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琳大嘟督 来源：姐是老司机

网上铺天盖地关于武汉红会的讨论，都拧在了红会商业化的死结上，正方和反方分别许了个极端美好或者极端恐怖的未来，却不知道，回望中国红会的历史，它一开始，就是商人、官员、买办和外国人组成的。

一、两个鼠年之间，红会兴起，大清亡了

公众对于红会的不满，根源在于：不管原因是什么，但结果都是听话的人吃亏了：听话的医护人员排队等物资，听话的武汉人留在家乡，结果却没有优先得到照顾。

所以上海华山医院张文宏主任那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连非上海人都要喊一句：模子，老卵了。

张主任敢这么说话，除了个人品质和能力，还因为他的科室，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处理疫情的传染科，他背后的华山医院，最早就是建来做这个用途的。

这所上海鼎鼎大名的医院，原来的名字，就叫“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

建成它的人叫沈敦和，一个组建过中国海军，成立过山西大学的官员，一个宁波的茶叶商人，他远方亲戚沈贤祺，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你们都知道的沈殿霞。

他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真正的创始人。

另外两位创始人：施则敬，苏州布商，相当于河北省政府调研员。任锡汾，相当于今天的重庆负责人，宜兴盐商，也都是官商一体的人物。

这三个人其实只是前台负责具体事务的，背后在北京推动的，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和他的亲家，工部尚书，也就是相当于现在主管工业与信息化部、建设部、交通部的吕海寰。

1904年，这个红十字会成立的时候，有10个中国董事，不但有茶商、布商、盐商，还有卖海鲜的，卖烟草的，开银行的……这还不算，还有一堆外国人当董事，其中有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董、还有一个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

可以说，中国红十会从一开始，不但是官商结合，甚至还有侵华势力插手。

为什么这些官商和外国人会想起来组织红十字会呢？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商人，湖州布商和藏书家，户部山西司行走陆树藩，他们家的皕宋楼，如今虽然书去楼空，依然是湖州的地标之一。

120年前的1900年，庚子鼠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京畿之地，烽烟滚滚，官绅商民，均遭池鱼之殃，当时的江浙商人纷纷想解救北方人民，但你正跟人家十一国打仗呢？怎么救？

在内阁当过办事员的陆树藩想起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在东北发生的时候，听说过一个叫做“红十字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很神奇，不但外国传教士的医院挂这个标志，日本一个“赤十字社”也挂这个。

当时的大清官兵，一点儿也不认识白底红十字的标识。看见日本人来了，先揍一顿再说。但人们很快发现不：这帮挂红十字的日本人，不光救日本兵，也救中国兵，不光救命，还收拾遗体，救济灾民，野蛮如日军也不敢阻拦。

震惊的中国人很快反应过来。“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都办了这个会，看来这是国际惯例了。

于是，由陆树藩发起，“仿照泰西（指“西方国家”）红十字会章程”，成立了的中国救济善会，募集到人财物之后，直接开进天津港口。

各国兵船一看，开进来一艘悬挂红十字旗帜的中国轮船，谁也不敢阻拦，最终，这场庚子鼠年的大救援，就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生生从北方救回难民5000余人，运回棺柩近200具，还向当地难民提供了大量米粮衣药。

4年之后的1904年，当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再次打开，清政府不但不能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还宣布“中立”，连日本都在开战前派船接走本国侨民及别国洋人了，清政府想派船去旅顺接本国难民出来，俄国人却不让。

以沈敦和、施则敬和任锡汾为首的江浙官商，自然就想起庚子年的那场东北大救援了，他们也要成了个红十字会，这样交战的两国军队，都能按红十字的国际惯例，不敢拦他们的救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拉来了外国人，尤其是李提摩太这个神通广大的英国人。

