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红军时期的朱老总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朱老总就素以艰苦朴素著称。

一把“朱德的扁担”享誉海内外，即便如此，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你，还有人就这样一件小事挣来抢去。

1929年8月，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情况。

当时陈老总在汇报中提到军长朱德：

“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大名鼎鼎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顶多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

在美国人史沫特莱的笔下，朱德的形象是：

“在社交场合，朱将军像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

“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朱老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十分严格，尤其是后来搬到中南海以后，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作为一个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者，1955年9月，朱老总被授予了元帅军衔，排在所有元帅之首。按照级别来看，朱老总能够领到最高的工资水平。

可一贯淡薄物质享受的朱老总，坚持以自己不在军队工作为由，拒绝领取元帅工资。

那时候，朱老总与康克清大姐每月工资加起来足有700元，看起来是不少，但要养活一大帮孩子就稍显不足。另外还有诸如房租、水电、接济亲属等，加起来就要更捉襟见肘。

图|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朱老总

警卫员郭计祥作为朱老总一家的管家，还有一本账簿，上面记录的大多都是生活的小事：

“援朝铅笔2分，和平冰棍3分……”

即便如此朱老总对儿孙的要求依旧非常严格，他不要求子女对他们有什么照顾，而是要求他们要对革命无限忠诚。

“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早在战争年代，朱老总就反复对参加革命的儿女、侄子等强调：

“你们不要想着做大官，要做大事，大事就是革命，就是为着天下劳动人民谋解放。”

朱德早年从事革命运动，虽然一生有六任妻子，却只有两个子女，他和康克清大姐两人也无子女。

长子朱琦生于1916年，未满三岁时生母便故去，由继母陈玉珍抚养长大。

朱琦长大后，曾短暂地投入滇军中服役，一直到1937年朱老总才从昆明行辕主任龙云那里得知自己儿子在他部队从军，于是托周恩来查访寻找。

图|朱老总与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合影

1938年朱琦到延安后，被安排进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又走上抗日的战场，一生历经艰辛。

朱琦在部队时已经是团级干部，转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铁路局。

当朱琦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朱老总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你过去一直在部队上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工作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朱琦后来调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一名火车司机。

那时开火车绝对不像今天那样轻松，要学开火车，要从司炉做起，就是在驾驶室往锅炉里填煤，环境辛苦不说，对人身体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朱琦战争年代身体受过伤，体力劳动上自然较常人所不能及。

可朱琦坚持了下来，并且还干得很好，虽然朱琦后来逐渐凭借自己努力升到了领导岗位上，可他一生从来也没有脱离劳动。

有一次，朱琦开着火车从北戴河回到天津，还没来得及洗漱，就得知乘车的一个首长要接见。

当时朱琦一身煤灰地跑去见首长，结果发现这个首长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朱老总看着一身黑乎乎的儿子，颇感欣慰，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

“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不错，你真学会了一门技术，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懂技术也搞不好管理呀。”

朱老总还有一个女儿朱敏。

图|朱德与女儿朱敏合影

相比朱琦来说，朱敏一生受的苦更多，早年有一部电影《红樱桃》，里面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悲惨故事，导演叶大鹰（叶挺将军之孙）在博客撰文悼念朱敏，并坦言：

“我的电影《红樱桃》故事的主要线索是根据朱敏阿姨在白俄罗斯德军集中营的经历改编的，朱敏阿姨就是影片中楚楚的原型。”

朱敏出生于1926年，幼年时即跟着外祖母在四川老家生活，14岁时才到延安与朱老总见面，两人见面后没多久，就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苏联，因天寒地冻，朱敏患了哮喘病，在明斯克少先队夏令营时，碰上了德国闪击苏联，他们一部分孩子就被德军俘虏并关在集中营里。朱敏在集中营里受到非人的虐待，也因此留下了终身的疾病。

二战结束后，朱敏于1946年1月乘火车回到莫斯科，当时摆在朱敏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国，而另外一条是继续留在苏联读书，朱敏记着父亲的教诲，觉得还是应该学习一些知识再回去。

“不能两手空空回国，更不能给父亲丢脸。”

一直到1953年年，朱敏才顺利归国。

朱敏与父亲聚少离多，本来可以选择留在父亲身边陪伴，但朱老总认为，朱敏虽然是自己的女儿，但也不应该搞特殊对待，而且朱老总明确对女儿朱敏说：

“以后在经济上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朱敏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住在北师大宿舍一间只有13平米的房间里，一直住了40年。

朱老总唯一一次动用特权照顾女儿，是在1965年。

图|朱老总与康克清夫妇与女儿朱敏合影

那是朱敏参加北师大工作组，到山西执教，学校本来当时不建议她去，可朱敏还是去了，因为有青光眼，晚上看不清道路，一下子摔在山沟里。

朱敏伤势非常重，必须紧急送往县城，可事发地点距离县城路程有7个小时，于是就给朱老总打电话，告诉朱敏伤势的同时，并提出要求，希望能派直升机送朱敏去医院。

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要求，朱老总自己犹豫再三，不愿意动用这个权力，还是医生劝说：

“朱老总，朱敏的身体向来不好，这点您是知道的，再这样拖下去，恐怕……”

