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 俊 其

民国版《新绛县志》记：“绛邑，皇古为台骀之国。”这里的皇古，指荒古、远古，即在最早的远古时期，新绛之地就有一个称为台骀之国的古国。这个古国大约出现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五帝时代的早期，在《左传》中又称骀国，也是见于史载的华夏文明早期的古国之一。现根据有关史志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与研究，就开启新绛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这一最早的地域名称之古国与史载人物，试作一些探究寻踪，对于新绛历史开端的定位，和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探源，均应该具有积极地意义。

台骀与骀国

在春秋晋国的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晋平公因病占卜时，卜辞中显示为“实沈、台骀为祟”。实沈和台骀是何方神灵？晋国的史官当时觉得懵然。适此郑国派子产大夫前来探望晋平公的病情，晋大夫叔向于是向博学多才的子产求教，子产解说晋国之地最早称大夏，是实沈的居地，后来被陶唐氏所取代，之后实沈被称为天上十二星次中的参(shen)星之神。而台骀的来历为：“昔金天氏有裔子曰眜，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子产又解释说：“抑此二者，不及君身”，比如出现雪霜风雨不调时祭祀日月星辰之神，发生水旱疠疫之灾时祭祀山川之神，所以国君的疾患则与以上的神灵无关，而是由劳逸、饮食、哀乐不适度引起的。

根据以上《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笔者前不久曾就其中的实沈与大夏古国作过一些探索研究，认为其地应该是在今新绛县城以北孝陵庄村一带的孝陵遗址。而对于上述台骀在汾川之地的封国，民国版的《新绛县志》也认为是在新绛之地，现就此对台骀国具体的地域试作进一步地探寻。

台骀出自东方的金天氏族群，金天氏的首领为东方的少昊帝，台骀的家族为祖传的玄冥师即水官。根据考古研究来看，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对应于少昊族群，因此原本出自东方少昊族群的台骀出现在汾水下游治理水患，也应是5000千年前大汶口文化西进中原时其中的历史记忆。台骀为玄冥师昧的次子，和同时期的“迁实沈于大夏”一样，东方高辛氏的阏(e)伯为嫡长子一系，实沈则出自庶支，看来在大汶口文化西进时，都是非嫡长子一系的庶支族人才向远方迁徙的，所以水官昧的长子允格应留在了原地。伴随着大汶口文化的东进同时还有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北上，二者陆续进入中原后，使晋陕豫黄河三角地区原本的庙底沟彩陶文化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以篮纹的灰陶为多见，年代处在距今4900年至4800年之间，所以东方金天氏族群的台骀进入到汾水下游时，应处在这一时间段上。

由于山东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其地势低卑故水患多发，大汶口文化中的先民们应该积累有较多的治水经验，来自东方的台骀又出自水官家族，其在汾水下游率领民众“宣汾洮、障大泽”的御灾捍患之举被载入史册。“宣汾洮”中的洮河，在《水经注·卷六》中有记：“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水源东出清野山，世人以为清襄山也。其水东径大岭下，西流出谓之唅口，又西合涑水。”可见洮河即源于今绛县冷口乡、又流向西北至横水镇以东与涑水河交汇的这段河流，系涑水上游的支流。据1993年修编的《闻喜县志..大事记》所记，位于洮河和涑水交汇处的横水镇，在1966年7月仍遭遇过一次大洪水，当时街道上的水深达2米有余(当时的横水公社属闻喜县)。据上看来，以往由洮河引起水患的多发地段，是在今绛县横水镇一带，因而台骀当年同时治理汾河水患的地带，距离绛县横水镇当不会太远，最近处即新绛县汾浍交汇之处。

