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没了娘！”正如小曲中唱的一样，母亲病逝那年，我两周岁， 也就是老家的习惯说法三虚岁。可我竟没有丝毫丧母的悲切记忆，甚至没有半点母亲的印象， 没有照片，我终于也没有拼凑出母亲的样子，只是听说大姐长得像妈妈。我根本就不会叫妈 妈，干妈非常疼爱我，我却从没喊过她，不是不想，是真的不会。好像我的童年字典里，根 本没有“妈妈”一词。

因为童年喊妈妈的语言功能的缺失，导致后来岳母对我好像有点误会。幸亏聪明的媳妇 替我遮掩，厚道的岳母明白了原委，再加上我骰子里尊老爱老的秉性，很快赢得了老人的理 解与喜欢，直到老人家去世，我和岳母亲如母子，但我终究也是没有当面喊她一声妈妈。

儿时的我，经常被周围的大人小声议论“这就是那个三岁没妈的孩子！”但我好像真的没有感觉到相比同龄人过多的不幸，来自周围加倍的呵护时常各种方式温暖着我幼小的身心。 至今，那历历温情就像一坛陈年佳酿，不用开启，眯上眼睛想一下都能感觉到那股熟悉的醇 香，而且随着年份增长，经常令我心驰神往。

高尔基曾说，“苦难的人生是最好的大学。”不是说苦难本身是多么神秘和美好，而是因 为人经历过苦难后，会变得愈挫愈坚，无往不胜。父亲作为我的人生第一任老师，面对命运的种种不公，首先无奈地坦然接受，然后因时制宜、就地取材找出相应的生存办法，坚韧、乐观、智慧、积极地面对生活。他像一只久经风暴的苍鹰，虽然无力改变客观环境，但却无时不在用他有力的翅膀，庇护他幼小的子女。

干妈一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家务农，但却不像普通庄稼人，他交往很广，远朋近友经常带我 走走。我最喜欢去的，要数曲堤镇祖家村的干妈家了。干爸和父亲是同学，社会运动之前， 干爸是西安钢厂的保卫科干部，父亲是济阳二中教师，因为同样耿直的个性，在那个黑白颠 倒的时代，先后回乡成了光荣的公社社员，两人同命相怜、无话不谈。干爸利用家族在东北的关系，倒腾木材或粮食，赚点差价补贴家用。还将我十九岁的大哥带到长白山林场做了伐木工人，每年年底，大哥赚的钱父亲用来交给生产队购买一个劳动力全额工分，还会有所剩余。

干妈回乡之前是西安钢厂的财务人员，虽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一直干净利落，讲话轻声细语，我见过她和干爸年轻时坐着一条长凳的照片，干爸就像《红灯记》的剧照李玉和一样，带着大盖帽，威武英俊，干妈齐肩发型，清秀的瓜子脸，怀里抱着他们第一个孩子。 干妈有台缝纫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绝对的稀罕物，时常会送我可身的衣服，看我喜欢认字，便很早就给我做了一个书包，底色是深蓝，两面分别用四种颜色的八个三角拼成一个方块，既漂亮又结实。

每当干爸和父亲天南地北、借酒谈心的时候，干妈总是一边接话聊天，一边做菜。她做的菜不光好吃，还好看，普通的鸡蛋，用盐水煮熟，将皮剥光，淡淡清香中略带咸味，每个平分四块，浇上姜汁和香油，就类似现在的“姜汁松花蛋”只是更加鲜亮，不用刀切，而是用缝纫机的细线勒开的。每做好一个菜，干妈都会喊我过来，轻轻坐下给我夹菜。每当此时，父亲总赶我出去玩，我也总是张嘴接住干妈送到嘴边的美味，然后转身飘出，汇合正在门口偷瞧的两个干兄弟出去疯一圈儿！

一次，干妈趁着二人酒酣话密之际，做好菜出去了一会儿，领来一个端庄女人，干妈要我们三个喊她小姨，她们进屋聊了一根烟的功夫，那个女人便红着脸走了，干妈在后面送出。返回屋里，干妈数落父亲“你看你，把话说这么绝，弟妹走了三四年了，你才四十挂零，就这样过下去吗？人家比你小七八岁，里外一把手，为了侍奉多年瘫在炕上的老娘才耽搁到这么大的，现在老娘走了，无牵无挂，就想找个厚道有主见的人，这样的姑娘能和你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家没嫌你孩子多，你咋还不同意呢？”“是啊，你到底咋想的？”干爸也两手捧着茶杯，盯着父亲问。

父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深深地咽了一口茶水，然后平静地说“多谢大哥大嫂的好意，不是我不识抬举，人家是大闺女，以后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现在的岁月，虽然不像六零年饿死人，但也就勉强填饱肚子，真要出现一碗水端不平的事情，要我咋办呢？我这几个孩子可就真落到后娘手里了！何况老大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八字还没一撇呢！放心吧，这几个孩子我自己能拉扯大·········”

干妈一家都很喜欢我，两个儿子一个大我一岁，一个小我一岁，争着和我拜把兄弟，军哥是对点儿的干哥，民弟是我俩的兄弟，我们仨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抓鱼煮鱼了。大寺河流经村西头，常年水流平稳，水草丰美，小鱼小虾成群结队。别看军哥才大我一岁，捕鱼捞虾样样精通，我和民弟非常崇拜。我负责在河堤上“埋锅”生火，沙土很松，挖好坑，两边用泥土垒起小墙，上面平放上一个铝制饭盒，里面加满河水，岸边杨树林下面有树叶树枝做柴火。民弟当然是我俩的助手，一会儿被水里的军哥喊去捡拾鱼虾，一会儿被我打发回家“窃取”调料，当然他的屁股没少替我俩挨打。

干妈家还有两个大我十来岁的姐姐，荣姐和凤姐，荣姐就是照片上那个，两个人不像那时农村孩子，既干净漂亮，又勤快懂礼，她俩经常骑一辆自行车来我家，接近二十里路，两人轮流蹬车，每次来就住几天，她俩一来我家从内到外都会焕然一新，就连我家两位姐姐的辫子也会经常变换新奇的花样。

无奈的大锅饭

我印象中，生产队的上工集合挺有趣儿。我家院内有棵茂密的臭椿树，一个粗大的树杈伸出院墙，上面吊着一整片铁铧犁的犁背，同样还垂吊着一个鸭梨型的小铁锤儿，铁锤儿下还系着一段绳头，人站在地上频繁扯动绳头，铁锤儿正好敲打在铁犁的中间部位，发出叮当清脆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队里上工集合铃声，每次集合下地队长都需要敲打三遍。

