国经济与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科技工作者的我们，任重而道远。”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楼益民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为祖国的发展添柴加薪。

更多的时候，徐樟塘人像一棵棵苦瓜，期待舒枝展叶，开出一朵朵嫩黄色的花蕾，结出一个个探头探脑的苦瓜。

丁修福也是徐樟塘人，中共党员。16岁时，他家里十分艰苦，吃不饱，穿不暖，看见眼前有口饭，眼睛都会发绿。担子挑不动，也硬着头皮死死撑着，风雨不歇。由于肩嫩而担子压得太重，连骨头都有些弯曲。

1963年，丁修福16岁。

1960年至1963年，中国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普遍出现农业减产，粮食欠收，供应短缺，生活困难。二是苏联逼债。当时我党与苏联党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进而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苏联乘人之危要债，在我国三年受灾期间，要我国归还抗美援朝时给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援助。

加上旱灾、雪灾、涝灾接连袭来，农作物早不堪一击。狂风吹过，田野上的草籽就像被刀割过一样，庄稼颗粒无收。天灾人祸搞得原本贫困的家庭一贫如洗，人们的生存环境变得脆弱糟糕。

丁修福的父亲丁维明是个鸡毛换糖的好把式，因长年累月操劳，加上饥荒，生活无常，猝然患病而死。父亲走后，家中失去顶梁柱，丁修福和母亲感到无助，就像天塌了一样不知所措。

办完父亲的后事，丁修福无路可走，只得外出打工。打工难免要忍受苦累，没人帮助，没人指引，丁修福不知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丁修福首站来到江西瑞昌武山铜矿开矿，当时铜矿由义乌县联合公社负责承包，联合公社负责人就在义乌当地招了一批社员去开矿。尽管丁修福年纪小，为填饱肚子，也只能硬着头皮跟随工友们去干。

发工资时，丁修福手里攥着到手的工钱，将其分成两半：一半寄给老家母亲零用，另一半从拮据的生活费里挤出寄给母亲后，再由母亲换成粮票，重新寄给自己当口粮。

那时，丁修福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天天累死累活地干，比拉磨的毛驴还累。

晚上回家，他就躺在烂泥巴垒成的泥房里过夜，一个25平方米的小房内，竟塞进32个民工。有的缩身坐着，有的紧贴墙壁，工友之间比肩接踵，十分拥挤。

夏天的晚上，天上突下一场大雨。一个炸雷过后，雨水不断从泥缝墙里灌进，堵都堵不住。无奈之下，大伙只得睡在湿漉漉的水滩里，所有的被褥、衣服都被雨水打湿，整个人就像在浑水中浸泡过一样。

丁修福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待了一年半。那里空气特别潮湿，身上瘙痒,一抓就起泡，许多工友陆续患上关节炎。遇到阴天，大伙就感觉关节僵硬疼痛。

做工程的日子很不稳定,一个工地忙完，就马上转到另一个工地。没过多久，丁修福又和上西陶村的李新法转到福建园岱打山洞、凿隧道。

一年后，工程又完工了，丁修福再次随工友们到江西弋阳做铁路。挣钱如捉鬼，干一年,拼一年,挣一年,还是不见钱仔儿。除去一日三餐，也没攒下钱。工地完工没活干了，丁修福只得回义乌老家种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此时的义乌在等待冰消雪融。随着改革开放一声春雷，义乌人那浸入血脉里的商业基因被迅速激活。他们从鸡毛换糖、摆地摊开始，历经风雨坎坷，历经沧桑，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一夜间变成一座商城。

徐樟塘也有不少人外出鸡毛换糖，当时的政策常常说变就变。政策一收紧，就把人的命运改变了，甚至有可能空忙瞎忙。

当时，32岁的丁修福也和父亲丁维明一样，成了一个敲糖帮。他每天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起早又贪黑，踏遍坎坷路。

那个年代，在义乌人眼里，能背井离乡闯荡五湖四海的人，被人们认为是最能吃苦、最有本事的人。义乌有句俗话：“天上有金子掉下来，也要自己起早去捡。”敲糖帮的吃苦精神、闯荡劲头早已融进义乌人的血液。

