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隍庙方向传来火光和喊杀声，王霞亭耳闻目睹，心中慌张。此时朋友于芳顺跳过院墙，急切地告诉他：“快快躲藏！”他不敢迟疑，立即藏在院内一个严密的坑洞内。

不多时，一伙手持长枪、大刀的搜查者闯入院子，个个凶神恶煞眼睛血红。一阵猛烈的翻箱倒柜之后，无所收获，遂悻悻而去。

在坑洞内躲了一天之后，王霞亭在天色微明之际戴上假辫子，化装逃出。他躲过了一场屠杀。

王霞亭是山东昌邑县同盟会会员，也是该县“民元惨案”的幸存者。这场惨案的肇因，即男人要不要剪掉前清的辫子。

一、剪辫令

1912年3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悉知。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民国初年警察强制剪辫。

这就是著名的“剪辫令”。此令特别强调，发辫既是“满虏窃国”之后强加于汉人的“腥膻之俗”，又是滋长传播疾病的“伤生之具”，所以必须“一并论禁，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即便没有这份命令的提醒，像王霞亭这样的县城士绅，都不会忘记汉族男人发辫的由来。

1665年，摄政王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下达“剃发令”：“京城内外，限十日；各省自诏令到达之日算起，亦限十日，官军民一律剃发，迟疑者按逆贼论，斩！”

头发成了归顺降服的标志，从而被赋予浓浓的政治意味。中原的百姓是倔强的，他们高呼“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誓死抵制“剃发令”。

鉴于这种对抗，八旗兵大开杀戒，一时间血染大江大河，其中最为显著的事迹，发生在江阴。

1665年夏，豫王多铎荡平江南，谕令“江阴限三日薙发”。江阴百姓被激怒，在阎应元、陈明遇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清军24万人攻城，城破之后连杀10天，全城17.2万人死难，仅53人得免。

人事轮回，时空变幻，清朝覆亡民国肇建，强制剪辫成为1912年的时代强音。拖了260多年的大辫子，要在短时间内剪掉，又谈何容易！

1919年北京剃头摊上有顾客剃发蓄辫。

为了贯彻“剪辫令”，山东都督周自齐派出演说员彭仲豪、周振声到昌邑县宣传新政，劝导剪辫。

7月1日，彭、周二人在县衙门前搭台，会同县议事会、参事会两会议员演说。

时间、地点、人物，都是精心选择的。7月1日这一天是大集的日子，十里八乡的民众进城赶集，人流量大；县衙门有各乡的意见领袖往来，易于消息的传播；议参两会议员多是同盟会会员，已经剪辫，堪称行动楷模。

然而，这一场热闹的集会背后，潜藏着杀机。

二、杀秃子

7月1日上午，彭仲豪、周振声等人演说了一番大道理，无非是：“我们国家是要奉行三民主义，由民作主，不应当再拖着满清所遗留下的辫子了，无论工、农、兵、学、商，都要一律剪去辫子，遵守民国制度。”

接着，“演说员以若辈非官即绅，应先剪发，以为合邑之倡”。他们指挥警察当场剪掉了前清武官许殿魁和数位县衙门胥吏的辫子。

被剪辫的许殿魁等人表情痛苦，但没人在意。

当天下午，彭、周两位演说员到城区议事会拜访，恰逢颇有名望又很顽固的士绅梁怀思、魏桂五在会。演说员劝道：“两位老先生是人民的表率，应将辫子早行剪去，以作倡议。”

随行的警察不由分说，将梁、魏的辫子剪下来。梁、魏登时变得脸红脖子粗，怒气冲冲地不辞而去。尽管情绪激动，彭、周仍然不以为意。

正当彭、周自以为不辱使命之际，一场阴谋正在酝酿，有人擦亮了刀枪……

1912年英国杂志报道剪辫情形。

7月2日晨7时，县城内城隍庙的钟声突然大鸣，梁怀思、许殿魁、魏桂五纠集衙门胥吏200多人，手执长枪、大刀、土枪、马叉等凶器，“紧闭城门，占据电局，断绝交通”，但凡遇到剪辫者，格杀勿论，号曰“杀秃子”。

在梁怀思一类人看来，辫子是他们的性命，辫子是他们的尊严，辫子是他们的精气神。没有辫子的男人，还是人吗？当众剪他们的辫子，就是奇耻大辱啊！

他们要报复！

匪徒首先围攻县议事会，将议员堵在屋内，而后纵火，连房带人全部烧毁。议事会议长李长庚越城不果，被砍死在县衙门前。参事会及部分会员亦遭焚杀。

事已至此，梁怀思等人并不满足，声称：“杀死的人数还不够，一定还有藏起来的，须要挨门搜查，查出没有辫子的人来，不问是谁一律杀死，才能除净。”