夏天中午，队长敲完第一遍铃后，披着一件白褂子露着胸膛，摇着蒲扇，又慢慢踱步回家，父亲匆忙吃完饭安排好全家的事情，等第二遍铃声一响，他便出门，问清楚活计，然后回家取了工具返回院外，找个树荫坐下和大家聊天，此时包括队长大约三四个人，其中总会有木匠爷爷和父亲。第三遍铃声响过，大部分社员才揉着眼睛打着哈气来到周围坐下，很快婶子大娘们飞针走线纳鞋底鞋帮的噌噌声，大叔大爷们借火点烟声，三五成群家长里短聊天声，还有队长提高嗓门分派工作声，五六十人呜呜呀呀！此时我经常骑在树上看下面的风景，每次都是被下面一股股旱烟味呛得下来。

队里管理还是很人性化的，干上一个时辰，要休息一会儿，女人们大多回家喂孩子，男人们抽个地头烟解解乏，父亲此时会快速在旁边割满一筐羊草，那时的田里，草比苗旺。

当然了，生产队里各项管理的松散，积累到秋天，收获就更轻松了。队里给粮所缴完爱国粮，会计算盘一响，场院里开始按照各家工分总额分配，小麦、玉米、地瓜、花生、大豆，有时加上几个冬瓜还满不了一个太平车。没有车子的，用肩挑，一家人全年的粮食轻轻松松搬回家。走亲访友坐下前三句话肯定有“今年你们吃多少？”（意思是你们那里全年每人分多少粮食）我记得一次父亲回干爸说，那年我们队吃九斤小麦。

上面也有抓得很给力的事情，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工作组到来，都是拥有尚方宝剑的，权大无边，组长老王，披着一件威武的军大衣，一张黑黑的大脸甚是吓人，开会经常自称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刚来时正赶上东坡地里丢了二十几个玉米棒子，他马上率领工作组全员还有四个民兵，将几个地富成分家庭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最后查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借割草时候掰回家的，幸亏他家是贫农，只是在全村游街示众一天，要换了地富子弟最少要判几年徒刑的。每当此时，父亲总会感激爷爷的先见之明，运动之前就主动散尽家财给村里需要帮助的乡亲，也使得我入学登记在“家庭成分”一栏可以自豪地填写“中农”。

平坟运动“包公老王”也做得雷厉风行。按照土地使用规划，各家要将祖坟迁入村里统一划定的墓地，限期完不成的，工作组强行平掉。一时间到处哭声雷动、纸钱飞扬，全村沉浸在出殡的气氛中，谁家没有几座祖坟呀！来不及或者买不起棺材的，大都用个门板，上面用秫秸和白纸扎一个棺材，儿女们一边啼哭着诉说着将先人的遗骨小心安放进去。有个给伪政权做过事情去世时间不是很久的人，墓穴扒开棺材乌黑锃亮！“包公老王”坚决不答应，“不能让反革命分子继续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带头跃上棺材顶，将死人“赶走”，棺材拆解成板材，送给学校。后来我在学校见过，用很大的蓝砖垫起来，一年级孩子当课桌用。不久“包公老王”走了，听说因为作风问题。

缺吃少穿犯愁是大人的事情，我们小孩子那时还真是无忧无虑，即使上学的也没有多少家庭作业。春天爬树撸榆钱、拧柳哨，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夏天摸鱼虾、捉迷藏，一个个黑黝黝的满脸阳光；秋天放羊、割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队里果园瓜地也；冬天棉袄棉裤不怕脏，冰上撒欢抽陀忙。

没钱也讲究

冬天场院门一关，队里没啥活计了，男人们穿着破棉袄聚在一起，泡上一壶粗茶，玩起牌九，自娱自乐，淡忘饥饿，省饭！赶上谁家娶媳妇，凑场帮手的特多，起码混几顿饱饭。一家娶亲，全村喜庆。

我最喜欢看“点炮的”表演了，新媳妇刚下轿进屋，大门外咚咚咚三声炮响，“来点炮的啦！”我和小伙伴拼命钻到人群里面，只见一画了大花脸的男人，浑身上下叫花子打扮，尤 其是那顶反戴的破棉帽，好像偷的样板戏《林海雪原》中特务栾平的。两只脏乎乎的手，一手打着竹板，一手提个布口袋，两片涂得又黑又亮的嘴唇一开一合，舌头片子很利索甩出一串串顺口溜，惹得众人喝彩。

“今天这里真热闹，男女老少开口笑，郎才女貌好姻缘，我来祝福放一炮！”喜婆婆分开人群满脸堆笑端着三个大白馍馍赶紧给他装进袋子。

“迎新娘来迎新娘，我看新娘好模样，一声炮响见富贵，两声炮响入洞房·········”喜婆婆一回身从家人的篮子里又抓出三个大白馍递到他脸前，他看也不看，继续提高嗓音唱着，并向大门靠近。

“新郎新娘入洞房，兄弟爷们来帮忙，先吃馒头后喝酒，再放三炮我就走！”喜婆婆用衣袖擦一下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把篮子上的盖布扯下，故意亮给大家看，然后把剩下的四个大白馍一股脑倒进那个破口袋，想赶快把这个大神请走。他却边唱边从棉袄里面又掏出三个二踢脚。

“上酒呀！”人群里有人提醒，喜婆婆赶紧闪身进门，把昨晚上招待媒人剩的半瓶“老黄 河”拿出来，大神连忙迎上，将酒瓶揣进怀里。这瓶“老黄河”是喜婆婆在县酒厂工作的 娘家兄弟，在姐夫驮着地瓜干来换婚宴用酒的时候，特意给他带回家犒赏功臣媒人的。也多亏了老伴会陪酒才剩下这半瓶，今天招待亲朋好友的散酒在大桶里盛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瓶子，担心大神进院门，才匆忙拿来便宜这小子。还不知老伴会咋样埋怨自己呢！

“这不是桥南村小舍子么！”见人群中有人喊出自己的乳名，“点炮的”匆忙收场溜了。这家的男主人可是会陪酒的讲究人，无论酒量多大的人到他家喝酒，总会被他灌到晕晕乎乎最佳状态离开，而他仍然清醒如初。

昨天晚上，媒人在上座边喝酒边吹牛，一副大功告成的得意样子，他在陪座小心热酒满酒伺候。人家费心跑腿给儿子说媳妇，帮自己完成的可算是人生的头等义务，理应好酒款待，可千万不能落个抠门！这瓶“老黄河”，是县酒厂的招牌酒，好多喝酒人听过看过没喝过。开始，他将两个酒盅斟满，双手端杯敬酒，当看到媒人仰脸干杯难舍最后一滴的时候，他也将酒盅紧贴在嘴唇，发出吱吱干杯的豪爽声音，然后迅速放下酒盅，一手端茶碗喝口热茶，一手抓起温热的酒壶，等着给客人满酒。媒人低头看到主人的酒盅是满的，以为刚刚倒上，在等着给自己倒酒呢！再往后，媒人越来越享受美酒浸润心肺的滋味，还伴随着夫妇俩胜过美酒的感激之辞，根本无暇顾及主人的酒盅了。等到媒人舌头变硬、两腿发颤坚持说要回家休息了，主人才端起酒盅将早已凉了的杯中酒干掉，这次没有响，确实是好酒！