李提摩太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876年，也是一个农历鼠年，在此之前一年，华北地区旱灾造成了“丁戊奇荒”，不但树皮和观音土被吃完，在山西，当时的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李提摩太就这样，自带了两千两白银，全部发给了灾民，还成了了一个“中国饥荒救助基金”，在海外共募集资金有20万两，他挨门挨户分发赈款，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李提摩太这个英国神经病，还关心中国妇女的小脚问题，他推动了中国妇女反对裹脚运动，还给慈禧太后送了圣经，结果成了中外闻名的人物。

当然，李提摩太也是沈敦和的好朋友，两人在山西的时候，联手创办了至今让山西人民受益的山西大学。

有了这样中外都给面子的人物，刚成立的红十字会就方便多了，成立当年，他们就从东北接运131177名难民，还在今营口设立了战地医院，共救治伤员26000人，出资遣难民返乡者2万人。

蔡鸣 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 油画

战事结束以后，红十字会继续留在东北赈济难民，3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此次行动全部是志愿行动，不支薪水。

至此，这个叫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临时组织可以正式宣告终结了，在此基础上，应该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

这时，作为红会的实际创始人，沈敦和与他的上级盛宣怀发生矛盾了，朝廷想的是：啊！这红十字好用啊，以后再跟外国发生战争，不就可以不受阻止的去救自己的伤兵了吗？

朝廷让盛宣怀当会长，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而且要隶属军方指挥，不但完全是官办，还要军管，而且和红十字的中立原则相违背了。

沈敦和当然是极力反对了，这无中立不红会嘛，再说这里面还有外国的人财物呢，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大清红十字会”还是成立了。

又过了4年，1911年，第二个鼠年到来之前，这个“大清红十字会”遭遇了最大的尴尬，好巧，也是在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连续40天的拉锯战中，两方都有伤亡，武汉三镇的百姓就更别说了，这时来自东北的鼠疫，也有在武汉爆发的可能。

这时候，救还是不救？官办的大清红会，怎么能救革命党人呢？

1911年汉口，清军水师镇压起义新军开炮导致大火

沈敦和这大清的官也不当了，和英国按察使苏玛利一起，甩开大清红十字会，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募集钱款，派出以英国医生柯师为首的战地救护队。与日俄战争时一样，不分“革（命）军”还是清军，一概救治。

第二年，1912年，农历鼠年，大清都亡了，这个大清红十字会也就自然也没了。

二、革命饭圈女孩撕开红会黑幕

根据 “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如果红十字会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情报搜集、人员装备运输等支持，则毁坏了红十字会的中立及信用。

别看沈敦和一个老头恪守红十字中立规则，在武汉，革命女孩们却完全视这种准则于无物。

这位革命女孩叫张竹君，广州人，上海滩知名的女西医大夫，第一代中国女权主义先锋，有“女界梁启超”之称，也是黄兴妻子徐宗汉的闺蜜，还是众多上海滩大佬的干女儿，武昌起义一爆发，张竹君组建了“中国赤十字会”，高调开进武汉前线，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被成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不过，在张竹君的救护团中，有四名并无医护执照的“男女医生”，而且使用了化名，因为他们的真名实在太如雷贯耳了：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这种做法，其实绝对违背了红十字的原则，实际上等同于参与了敌对的军事行动。

还没等沈敦和问这件事，泼辣的张竹君就抢先发难了，在绯闻男友马君武当编辑的《民立报》上，公开指责沈敦和利用红十字搜刮资财。

沈敦和虽然很快回应，否认自己搜刮钱财，但他也无奈的承认，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并且下属的红会确实有各种贪腐问题。

这里面当然有沈敦和的问题，但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为了募集更多善款，沈敦和的“红十字会”对上海之外的民众放开申请，结果全国遍地都是十字会。

各派军阀发现，红十字会这个东西太好了，既能有在战区通行的权利，还能在交通方面有好处，甚至还能骗不想交税的人把钱给自己。至于交战双方的特工人员，甚至军人，将红十字作为掩护，也成为刺探军情、发动偷袭的好办法。