丁修福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跟随义乌过溪流的大姨夫王水土，从徐樟塘老家出门，赶到百里之遥的诸暨去鸡毛换糖。只见他黝黑的脸庞，结实的身板，朴实的性情，一次又一次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山泉解渴，野果充饥。一路上途经芦柴、楂林、宦塘等村，再步行六七个小时，才辗转到诸暨。

丁修福每次外出鸡毛换糖都是步行，天黑了，晚上就借宿在农户家，宿夜费每天四毛。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就继续赶路，途中也不舍得乱花一分钱，一天只吃两顿。

饿了，他有时就蹲在半路上，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冷饭啃几口。饭团虽早已发硬，可丁修福吃着仍觉得香。到目的地后，他就随手取出一些日用小百货，摇着拨浪鼓，边走边不停喊着：“鸡毛、鸭毛、鹅毛、羊毛、鳖壳、乌龟壳、破布、破蓑衣、猪骨头、废铜烂铁，兑糖兑针喏……”动听的声音立刻吸引当地民众围住货郎担，纷纷用家中鸡毛、鸭毛等物换取所需日用品。

有一回，丁修福刚走到诸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十来个生产队员在大队长的动员下排队分配生产任务。大伙一见到丁修福的货郎担放下，就一呼隆将他的货郎担围住。

一个高个子大声嚷：“喂，大伙快看，投机倒把的义乌佬来了。”丁修福低着头，咬着唇，顿时面红耳赤，委屈的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可在鸡毛换糖时，最让丁修福开心的是，每一次诸暨人都会拿家中的鸡肫皮换一两枚小铁针。见一个人买了，其他人也纷纷围过来，拿出鸡毛鸭毛换取针头线脑及义乌土特产生姜糖等。看到这一切，丁修福原本害怕的情绪，变成一种羡慕、向往，甚至是一种渴望。

1982年4月，谢高华到义乌任县委书记后，通过几个月走访调研，大胆提出“四个允许”。他拍着胸脯说：“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我的乌纱帽宁可不要。”这一决定犹如晴天霹雳，给义乌杀出一条生路。

从此，义乌湖清门小商品市场诞生，周边的群众像潮水般涌来，成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义乌人经商的春天到了。

这时，丁修福心血来潮，决定去义乌城摆摊赶潮流，可新手摆摊要多难就有多难。手头一无本钱，二无学历，三无经验，这可怎么办？

当时在市场上，丁修福先给义乌过溪流村的大姨夫王水土代卖年画、名信片等，每张批发价卖一块左右，后来年画降到九角、八角一张，也出手。一来二去，他逐渐认识一些客户。

6年后，义乌篁园市场开业，丁修福想自己单干。可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既要营业执照，又要有摊位，这可怎么办？刚好，这年义乌年画市场搬入北方联，并新增部分临时摊位。

北方联市场起初有几个空摊，租一个摊只要两千块，丁修福兴奋得难以自已。他迫不及待赶早抢了个摊，税收和管理费自己掏。

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客商家里遇到急事，手头有一批年画急需低价出手，便找到丁修福摊位求他代卖。见生意上门，丁修福满口答应。

于是，这个客商将整仓库年画都堆放在丁修福仓库卖。这批年画质优廉价，没过几天很快出手。

又有一次，一个温州龙港的客户跟丁修福做年画生意，客商用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一花就是一大把。他先给丁修福一万元定金，年画也就无需自己垫资。

自从有了本钱，丁修福的年画生意越做越好，很快在义乌第二期小商品市场买了摊位。后来改行，他将摊位以136万元价格出售。

五六十年代，徐樟塘村庄前后落差十多米，高低不平。即使在七八十年代，村里道路也是泥烂不堪，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由于地形落差大，村民有时把自行车也要肩挑背扛。因此，不少村民在家都待不住，纷纷到杭州、诸暨、桐庐一带鸡毛换糖。村里曾经有40根敲糖帮扁担到外面讨生活。

本文节选于《时代报告》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