送走了媒人，男主人将新郎叫到跟前，对即将成为大人的儿子传授陪酒秘诀，“酒是恭敬别人的东西，自己多喝既伤身又浪费········冷天多喝热水也能出现与喝酒一样的红脸！”

新郎频频点头，似有所悟，“那别人说我爷爷一个夏天就吃一个臭鸡蛋是真的吗？”

“什么真的假的！没有老辈儿的省吃俭用，哪有钱给你娶媳妇！明天事还多，赶快回你屋睡吧。”虽然桌上油灯并不很亮，但新郎的母亲明显看到丈夫额头青筋暴突，要火的样子，赶忙插话把儿子拉出堂屋，儿子问的事情她太清楚了，“臭鸡蛋”的传说是应该讲给儿子听了，不能难为孩子他爹，自己告诉儿子更合适。

以前新郎爷爷在世掌家的时候，日子过得还算殷实，可就是有点太过小气，儿子（新郎的父亲）到了婚嫁年龄，极少有媒人登门，大家都说给他家保媒要自带干粮，没准连一壶好茶也混不上。

这可难不住老太爷，他找一个口小肚大的瓷罐，腌上十个熟鸡蛋，放到火毒的太阳底下晒着，五天后，他用筷子轻轻敲开鸡蛋的小头，用剪刀戳开一个小洞，小心伸进一根筷子，将蛋清与蛋黄轻轻搅拌成泥状，整个院子满是臭鸡蛋的气味。臭鸡蛋和臭豆腐一样，并不伤人，闻着臭吃着香，特别是空气清新的农村，谁家做什么饭，一掀锅盖，邻居都清清楚楚。很快邻居们就都知道他家腌了很多咸鸡蛋，吃不急都有点臭味了，真羡慕！早年间，只有家里称几十亩好地，日子过得舒服的家庭，才在农忙的时候，尤其收麦子特别累人的个把月，每顿饭捞出几个带点臭味的咸鸡蛋，再捣上半碗蒜泥和在一起，无论是用大饼卷着吃，还是用馒头蘸着吃，哪怕是黑高粱饼子抹上，也比现在的奶油面包过瘾。老太爷用筷子沾出来一点鸡蛋泥和大蒜大酱一搅，臭味效果不错！再用纸条将鸡蛋上的小洞贴上，等下顿饭将纸条揭开再用，一个咸鸡蛋足足可以吃上七八天。

几个月后，全村，甚至邻村都知道他家顿顿有咸鸡蛋吃。好几个家有好女的父亲，悄悄倒提媒（女方父母请媒人到男方求亲），老太爷给儿子选了一个低眉顺眼、敦厚质朴的旺夫媳妇（也就是现在新郎的母亲）。新媳妇过门后，很快明白了顿顿吃咸鸡蛋并不是自己认为的那样，回娘家时候和爹娘说了。亲爹觉得虽然受了欺骗，但木已成舟也无法挽回，只在酒后和知己老友倒倒苦水。

没有不透风的墙，四里八乡竟传成了笑话，“老财迷、真能算，

仨月一个臭鸡蛋，

省酒菜、省彩礼，

媳妇闻着臭味往家挤！”

为此，新郎的母亲没少忍受公爹的无名之火，老头健在的时候，全家谁也不敢提“臭鸡 蛋”三个字。

父亲生存有道

比我年龄大的人，大都对自留地有着极深的感情，那感情，应该不差于乞丐对白面馍馍的记忆。当时的政策，按着本村人均土地的百分之五作为自留地，分给各家各户自主使用解决蔬菜需求，我们队里的自留地，没有一家种蔬菜，全都是种植粮食作物，正是这个百分之五的四分地，给我们家提供了百分之八十的口粮。队里的出工，父亲是最全的，自留地的侍弄，父亲起早贪黑，还发动全家，人人参与，收完小麦马上栽种麦茬地瓜。无论种啥开始都需要先挑水，大哥不在家，我们姐弟仨太小，大叔家的玉兰姐姐经常过来帮忙。也多亏了自留地的顶头就是一条水沟，为了方便担水，父亲在地头和水沟之间平整出来大约半分地的矮坡地，坡地外面边缘处挖出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土井，取水很方便，一桶水刚刚提出水面时，眼看着水井周围的一股股清泉往中间冒，另一只桶还没下来，井里的水就又满了。父亲在坡 地上种上白菜，我和姐姐经常在太阳即将落山时过来，用水壶一棵一棵地给白菜压水。人勤地不懒，单单这点坡地的几十棵大白菜就能装满满一大推车，更不用说收获的粮食了。

这块自留地和那点小小的坡地，教会了我和姐姐怎样种植小麦玉米地瓜，怎样侍弄白菜茄子辣椒，以至于现在五十多岁了，经常冒着吃坏肚子的风险，也不忍心倒掉剩菜剩饭，尤其是那颗颗饱满的麦粒包含了多少辛酸和汗水，恐怕今天的农民也很少有那种体验。 看看今天的麦收，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跑过，麦浪似帅气小伙儿眼看着理成了标准的寸 头，收割机欢快地吐出金黄色麦流，直接装入粮贩的车里。刚刚从城里工厂下班回来的麦田 的主人，收好粮贩的网银转款，开车回家休息。地头上杨树下，只有老主人手里拿把磨好的镰刀发着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当年自留地的麦收要是用镰刀，那可是被人耻笑的偷懒！麦子熟了是要用手拔的，捆好的麦个子，用铡刀将根部一端切下来，是厨房里很好的烧柴，早已被列入收获之列的。拔麦子不仅需要力气，还要掌握要领，两只脚前后站稳，弓下腰，一只手将一把直立的麦子攥紧，另一只手在这只手的下面一点，用力往后拢，这把麦子便连根拔出，随后稍直身子，抬起前脚配合，将麦根带出的泥土磕落地下。即使身强力壮的庄稼把式，这活一天下来，走路也会歪歪扭扭，吃饭时候拨个咸鸭蛋麻肿的手指也不灵便了，整个身体像走了型一样。没有包严的头发和脖子里都灌满了尘土，和着汗水粘在身上，那瘙痒那臭味越是休息越来折磨人。父亲双手扶腰慢慢直起身来，看看这沉甸甸喜人的麦穗，想想小儿期盼的白面馒头和一家人全年的保障，也算是累并快乐着！

那时我家有三块祖传的非耕地，都长着枣树，最大的一块有三十来棵，南北走向分为两行，最南端有爷爷奶奶和母亲的墓地，坟头朝向东南。听老人们讲，这枣树只是我们祖上家产的冰山一角。爷爷长眠的地方是他生前自己看好的风水宝地，是全村唯一一处经历了“平坟运动”而没有被动过的墓地。

我的第一个岗位就是被父亲安排看枣，除了每天早晚各一次捡拾树上落下来的枣子，还要注意一些顽皮孩子，枣子长得很密，从远处扔个土坷垃就能砸下不少，父亲说了，年底的猪肉和鞭炮可全指望卖枣的钱呢！