听到女儿有生命危险，朱老总这才下定决心动用直升机，3个小时就把朱敏送到北京。

1963年12月26日，朱老总为女儿朱敏题词：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小孙子调回北京工作，朱老总一声令下又调走了朱老总的两个子女，建国后都已经长大，可以自力更生，所以陪伴在朱老总身边的，都是孙子一辈儿的孩子。

1951年，朱琦、赵力平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64岁的朱老总十分高兴，恰逢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于是给孩子取名叫“援朝”。

朱琦、赵力平都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于是朱老总、康克清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后来夫妻两人又生下几个孩子，全都送到了朱老总身边去。

图|朱德1915年任护国军支队长时的照片

晚年的朱老总、康克清大姐每天享受的都是含饴弄孙的欢乐，尤其是对“援朝”，这是两个老人第一个孙子，对这个孩子康克清可以说是投入了巨大的关爱，就连赵力平也深受感动：

“像康妈妈那样细心、操心和耐心地照料孩子，即便是亲生父母也不一定能做到。”

康克清大姐建国后也有自己的工作，在东四的妇联上班，可一下班，还是抽出时间来看孙子，还要亲自给孙子洗澡换衣服，赵力平担心把老人累坏了，于是提出要把孩子带回天津，可朱老总夫妇总是不许。

随着社会逐渐安定，朱老总想到自己老家四川山村还十分贫穷，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读书。

1952年春节，朱老总听说在北京工作的侄儿朱刚要回四川探亲，于是托他带话回去：

“与各家商量一下，送一个孩子来，不过你要告诉家里人，到北京是来接受教育的，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几个真正的人才。”

加上自己的亲孙子，朱老总的家里聚集了大大小小十来个孩子，孩子之中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五六岁。

享受含饴弄孙的欢乐同时，朱老总也告诉孩子们：“接你们到北京是来读书的，你们还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什么贡献，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

图|1953年朱德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对这些孩子们，朱老总可以说是倾尽所有进行教育，利用每个星期天好欧假日，还要组织家庭学习会，家里的孩子无论大小都要参加，还经常强调：“孩子们从小要养成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好思想，好作风，千万不要搞特殊化。”

有时朱老总还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种菜从事劳动，从翻地、播种到浇水、掏粪、施肥，因为种植得当，朱老总家里业余蔬菜总是大丰收，有一次还种出了一个75斤重的大冬瓜，直接被送进了中国农业展览馆里面展览。

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教育，这些孙儿辈长大后，都成为栋梁之才。

1963年秋，朱老总鼓励年仅15岁的孙女朱育珍到东北边疆“北大荒”八五三农场工作，1967年，有把出众刚毕业的外孙刘健送到黑龙剑建设兵团务农。

刘健当时刚满16岁，之前从来没离开家，没怎么吃过苦，觉得还十分新鲜，可时间一长就觉得有些受不了，情绪上也日渐低落起来。

部队给他分配的是养猪任务，一开始挑猪食，因为桶太大跳不动，结果猪食洒了一身，气得刘建一回去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要求回北京。

得知自己外孙的情况，朱老总百忙之中写了封亲笔信，严肃的教育外孙：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叫到的，是考验青年人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问题，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怕吃苦，养猪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劳动不能分高低贵贱，要很好地在农村锻炼。”

刘健听从了外祖父的劝说，安安心心扎根农村锻炼。

图|抗战时期朱老总旧照

1973年，朱老总侄孙朱进从部队退役，去首都看望老人家，临行前提出要求，希望能给自己安排个好工作。

朱老总一听，立马拒绝：

“我不能去说情，你的安排只能由地方政府根据需要量才能使用。”

1974年，朱琦病故，考虑到朱老总身边没有一个子侄后辈照顾，于是就将在青岛海军中当兵的孙子朱全化调回北京海军司令部工作。

有一天，朱全化去看望爷爷奶奶，朱老总一见孙子，首先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诧异：“你怎么回来了，是出差，还是开会？”

朱全化不敢告诉爷爷自己是被调回来工作，于是就告诉朱老总：“我只是暂时到北京海军某部来帮忙。”

“哦。”朱老总一听没再多问。

时隔几天后，朱全化又去看望爷爷，这次朱老总又怀疑地问：“你去海军司令部帮忙，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走，是不是调回北京了？”

朱全化一见瞒不住爷爷，只能实话实说，朱老总一听顿时有些生气，在他坚持下，部队决定将朱全化调往南京海军某部。

图|1955年12月朱德与波兰少先队员合影

调令下达时，正值1975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朱全化想留在北京过春节，顺便也和许久没见面的妈妈团聚几天再走，于是打电话给朱老总：

“爷爷，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南京部队的一个基层单位工作，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春节部队放假3天，我想和部队首长说说，过了春节再去报道，爷爷你看行吗？”

朱老总一听，严肃的对孙子说：

“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执行纪律，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把，到哪里和同志们在一起更有意思。”

朱全化一听爷爷的话，立即收拾好行装到南京报到去了。

朱老总一生对儿女侄孙严格教育，子女大多成才，孙子一辈儿也是在社会各个重要岗位上发光发热，他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而他的精神与品质，才是我们应该记住并努力学习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