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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光辉灿烂的思想、深邃玄奥的智慧。这些文化积淀、思想蕴涵、人生智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我们日常生活关联密切，不像想象的那么幽渺、那么遥远，可以说每日每时都在和它们打交道。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方式，它们具有复杂性、特异性、持续性（未曾发生过重大的文化断层）、群众性、常识性、实用性的特点。就我们日常耳目所及，大体上有以下几类：诗词、戏曲、楹联匾额、书画艺术、民间歌舞等；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廿四节气、十二生肖、民间信仰、传统习俗之类；官制、品阶、服饰、礼节、仪式、饮食居住方式，等等。它们都长期而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比如说“十二生肖”，猴年过去，鸡年接班，挂历上、邮票上、各类招贴画上，到处画影图形，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积淀，你是抛也抛不开的。“姓名与称谓”问题，基本上也属于这种范畴。可能有的朋友心里嘀咕：姓名有什么好讲的？称谓，不就是称呼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哪个不会叫？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即使说十分复杂，也不为过。这里只讲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不要说一般人，就连有的大学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曾在这方面闹出过笑话——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者有之，称自己为“足下”的也有之。所以，稍稍破费一点时间，弄懂弄通这个看似浅近、实则学问很深的课题，还是颇有必要的。在人际交往中，选择准确、恰当的称呼，反映着自身的文化教养，也体现出尊重对方的诚意，以及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但由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背景不同，语言、风习各异，人们在日常交往、应酬之中，彼此间的称谓用语也存在着明显差别。如果称呼错了，闹出笑话，自己尴尬，还是细微末节，引起对方反感，招致误会，那就影响大了。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书籍、报刊、影视、戏曲中，经常会接触到许多传统文化内容；特别是有些朋友常常和港、澳、台人士以及海外华人交往，有些东西人家现在仍然沿用（比如某些古代称谓），而我们或者不懂，或者弄错，结果招致尴尬，出乖露丑；至于那些做学问的青年朋友，经常阅读一些古代典籍，如果你在这方面缺乏基本的常识，就会面对许多“拦路虎”，弄得蒙头转向，摸不着门径。在一次“中国文化史讲座”的课后，有位青年听众同我漫谈，说他正在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很喜欢读清代以来的笔记、诗话一类的作品，因为里面有丰富的学识和许多精辟的见解，只是障碍太多，除了一些文言词语，还有人物的称谓，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他说着，递给我一篇打印文稿，请我就其中的名字、称号做些解释。我翻开一看，原来是学者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中的一篇名人小传，讲述的是作者乡先辈赵石农治砚、刻铭、镌印、作书、写诗的情况。小传使用的是文言，遣词构句比较简古，特别是四百多字短文中涉及文化界古今名人达十三位之多，有一些是比较生僻的，令人索解为难。比如“苏玉局”，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生疏。原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任职成都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之。那么，“沈寐叟”是谁呢？寐叟是近代书法家沈曾植的号。其他像“颜鲁公”“米南宫”，不太那么生僻，但有些青年人也未必能够知道。前者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因为曾经任职尚书左丞，封鲁郡公，故世称颜鲁公。后者就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唐代以降，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由于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因为米芾曾官礼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就以南宫指代这位杰出的书画家。至于“松禅老人翁文恭”，他就是咸丰朝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晚清政坛重臣翁同龢，死后他的谥号是文恭。其实，不单是这类学术性著作，就是一些较为通俗的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阅读时也会接触到一些称谓方面的学问。且看第六十六回，一开头，就说诸葛瑾到了成都。刘备问诸葛亮曰：“令兄此来为何？”诸葛亮曰：“来索荆州耳。”诸葛瑾见到弟弟以后，就放声大哭。亮曰：“兄长有事便说，何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原来是由于诸葛瑾的弟弟诸葛亮所在的西蜀不归还荆州，孙权就把他一家老小关押起来，逼他去想办法。亮曰：“兄休忧虑，待去见主公说情。”一见刘备的面，诸葛亮就哭拜于地，说：“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倘要不还，吾兄将全家被戮。