新绛县位于汾水下游，汾河从太原市一路向南直泻至侯马市的西北，然后折向西流从新绛几经蜿蜒穿境而过，再流经稷山、河津至万荣的西北部注入黄河，历史上新绛及新绛下游的各县一直为洪灾多发地段。同时又因为新绛为汾浍二水的交汇处，例如前不久2021年的10月山西省发生六十年不遇的大洪灾，新绛除了汾河沿岸的城乡受灾之外，汾浍交汇处几个村庄的村民曾两度全部撤离转移。汾浍交汇处的地带在《史记》、《水经注》等古史文献中称“王泽”，根据其较低于四周的地形来看，王泽的范围应该包括了今新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村庄，及横桥乡的南庄、东升庄和台上这些自然村。那么，在距今4000年至5000年时，浍河入汾之处应在今西柳泉村以北，西柳泉村即位于古王泽的东南一隅。台骀当年“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其中的大泽应该是指这里的王泽，王有大之义。另外，还应包括有横水镇以东的董泽。如果从西柳泉村前往涑水、洮河交汇处的今绛县横水镇，直线向东南大约不足五十华里，步行也即半天的路程，台骀当年率领这两地的先民们，来回往返治理水患的路径也应该即此。

“宣汾洮”为开通汾河、洮河不流畅的河段，“障大泽”是在王泽、董泽的四周筑起堤坝屏障。而“以处大原”的这个大原，即汾河以南的峨嵋岭，自闻喜北部向西经新绛、稷山、河津、万荣、临猗等县市，绵延有100公里之长，20公里之宽，相对高度为300米。在新绛县城北端高处的龙兴寺向南眺望，这道长岭婉如汾河之滨的一道娥眉，至今新绛人仍称峨嵋岭为“塬上头”、“南塬上”，岭南的闻喜人则称“北塬上”，“以处大原”当指峨嵋岭这处大塬。当洪水突然来临时，沿汾浍河岸的村庄居民可向塬上之地撤离转移躲避；平时有条件时，也可以将村庄聚落重建在相对较高的塬地之上。

以往的《闻喜县志》曾记，台骀之国在闻喜县。而民国版的《新绛县志.沿革考》中对此已作过考辨：“又有疑台骀在闻喜者，谓洮水流经闻喜，《闻喜县志》亦引《左传》‘宣汾洮’语。然闻喜指洮而言则可，指汾而言则不可。况《传》(左传)明言：‘封诸汾川’，今绛临汾上，又距洮不远，以地與测之，汾川当在绛地无疑”，即台骀的封国在汾水流经的新绛。具体说来，因台骀当年治理水患系往来于汾、洮二水之间，并处于汾水之南的峨嵋岭大塬，其封国的地域范围应在新绛汾水之南。

现从新绛汾南一带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有柳泉遗址、符村遗址、三家店新村遗址、西尉遗址、东王遗址、马庄遗址。从这些遗址上所发现采集到的遗物来看，既有彩陶陶片，又有篮纹、绳纹的灰陶片，大致上可以说明皆属庙底沟一期至二期的类型，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并存的遗址。其中柳泉遗址面积为36万平方米，西尉遗址面积为40万平方米，东王遗址面积为20万平方米，马庄遗址面积为30万平方米，属于同时期较大型的聚落遗址。以上的西尉遗址，经调查被认为系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而经过考古发掘的马庄遗址，证实分属汉、殷商、先商、龙山共四个文化层，尤以龙山和汉文化的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从上可见，这些古遗址在年代上均经历过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除了东王遗址处在峨嵋岭腹地之中，其余的皆分布在汾浍交汇处的王泽近处，和近汾河南岸的峨嵋岭边缘略高的地带上。从时间上和地点上来看，都可与《左传.昭公元年》中所记的“封诸汾川”的台骀古国相对应。《左传·昭公元年》中同时又说“沈、姒、蓐、黄，实守其祀”，这不仅是说台骀这位华夏文明早期的治水人物，由当地的各个族群在后来将其作为汾水之神来世代祭祀，也说明了这个台骀国是由数个族群所组成的，所以“封诸汾川”的这个“诸”，是说把汾水沿岸数个族群的聚落组建成了一个小的邦国，这与上述考古所发现的各处古遗址的分布情况也相吻合。直至目前，在新绛汾南和周边一带沿汾河近处，现均未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遗址。

