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书华 摄

3月3日，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冰雪冬奥带来的澎湃激情时，被称为“中国人精神史诗”的《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正式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在十位年度人物和一个致敬群体中，92岁高龄的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顾诵芬位列其中。

一如人们印象中的睿智且谦和，顾诵芬院士始终坚持“飞机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他说：“这个奖是颁给所有为祖国航空事业努力奋斗的全体航空人的，感谢组委会对航空人的肯定与鼓励！”

这位与新中国航空事业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七十载的科技泰斗，身上有太多的标签：“享有盛誉的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我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引领者”“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

他还有无数的“呕心沥血之作”：歼教1、初教6是他的入门作品；服役了40余年的歼8是他的代表作；大型运输机运20、大型客机C919、支线客机ARJ21等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

“顾诵芬”三个字就如“灯塔”一般，为每一个执着在“航空报国”“航空强国”路上的后来人指引着方向：我们还是要往上看、要继续奋斗，真正能出一批英才，出一批好的产品，希望航空工业能真正发达起来，有更大的成就、更大的作为，早日成为世界一流。

战火中，立下“为祖国设计飞机”的誓言

顾诵芬，1930年2月出生在江苏苏州。

诵芬，是父辈为他选的字，取了晋代陆机《文赋》中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之意。

从取名中，不难看出这个家族渊源深厚的家风。事实上，顾氏家族也确实声名显赫，是名副其实的书香世家。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是国学大家、书法大家、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

1939年，顾廷龙应叶景葵、张元济盛邀，在上海创办了私立合众图书馆。顾诵芬曾经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江南藏书摧毁殆尽的艰难时刻，叶景葵、张元济等老前辈为‘继承先民所遗之宏业’‘各出私人之藏，聚沙集腋，荟萃一所’‘以资发扬中国之文化’。在这些老前辈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对社会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实在值得后人敬佩！”

耳濡目染父辈们的壮举及抱负，顾诵芬也在他的一生中，践行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情怀与理想信念。

1937年7月，7岁的顾诵芬目睹了日军飞机轰炸北平城。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我们家上空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我家最多不到两千米，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

在战火纷飞中，他立下了“为祖国设计飞机”的誓言。

顾诵芬从小就显示出对理工、航空的极高天分。在父亲的支持下，年少的顾诵芬在科学世界的探索中，是自由的，甚至是恣意的。这为他的飞机设计之旅创造了温热的土壤。

10岁生日时堂叔送的木制航模让小小的种子生根发芽。“那个航模是木结构的，飞了两次就摔坏了。父亲见我喜欢，就带着我到一家外国人开的店里买了一个更坚固的舱身型航模。”

集中精力，沿着热爱，向价值和意义钻下去、深下去，这是父亲对顾诵芬人生和事业最大的言传身教。

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顾诵芬说：“做真正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父亲绝不会干涉。”

顾诵芬是一个十足的“学霸”。1947年，顾诵芬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考试，选择的都是航空学专业。他凭借实力获得了三个学校的录取名额，最终出于母亲不愿意儿子离开身边的缘故，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

大学生涯与航空专业的亲密接触，让顾诵芬如痴如醉，航模的世界更是让他尽情施展。这也为他将来从事飞机设计事业奠定了理论和部分实践基础。

1951年，顾诵芬按照国家分配的原则，告别了父母，怀揣着航空梦想，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这趟列车，一坐就是70载，顾诵芬将他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雨露风霜，从未却步。他也从往昔的那个青葱少年，成了耄耋老人；从往昔的那个爱玩航模的男孩，成了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

从北京到沈阳，开启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登攀之旅

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局址在沈阳。顾诵芬留在了位于北京的办事处。

时年21岁的顾诵芬遇到了徐舜寿、黄志千等当时中国最优秀、最权威的飞机设计专家，这对他一生从事飞机设计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徐舜寿对顾诵芬而言，是属于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良师益友。徐舜寿的敏而好学、刻苦钻研，既与顾诵芬志趣相投，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顾诵芬回忆：在与徐舜寿一起出差的时候，看到他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硬卧车厢里，把随身携带的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稿纸就开始翻译。他的翻译水平很高，半小时就可以翻译两页，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在去南昌的旅途中把康恩《飞机强度学》一书译了出来。而译著所得稿酬，他一如既往，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成长后的顾诵芬，也和前辈徐舜寿如出一辙：出差时候翻译、对国外前沿读物如数家珍，是一本行走的“航空大百科”。

另外一位令顾诵芬肃然起敬的良师益友当属黄志千。

“当时航空工业已从修理、配造走上了整机仿制的道路，并已开始了自行设计的萌芽。在志千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协助320厂准备拉-9机翼静力试验的资料。为雅克-18考虑喷农药的方案，也都是在志千同志带领下干的。”顾诵芬曾在《怀念志千同志》文中写道：“我在处理技术问题，特别是技术数据时，往往凭记忆。志千同志则一再告诫必须查文件，记忆难免有失误之处。万一失误，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