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备答应归还一半。鉴于那里的守将是关云长，诸葛亮曰：“既蒙见允，便请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刘备曰：“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这里面包含一系列称呼，都是很有讲究的。称别人的兄长为“令兄”，表示尊重；称自己的君主为“主公”，显得很亲切；而称他人的君主则叫“吴侯”，显见亲疏之别。称呼关羽、诸葛瑾，都用“字”，表示尊重，关羽字云长，诸葛瑾字子瑜。这方面的学问，可以统称为“姓名文化”，具体涉及姓、名、字、号与称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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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代有关社会活动、政治集会，凡涉及位置排列，一般的都是“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的姓氏，反映的就是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标明血缘与婚姻状况；“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同姓者都是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氏”则是“姓”的衍生的分支。进入阶级社会，“氏”起着“别贵贱、判亲疏”的作用，如黄帝称轩辕氏、帝尧称陶唐氏。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最早的姓出于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春秋战国，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姓与氏逐渐混同起来。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成为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需要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孔夫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据《曲阜志》记载，孔氏族人的名字，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显示行辈，但不严格。明代初年，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十辈，即“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胤”（清代初叶，因“胤”字犯清世宗胤禛名讳，改为“衍”字），从五十六代往下排列。明崇祯二年（1629），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经皇帝恩准，又增加“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十辈。清同治二年（1863），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再增“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字十辈。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内务部核准备案，续增二十字二十辈，加上前面两批三十字三十辈，总共是五十字五十辈。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辈分。另外，孟姓、颜姓、曾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做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分。清朝皇帝的姓氏，有些特殊情况。大家知道，满族原称女真，明崇祯九年（1636）以满洲取代。入关以后，关于谥号、避讳的方式，从有利于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考虑，接受了汉族的制度。预先假定行辈排序，原来是十六个字：福、玄、胤、弘、永、旻、奕、载、溥、毓、恒、启、涛、恺、增、祺，就是皇帝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是固定的，按行辈流动；后来又续增了十二个字，但国祚已终，传到了“溥”字，清朝就灭亡了；后来虽然仍有接续，比如末代皇帝溥仪之后，还有他的侄子毓嶦，曾经写过一首长达四十二句的《火龙》诗，用以概括溥仪的一生；再下一辈，还有书法家启功，大概也就这样了。说到称谓，有人问：皇上为什么称作“天子”呢？一般认为，来源于感生说。《说文》解释：上古神圣的始祖母，因交感于天物而生子，故曰“天子”。那么，汉化佛教的僧人都姓“释”，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这是对他的尊称，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汉译佛典常简称他为“释尊”。佛法东传，僧人按当地习惯，也必须有姓。从前，有几种办法，一是沿用原姓；二是跟师傅的姓；三是利用所来国家或地区确定姓，如从天竺（南亚次大陆）来的，就用竺（如竺法兰），从月支来的，就用支（如支谦），从安息来的就用安（如安世高）；四是以佛、法、僧三宝为姓。到了东晋时期，僧人领袖道安，随师傅姓竺。他从实践中体会到，统一僧人姓氏，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建议以“释”为统一的姓。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很快便统一了认识。而且，一律与在俗时的姓一刀两断。日常中有时“释”姓略而不用，只用法名，如弘一法师。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再比如张学良，乳名叫“小六子”，这个名字大有来历。原来，他一出生，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硬，不好养活，还克母亲。