《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年)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可见黄河以东的魏国、骀国和跨河而国的芮国，以及黄河以西的岐国、毕国，自夏代时一直为后稷的后人周族的属国。再到春秋时期“今晋主汾川而灭之”，其中的骀国才被晋国所灭，这个骀国即新绛汾南的台骀之国，曾历经有2000年以上的时间。到后世的绛州同时在州治之地设正平县，绛州正平又别称为金台，如金代时在绛州城外东侧设有金台驿、绛州西部的白台寺当时又称金台天宁寺；明代早期《重修绛州赤龙潭观音堂》的碑记中称：“绛为古金台郡”。金台系取自皇古时金天氏的后人台骀在这里治理水患，并建立台骀古国之义，为绛州正平历史的最早开端。

到后世大一统的时代，汾河为纵贯山西省的主要河流，因而在汾水源头的宁武县到晋中汾水流域的太原、汾阳，又至下游汾冰折向西流处的侯马，诸地皆建有台神庙，台骀成为了整个汾河流域的汾水之神。在明末清初时，著名诗人朱彝尊游历山西时，曾作《台骀庙怀古十韵》一诗，诗碑现存侯马西台神村的台神庙中，诗文如下：

台骀庙怀古十韵

凤鸟书官后，鸿荒障泽年。

神功开白壤，帝系出金天。

分野扪参(shen)次，山川奠禹先。

按图移岸谷，纪远昧星躔。

乱水汾洮别，诸姬沈姒联。

唐风谁始祀，鲁史至今传。

箫鼓横流散，风沙急溜穿。

势曾吞北汉，润也被西边。

璧马黄河并，云旗玉井旋。

辕裳存想象，凭弔一茫然。

秀水 朱彝尊 题

骀国与大夏

前已提及，在新绛之地最早还有一个由实沈所建立的大夏古国，这个大夏国的所在地即今县城以北3公里处的孝陵遗址，面积为200万平方米，年代系在襄汾陶寺遗址尧舜都城之前的4800年至4300年之间。孝陵遗址为中原龙山文化中的三处超大型遗址之一，在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古城和陝北的石峁古城出现之前，孝陵遗址上的大夏之国堪为雄踞中原的中国北方第一大城市。根据考古学文化来着，这个大夏国所处的孝陵遗址，也是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及黄河沿岸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的中心聚落。在距今4300年前左右，大夏国被初进入到陶寺之地定居的陶唐氏族群所攻灭，从此陶唐氏取代了大夏国进而在汾河之东发展成为华夏大国，同时又为天下各方国联盟的盟主。《左传》中多次提及晋国一带为“夏虚”、“大夏之虚”，《国语.晋语》中称“实沈之虚，晋人所居”，民国版的《新绛县志》中记新绛之地“唐为畿内地，有大夏之墟”，皆指陶唐氏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兴起之后，大夏古国便成为故地旧墟了。

考古研究中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晋南、豫西及关中东部，是由当地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文化发展而来的，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西进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北上，是催生其发生蜕变而成为庙二文化的主要原因，这一蜕变的年代出现在距今4900年至4800年之间。因而新绛汾南的台骀之国和汾北的大夏古国，应该都是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兴起的，来自东方金天氏的台骀和高辛氏的实沈，即是对应于大汶口文化西进中有史所载的代表人物。当年台骀率新绛之地各族群的先民们治理汾洮水患时，当时在汾北的大夏古国，应该也是参与了这一治水活动的，如世代祭祀汾水之神台骀的“沈、姒、蓐、黄”其中的沈氏一族，很有可能就是大夏古国的实沈族群。而其中的另一个族群姒姓的先民，也是跟随台骀参与“宣汾洮、障大泽”治水活动的又一成员之一。

姒姓一族当为大禹的祖先，这个族群最早在跟随台骀治水的实践中，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经世代传承而至鲧禹父子。在尧舜时期，鲧禹父子前赴后继受命治理天下的水患，先后历时有二十多年。最终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被天下各方国拥戴为天子，大禹故去之后其子夏启从此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而夏朝的国号，则是取自先前其姒姓祖上的居地在大夏古国的中心地带，夏朝王室一族从此称为夏后氏，其中的“后”为首领之义。而原本出自台骀国的姒姓后人，为何不称骀而称夏？这与今天的新绛人不论出自何村何乡，出县以后皆自称新绛人、到了外地均自称晋南人、山西人的道理一样。当时姒姓族群隶属台骀国，而台骀国这个小国应为大夏国的属国，类似于隋唐以来的绛州和正平县的隶属关系。