八月十五前后，绝大部分枣子都红了，全家开始根据熟透的先后，一棵一棵打枣，打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选择闷酒枣的枣子。我总是提着竹篮子，在远处寻找，我知道又大又圆的枣子才会跑得越远，落到草丛里的才会没有半点伤痕，红得发黑的才是标准的乌枣。几天下来，我们家十几间房顶全晒满红红的枣子，还要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晾晒，我的任务又变成了每天翻枣，七八天后，父亲就会一次一次送到收购站卖掉，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选好的枣只需晾晒两三天，稍微跑跑水分就可以闷酒枣了。父亲提前将三个大酒坛清洗晾干，在一个小盆中倒入大约一斤白酒，分批将枣子浸过白酒，再用笊篱捞出，发现有伤痕或者有虫眼的继续剔除，将合格的倒进坛子里，直到将坛子装满，最后再往坛子里倒入半斤酒，扣上盖，盖子上面糊上黄泥，黄泥上面再盖上两层藕叶，藕叶外面再用黄泥糊严，放到里屋阴凉处，年底开坛枣子鲜红脆甜，拜年时好多人家都拿酒枣当作稀罕物给小孩吃，我从没有遇到谁家的能与我家的相比。

父亲可是闲不住的人，那时做生意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是自产自销是允许的。可能为了取得我们姐弟仨的支持和树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吧，父亲常说，正当做生意不偷不抢不坑不骗没啥丢人，倒是怕苦怕累好吃懒做才饿死活该！

秋后农闲时，父亲从东屋翻腾出来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家什，将队里分的花生炒熟拿到集上卖掉，将大豆做成豆腐皮送到济南小叔单位的食堂里换钱，单是队里分的那点东西用不了几次就没了，父亲还从外面买回原料加工，有工作组问起来就说用队里分的，自产自销。

队里分的最多的要数地瓜了，也是最不值钱的，父亲要姐姐擦成细细的丝，经过清水浸泡，反复挤压、沉淀、晾晒，做成地瓜淀粉，选个晴好的天，旋成粉皮，然后走街串巷用粉皮可以换回来其他粮食填补口粮。每次旋粉皮大姐都是负责最重要的烧火，她把火烧得很平稳，锅里的水保持沸腾。父亲将调和好的粉浆用勺子倒入在沸水上旋转的铝盆里，火候一到将铝盆取出放到冷水里再将粉皮轻轻揭下来，递给二姐，然后又麻利地在铝盆底部擦上一点食用油，重新放在沸水上旋转，准备做下一张。二姐此时负责晾晒，她把父亲刚刚揭下来，又软又滑冒着热气的粉皮，放到用秫秸穿成的晒板上，仔细地展开摊平。我负责保卫工作，此时绝对不许鸡鸭鹅靠近，等到晒干就不怕了。我特盼望父亲和二姐有谁不小心将粉皮弄破一张，加上酱油一调可就是我的美味啦！

没娘的孩子早懂事

大人下地的时候，我经常要跟着大姐她们几个去拾柴或者割草，大姐比我大五岁，和她同龄的女孩我们队里有五六个，基本都没进过学校，那时各家孩子多，缺吃少穿，要读书也是紧着小的或者男孩，老大都要帮助父母带弟弟妹妹。大姐聪明厚道，长得好看，是一帮姐妹的中心，大家对我这个小尾巴也都很关照，其他人的弟弟妹妹跟着她们都会想办法甩掉。父亲特意给我编了个很小的筐子，小筐子满了就倒进姐姐的大筐里面，在刚耕过的地里，栅子头（玉米秸最下端连同根系）是倒过来的，白的根须露出地面很清晰，我用小镢头一下就挖出来，敲打干净泥土，有四五个就可以满了我的小筐，倒入姐姐的大筐非常有成就感，回到家里，大姐也总是向父亲夸我。

大姐七八岁就开始帮父亲烧火做饭，很快就包揽了厨房的全部，邻居婶子大娘们都说她比大人还细心能干。厨房里“柴米油盐”第一位就是烧柴，那时庄稼长得不好，秸秆就少，对于各家负责做饭的人来说，柴火不够烧更是一日三餐首要的烦恼，何况父亲做的几个生计还都需要烧火呢！

那时没有脱粒机，春种之前，队里会发动社员将储存的棒槌子手工脱粒，粒子下来做种子，玉米芯谁家脱的归自己。在队里仓库前空旷的地方，不管多冷，争先恐后的热情要远远超过现在超市免费送大米鸡蛋的活动，男女老少以家庭为单位，工具自带，各家围着一个大簸箩，好像进行比赛，无非是想尽量多带回家几筐玉米芯，解决几天的烧柴，虽然对于全年，也是杯水车薪。我家的收获总是不错的，我属可有可无，但父亲自制的工具和大姐麻利的双手是别家望尘莫及的。

大姐用心观察，在父亲的协助下，改良了炉灶的排烟结构和风箱的吹风角度，将晒干的牛粪配合柴草，火焰就像用煤炭一样，连臭味也没有，都被烟筒抽走了。那时的冬天贼冷，水缸在屋里都会上冻，晚上钻冰凉的老粗布被窝，对于大人也是一种考验。每次刚烧完晚饭，大姐会将一块砖头埋在灰烬里面，吃完饭，将烫手的砖头用布包好，放进我的被窝里，等我睡觉时双脚蹬着热砖头，屁股正好躺在砖头暖过的位置，那爽劲简直就是大雪天吃火锅！

大姐十三四岁就学会了缝地毯，将干净的玉米皮绑成小把，经过熏白、编绳，再按照一定的图案缝成小块，最后将小块组合成大块，送到外贸收购站，经常因为做工精致被划最高等级，价格也就高，第一次卖了地毯就给我和二姐一人扯了一条新裤子。

大姐没有读书，我一直觉得少了一个才女。记得小时候，晚上只要有空，父亲就取出自制的小黑板，用粉笔教我们三个认字和算术，还会定期考试，大姐总是考第一，直到我都开始上学了，在家里考试还是她的第一。靠墙一张条桌，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黑板，父亲坐在桌子一端的椅子上，我们三个在一条长凳上，她俩坐着，认真听着写着，我个子小，在中间，只能双腿跪在凳子上，上身趴在桌子上。困了累了的时候，我腿往后一用力，砰地一声，凳子倒了，二位姐姐仰面坐在地上了，我还趴在桌子上，父亲气的用毛笔杆敲我的头。

平时有啥好吃好玩的大姐总是尽力满足我。看我羡慕别家孩子用线拴着麻雀玩，她趁父亲不在家，将一个旧暖水瓶外壳底下封死，改成一个笼子，搬来梯子，要我在下面扶着，爬上东屋最高处的墙角。我家三间东屋平时没人住，外面两间放些农具柴草，里面一大间是一盘石磨，时常会有磨面的撒泼点粮食，聪明的麻雀就在外间檩条和墙的夹角小洞里安了家，我经常看到老麻雀叼着食物飞回来，几个光头的小麻雀从洞口伸着长长的脖子张着大嘴吵着迎接妈妈。