军阀们有这样的想法，老百姓也这样，在成都，一有风吹草动，整条街道都会挂满红十字会旗帜；而在万县，商人们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悬挂红十字会旗，并出售会旗与其他红会标识，赚取大量钱财。

为了筹集更多善款，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发行“宝塔捐”这种彩票，还制作了真金宝塔、红十字真金表、观音像等赠品，结果反而成了赌博工具，另不少人倾家荡产。

因为利益太大，加入红十字会成为最为时髦及划算的投资，上海法租界内，中国红十字会内部，为了领导班子的改选，竟然“大打出手”，甚至发生了红十字会会员住宅遭到炸弹袭击的事件，而利用红十字会的名义搜刮钱财，更是防不胜防，在车站和围场，都有打着红十字会旗号募捐的。

奇怪的是，张竹君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没有了下文，其实她已经点中了沈敦和及其“红十字会”的死穴：善款使用黑箱运作，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齐，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到抗战时期也没有改善。

抗战中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属的一支分队来到江西修水，一位年轻的医生满怀抗日激情，加入进来，当他看到药房里的药品，听到老队员们的议论，顿时心里拔凉。

原来，当时总队部、大队都、中队部都发有贵重药品，但发到小队时为数甚少。

熟了之后，有人才告诉他，有些贵重药品被中间经受人贪污了，很明显这些贵重药品都是外国货，政府很少进口，而红十字会的药品完全是外国人捐赠，从驼峰航线用命运进来的，而这些盘尼西林和奎宁，经常被卖到日军占领区，甚至日军用的，就是从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倒卖出来的珍贵药品 。

当时的红十字会实际控制人是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笙，这几天经常被拿出来用来奚落武汉红会，而实际情况则是，杜月笙管理下的红会，也并没有太好，而红会的另外一位副会长，《申报》经理史量才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后，杜月笙全面接管了红十字会和《申报》报社，成了最大的赢家，也留下了一桩疑案。

三、1912，鼠年鼠疫后，全家入红门

为什么本来不缺钱的沈敦和，突然放开了红十字注册权呢？很简单的道理，到处缺钱啊，尤其当时，一场大鼠疫正在全国肆虐。

看到这里你会说，知道，东北大鼠疫，伍连德给弄好了，最近经常刷到这故事。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这场伍连德主持扑灭的鼠疫，并非只发生在东北一处，北京、天津甚至菲律宾都有，而且还配合了当时凶猛的霍乱。

在上海“西门外周泾浜及太平桥一带”，生病而死小孩极多，而且遗体大都被脱光衣服，惨不忍睹。

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是啥地方，告诉你三个字：“新天地”，自己脑补去吧。

在这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沈敦和的红十字会真的也就是杯水车薪，既要在包邮区救灾，还得在河北涿州、良乡等地救济，光是河北救灾，就耗费棉衣六万套，米粮银钱约合大洋二十万元，但这些钱粮物资，只够125万灾民连吃带用20天。

最后，红十字会托顾问福开森，向美国欧洲各团体募捐，不然的话，灾民将成批饿死。

令人叹息的是，这场鼠疫+霍乱，竟然没在邻国日本，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要知道，历史上日本是这两种传染病的大国，原因就是日本和今天的一样，对中国游客执行了严格的检验，而这些技术和人员，则来源于上一个鼠年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八国联军几乎每家都把赔款退还出来，在中国办了医院和学校——只有日本一分没吐，把其中的一部分钱，建了五座传染病医院。

但相比霍乱，最严重的还是东北的鼠疫。

在当下各种应时而作的公众号文章里，“国士”伍连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就平定了东北鼠疫，这个故事，放在钟南山身上，其实是大家对于又一个伍连德降临武汉的殷切期待。

但很少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刚刚回国两年，连国语都不会说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侨，竟然能得到上上下下的授权，获得了自主并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规，果断、灵活地推行各种防疫措施。

因为伍连德的背后，是当时外务部右丞，后来的国民政府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侄女婿，施肇基。

