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文郁 (1909～1988)，笔名吴亿、文蔚。山西原平人。民盟成员。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历任西安《民意报》副刊，陕西洋县国立第七中学、四川金堂私立铭贤中学、西安私立东南中学、西宁国立湟川中学国文教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西安分会理事，青海省第一中学校长，青海师范大学系主任、副院长，教授。民盟青海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第六届政协委员。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元结诗解》、《曹植诗解译》、《阮籍诗解译》等。专著《王勃诗解》获青海省社科研究二等奖。

1909年11月25日，聂文郁先生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西常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因生于酉年酉时，取名“酉酉”。7岁入学塾受教，起学名为文郁。10岁转入本县白水村小学，日夜跟随表叔董士元学习古文、算术。因其聪慧，立志向学，以优异的学绩完成了初小学业。初小毕业后，其家父意欲让他到口外学商，但他志不在学商而在学文。

由于他的坚毅意志，穷追不舍的精神，取得亲友的支持，说动其父，以第三名的考试成绩进入原平高小。高小三年，他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史鉴节要》、《东莱博议》、《论说指南》等儒学典籍，同时亦浏览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大量古典小说。这为他以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基础。

1927年夏，聂文郁先生升入山西省崞县中学。得良师指导，开始接触新文学和新思潮。他阅读了中国进步作家的《呐喊》、《彷徨》、《迷羊》、《反正前后》、《子夜》、《新潮》、《新青年》等小说与刊物。同时涉猎了《母亲》、《一周间》、《煤油》、《石炭王》等外国名著。这些新文学，对他的思想转变，开拓知识视野和以后的文学创作都获益匪浅。1928年，国民党军警到学校逮捕了黎玉等7名学生。聂文郁先生对此事愤懑不平，并对7位同学表示同情。当他知道这7位同学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地下组织成员时，他不避风险前往探监，并捐赠银元1元。当7书生被解押省城太原时，他含泪赶至县城城郊送别。此后他毅然与共青团地下组织成员陈志中交往，组成读书小组，阅读好书和进步书籍，讨论时事，保护党组织的宣传品，准备重建学校团组织。后因时局动荡，人事变更而未能遂愿。但在他人生的历程中，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1930年，他离家到北平，以第一名考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学。该校是当时北平最好的三所（北师大附中、北京四中、河北省立十七中）中学之一。他离家毅然赴燕时，志在报考北京大学预科，但因山西的中学当时所设课目不全，有多门课程他没有学过。为了实现志愿，他在考试前半年在北平日夜刻苦自学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白天携带烧饼去松坡图书馆自修，晚上吃点粗茶淡饭，又学至深夜。后因取消北大预料，不得已才投考高中，考试完毕已身染重病，两月方愈。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十七中学实属不易。可见先生青年时期刻苦自励、志在必得的坚强意志。

“九·一八”事件爆发，正在中学读书的聂文郁先生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与同学们奋起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亡，爱国不甘人后，并随同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扒车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请愿虽无结结果，却从而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性与反动性。

从此以后，聂文郁先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2年春，诗人于赓虞先生组织诗社，号召人们学写新诗。他参加了新诗社并创作《蒙蒙的细雨》一诗，与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汪静之等新诗界著名人物的诗作一起收入《新诗资料集》中。是年夏，他又在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常遇春的故事》。从此以后，他就与翰墨生涯结下了不解之缘，陪伴他走过整整半个世纪。

1933年，聂文郁先生考录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日军已占领离北平仅39里的通州，日机开始轰炸北平城区，形势已万分危急。国内战争频起，货币贬值，经济破产。国难家劫，交织踵至，断绝了经济来源的聂文郁先生，觅债度日，境况惨迫。幸得少数同学和乡友的资助，方得勉强入学，以后他又以半工半读和写稿的稿酬维持生活，坚持读完了大学，1935年，他怀着满腔爱国之情，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并担任纠察队员，多次同反动军警的水龙、警棍、大刀展开搏斗，表现出一个青年爱国志士的大无畏精神。在大学期间，聂文郁先生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得更为成熟了，他忧国忧民，爱憎分明。他在当时所写的诗中道：“辜月街头行客少，黑风吹断玉带桥。可怜东北流浪者，乞讨声声口唇焦。”表现了他对国家形势的忧虑和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从而促使他立志要在教育领域里一展宏图，寻觅出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1937年，京、津将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聂文郁先生大学毕业，走向百孔千疮的多难社会。他不甘当亡国奴，离开北平回到山西原平老家，想借故园一方热土传授知识，实现教育救国的宏愿。但不久，日本侵略军又深入山西原平县，县城被围。他幸出重围以后，爬山涉水，千里奔波，历尽艰险，几经辗转才到达西安，在《民意报》谋得编辑之职。

1937年12月，聂文郁先生与共产党员刘熹亭、著名作家丁玲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西安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并在该会刊物《西北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小说《血的代价》。此后，他先后在《西北》文艺、《西北论衡》等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杂文、短评和文学评论等文章约六七十篇之多，在《山西国民日报》连载长篇小说《金戒指》。这个时期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他运用手中的笔，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丑恶嘴脸。

但是编辑工作并非他平生素志，投身教育才是他真正的追求。故而从1938年起到1948年夏，他辞去编辑之职，先后到陕西洋县国立七中、铭贤中学和东南中学担任国文教师。

他学底深厚，教学认真，为人师表，深得学生敬重。由于他思想激进，追随真理，曾多次被校方解聘。犹如蓬草，任风吹荡。

抗战胜利以后，内战又起。聂文郁先生越来越认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对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了厌恶和唾弃。1948年秋，举家西迁，从西安来到高原古城西宁。经岳父杜汝涛引荐，到西宁湟川中学任教。只教了一段时间，又因与校长政见不合而被解聘。生活无着，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真有“涕泪涟涟问苍穹，何处是我米粮乡”之感愤。

聂文郁先生一身正气，在漫漫长夜中寻觅教育救国道路，但与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空负才华，不为所用，空有壮志，不能酬国，理想一个个破灭，追求与现实相背，一腔热血尽付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