当今著名考古学者韩建业教授曾发表有《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的论文，文中从考古学文化提出，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及其前身谷水河类型，就属于先夏文化的范畴。又因为谷水河类型主要是庙底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故庙底沟二期类型应是更早的先夏文化，亦即以‘西夏’为主体的遗存。”该文中所说的“西夏”，见于《逸周书·史记解》所记的唐氏伐西夏，这个西夏在《左传》中称大夏，即尧舜之前的大夏古国。韩建业教授又认为，陶唐氏攻灭西夏后，这里的原居民被迫向豫西转移：“既然庙底沟二期类型是‘西夏’人的文化，那么其在临汾盆地被陶寺类型早期的代替，反映的不正是自东而来的陶唐氏对夏人的征服吗？战争的结果可能是夏人的主体被赶出临汾(盆地)，并被迫移居豫西，而部分人留在原地接受侵略者统治。”据此来看，姒姓的鲧禹父子应是留在原地的大夏遗民。

鲧为有崇氏，居地在陶寺南邻的崇山一带，今称塔儿山。崇山并非是河南嵩山少林寺所在地的嵩山，河南的嵩山在西周时称天室山、春战时期称大室山，西汉时称嵩高山，汉武帝时一度改称崇高山，三国时的韦昭为《国语·周语》作注时，将崇山注成了崇高山即嵩山。安徽师大的刘铮教授就此曾发表过《嵩山非崇山――夏族起源新说之一》等论文，认为鲧的居地在晋南的塔儿山。《世本·作篇》中记：“鲧作城郭”，《吴越春秋》里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今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的城墙，是以土坯所筑外涂有草拌泥皮，可能就是鲧在当年设计建造的这种独特的城墙。土坯造墙在改革开放之前晋南城乡的民房建造中仍然使用，比起以夯土直接筑墙，土坯可以在稍远处取土就地打成而方便搬运。由于大夏国的遗民鲧为尧舜都城筑城有功，被封到陶寺以南的崇山即今塔儿山一带，所以又称崇伯鲧。根据《尚书·尧典》和《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述，尧让众臣推举治理水患的能人，大家一致推荐鲧，尧却认为鲧“方命圮族”或“负命毁族”不可用，四岳说再没有比鲧更能干的人了，先试试吧。所谓的“方命圮族”现根据考古研究来看，在当时应该是大夏被陶唐氏攻灭后，原属大夏的各族群纷纷向豫西逃亡，而鲧对此放任自流未能执行好尧的命令来有效地加以阻止。之后鲧奉命去治水九年不成，三年后被舜所杀或遭流放，舜又重新启用大禹治水，禹历经十三年的辛劳，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取得成功。为何鲧九年无成被惩罚，且是在三年之后才加以惩治，而禹十三年始成、在第九年时却未被惩罚？为何当初众人一致向尧推荐鲧去治水？屈原曾在《天问》中作过一系列地发问。

