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杭定

我的父亲和母亲同生肖，都属鸡。如果他们健在，今年是他们的百年华诞。父母亲同年。母亲生日在正月，父亲生日是腊月。父亲小母亲十一个月。但是母亲似乎也看不出年有稍长，反而更显年轻一些。

1966年春节父亲和母亲在杭州。

赣东北的玉山县冰溪镇，怀玉山下，一座拥有1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山水古镇。它是父母亲的共同故乡。“冰为溪水，玉为山”。清澈的冰溪缓缓穿城而过；远远的怀玉山与三清山遥相呼应，风光秀丽，青山妩媚。

农历辛酉年十二月初九，父亲出生于玉山县冰溪镇。这天正值农历小寒节气。民谚道，“小寒再大寒，转眼又一年”。辛酉年第廿三个节气来临之时，已经逼近年关。冰溪镇北风呼啸，滴水成冰。隆冬季节对初生婴儿是一场严峻考验。凛冽的气候有时会在孩子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父亲后来果然一辈子畏寒怕冷。每到冬天，一早起来缩手缩脚。洗漱时，嘴里常会发出“嘶嘶哈哈” 的凉气吸溜声。他怕冷，也许和小寒节气出生有关。一个婴儿初到世界虽然不谙人事，感受却刻进了记忆。与生俱来的寒冷感觉，隐隐约约跟随了父亲一辈子。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幼年失恃，我的爷爷又需奔波在外，常常只有姐弟俩在家相依为命，这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讲，这是件残酷和悲惨的事。他的童年，缺失了母亲的怀抱和温暖，这个心理阴影一直挥之不去。短暂有过的母爱，令他一生念念不忘。甚至到了暮年，都还不能放下。

1997年，父亲在德胜路我家写回忆录时，回忆起母亲小时候给他喂饭，教他识方块字的情形，几度哽咽，这是他心底仅存的关于母亲记忆。在他懵懂无知时，母亲难产不救，生命弥留之际，她竭尽全力频呼家人，要他们养护好她唯一的儿子。自此以后，母子天人永隔，那时父亲尚幼不足五岁。及至耄耋之年，回望人生，他思父念母之心愈切，悲从心来，不禁痛哭失声。

2014年3月5日，父亲平静地走了，享年九十四岁。3月9日，学校在杭州殡仪馆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学校领导孙静老师致悼词，师生同哀。父亲安卧鲜花丛中，面容安详。

四年后的2018年12月22日，冬至日。孙静老师看到妹妹邹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怀念母亲的长篇散文《师生情》后很感动，他认真地对我说：“写写你父亲吧，他的一生真不容易……” 孙静老师曾仔细看过父亲留下的亲笔《自传》，对父亲一生坎坷经历十分感佩。他知道父亲双目失明后，在黑暗中摸索生活近三十年，他一辈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度过了最后的十年。虽有子女儿孙的悉心照顾也请了保姆专人侍候，但是年老体衰每况愈下，每一天都很不容易。即便是如此，父亲仍然坚强乐观与疾病作斗争，从不气馁言败。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走到人生的终点。所以孙静老师才会从心底里由衷地发出感慨：“他的一生真不容易”。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七年，孙静老师的话，我仍常常想起。夜深人静，楼下的汽车无声地驶过街路，窗外移动的灯光映在天花板上若明若暗。和父亲相处的岁月情景，如叠化的幻灯画面，在眼前一幅幅闪过。我怀念父亲，又害怕去写父亲。矛盾的心理令我始终犹犹豫豫，举笔落纸似有千斤。怀念双亲，推开尘封的记忆大门，无论是欢乐还是悲哀，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