梯子的跨度太大，我爬不上去，只好央求大姐。就在我期盼着可爱的小麻雀即将进笼的时候，大姐突然惨叫一声，从最高处飞身跃下，落在一堆草上，随即飞出门外！那草是给羊过冬储备的，晒得很干，草尖可以把手扎破的，大姐光着脚丫全然不顾！我顺着梯子看上去，同样惨叫一声窜出门外，我看到一个像我家大鹅的头一般大，不断伸缩着鲜红细长舌头的浅绿色蛇头！过了好半天，我俩才试探着进去，把梯子放回原位，可怜的麻雀肯定变成那家伙的美餐了。

大姐她们有时也会一起给队里的牲口割草，按照重量折算成家庭工分，这时候父亲就要二姐带我去学校了。

二姐大我两岁，可比我懂事多了。听老人讲，我还有一个比大姐年龄还大一点的哥哥，因为早先家里条件好，后来生活很差了，他好像身体适应不了，七八岁时饿死了。父亲可能担心瘦弱的我，一直对我特殊优待一些，过年的白面馍馍总会在粮食缸里留下几十个，干硬得要用菜刀剁开，一次一块给我吃，有时能吃到收新小麦，二姐从来不和我争。平时给我备的零食怕我一口气吃光再闹，经常由她负责保管，她从不吃我的，相反经常被没吃够的我冤枉。无论我怎样告状，父亲总不责备她，好像知道都是我的不对。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新烙的热油饼的诱惑，求我给她尝尝，我分给她一个小角，还天真地问她“你想吃好的，咋不长得小一点呢？”

二姐唯一抢我的，就是那个书包，因为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父亲要我把干妈做的书包先给二姐用，我死活不肯，最后二姐把中秋节分得的一块月饼和半包点心都给了我，我才答应，她的同学大都没有书包，都羡慕她的书包漂亮，她一直用到小学毕业还没坏，我也经常以此为把柄多次无赖属于她的好吃的。

那时村里没有幼儿园，都是八九岁开始直接读一年级，有六七个和我一样跟着哥哥姐姐到学校玩的，两位老师都是本村的，和家长都熟悉，经常会嘱咐我们不要乱跑，我是经常趴在教室门口看黑板的，和蔼的魏老师把我当做旁听生。学校有一排北屋和一排东屋，北屋包括一间办公室和一个教室，东屋就是一个教室，两个教室都是复式班，一年级和三年级在北屋，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东屋，学校没有院墙和大门。

当时没有义务教育，升级必考，成绩差的肯定有人留级，有的读了三四年还没出一年级，记得有位和我大姐同龄的男生，和二姐是一年级同学，后来我读二年级和我同班，他家条件不错，别的学生都是自带大凳子小凳子，唯独他带的是一把椅子。一次魏老师提问他问题，没答对，便冲门口喊我进来，回答正确！老师又接连几个问题，我都对答如流。以后只要是魏老师上课，就要我进来坐椅子听课，要那位站到教室后面听讲。

乐善乡情

我们村子比较大，识文断字的人少，闯关东出去的人很多，晚上经常有人找父亲读信写信，他有求必应，信纸信封都要备好。父亲先是接过来信按照写信人的口气给来人仔细读信，完了再讲解一遍里面的主要内容，然后根据对方听完信后的一一反应及嘱托写入回信。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时难以作答，来人就会诚恳地请教父亲，此时见多识广的他便成了人家的主心骨。

那时阴天下雨比较多，人们不是睡觉休息，就是打牌闲聊消磨时光，父亲此时会找出家什，拨麻、搓绳、绑苕帚、钉盖顶等，在别家当柴火烧掉的高粱穗秆，在他手里横竖钉捆都变成了家庭必需品，做的多了自家用不了，就送左邻右舍，也经常有人抱着材料找他加工，他做的花篦子特别好，标准的正六边形，过年盛水饺，既实用又好看。

我家的石磨比一般的大，是磨小麦面粉专用的，占用整整一大间东屋，南山墙上，一人多高处有一个长方形立式方孔，既通风又明亮，太阳照射进来，一条粗大的光柱刚好落在磨盘顶上，可以方便观察掌握粮食下落的速度。那时各家小麦都很少，平时除了红白事、坐月子，很少有吃白面的，即使有个头疼脑热，也就是从串街的小贩那里换几把面条，喝了捂汗。

到了年底，各家都要尽量多蒸几锅白面馒头，我家的磨房就会出现排队了，排队无非就是放一个可以代表谁家的用具，谁家的簸箕缝着块蓝花布，谁家的苕帚系个红头绳，大姐都很清楚，她经常打发我跑腿通知。这种磨面粉的精细石磨是不可以空磨的，那样会磨损厉害，遇到爱算计的人，他家磨完了将上盖抬起扫得精光，父亲发现便捧来我家的麦子撒进去，以方便下一家使用。

毕竟是大男人，做衣服和被子父亲好像真的不会，我们全家的衣服和鞋子大都是大婶做的，一做就是十年，直到我大姐“十四五”岁学会了针线活，大婶才逐步轻松了。大叔和济南工作的小叔是同胞兄弟，和我父亲是堂叔兄弟，受老辈传承，大家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直到现在，我的孩子和叔叔的孙辈儿仍然是情同手足。

大叔大婶养育五个姑娘一个儿子，加上我家四口（大哥常年不在家），十几口人，那时商店没有成衣和鞋子，有钱也买不到，全村没有一台缝纫机，再说缝纫机只能做单衣服，光是棉衣和鞋子，一针一线用手缝，想想都怕。大婶白天要下地出工，晚上昏暗的油灯下，糊袼褙、纳鞋底。有时为了省点灯油，还会搬着纺车上到房顶，借着明亮的月光纺线，真无法想象她裹着一副小脚是怎样踩着梯子做到的。赶到年底，我们不懂事的小孩围着等新衣服穿，大婶经常通宵熬夜，就为了让全家老小新年穿新衣，看看今天八十五岁的她仍然喜欢自己做饭吃，真的是吉人天相啊！

大婶对我是有点偏爱的，我只要去她家，总会给我从里屋拿出可口的东西吃，有时带我一起走亲戚，那可真叫“走”，都是步行。大婶的娘家和我姨姥姥同村，姨姥爷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父亲走不开就打发我跟着大婶替他给姨姥爷拜年，其实我拜完年还是和大婶一起到姥姥（婶子她娘我也是喊姥姥）家吃饭。那时候过年走亲戚大都是带一竹篮，上面盖上一块好看的花布或者毛巾，里面以自家过年蒸的各种面食为主，有时也会配上少量点心油条的，亲戚一般象征性地留下一点，余下大部分还要带回，比较知己的亲戚还会放进去一碗新煮的水饺，带回家给没来的人分享亲戚家过年的喜庆。我和婶子的篮子就经常被姥姥加进水饺，回来比去时还沉，如果没有别人一起，她经常一人提两个。有一次下午返回途中，下起了鹅毛大雪，呼啸的北风裹着雪花将中途的一条没有水的干渠几乎填平，我脚下一滑，下半身插进厚厚的白雪里，大婶一把将我拉出，给我脱下鞋子袜子，将裤管里的雪拍出，见我脚丫通红，急忙解开上衣扣子，将我的双脚拥入她的怀里。