1908年，唐绍仪担任奉天巡抚，因为要处理外交事务，就将施肇基也调到了东北，施肇基到东北任职时，东北爆发鼠疫，蔓延至哈尔滨，这时候，他就想起了伍连德，在他的一再坚持和保举下，伍连德才得以在帝国最后的官场施展拳脚，创造神话。

而施肇基之所以如此信任伍连德，是因为他的叔叔施则敬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已经耳濡目染太多红十字会医生在东北救人的事迹了。

在施则敬的影响下，长子施振元、堂弟施肇基，也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今天留存的重要文献《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就是施肇基翻译的。

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施肇基1937年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宣传征募委员会主席，为筹款募捐奔走呼吁，1941年被行政院聘为中国红十字会理事，离不开堂兄施则敬的“榜样”作用。

伍连德不但拯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也改变了两个人。

亲眼看到伍连德救人壮举后，施肇基给大儿子施思明下令，必须学医，很早就让孙中山的医学老师康德黎作为施思明的监护人，并让儿子拿到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医学硕士学位。

施思明开通了一条医学外交的路，他结婚的时候，证婚人为宋子文和大设计师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此之后，他随着宋子文，一直活跃在医学外交的舞台上。

直到1946年，由他和一位加拿大医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医学界人士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的组织，施思明建议，这个组织应该叫“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从此世界卫生组织就诞生了。

另外一个人，叫林可胜，伍连德是他的二姨夫。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林可胜担任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兼生理系主任。当时他已是享誉海内外的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事业如日中天，还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可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离开协和，投身抗战。

1938年春，林可胜克服种种困难，在汉口正式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并出任总队长兼总干事，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手术20万次，敷伤900万人次，内科门诊军人248万余人。

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四、金庸最恨钟南山姑外公家

林可胜的父亲叫林文庆，这位老先生可不简单，不但是第一个获英女皇奖学金的中国人，而且还发明除了治香港脚的药水，这个药水的英文简写，是他担任了16年校长的厦门大学。

在厦门大学，林文庆最大的功劳，除了把鼓浪屿医院变成了周围最大水平最高的医院，而且把自己的本家林语堂，以及林语堂当时的好基友鲁迅都请了来。

林语堂的大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他的妻子廖翠凤，则是厦门赫赫有名的富商家族，这个家族的女孩们，找潜力股的眼光可真不错，廖翠凤看上了当时还是穷牧师的林语堂；她的侄女廖月琴，从小在鼓浪屿毓德女中就读，后来考进协和高级护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这在当时相当大户人家的，却看上了一个同乡，却父母双亡的医学生。

多年以后，廖月琴的儿子在南京出生了，为了纪念，夫妻俩给这个孩子起名：

钟南山！

而漳州林家的另外一个逆袭的小伙子，在天津读的大学，后来赴香港发展，在一次偶遇中，这位叫做林葆诚的银行小职员，和当时的大明星夏梦相识，并最终厮守终身。

这让一位叫做查良镛的先生一生充满了醋意，在他老人家所有的作品里，福建人都没有太好的下场，在著名的《笑傲江湖》中，本来是青梅竹马的令狐冲与岳灵珊，被一个林平之生生拆散，尤其是当最后岳灵珊香消玉殒之际，从她口中还是唱出了那首“姊妹，上山采茶去”的福建山歌，这也太虐心了。

可是金老让人家林平之全家几乎被灭门还不够，还要断子绝孙，林家不也没说什么吗？

而在《天龙八部》里，西夏国的公主“梦姑”，傻子都知道是夏梦了，夏梦老公名字是林葆诚，既然做不成林葆诚，金庸就给自己弄了个“虚竹”的迷梦。

这位让金庸一生魂牵梦绕的夏梦，其实本名杨濛，她的祖母叫任舜文，任舜文的父亲，就是红十字会的三个创办者之一，任锡汾，而当年红十字会的华人董事中，也有夏梦曾祖父，丝绸商人杨廷杲的名字。