一

我们祖籍是江西临川（抚州）。邹姓为临川大姓，相传是明代左都御史邹元标后裔，不过只是口口相传，并没有确凿的依据，更没人去认真考证过。大约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我的曾祖父晨初公从江西临川，迁至赣东北的玉山定居。在玉山县冰溪镇横路头，晨初公与朋友合伙经营面馆，以此维持一家生计。先祖父怀熙公，就在小面馆帮工。每日辛苦劳作之余，始终不忘读书。大锅长筷捞面竟然手不释卷。晚上闭门打烊后，常常秉烛夜读至鸡鸣方休。悬锥刺股，刻苦自学；书海浩瀚，无师自通。

1909年是己酉年，宣统皇帝即位后，为庆祝登基，破例又举行了一次全国科举考试。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怀熙公通过考试选拔，高中己酉科拔贡(时年33岁）。次年怀熙公长途跋涉，栉风沐雨，赴京朝考获得功名，成为朝廷命官。青年才俊，品学兼优。经玉山贡生黄融恩（中国著名外科医学家黄家驷的祖父）介绍，1910年怀熙公与黄融恩养女沈水仙结为秦晋之好。

先祖母沈水仙，毕业于玉山女子初级师范。端庄贤淑，相夫教子，与祖父琴瑟和鸣。父亲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书香人家，从小受到诗书熏陶和父母的宠爱。父亲直到晚年，仍能脱口背诵怀熙公当年在中秋时节所写的诗句，“归时白事明灯下，瑕日谈诗净几前。晨抱癸儿将字课，夜教英女把针穿。”幸福美满的家庭总是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怀熙公对夫人由衷的赞许和深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诗篇留下了当年宁静美好的一段岁月。

然而世事难料。祸福相依，人生无常，1926年，邹氏家族蒙遭巨大打击。三月父亲不幸痛失慈母，八月他的祖母（晨初公夫人）辞世。同年底，父亲继母钱夫人溘然过世。祸不单行，命运重创接踵而至，令人猝不及防。一年之内，三位亲人离世，家道中落雪上加霜。怀熙公面对如此不幸，心力交瘁悲恸欲绝。

可是生活不容哀痛长留。送别亲人后，日子再艰难还得继续下去。办完丧事，怀熙公放下悲伤，挺直腰杆，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他毅然挑起既为父亲又为母的千斤重担。

那一年，父亲快满五岁，怀熙公为他启蒙开笔习字，耳提面命点阅史书。在家亲教四年，方进私塾读书。三年私塾教育打下扎实基础后，再送进日醒高级农校小学部，直接插班六年级。这种不按常规的教育方式，看似特立独行，实为胸有成竹。饱读诗书打下坚实国文基础；涉猎经史子集，培养登高望远的人生志向，这也许正是怀熙公培养儿子的良苦用心所在。这种培养方式很有后劲，越学越显优势。一对一的教学，在父亲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种教学方式他始终笃信不疑，并将它运用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文章后面还会详细说到。

父亲13岁时在江西玉山冰溪镇。

饱览国学，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的书法笔酣墨饱，雄健洒脱。每年辞旧迎新之时，父亲总要硏墨挥毫，写上一幅毛主席诗词挂在家中。他的字纵横挥洒，刚柔相济；藏锋处微露锋芒，露锋处圆润丰满，前后呼应，遒劲有力。陋室有墨宝，满目生光辉。左邻右舍看到父亲的书法作品，都要细细欣赏，无不为之啧啧称赞。这种自小而来的童子功，扎实可靠炉火纯青，父亲一辈子深受其益。祖父怀熙公教子有方，功莫大焉。

父亲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他的硬笔行书也独具风格。落笔如行云流水，潇洒娟秀；上下气势连贯，一脉相承。极具美感和观赏价值，如果以它作为硬笔行书的法帖，也毫不逊色。

小学毕业后，父亲考入杭州宗文中学接受西式教育，从此开始学习英文。他英文书写字体是漂亮的草书（Cursive），逶迤起伏，圆熟流畅。大写起笔龙蛇飞舞，通篇一气呵成，恰如一江春水奔流而来，细细观摩品味，精妙竟不可言。