父亲怕大婶实在忙不过来，他每年初秋会选个好天气请邻居几个老太太到我家集中帮忙做棉被。记得有西邻一墙之隔的大奶奶，东临车奶奶，本家的道奶奶，木匠爷爷（辈分比父亲大，年龄比父亲小）的母亲，还有西院的老姑（父亲的远房表姐），她们那时都要六十多岁了，在院子里铺上几张大席，大家边忙活边聊天。看到父亲找出一大堆的被套，她们说起当年我爷爷的弓房和眼下的光景，都会发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唉叹。看到我来回窜蹦，在被子上打滚儿，大家又都夸父亲有本事有耐心，还说我摊了个好婶子做衣服。这时父亲高声喊我，并快步过来扯着我耳朵进屋，原来他给大家做午饭，发现放在柜子里方方的腊肉像块豆腐，只剩了白肉，上面的红肉丝都不见了。

远房表亲挺亲

平舅是姨姥爷的儿子，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长得白净方脸、浓眉大眼，能写会算，负责他们村面条厂销售，就是推着车子在周围村庄换面条，大概五六天来我们村一次，我是最喜欢平舅来我们村的。他一到就会拿几把面条给我，嘱咐我午饭等他过来一起吃，然后他就去围着大街小巷吆喝，因为村庄大，所以他每次来生意都不错。

有个太阳很毒的夏天，快散工的时候，平舅推着车子回来了，赶上村西头有人生小孩，邻居们都要送米（给产妇送点养月子的营养品，我们那里统称为送米），面条很快都换没了，吃过午饭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了。平舅洗脸的功夫，大姐将盛好面条的盆子端到矮桌上，我忙着摆放碗筷和凳子，这时父亲到家了，还带来一位光膀大汉，只穿一条过膝的短裤，原本白色变成了泥巴色。父亲一边在院子里盛上满满一盆水，帮助那大汉洗脸洗膀子还有那蓬乱的胡子和头发，一边招呼大姐做几个菜。

“这是贵客？”我有点懵，平舅常来，就像自家人，不是年节时候各家很少会有需要炒菜的客人。大姐不敢多问，变戏法似的，切了一盘咸鸭蛋，凉拌个黄瓜，炒个花生米，又凑了一个腊肉炒咸菜丝，真佩服大姐，家里养个馋猫，还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

我家大门洞挺宽敞，后面有影壁墙，过堂风是天然空调，风大了就关一下门，每到夏天那个长长的矮饭桌就经常放在这里，但这次我只能和姐姐在堂屋吃饭了。看着窝头，想着面条，心有不甘，我悄悄借着墙角偷看。父亲端进去一壶酒，三个酒盅分别满上，光膀大汉没动酒盅，似乎只对面条感兴趣，父亲问他话，他简单回答，只是面无表情，将饭盆拖到自己旁边，只管不停地吃面，父亲和平舅边饮边聊。盆里面条捞不到了，父亲将自己碗里倒给他，大汉来者不拒，很快扫光，又端起盆来，将汤喝净，用手擦擦肚皮上的面汤，招呼不打，起身就往外走，迈步同时还毫无保留地放了一串响屁！我乐着跑回堂屋，向姐姐报告那人的“屁”事儿！

平舅到堂屋喊我去替他吃面，顺便从我们桌上抓了两个黑窝头，我马上跟他来到矮桌旁，这时父亲从外面送客回来，平舅急切询问那位不速之客的来历，父亲坐下讲述。

光膀大汉姓杨，我该叫他杨叔，十几里外瓦屋头村杨四的孙子，杨四是我爷爷的亲娘舅，杨叔就是父亲的远房表弟了。因为宅基地和村里闹矛盾，据说受到村干部的欺负，性情大变，又加上翻盖老屋的时候，用铁锨截断一条粗蛇，人便有些疯癫，多方医治无效，对别人也无妨碍，时间久了，家人便由他到处游逛。父亲下工路上遇到他，带他回家吃饭。

提起杨四，当地老人无人不晓，山东梆子《杨四困城》的主人公杨秀章，生于 1847年，为人正直、侠肝义胆。1890年商河大地主田玉成勾结官吏，借包办修河工程，迫令百姓出钱出粮，侵吞自肥，由于偷工减料，次年汛期河道仍然决口，广大群众义愤填膺，杨四应众所推，率民众数千人，各持武器和农具，将商河县城包围，田玉成和知县慑于声威，清账退款，摆席赔礼。此事被编为戏曲广泛传唱。1898年，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杨四组织民众三百多人，习拳练舞，护庄防盗，互助生产，多次打退土匪骚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亲送多位后人及弟子参加八路军。他家虽不富裕，但对困难者，不论亲疏都是慷慨相助。晚年时，身心健康，九旬后，仍能步行赶集，1945年去世，终年 98岁。

年底大哥回家

大哥长我十七岁，他十九岁那年订好日子要娶媳妇的，不料母亲突然病逝，家里塌了一半天，女方退礼毁婚，为了寻个出头之日，父亲拜托干爸将他带去长白山做了林场工人，这些是大姐告诉我的，我只知道大哥在东北挣钱，经常三十五十寄钱回来，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大哥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六零年的自然灾害，同学们饿得两眼发花，走路要扶着墙根，一不小心栽倒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个同学放学了，还趴在桌上没动，老师过去一看，早就没了呼吸，家长来了费好大劲才背回家去，不是他太重了，实在是家长同样腹中空空乏力，整个过程没有围观和争吵，在饥饿已经威胁到生存的时候，好奇和解释都显得多余，多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都是一种巨大体能的浪费。不久，老师也饿跑了，教室被大水泡倒了。直到一九六三年往后，村里才逐渐没有人再被饿死，此时大哥已经成为家里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了。后来每当吃饭见我面对又黑又硬的地瓜面窝头和高粱饼子发呆的时候，大哥总会很凶地训我一句“没饿着你！”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年的饥饿给他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吧！

二十来岁也还是个孩子，大哥一个人在东北，应该很想家的。每个月除了固定有张汇款单还会有两三封信寄回家，信的开头总会是“父亲大人，见字如面！您和弟弟妹妹都好吧······”，还有一张照片随信带来，只有那一次，可能拍照不方便吧，是一张二寸黑白照 片，大哥的模样和父亲很像，头上一个很大的毛绒绒的狗皮帽子，本来就不大的脸显得更瘦小了，那个帽子一定很暖和吧，戴上它肯定不会冻得耳朵疼了。