解救的办法是，把孩子许给寺庙做“寄名和尚”。这样，她母亲就选了个日子，送他到庙里焚香礼拜。老和尚用戒尺做一姿势，表示要责打他，他就跑出庙去。按照事先约定，孩子听到第一个呼唤叫什么名字，他就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小名。那一天，出了庙门，就听有人喊“小六子”，这样，“小六子”就成了张学良的小名。老将军自嘲说：“当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我就叫‘王八蛋’了！”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同音的字也不行。平时作文、说话，当遇到这类人的名字时，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须掌握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就将身遭大祸。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他曾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做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意是：构成一辆车子，包括轮子、辐条、上盖、车厢底部的横木，它们在车上都各有职责，唯独拦在坐车人胸前用作扶手的那一条横木——轼，好像是没有用处的。然而，去掉轼，就算不得一辆完整的车了。名之为“轼”，是害怕你过分显露自己而不知掩饰形迹。天下所有的车，都从车辙上辗过，而论及车的功绩时，却从来不给辙算上一份——这倒也好，假如车覆马毙，而祸患也不会殃及到辙。所以说，辙是善处于祸福之间的。辙啊！虽然没有名分，却可以免除灾祸，这样，我也就放心了。这里体现了父亲为两个儿子起名的意图，亦即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名字的来历。当时，兄长十一岁，弟弟八岁。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成思危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作为名子的补充与延伸，名子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檀弓》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说，男子二十岁以后，要做父亲了，所以朋友不能再叫他的名，而只能叫他的字。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再如，人死了以后，要由君王另外赐予一个“谥号”，于是就只用“谥号”来称呼他，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这都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一般平民没有这些说道。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意义相连；张学良字汉卿，因为张良为汉朝名卿；诸葛亮字孔明，亮与孔明含义相近；关羽字云长，展翅入云，名字相成相辅。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厢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唐代大文豪韩愈（愈，胜过之意），字退之；今人程思远，字近之（是毛泽东主席给起的）。还有的通过“字”来表达一种志趣、意向。如朱自清字佩弦，性格比较缓慢，想加以调节。其典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号，是一个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寄托、兴趣、爱好，如别号中有的叫“山人”“居士”，表明自己鄙视利禄，自命清高。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本人一个老翁，共六个“一”。而绰号、诨名、外号，则是他人赠授的，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民间的“周扒皮”“小诸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名、字、号之外，对于不同年龄，还有一些特殊的说法：婴儿出生三日——汤饼之期；不满周岁——襁褓；两三岁——孩提；幼年泛称总角、束发；十岁以下——黄口。女孩十二岁——金钗之年；十三岁——豆蔻年华；十五岁——及笄之年；十六岁——碧玉年华；二十四岁——花信年华；等待出嫁——待字闺中。男性：十五岁——志学之年；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而立之年；四十岁——不惑之年；五十岁——年逾半百、知天命之年；六十岁——花甲、平头甲子、耳顺之年；七十岁——古稀、杖国之年、致仕之年、致政之年；八十至九十岁——耄耋之年；一百岁，称为寿登期颐。八十八岁，称为米寿；一百零八岁，称为茶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八十为中寿，九十为上寿。概括地说，姓名有四个特点。第一，传承性。揭示了一种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反映浓厚的宗族观念。第二，寄寓性，体现一种意愿色彩。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正道、有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第三，时代性。人之取名，往往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国庆”“超英”，“文革”中“继红”“卫东”等弥漫着浓烈的时代色彩。第四，装饰性。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些名字妙如诗、美如画、清如水、醇如酒，令人难以忘怀。