父亲留下的英语备课笔记。

父亲英文书写漂亮，写俄文也是同样的原汁原味。

后来我28岁时自学英文（中学是学俄文），曾找出父亲读大学时的英文书写稿当法帖，可是练来练去，只学到了一点皮毛。我这才明白，父亲有坚实的基本功打底，功夫深厚。无论我如何模仿，心浮气躁的勾画只是形似，父亲那种深埋在字里行间的潇洒和飘逸是学不到的。

二

我七岁上小学。开学才三个月，就不幸得传染性黄疸肝炎。休学隔离，有大半年不能上课。父亲不愿看到我因此掉队留级，晚上，不顾一天的疲劳，在灯下教我算术。开始容易没有问题。再往后学，渐渐有点难了。毕竟我只上过三个月的课。特别是加减混合运算，任凭父亲讲得口干舌燥，我还是理解计算不好。于是父亲抓来一把赤豆，哗地倒在桌子上，用实物加减，任我横数直算。用直观方法理解加减混合，再加点拨，一下就跨过了坎。父亲教我很有耐心，从不急躁。他始终在等待，等我在平静和自信中慢慢领会。这种教育方式非常适合儿童。第二年九月，我复学升到了二年级。休学近一年，我依然是班上的好学生。

现在我自己当了外公，每当灯下教外孙女乐乐时，就想起父亲那让我平静自信的眼神。想起幽暗灯光下认真教学的父子和那桌上排列成行的赤豆。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晚饭后，父亲随手拿出一本《新观察》杂志，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机舱像是办公室的样子，有宽大的书桌。父亲讲郭沫若的一首配图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给我听。郭沫若的诗好懂，父亲解释了诗中“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那难懂的一句后，往下就基本听懂了。郭沫若的这首诗，放到今天我都还能背出来。特别是全诗最后两句：“像静穆的崇山峻岭，也像浩渺无际的重洋。”郭沫若为什么不把它写成海洋，要写作重洋呢，我觉得奇怪，父亲告诉我，“重洋”要比“海洋”更加广阔。再闭上眼，我仿佛就看见了波光粼粼的大海一望无际。这是儿童时期父亲给我讲的第一首诗，看似不经意的一次讲解，却开启了我的心灵窗户。父亲一定不会想到，是他在我心里埋下了热爱诗歌的种子和崇高的精神寄托，使我一辈子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了对生活和明天，永远怀有诗一般美好的憧憬。

1965年的夏天，我即将升入中学。一天，父亲拎回一台录音机，手提箱那么大，很笨重的那种。他小心翼翼关上了门窗，要教我英语音标。那个年代，反对走“白专道路”。我家住在教师宿舍，母亲只怕左邻右舍知道不好，唯恐惹出事来，很反感父亲的做法。可是父亲坚持要为我学英语先走一步，在子女教育上面，父亲固执，从来不肯通融让步。

录音机转盘轻轻旋转，父亲根据音标发音一个个教我。碰到轻似耳语般的音标，会反复再三叫我辩识。一个暑假下来，教学相长称心如意。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开学后，一个年级八个班，竟然分为两个语种。四个英语，四个俄语。我是七班，被分配学俄语。阴差阳错，功亏一篑。看似一件小事，却让父亲非常失落难过。在他眼中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清楚英语和俄语对未来前途的作用和影响。但凡一个懂英文的知识分子，他很难接受儿子不能学英语的事实。父亲四处托人想改换成英语班，却处处碰壁。他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年级外语分班是张榜公布的学校决定，无人可以改变。气愤无奈之余，父亲愤然断言，这俄语班划分是短命的，以后不会再办。这话自然有愤懑其中，但很佩服父亲的判断力。第二年，俄语班果真不幸被他言中，从此在中学消声匿迹。只是我们运气不好，这让我的父亲深感沮丧。