父亲看完大哥的信，得知他为了全勤奖今年又不回来过年了，全家都很失望，好在已经习惯了他的不在，最失望的要数我了，一直心里盼望戴着大哥的狗皮帽子，去和狗剩比比，他老是在我面前显摆他大爷送他的铁路工人的棉帽子有多暖和。里外都没有毛，靠近嘴巴的地方一层硬硬的鼻涕泛着亮光，怎能与我大哥的狗皮帽子相比呢！

父亲是个利便人，凡事都往前赶，腊月二十七，比较费事的年货大都准备好了。下午我和大姐端着父亲刚刚从猪肉里面剔出来的新鲜骨头，到村后面的水沟里，将冰面擦干净，骨头倒在上面，用锤头反复敲打，骨头两端的韧带，骨腔里的骨髓，连同骨质被砸成了白里透红的肉饼，回家调上淀粉、大料和酱油，等着腊月二十九炸东西的时候，做成油炸骨头丸子，即好吃又补钙，现在很少吃到那样的美味啦！

晚饭后，全家四口去碾点高粱面，再配上粗草粉，就是鸡鸭鹅猪的过年食料了，各家都在忙年，白天碾房人也多，晚上清闲。昏暗的油灯下不知抱着碾棍转了多少圈，我都有些困 了，父亲开始筛锣已经碾碎的高粱面，安排大姐二姐回家瞧瞧。虽说那时经常夜不闭户，是 因为家家没啥可偷，万一备好的年货没了，过年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爹呀，不好啦！有个小偷在拨咱家的大门！”大姐二姐风一般跑回碾房，父亲马上和大姐一人一根碾棍往家赶，嘱咐二姐和我在碾房等着。我的困神早没了踪影，和二姐紧随大姐后面走出碾房，仿佛小偷随时会在身后冒出来似的，感觉还是跟在父亲身边是最安全的。 二姐手里拿着空的簸箕，好似防身的盾牌，我抓着一把苕帚，心里想起魏老师讲的故事，八路军武工队长用块红布包着苕帚缴了翻译官的枪，晚上不用包红布就是武器呀！

碾房到家距离不过二百米，虽说胡同很黑，毕竟太熟悉，也习惯了摸黑走路，几分钟后，我们悄无声息来到家门口。那时各家院门连同屋门都是木板的，并不很严密，不用太大力气就能将两扇门中间抬出一道缝，用手指将门闩拨开，几乎每家大门都是这样，其作用也就能挡住乱跑的家畜。父亲弯着腰，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往院里移动，他没有直奔堂屋，而是沿着东屋贴着墙根儿来到堂屋门台左侧。门台是高约八十、宽约三十公分的一段小墙，堂屋门口左右各一，外侧刚好可以藏人，还可以清楚看到屋门口以及并不很深的屋内情况，里面确实有人影晃动。父亲轻轻爬到门台上，居高临下，慢慢举起碾棍，准备趁小偷一出门口就当头一棒，突然屋里亮了，小偷竟然划根火柴点上了油灯！

“是大哥！”我的声音，其实我是记不清大哥模样的，但他眼前的灯光将狗皮帽子照得格外清晰，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大家赶忙扔掉手里的家伙，刚刚的惊险顿时化作团聚的喜悦。原来大哥林场那里因下雪太大，木材运不出去，临时通知春节全部放假，知道写信太慢，大哥归心似箭，步行三十华里雪路，坐上火车三天两夜到家啦！

年集买年货

儿时的春节才更像过年，长年累月粗粮咸菜，哪个孩子不期盼过年补点油水，一家之主，苦撑一年，即便东挪西借也要将敬天敬地敬祖先的供品置办宽满一点，好在点香烧纸祷告的时候，心里胆壮一些，祈求各路神仙保佑全家来年好运连连。即使明年仍旧失望，也是正常，下个春节要更加虔诚。

腊月二十八，是我们公社驻地唐庙大集，也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花花集”（春节前最后一个集市）。那时没有冰柜，也没有超市，春节到元宵节期间集市也不开，一些不容易储存的鱼肉蔬菜大都要在年前这最后一个集市上买齐了。当家人需要的青菜和调料，老年人嘱咐的的年画和年糕，男孩子喜欢的鞭炮和二踢脚，一进腊月门小女孩就喊着缠着的鲜艳的花朵和胭脂，大姑娘小媳妇梦想的粉红色的围巾和头绳，在这天都会得到满足。那些平时横眉立眼的革命干部，这天脸上的肌肉也松绑了不少，挤出来一些很是金贵的节日的喜色，平时的条条框框，也似乎没有了，一向夹得紧紧的资本主义尾巴，这天可以放松地摇一摇了。

不敢说全村人都会去赶集，但可以确定每家每户有人去，甚至往返几次才能买全。平时不来客人，要是谁家的媳妇喊住敲着梆子串街卖豆腐的，都要小心避人，怕被人瞧见落下个好吃懒做的名声。但在这天，只要你有钱，你就可劲儿往家买，也没有人笑话，反倒被人羡慕体面大气，会过日子。

也有些聪明的媒婆，会故意借着这天人多不显眼，将自己来往磨破了几双鞋，花费了大半年，双方家长快要点头的一桩婚事，给男女双方约定好穿戴打扮，导演一个走马观花的偶遇。当然也有怕羞的女孩拉上一个泼辣的闺蜜作伴，却被男方射错了神箭的，这就是缘分吧！

常听父亲和大姐说起大哥特爱放鞭炮，曾经把父亲给他买帽子和红蜡烛的钱都买成鞭炮，还和父亲争辩，说什么“过年炮仗放的响，来年粮食撑破缸！一定放要最响的炮仗把咱家的穷气呲跑了······”我是双手赞成大哥的鞭炮论的。大哥一早起来出去见过邻居和族里的长辈，借来大叔家的自行车带我去赶集，临出门父亲要他捎上半口袋晒干的蓖麻籽，到公社粮所换些油回来。

提起蓖麻子，要承认我们的农民是多么爱国！那时粮食产量很低，肚子都填不饱，土地是那么金贵，当听说蓖麻油是国家航空、工业、医药急需油料时，各家各户，房前屋后，沟坡地头全部悉心种好照料。还真对得起乡亲们的苦心，这个植物适应力特强，什么酸碱干旱的环境，它都能淡定地生长。一颗种子可以分出好多枝杈，远远望去像一个绿色降落伞，伞面由无数个巴掌大的叶片组成，支撑伞面的是好多横七竖八绿色中空秸秆。我和小伙伴经常伞下玩游戏，还会用圆圆硬硬的秸秆做出好多玩具。待秋后被霜一打，就该收获了，熟透了的果实晒干去皮扬净，交给国家还可以兑换相应的食用油。总会有一些没有成熟的嫩嫩的果实，连同嫩叶，开水煮了，可以腌菜。现在书本上说不可食用，会引起中毒，那时我家真的没少吃呢！味道还不错。或许是那时粗粮野菜激发了免疫力，要不就是大姐高超的厨艺化解了毒性吧！