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过精美的包装，就会收到不同寻常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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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有一段话：“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实际上，讲的是五种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里面也包含了长幼、尊卑、上下的秩序。所谓称谓，就是源于这个“五伦”“十义”而产生的。从前的官场、文坛、商学各界，都特别注重礼仪，日常交往、书信往来、著书立说，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十分讲究。君王对臣下，长辈对晚辈，老师对门生，都是称名。按照规则，上级对下级应该称名，但有些讲究礼节的，往往还是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比如，曾国藩信札中，对其下属，一般都以字相称，并不直呼其名，而自己则谦称“国藩”“鄙人”。旧时，当本人说到自己时，一般都用本名，而不能自报字、号。在书信和文章中署名、落款，也是如此；而且，称呼自己时往往用谦词或者卑称，如“鄙人”“在下”“不才”“仆”“晚生”“后学”，等等。而如果自己称“字”，则被认为“有失体统”。这里有个典型事例：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一天，接到在青岛求学的儿子张怡祖的信，看过之后，忽然发现信背封条处，署有“孝若”二字。“孝若”，是怡祖的字。当时，张謇大为不悦，立即写信加以责备：“今儿才十五……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乎礼教，不可不知，以后动笔，须小心！”而称呼别人则用尊称，如“阁下”“足下”“大人”“钧座”等。反之，如果对人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不敬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如果直呼其名，唐突长者，轻则遭到奚落、耻笑与戏弄，严重的还会罹灾贾祸。旧籍中有一个“家僮背磨”的趣事。明初，江南名医庄伯和，性开朗，善谐谑。一日，他的友人、当地名士李庸遣家僮送来书信一封。家僮呈递书信时，不慎叫出了这位名医的名字。对这种失礼行为，当时文人一向都看得很重，庄氏也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当面加以指斥，而是采取一种巧妙做法予以惩处。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对李家僮仆说：“你们老爷要借我的药磨用一下，叫你把它背回去。”并随手书写一份回函，要他转交。家僮背着沉甸甸的药磨，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主人先是一怔，待到看过了便函：“来人当面直呼姓名，实为无理，罚他驮运药磨两遭。”这才明白了底里。不禁被友人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遂立即命令家僮再把药磨背回去。至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者、学生对先生，则绝对不能称名，即使以字、号称之，后面往往还要缀上相关的尊称。在字、号不再通行的情况下，对于师长、尊者、德高望重的人，人们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先生”，或者职务、职称；年岁大的以“公”“翁”或“老”称之；年辈相当的，为客气起见，有的称“君”称“兄”；即使称名，也并不直呼，往往要在后面附以“先生”“女士”等称谓。亲属之间的称呼，同样也颇有讲究，而且可以说，是中外一体的。比如恩格斯就曾说过：“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这是从责任、义务的角度说的。恩格斯还讲过，亲属间的称谓，“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从前对于父母之名，是要避讳的。古人说：“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所讳在我而已。”看过《红楼梦》，人们当会记得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段对话：子兴道：“……上一辈的（名字），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这女学生”即林黛玉。因为她要避母亲贾敏的名讳，所以，每逢遇到“敏”字，便念作语音相近的“密”，而书写时则故意缺一两笔。这类避讳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对于长者、尊者不直接称名的规矩，还是坚持的。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讲过一则趣闻：他的父亲是抗日游击队战士，偶尔回家，乡里父老兄弟都前来欢迎他们。有个邻居叔叔有意拿他逗趣儿，便悄悄地把小肇星叫到一边，叫他大声喊一个名字。当时，李肇星年岁小，不知道里面有计策，就按照族叔教给他的喊了一声，结果被父亲听到了，过来就给他一巴掌，原来那是父亲的乳名。在家乡，只有长辈才能这么叫。这是一种礼仪，一种规矩。直到今天，对于长者、尊者，也还是不能直接称呼名字，更不要说乳名了。在称呼自家的亲属时，通常会听到或见到“家、舍、亡、先、犬、小”这一类字样。先说“舍”字，这是用来谦称比自己卑幼的亲属，如舍弟、舍妹、舍侄、舍亲，但不说舍儿、舍女。“先”，含有怀念、哀痛之情，是对已死长者的尊称，如对已离世的父亲称先父、先人、先严、先考，对母尊称先母、先妣、先慈，对祖父称先祖，等等。“亡”，用于对已死卑幼者的称呼，如亡妹、亡儿。对已故的丈夫、妻子、挚友，也可分别称为亡夫、亡妻、亡友。“犬”，旧时谦称自己年幼而涉世不深的子女，如犬子、犬女等。“小”，对人称自己子女所用的谦词，如小儿、小女等。最后说说“家”的用法，它是用来称呼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活着的亲人，含有谦恭平常之意。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丈人为家岳，祖父为家祖，以及家兄、家嫂，等等。