初创的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主要任务就是修理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而顾诵芬所在的制图组就是负责当时苏联提供的飞机、发动机、配件等图纸的翻译和复制，为工厂的维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那时，苏联只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但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基本上都是要退役的，没有新东西。如果我们要修改飞机上不合适的地方，他们也不同意。”

在制图组的工作，虽然使顾诵芬能够一步步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与飞机制造中的实际结合起来，但他仍对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保有执念。

蓬勃发展中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并没有让顾诵芬和他的同伴们等待太久。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航空工业局发布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决定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一纸令下，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开始从修理、仿制向自行设计迈进。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等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较好的北京，远赴沈阳。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在这之后，来自工厂的技术骨干，从相关大专院校录用的毕业生纷纷汇聚沈阳。就这样，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迅速组建起一支初具规模的设计队伍。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2岁、荟萃着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中，顾诵芬承担起了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设计室确定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声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数0.8，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经上级批准，飞机定名歼教1。

只在大学里听教授们讲过螺旋桨飞机设计的顾诵芬负责这架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当时压力挺大的，这是个难题。我之前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设计，只能到北航图书馆去查阅资料。”顾诵芬说，“当时的北航门前还是土路，没有公交车，只能每天晚上骑自行车去，买了硫酸纸把重要的图描下来带回去。既没经验，又没有得心应手的资料，只有少数几本参考书，只能硬着头皮干。”

面对种种难题，顾诵芬没有退缩，他把所能搜集到的苏、美、欧洲国家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有价值的信息全部装进头脑中，又将其与面临的课题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分析与计算。他还与军工专家们一起，利用当时仅有的、从没在工程中应用过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白天下班后，我带着同事们一道去医院收集废针头，焊接在铜管上，组成模型……”

一勤天下无难事。1958年7月26日，歼教1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

从1956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8年7月首飞成功，歼教1飞机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令世界瞩目。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通过这架飞机的设计制造，新中国航空工业锻炼了自己的飞机设计队伍，为以后进入自行设计积累了宝贵经验。

随着歼教1腾空而起，顾诵芬又完成了初教1（后改为初教6）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务。他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中创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动力设计方法，也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新的高峰。

三上蓝天，“只把深情寄长空”

20世纪60年代，研制歼8飞机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顾诵芬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

面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架超声速飞机，在没有任何技术储备、世界各国对此高度封锁的情况下，为了让各个系统能够拿到最精确的结论，顾诵芬只能不断地找资料、不断地计算载荷、一遍又一遍地发通知更改方案。

就在顾诵芬飞机设计生涯最步履维艰的时候，母亲走了。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离开北京前往沈阳，离家越来越远，母亲的相思越来越重。回忆起双亲，顾诵芬满怀自责：“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1969年7月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在沈阳首飞成功。原沈阳所宣传部长徐德起写的《呕心沥血为新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一天，试飞机场上人们屏声静气地注视着跑道一端的歼8，顾诵芬同志手掐秒表，准备测算歼8滑行时间。飞机飞起来了，秒表测得的数据与计算完全相符。20分钟后，歼8返航了，首次试飞成功了！他悄悄离开人群，去思索下一步试飞方案。”

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了强烈振动。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瞒着家人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乘坐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飞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与顾诵芬亦师亦友的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当时也见证了这一“壮举”。据李天回忆，由于歼8飞机首任总设计师黄志千逝于空难，顾诵芬的夫人江泽菲曾和他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对飞机安全的不信任，而是不忍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

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这对长期从事脑力劳动、体质健康状态一般又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据当时驾驶歼教6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却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在场的所有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一次空中观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顾诵芬又接着第二次、第三次上天，直至发现问题所在，最终和团队一同解决了气流严重分流的问题，并做了对飞机后机身整流包皮的修形设计，彻底排除了飞机跨声速抖振的现象。

在评价这段经历时，顾诵芬只讲了三句话，却句句掷地有声：“搞科技的人，首先必须想到的是保卫国家；要多读书，还要学以致用，真干实干；做任何事，不要把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也曾这样感叹：“顾总曾告诉过我，要想当好飞机设计师，就要和试飞员成为朋友。他是那个能把命托付给你的人，我们就是要有过命的交情。”日渐的磨砺，让孙聪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涵义——设计师与飞行员要以型号为纽带，一起检验设计方向，挖掘型号潜力，让飞机飞得更高更远。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其作战性能要求远超歼8飞机。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声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他作为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军方评价，歼8Ⅱ飞机是当时“我国空军装备的歼击机中最高档的机种，对改善空军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成为当时空海军的核心装备。2000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歼8Ⅱ型号酝酿时期，顾诵芬曾在沈阳所的会议室里，摔了一跤。

“那天正在讨论飞机怎么改进，来了一个电话。”被屋里的黑板架绊住的顾诵芬，脸向前摔倒了。站起来以后失去了知觉，身体往后一倒头部重重地碰在水泥墙壁上。时年50岁的顾诵芬，在急救车上，不时呕吐，到医院抢救才终于醒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工业沈阳所首席专家杨凤田记得特别清楚：“顾总一醒来就用微弱的声音跟我说，我去不了北京了，你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指管德副所长），你们俩去汇报。他爱人就在旁边，顾总却一句话都未及说，就再次昏迷过去。他一贯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时刻想着航空报国。”