大哥带我来到集市南头的公社粮所，将车子寄放好，就拉我直奔鞭炮市。鞭炮市平时是没有的，只在春节前两个集日由管理集市的干部临时划定，一般都是就近利用很宽敞的打麦场，方便卖家当场燃放吸引顾客。听说有的做得大的卖家，会提前一天赶着牛车拉货来到，裹着破棉被挨到天亮，要赶上雨雪天就更受罪了，有时为了占个好位置，还要忍痛将自家最出彩的炮仗装作很大方地硬塞给那些干部。

唐庙大集只有南北一条大街，足有二里多长，两边挤满了摊位，中间又临时加上一排。赶集的人挤人，有一对邻村的亲家公，好久不见了，老远就打着招呼想靠近拉呱一下，无奈身不由己，被人流裹挟着脚不沾地越走越远了，那就约定过了年再聊吧！

赶年集是过大年的重头戏，而鞭炮市便是这出大戏的戏眼，和往年一样，就设在大集中 段西侧的大场院上，几十个卖家散开围成一个大圈，每家的摊位周围堆满了人，开始人们只看不买，要用心比对，看看哪家的鞭炮既肯响又实惠，可不能亏了棉袄内兜里来之不易的几张钞票。虽然这东西既不当吃喝，又不当穿戴，但是既然祖宗传下来了，那肯定有其中的道理，大年初一早上挨家挨户拜年，谁家院里的炮仗皮又多又碎，说明这家放的炮仗既响又多，往后的日子肯定红火！

大哥先将我托上一个圈子外的麦秸垛，然后他也爬上来，居高临下，可以清楚看到里面的情景。鞭炮摊位和其它摊位最大的不同，我看就是那个桌子了，不是用来摆货，而是站个大汉，举根长长的竹竿。下面同样有个大汉手里拿着整包的鞭炮，配合上面的人，将鞭炮挂在竹竿上点燃，鞭炮被举到半空，冒着烟往下落的过程中依次炸响，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停，二人便高声大喊，报上自家来历和几乎折本的价格，那情景好像天下最响的鞭炮非他家莫属，不等他喊完，旁边早有不服气的也点燃自家更好的鞭炮，一定要压他一筹。我羡慕死那个站在桌子上举鞭炮的人了，一天下来那要多过瘾呀，肯定睡觉也要乐的。那时父亲给我规定，只有除夕中午、跨年夜里和初一中午可以一次各放一整包，其他时候都是拆开放，一个一个单崩，过完一个春节，有五包鞭炮足够了。后来读初中时候，有个同学穿的比我还破，他父亲因制作鞭炮被炸成残废，原来风光背后也有风险和心酸呢！

大哥一边观看一边给我点评各家鞭炮的特点，我崇拜得不断点头，随后他要我不要动，原地等他，自己飞身落地，直奔锁定的目标。等大哥再出现在麦秸垛下，是抱着鞭炮的！没等他喊我，我就自己溜下地面，数着亲着，整整十包大鞭炮，比以前父亲买的要大几倍，还有二十个二踢脚。“你花了多少钱呀？”

“不多，跟咱爹就说花了五块钱！”

五块钱还不多呀！我去代销处给家里买东西，最多拿过两角钱，醋五分一斤，酱油八分，

食盐一毛四，煤油最贵，一毛七一斤。

我和大哥挤出人群，沿着集市外面的沟沿，取了车子来到粮所换油。这里我不陌生，大门两侧的白墙上写着红色标语“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 人民！”虽然不明白啥意思，字我还都认识。父亲多次带我来过这里，那些五花八门的“粮食”由各家凭《供应证》领回家去，凑合着填饱肚子。记得有国外进口的带点霉味的黏大麦，东北运来的经常粘着老鼠屎的地瓜干，还有泛着一层白盐巴的干海带。

在这些“救命”食品中最给我味蕾植入美好记忆的要数人造肉了，据说是豆饼做的，吃起来有真肉的感觉，营养成分当然不比真肉，要放到现在应该是昂贵的减肥食品吧！记得去年在国外一家素食店吃到一盘标价三十美元的毛氏红烧肉，色香味俱佳，朋友说是豆制品，大概是当年我国的美食配方流传过去吧！

带来的半口袋蓖麻籽过好秤，大哥又贴了钱，把油罐子盛满，足有七八斤，他小心盖上盖子，外面又用带来的油布蒙上捆结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油罐子喝饱的样子，所谓的满足，就应该是当时它的肚皮和我的心情吧！平时它都是半饱不足的样子，里面放一个几乎被大姐拍平了的汤匙，炒菜舀油的时候以免放多了，即使这样，也经常出现罐底羞涩！

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前面挂着油罐子，后面是装着鞭炮的口袋，我们干脆步行，本来也不远，又抄了一个近路。

那时人们赶集上店基本都是靠两条腿，边走边聊，怎么近怎么走，那片地每年秋后种子刚播上不久，麦苗还没出来呢，赶上一个大集，一条清晰的田间小路先踩出来了。快进村时，车子前轮轧过一个冻得很硬的土坷垃，咚得一颠！咣铛一下！油罐落地，满地是油！原来罐子多年的提绳老化，不堪重负，断啦！

大哥急得顿足捶胸，这可咋办？后天就是大年三十啦！家里没有钱也没有可以换油的东西了，甚至找个盛油的家什都困难，此时我才看清楚，那黑乎乎的油罐子不是铁的，原来是个瓷的！

“咱爹会有办法！”没等大哥说话我就向家跑去，我感觉大哥有点不敢回家见父亲的样子。平时我经常看到父亲将用坏了的锅碗瓢盆自己修复得很好，在我心里，没有他不会的事情。

父亲听我说完，抓起两只水桶和镢头铁锨，就跟我找到还在原地蹲着的大哥。父亲用铁锨将地下的油和泥土连同碎瓷片一起装进水桶，还让大哥用镢头将冻得很硬的地皮也刨起一层，直到地下再也找不到一丁点儿的油。

回到家里，父亲将水桶里的油泥倒进大锅里，又将水桶里面反复冲刷几遍，也倒进锅里，再添上几盆水，水把油泥淹没，在锅底生火，直到沸腾。父亲用铁铲反复搅拌，用笊篱清除杂质，然后又温火保持，将浮在水面上的油全部舀进铁盆里，将锅清理刷净以后，又将盆里的油倒入，继续加水加温。父亲边忙活边给我和大哥讲解，这是利用泥土、水、油的比重差别来分离它们。反复多次以后，铁盆里的油已经很干净了，只是比原来颜色黑了一些，父亲说估计要少了一斤左右，但还是比往年多。

第二天的炸货有点黑，看起来更显醇厚，吃起来还带点新鲜泥土的味道，那个年过得真是富足，富得都流油啦！

本文作者 李三军

壹点号李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