说到这里，我想插一段真实的笑话。一位教师同客人见面，觉得直接问候“你的父亲身体可好”不太文雅，便拽了一句文：“家父近来可好？”客人闹愣了，只好说：“对不起，令尊我还没有见过。”无独有偶，偏偏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一位著名主持人，重蹈覆辙，同样误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已经是够难堪的了，可是，所在的节目组却硬着头皮，偏要“将不是当理说”，辩称他们的主持人是“为了更好地与观众沟通”，说什么：“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令尊’是在不太熟悉的时候用的，而为了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更好地进行沟通，用‘家父’也可以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过去，有人家中来客，嫌自家的房间太小，欲借邻居家的用一下。写信说：“家室太小，欲借令堂一用。”结果被邻家扇了一个大嘴巴。不知道挨打者的同事，又将为他做怎样的辩护？刚才已经说了，尊称别人的父亲，叫令尊、令严；母亲叫令堂、令慈；兄弟叫令兄、令弟；子女叫令郎、令媛。尊称人家的兄弟，叫贤昆仲；夫妻则称贤伉俪；尊称别人妻子叫贤内助，尊称年龄稍大于自己的朋友的妻子为嫂夫人。旧时著名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里专有一部分，讲各种称呼，里面有这样的话“称人妻为尊夫人，称人妾为如夫人”；称呼叔父叫诸父，称呼侄儿叫犹子。妻子对丈夫的称呼，从古至今变化是很多的。最早称为“良人”，古诗：“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后来又称“郎”，古诗有句：“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亲热一点则叫“郎君”，又叫“官人”“老爷”“相公”。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改称“爱人”，但久居海外的华人却拒绝接受，认为与“情人”同义。民间称“当家的”“孩子他爸”“我们那口子”。女子的配偶，一般称作丈夫；还有其他称谓：君、外子、官人、爱人、当家的、前面人、掌柜的、外面人、郎君、老伴儿、老头子、那口子、男人、那位老板等。从古至今，对妻子的称呼，据说有近四十种之多。皇后，皇帝的妻子。小君、细君，最早是称诸侯的妻子，后来作为妻子的通称。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清时一二品官的妻子封为夫人，近代用来尊称一般人的妻子，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荆妻，旧时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又称拙荆、山荆、贱荆。娘子，古人对自己妻子的通称。糟糠，形容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过去对他人称自己的妻子，书面语称内人、内助。旧时称生意人的妻子为内掌柜或内当家的。太太，新中国成立前一般称官吏的妻子，或有权有势的富人对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今有尊敬的意思，如问“你太太怎么没来”？有的人为了表示亲爱，在书信中称妻子为贤妻、爱妻。老伴儿，指年老夫妻的一方，一般指女方。有些地方称妻子为娘儿们，或婆娘、婆姨；江南一些地方称堂客；在河南农村称妻子为媳妇儿，北方城乡也有这个俗称；有的称家里、屋里人、做饭的，或孩子他娘。一些农村，称妻子为女人；而伙计、搭档，则是现代都市对妻子的俗称。另外，旧时对妾的称呼有侧室、偏房、小星、如夫人等。妻子死后，又另娶的，称为继室、续弦。夫妻关系在古今称谓中，有结发、鸳鸯、伉俪、配偶、伴侣、连理、秦晋、百年之好等。“鸳鸯”原指兄弟，我国古代曾把鸳鸯比作兄弟。鸳鸯本为同命鸟，双栖双宿，所以古人用它来比喻兄弟和睦友好。后来，以鸳鸯来比夫妇，始于唐代诗人卢照邻。在我国古代，年少之时结为夫妻，称为结发。后因以“结发”为结婚，指原配夫妇。至于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在称呼上也有发展变化。先秦时期都称为舅姑。这种奇特的称谓，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族外群婚的遗迹。到了南北朝时期，开始称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这是一种尊称。至于称妻父为“泰山”，则来自于一种政治利益的关联。这里有个故事：唐明皇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张说担任封禅官，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因为按照旧例，随皇帝封禅，丞相以下官吏可以晋升一级。当时，郑镒是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把他连升四级。唐明皇发现他的官服变了颜色，便问是咋回事，郑镒不敢回答。皇帝身旁的艺人擅长讽刺，便说“此泰山之力也”，一语双关。后来就这么叫下来了。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是五岳之长，于是又把妻子的父母称为“岳父”“岳母”。东床指女婿。东晋时郗鉴让门人到王导家去物色女婿。门人回来说：“王家少年都不错，但听得消息时，一个个都装出矜持的样子，只有一个年轻人，袒腹东床，只顾吃东西，好像没听到我们说话一样。”郗鉴当即表态：“这个人正是我要物色的好女婿！”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后，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看来，称谓的学问还真是不少哩！而且，大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大体上有所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 摘自 王充闾 《国粹:人文传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