提起顾诵芬院士，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了“读书”这个关键词。顾诵芬院士自己也会打趣：“我的本事就是会找书。”事实上，他不仅会找书，会看书，更会用书。只因为在新中国白手起家的航空工业建设中，一切都需要从零做起，从书中学习，从世界先进技术中学习。这样的学习还异常迫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杨凤田讲道：“由于他博学强记，一些期刊都存记在他脑海中，他的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真不亚于计算机。使我感动的是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找到他，他都能立即给出NASA或AGARD报告号，一查果真是所要参考的内容。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1965年毕业的清华大学高材生孙卿回忆说：“我到了所里，第一次听顾总讲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像他这样的，我只是在大学里见到一次，听钱学森先生讲课。”

1986年，顾诵芬从沈阳调任北京。这次离开，看似离型号一线远了，却赋予了他更重要的使命——关注国际航空领域发展动向，探索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路径和未来。

走向未来航空，“只愿此生长报国”

1991年，顾诵芬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

对“院士”二字，顾诵芬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那就是责任远远高于荣誉。

顾诵芬位于航空工业科技委二层东侧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电脑桌、两张为客人准备的旧沙发外，全被书柜、书架所占，地上堆放着一摞摞书刊和装着资料的纸箱，靠窗摆着他用了30多年的老式办公桌和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木椅。

30多年来，他在北苑二号院的家和办公室之间穿行，一步一步，引领着航空人探索并走向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抓住机遇，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的飞机设计技术人员受到锻炼，并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2001年6月，他不顾年事已高，随我国大型运输机发展战略咨询课题组走访空军，赴上海、西安两地调研，历时一年，完成咨询课题报告，促进了大型运输机预研工作的开展。在多年后，国家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的决策中吸收了他所提建议的核心内容。

他亲自指导的CFD（计算流体力学）课题研究，使我国CFD技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推动和主持ACT（主动控制技术）的试验，为我国飞控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在他建议和主持下，2003年开展了“2020年航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2008年开展了“2030年航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经过几百位专家共同努力，完成总结、专题报告多份，为航空工业长远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2005年，他被聘任为ARJ21支线客机设计工程技术专家组组长。他带领专家组赶赴上海考察和指导，对研制工作及设计方案进行评估，提出了决定性的咨询建议。

2018年，年近90高龄的他，仍然心系航空科技创新。在第五届航空工业“科技月”启动会上，他分享了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所思所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我整夜没能合眼，感觉压力很大，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航空工业到底要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业和技术问题。”他勉励广大航空领域科技工作者，要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顾诵芬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寄予厚望，对自己所做的却又异常低调。

航空工业沈阳所专务、型号总设计师赵霞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们就会带着材料到北京来找顾总寻求帮助。他总是先认真听我们讲完，再指出症结所在以及要去哪里查找资料。”“他是个一生只想着干航空的老头儿，没什么兴趣爱好。偶尔答应一起去散步，也要拉着我们谈人生。”赵霞笑言，自己就是时刻都在顾老的注视下，走好航空报国这一路的。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领导的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在聚焦世界目光的第13届中国航展上，迈进“20时代”的中国航空工业昂首展示着风雨兼程、薪火相传70载的成就与自信。

70年来，我国航空装备实现了从第三代到第四代、从机械化到信息化、从陆基到海基、从中小型到大中型、从有人到无人的跨越；航空工业实现了对世界强者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的跨越；航空科技研发实现了从亦步亦趋到自主创新的跨越。而这背后，是一代代航空人将“报国”刻进骨血，将“强国”披甲上身，在逐梦蓝天的征程上不断超越，超越，再超越。

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飞机设计机构的创建者徐舜寿和黄志千，与他们培养出的中国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屠基达、管德、陈一坚、陆孝彭等一起开创了新中国飞机设计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创业维艰、壮志未酬。

“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多个“第一”，一生交纳大额党费超过20万元；以赤子之心铸就祖国蓝天“龙魂”的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永远保持冲锋者的姿态，将自己的一生与航空事业紧紧相连；英雄谢幕海天间的航空报国英模罗阳，以身许国，在歼15飞机首次着舰成功后，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精神丰碑，殚精竭虑、至死方休。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伟眼中，“弯道超车”的中国航空工业，正在面向未来战场环境的需求，和各国军工巨头一起进入多向攻坚的“黑暗森林”；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红看来，我们有信心为国家研制更多更好的飞机，满足国家未来战略需求，航空强国就是“想用就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会涛认为，研制武器装备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只有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具备了相应的能力，才能享有相对和平的权利。他们，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坚力量，科技创新，探索不已。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这些话语，朴素却掷地有声，已经成为了航空人的标签，寄托着航空人的信仰。

正如顾诵芬院士所言：“回想70年的航空生涯，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党和国家做了些事情。我深切感受到，将毕生理想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的奋斗过程是最幸福的！”

逐梦蓝天七十载，为国砺剑守苍穹。顾诵芬院士用他九十载奔腾的人生、始终不渝的爱国之情，激励着数十万航空人意气风发、昂首阔步迈向航空强国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