英语俄语一事对我的教育极深，父亲为我百般用心四处奔走，我一直心怀惴惴。觉得不好好念书对不起父亲。我们是贫寒教师家庭，如果没有优秀的成绩，我清楚知道，将来不会有好的前途。好好学习是我唯一的选择。中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所有功课门门优秀，这其中包括了老师认为我有抵触情绪的俄语。因为成绩出众，我当上了班长，父母亲深感欣慰。父亲专门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只深蓝帆布书包送我，带有金属搭扣的书包很时尚，令我欣喜万分。这是1966年的春节，未来前途充满阳光和希望。然而到了夏天 “文革运动”开始，我的中学课堂正规教育戛然而止。好梦才开始就已宣告结束。重知识讲学问和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此时他心中的失望无可言表。

中学毕业后去农村，再由“知青”招工回城。我进工厂当了电工。28岁那年忽然醒悟，开始发奋自学英语，父亲给予我许多鼓励和具体指导，虽然晚了点，却很有用。后来考进省进出口公司后，看到我能以英语熟练从事机械设备出口贸易，父亲深感欣慰。岁月蹉跎二十四年，父亲终于长长吁出一口气，从此再也不为英语纠结于心。

但是在那个年代，仅靠英语还是不够，时代的要求远远不止于此。1985年4月，我参加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边工作边自学，家庭重负在身学习非常艰苦。而且“自考”淘汰率很高，首届虽有近两万考生之巨，顺利如期毕业者却不足两百，真正的“百里挑一”。

父亲当时住在华家池哥哥家，欣闻我刻苦自学，他全然不顾目力微弱，精心撰写了一册《屈原〈离骚〉诠释》，托哥哥专程送来。扉页上他写下了五条学习古典文学的方法，并且以《左传》名句“怀与安，实败名”来鞭策激励我。

父亲在我成长奋起的道路上，总是及时地给予教导和支持。我牢牢记住他的每一句话去用心尽力，从来不敢辜负他对我的期望。1987年6月，我取得浙江省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专科文凭。父亲非常高兴，在《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一书扉页上欣然落笔，为我题词勉励。

在子女培养教育的过程中，父亲向来很有眼光，从不苟且马虎。他对生活从无个人要求，非常随和。唯有在学习和教育子女问题上，他却是一个十分顶真和固执己见的人，从来不肯将就妥协。

三

父亲自小接受过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他笃信小孩子启蒙开智慧要早，眼界一定要开阔高远。他一直试图用他的理念和方法来影响我们，因此非常重视人生宏观教育，希望我们从小打下终生有用的思想基础和学习能力。

我们家孩子多，而生活来源仅为父母微薄的薪水收入。每年九月开学，父母亲就要为五个孩子的学费发愁。1958年初，母亲得大病生命垂危，经过医院输血4000毫升和抢救大手术，救回了一条命。但住院却欠下360元的自负费用，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要每月从工资中扣还。母亲大病初愈在家休养，工资到手仅剩三十元。每到月底要向工会互助会借钱。寅吃卯粮，恶性循环，生活非常拮据。父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门去艮山门外工厂上班。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漆黑的早晨雪花满天。为了节省，父亲出门上班从来不吃早饭。生活如此清苦节俭，父母却为子女订了《文汇报》《中国青年》和《中国少年》等报刊杂志，后来大哥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父母亲想念儿子，家里又加订了《解放军文艺》。父母用书报杂志开拓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积累；饭可以暂时吃不饱，精神和知识却不能营养不良，这就是父母的一贯思想。物质生活是非常的清贫，而精神世界却是相当的富有。这些精神文化知识，滋润和濡养了我们子女的成长和终生。并因此带来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取向，孰对孰错，见仁见智。但它确实深深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最后成为我们大家一致共有的价值观。

在家庭艰难困苦中，父亲始终把子女的教育放在最重要位置，倾注了他工作以外的大量心血。当子女们一个个成人自立后，随着第三代的出现，他开始把眼光和教育重心转移到孙辈们身上。