夏梦还有个亲妹妹叫杨洁，不是拍西游记的那个，却也和影视有关，当年的中国女篮中，主力队员杨洁不仅球技精湛而且形象高雅，身披5号的她，最终成了《女篮五号》里林洁的原型。

而扮演这个形象的演员秦怡，最早的身份，就是学校红十字会的成员，抗战爆发后，她一面为前线将士做背包、棉鞋等抗战物资，一面盘算着要去前线做战地护士，最终来到武汉，并成功进入了当地的军工团，开始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对了，杨洁退役以后进入了国家体委科研所，她和上海体育科研所的热心大姐们，为刚退役的方凤娣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一年多以后，重达十斤二两的姚明就出生了。

多年以后，2017年耐克高中篮球联赛中，一个叫齐麟的小孩，带领北京四中拿到了全国总冠军，他就是杨洁的孙子。

而在当年的那只国家女篮中，身披15号的，是副队长，钟南山的妻子李玉芬。

五、林家建同济医院，陈家开莆田医院

时间还是回到，1939年夏天，在湖南北部前线的无路区，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的林竟成，带领医疗队渡过汨罗江，前进到岳阳的野战医院。

林竟成是中国医界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33年，他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却放弃在上海开业赚钱的机会，赴黄泛区去当了一名拯灾医疗队的医生。

抗战8年，他率领一支医疗救护队从保卫大武汉开始，经历三次湘北会战和黔桂战争，冒着日军炮火，救治伤病员无数。

林竟成是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本家，他的一生，无论是参加红十字抗战救援，还是带医疗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都配得上林则徐那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而林竟成最经典的一笔，则是在同济医院内迁武汉的时候，作为组织者和领导人，与建筑大师冯纪中合作设计了中国医院典范式建筑——同济医院住院部飞机楼，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医院建筑之一。

可能林竟成没想到的是，自己作为中国社会医学专业和卫生管理学的创始人，却没能挡住自己的福建老乡陈德良自学成才。

上世纪80年代，福建莆田东庄镇上门女婿陈德良遇到了一个耍把戏的广东人“洪蝴蝶”。他拜了师，就跟着离开了莆田，变魔术、耍猴、打拳，然后卖狗皮膏药。

几年后，陈德良发现一张治皮肤病的偏方，从此单干。每天能赚一两百块，好的时候有三四百。

陈德良回到了家乡，带走了8个徒弟，除了外甥詹国团，还是邻居陈金秀、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以及“徒弟的徒弟”黄德峰，构成了现在著名的莆系富豪“四大家族”。

小一辈的东庄镇年轻人，则更为活跃，一位叫做陈志松的东庄镇青年，2000年以来先后创办武汉仁爱医院、德韩口腔连锁等数十家医疗机构。从开办武汉第一家医院,一步一个脚印,发展成为华中、西南三十余家医疗机构同时运行,拥有员工人数达到2000余人的综合医疗集团。

六、另一个福建林家人，他捐了5000个口罩

说了这么多故事，不想批评谁，也不想为谁唱赞歌，更不想讨论韩红们会不会也成为屠龙少年。

倒是想起另外一个福建宁德人，也姓林。

他本来是一位成功幸福的人，经营着童装公司，家中有妻子，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庭幸福美满。

然而，2017年6月22日那天，他家里的保姆因好赌负债，为挟恩图报的她点燃了客厅里的一本书，结果火势无法控制，保姆独自逃生，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却在那场火情中全部遇难。

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发生过太多太多的新闻了，江歌案、赵宇案、昆山龙哥案、杨文医生案，他似乎已经被大家淡忘了。

最近《杭州日报》上发布了一份疫情防控捐赠物资接收清单。

在这份杭州市民捐赠的物资清单里，发现第一位是个熟悉的名字——林生斌。

他捐了价值9万元的5000个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