西汉以来，“禹生于石(石头)”和“禹兴于西羌”的说法开始出现，前者为石头崇拜的神话故事，禹生于石与契、益生于鸟卵，后稷生于巨人足迹等神话为异曲同理之说。后者则是据夏人的居地最早在晋南的大夏又称西夏，而演变成了“西羌”。汉武帝时才在涪江、泯江上游冉駹(mang)羌国的居地设汶山郡，即今茂县以北的地域，是羌族人的聚集之地，之前为汉人和华夏族人罕为涉足的地区。之后西汉蜀人扬雄或三国蜀汉的谯周作《蜀王本纪》，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今北川县)人，生于石纽”，石头之说此时被置换成了“石纽”地名之说。到西晋时的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书中又称禹母修己吞神珠“生禹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再到南宋时的裴骃在《史记.六国年表集解》中，引用皇甫谧《帝王世纪》时却说：“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而《孟子》一书中并没有此句。西汉以来，大禹和夏人的来历经不断演绎的过程大致如此，同时也衍生出了大禹故里川北说、甘青说、嵩山说等等。而根据前述《左传》等先秦文献中的记载，最早的姒姓族群和大夏古国都在晋南的新绛一带。到唐氏伐西夏之后，出自姒姓的鲧禹父子流落到了新绛以东的曲沃、襄汾和翼城交界处的崇山一带，以祖传的专业技能和自身的努力打拼，留下了为后人可歌可泣的治洪壮举。再根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研究，前述韩建业教授的论文中又认为：“关于夏的主要居地，笼统来说不出晋南和豫西，实际上当为起源于晋南而迁于豫境，晋南才是夏人真正的老家。”具体说来，姒姓的夏人最早的老家在晋南的新绛。

骀国与后稷

距今4300年至4000年前的尧舜时期，在台骀古国又出现了一位名垂华夏的上古历史人物――后稷。后稷名弃，后指首长、首领，稷为职务，后稷即天下最高农业长官。据《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所载，有邰氏国的女子姜嫄因在野外踩踏巨人足迹而怀孕生子，起初将其子先后弃于隘巷、山林和冰渠之上，均遇获救而又抱回，于是取名曰弃。由于弃自幼喜欢粮食作物的种植，成年后被尧发现举其为农业大师，任主管农业生产事务的后稷之职，兼为有邰氏国的首领。

汉代时在今陕西武功县曾设斄(tai)县，后来古代学者一直认为姜嫄和后稷故里的有邰氏国即斄地。后稷的后人在夏末时有不窋(zhu)，因为失去了世代主管农业的官职，于是率族人迁到戎狄部落的居地，又经公刘迁豳(bin)、再经古公亶父在晚商时迁于渭水之北的周原之地而定居。夏末时周族因迫于时局的动乱才举族迁徙，而斄县之地距夏朝的中心甚远，动乱不可能波及到此地。又斄县位于周原的东部边缘，周人在夏末时由此出发历经几百年的数次迁徙，最后竟然又回到了原点？对此有关的重重疑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学大师钱穆予以重新考证，其在《周初地理考》一书中，认为“姜嫄为有邰氏女，即台骀氏”，“今考姜嫄为有邰氏之女，‘邰’亦作‘骀’”，“台骀之称有骀，犹陶唐氏称有唐氏”，提出了“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的新说。之后著名学者吕思勉、陈梦家、王玉哲等，又相继提出后稷及族人最早是在晋南参与尧舜禹有关活动的一部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著名考古学者邹衡、韩建业及史学家叶文宪等人，开始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研究论证先周族与晋南和山西的渊源，其中叶文宪认为，晋南东下冯类型的族属，是夏代时的先周族人。在以上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新的看法。