就是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于芳顺冒着极大的危险向王霞亭报信，催促他快快躲藏。

果然，匪徒“又赴高等小学堂，破扉而入，立将县视学王君凤廷、教员徐君锡田暨十四龄学童王凤拥出脔割之，令人惨不忍言。学约萧兰池等闻变，赴县署报告，冀速民政长亲出弹压，甫入署门，同行三四人尽为匪类所杀。”

许殿魁“骑马持械，狼奔豕突，带领匪党，分路出城，又追杀剪发者若干人”。演说员彭仲豪、同盟会会员张怀鹗等，跳出城墙躲在城壕芦苇湾内，同被搜出，当即遇害。周振声亦罹难。

事后统计，27名剪辫者死于非命，另有多人受伤。因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史称昌邑“五·一八”惨案。

三、惩罚匪徒

事发之时，昌邑民政长（即县长）张春海作壁上观，只图自保，未出面阻止暴行。县警察见势不佳，早已逃之夭夭。

1919年山东蓄辫的男子。

7月2日晚上，梁怀思四处传播谣言：此事因接到宣统皇帝来电发动。他并传令壮丁巡城打更。县政府机关运作失灵，城池俨然已为梁氏所有。

所幸同盟会会员于恩波等3人跳出城墙，未被追及，得以赴济南向都督府面陈详情。

都督周自齐闻讯，于7月5日电饬陆军第九协前往昌邑剿捕。哪知这一行动提前传入昌邑，除梁怀思外，许殿魁、魏桂五以及涉事衙役胥吏，悉数鼠窜。

协统马良见事不可为，对百姓进行一番安慰，随即收队回营。9天之后，他再次带兵来到昌邑，“谓军队来昌，专在维持秩序，惨死者咎由自取，杀人者既往不咎”。

这是马良所施的“欲擒故纵”之计。他传知众人于初三日来衙门点卯，来者每人赏制钱四千文，不来者永久除名。

1917年北京的“辫子军”。

到了限期之日，衙役胥吏们领赏时，军队把县衙团团包围，擒获六七十人，当即斩杀45人。罪魁梁怀思被押解到济南，由周自齐判决斩首示众。

四、波澜再起

一场惨案，前前后后死者达70多人，这足够让人警醒！但是事实往往令人失望。

民政长张春海因在惨案发生时不作为被免职，都督府任命王姓同盟会会员继任。他看到昌邑的商民皆认旧习、腐败自守，非常不以为然，立即着手办理新政，“首以剪发为急务，先用强迫手段将本署内之役吏概行剪发”。

消息传出，胥吏又起暴动，“将署中各执事人以及本城内议员绅士等杀死三十余名”。王民政长磕头求饶，才算捡回一命。

1917年北京蓄辫的男子。

前后两事相距仅半个月而已。血迹未干，又添新鬼。

人头滚滚落地，代价如此高昂，因剪辫而起的流血事件也该到此为止了吧？

其实不然，人的兽性一旦被激发，就无从收束。当年8月7日，《民立报》报道：县衙门胥吏愤恨主张剪辫最力的绅士庞某，遂聚众至其家中，将其全家男女老幼30多人灭门，惨无人道！

新鬼烦怨旧鬼哭，昌邑接二连三的血案令人不寒而栗。

当年因为拒绝蓄辫，多少人慷慨赴死；如今为了保卫辫子，多少人举起了屠刀！这真是吊诡的玩笑！

刀光剑影从未暗淡，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

五、剪辫难也

从清朝初年到民国初年，时间流驶了260多年，但头发的政治意味始终未变。归顺与抵抗，革命与守旧，话语不一，其实质则是一样的。

在有清一代，辫子不是辫子，它是男人的生活习惯，是男人的政治认同，更是男人的文化基因。改变习惯已经非常艰难，重建政治认同难上加难，转变基因又岂能是一朝一夕之功？

1925年甘肃蓄辫的男子。

1912年因剪辫而引发的血案，在山东全省、乃至在全国都屡见不鲜，昌邑只是一个典型案例罢了。

革命者以历史的责任感推行剪辫，行动难免躁进；顽固分子沿袭旧习，视辫子如生命。两相对比，冲突势所必至。

鉴于“剪辫令”执行效果不甚理想，1914年6月23日，袁世凯政府又颁布《劝诫剪发规程六条》，其中规定：凡政府官员不剪发者，停止其职务；凡车马夫役不剪发者，禁止营业；凡商民未剪发者由警厅劝令剪除。

这次热潮中，大部分男人陆续剪掉了辫子，但抵制者仍然大有人在，张勋率领的“辫子军”不就是明证么？

此后，北洋历届政府对剪辫均有重申。

进入1920年代，根据外国摄影师在山东、山西、甘肃等地拍摄的照片，留辫子的男子不乏其人。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禁蓄发辫条例》，这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剪辫法令。据调查，当年9月，北京还有4689名男子蓄辫。

参考资料：王霞亭《回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1912年7月《申报》，刘宝吉《城隍庙的钟声：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深描》，侯杰《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丁万明《民国初期服制变革的成效及其文化意蕴》，韩菼《江阴城守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