1985年的“六一”儿童节，孙女儿珊珊刚满三周岁。那天，父亲捧出祖先怀熙公用过的大砚台和徽墨，他要用它来为珊珊传授书法。母亲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不赞同孙女儿过早启蒙习字。父亲一急，站起来和母亲商量，就让他试一次，半小时为限。如果孙女不喜欢就马上结束。母亲也就默然。父亲在习字薄上用红笔写好笔划，叫珊珊摹写。小天井里，一张方凳和一只小木凳当课桌椅。父亲握住珊珊小手教她执笔蘸墨，写下人生的第一笔，也写进了一生的恒心和志向。

珊珊文静有书心，一笔一划用心描写，半小时竟一晃而过，父亲和母亲见状大喜过望。从此书法教学每日进行从无停顿，父亲居功至伟。珊珊四岁获少儿书法比赛特邀奖后，父亲特地拿钱，嘱我去官巷口邵芝严笔庄，买上好徽墨十条及廿支湖州中锋羊毫笔。后来父亲又拿五十元，嘱我们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中国楷书大字典》，这本大字典重达四公斤，定价三十八元。1987年我的月工资仅为三十四元。一个滂沱大雨天，我们去省新华书店买下这本沉甸甸的《中国楷书大字典》，像捧宝物一样带回家。父亲当即翻开字典扉页，以爷爷和奶奶名义用毛笔写下“立志乃成，隽奇勉旃”八个大字。

此时的父亲视力已急剧下降，他自知双目失明已无可逃脱。于是更加抓紧时间作最后一搏，在失明前留下墨宝传给后代。他夜以继日，埋头书写，他要以翰墨诗文和书香传承作为家族文化精神。那怕是自己失去光明,也要留下一盏孤灯烛照子孙后代。

去年搬家时，在书柜底层我发现十几本大字薄，全是父亲为孙女儿临摹留下的亲笔红色范字，每一本封面都编上了号码，写上珊珊的名字。捧在手中，如拥心底。就像珍藏父亲当年的殷殷期盼一样。父亲依然还在我们身旁。他的嘱咐语重心长如在耳畔。这三十多年一晃而过，世事多变日新月异。世界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惟有父亲的留下的珍贵文字和思想没有变。岁月流逝，它印证了什么叫世代书香，惠泽后世；什么叫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四

父亲是一个为家庭吃得大苦，有担当的男人。家里多病体弱的妻子和子女，他用了一生心血去呵护，也是他永远挑在肩上的重担，只要他活着，他从来不会退缩推却。他没有嗜好不讲享受，在他身上从没有“自己”二字。他既无权势也无财富，惟一能做的只有克扣和盘剥自己。只要是生活中有一丁点儿的好东西，他都要全部留给妻儿。

我大姐曾说过一件六十多年前的小事：50年代中，父亲在劳动路单位上班。中午在食堂排队买到一份他认为的好菜——萝卜炒肉片，自己舍不得吃。中午急匆匆送菜到南山路杭师附小，叫大姐交给妈妈中饭吃。而妈妈推说胃难过不吃，也许这是一句托词，反正是要儿子女儿吃。可是哥哥姐姐当年太小，少不更事，他们随便吃了一些后，剩下大半杯竟随手倒掉了。这“暴殄天物”的事，父母并不知道。六十多年一晃而过，父亲身后许多感人的细节一一浮现。大姐又想起了这件往事。她低声说道，她真对不起父亲，现在一想到父亲，就感到深深的内疚。是的，人世间永远回不到的地方就是过去。当年十岁的小女孩懵懂无知，今天也无需为这件小事而自责。反倒是这件小事，使父亲的形象更加充实丰满。我们应该把心中内疚化为对父母深深的怀念。