后稷之母称姜嫄，姜为炎帝神农氏一族的古姓。在距今4500年至3900年之间，运城盆地主要为考古学上的三里桥文化，其族属有活跃于尧时的炎帝姜姓一系的共工或伯夷之说，这些姜姓族群应是在距今4500年之后进入到了峨嵋岭一带，即新绛台骀国的大原之地，为台骀国增加了新的成员，地域范围也相应扩大到了新绛西南邻近的周边，即稷王山主峰以南的峨嵋岭地带，这里自东向西所分布的数处龙山文化时期古遗址，有畖底遗址、大马遗址、下王尹遗址等。“姜”字为上羊下女，羊为炎帝族的族徽，如晋东南高平炎帝陵的所在之地称羊头山。今新绛阳王峨嵋岭一带仍有不少带“阳”字的地名，有阳王东邻的苏阳，西邻稷山的阳城、太阳、小阳，南邻闻喜县的阳隅、东雷阳、西雷阳。这些村庄皆在稷王山北麓汾水以南，与山南水北称阳无关。古时“阳”“羊”二字相通，如新绛曾出土有战国平阳布币，铭文上的阳字左为“阝”右为“羊”。所以以上这些地名中的“阳”应该为“羊”，“阳王”的地名本应为“羊王”，阳王之地即某位炎帝族首领的居住之地，率领周边其余的群“羊”，姜嫄应该出自台骀国以羊王即今新绛阳王镇为中心的这一地域。阳王稷益庙内明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碑文载：“阳王之墟者，东岳稷益庙也”，这个“阳王之墟”并非指庙，而指这处庙宇建在了“阳王之墟”的旧址上。所谓的“阳王之墟”，应该为以上所述的羊王之墟。而姜嫄的“嫄”字，本应是台骀国“以处大原”的地名“原”。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新绛人自古称外嫁而来的女人皆呼其娘家的地名，其中娘家为峨嵋岭上各村庄的，都称呼为“原上头的”、“原上的”。女人以娘家的姓加地名的称谓，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仍然在使用，只是地名在前、姓在后而已，所以“嫄”是以其娘家居地的地名“原”所作的饰笔字。以上以阳王为中心的群“羊”之地，位于稷王山主峰之南，《左传.宣公十五年》(前594年)记：“晋侯治兵于稷”应在此地，稷作为地名比关中斄县的名称要早得多，且是在后稷的后人周王朝统治时期就有，后稷故里在此无疑。

在《史记.周本纪》中，姜嫄又被说成是帝喾四位夫人中的正妃，今人多有质疑之辞，笔者认为此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姜嫄为有邰氏之女，即台骀国的女子，台骀国为高辛氏的实沈所建的大夏的属国，五帝中的帝喾又为高辛氏族群的总首领。在武王伐纣以周代商的前后时期，以大夏国的后人自居的周人，可以将祖上的世系追溯为大夏国的实沈乃至高辛氏的帝喾，并通过举行有关仪式使元始母祖姜嫄配享帝喾的牌位，以标榜其出自帝系的正统性，这也是后来周人每以夏人自称的主要缘由。这种仪式在民间称为冥婚、阴婚，阴婚和过继的现象，至今在晋南仍然顽固地存在。学者王宇信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中，发现商人就有这样的先例，来将商王武丁的夫人妇好通过有关仪式，又重新追认配享于先王祖乙、太甲，乃至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而为先王的“冥妇”。

另外在《山海经》一书中，还提到了一位始作牛耕的农耕之祖叔均。其中在《大荒北经》中说“叔均乃为田祖”；《海内经》中说“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西经》中说“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牛耕”，郭璞注其中的帝俊“‘俊’宜为‘喾’”，台玺的玺“音胎”。从上可见，在台骀和后稷之间还有一个叔均，叔均或为台骀的后人所生，后稷在尧舜时参与朝政时，家乡台骀国由叔均来代管，并在这里发展和改进了农耕生产技术。

自古以来，在稷王山南麓新绛、闻喜和稷山三县相邻处一带，一直流传着姜嫄生后稷的民间故事，故事内容比《史记.周本纪》里的记述更为丰富精彩且妇孺皆知。其中在闻喜的冰池村，相传为姜嫄将后稷弃于冰池之地；稷山的小阳村相传为姜嫄的墓葬之地，每年清明都有举行祭祀姜嫄的民俗活动。另外民间还在天旱时，自发组织上稷王山乞雨的活动。除了在稷王山建有后稷祠、姜嫄祠，各个村庄都建有稷王庙及不少姜嫄娘娘庙。其中新绛阳王稷益庙正殿内东、西、南侧的明代壁画，是以歌颂大禹、后稷、伯益为民造福事迹为主的内容，同时展现了古代民众开展农事活动、战胜自然灾害的场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古今以来这里持续长久、特色突出的后稷崇拜之地域文化现象，渊源于华夏农耕之祖后稷故里。

汾川大原，鸿荒之年，华夏文明五千多年之初的新绛台骀古国，开端于先民们抗洪御灾的代表人物台骀氏，相继又走出了传承治水、壮举九州的鲧、禹父子，接踵而出的为周族元始母祖姜嫄，和华夏农耕之祖后稷、叔均。

20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