古语有云：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们一群孩子慢慢长大，家境渐渐宽松之时，疲惫的父母还未来得及喘上一口气，一场凶险的灾难已经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袭来。

杭州的冬天寒冷多雪。1958年初更是大雪纷飞。街头屋檐下倒挂着长长的冰凌，像一把把明晃晃的匕首悬在路人头顶。大寒时节，母亲因胃溃疡穿孔大出血，突然昏迷。输血4000毫升仍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父亲遇到他一生中最严峻的至暗时刻。二月十二日是腊月小年夜，家家团圆，万家灯火。可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已走到了生死的边缘。到了深夜，大出血仍不止，情况万分危急，医院会诊决定剖腹探查。医生要父亲在病危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势单力薄的父亲手握通知书，如执最后生死判决。千钧重压之下，全身簌簌发抖。他实在签不下“同意”二字。“同意”，也许就意味着从此生死茫茫两相隔。想到夫妻恩爱，想到六个三岁到十四岁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滴落在通知书上 ……

那一夜寒风呼啸，没有父母的家里清锅冷灶，黯淡无光。一场大祸即将临头，漫漫长夜却寂静无声。一群懂事的儿女早已悄然入睡。他们盼望在梦里能簇拥着父母平安归来，他们浑然不知最亲爱的母亲，此时已经命若悬丝，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个凶险的深夜，母亲随时可能与年幼的儿女们永别。也许等不到明天太阳升起，睡梦中的儿女已成为失去妈妈的孩子。人世间的残酷与凄凉，莫过如此。

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前，学校沈野莉校长好心建议父亲，快让大儿子来医院见母亲一面，父亲难过地摇摇头说，他还小……父亲不忍心叫年少的儿子去面对如此残酷的生离死别。那怕是天塌地陷，大厦将倾，父亲仍要以一己之躯独力支撑，为一群年幼儿女遮挡扑面而来的漫天风雪。

1957年是丁酉年，父母同年都属鸡，以农历来讲，丁酉鸡年是他们俩的本命年。三十六岁，人生一道坎。父亲出生于隆冬小寒节气，历来畏寒。年关将至，父亲却遇上了生命中的彻骨之寒。

母亲病重期间，父亲一人在医院日夜相陪，晚上睡在病榻前地板上，身下一铺草席，上盖一床医院提供的薄毛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父亲和衣席地而卧十一天。身上旧棉袄因无人添絮翻新，棉衣里竟半边没有棉絮成为夹衣。生死煎熬，命运弄人，但父亲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母亲手术很成功，是党和国家救活了我们的妈妈。十四岁的哥哥代表六个兄弟姐妹，写下《党救活了我们的妈妈》一文，发表在报纸上。这也是父亲从此带领我们子孙后代，坚定不移热爱党和热爱国家的最大源动力。

从先祖父在玉山创立家业到今天杭州后代的生机勃勃，家族开枝散叶硕果累累已至五代。其中有四代从教，四代行医。教师和医生是家族中最主要的两大职业。职业的选择反映了祖辈先贤和父母对人生奉献的崇高理想。父母亲执教终生从善如流，他们衷心希望子孙后代能选择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投身于这两个以人为本的职业，为民奉献服务社会。

人们总是说父爱深沉，父爱伟大。父亲付出总是不求回报，我们索取却从不说谢谢。和父亲相处时，我从未讲过类似今天文字叙述这样的话。没有过，一次都没有。大声说出“谢谢”很难吗？其实不难。可我好像也从没认真地说过。我固执地认为，父亲一定明白我心里深藏的亲情，父子之间无须表白。我从未想过父子缘分是有限的，恰如他带我出门的一次人生旅行，我们相伴只是其中一段生命历程，他往往会先我到站，然后挥手下车，作最后的告别。父爱恩重如山，如果此时你没有大声说出心中的感恩，那一定会抱憾终生，因为此生再无机会。

庆幸我还有一点悟性。六十岁当了外公我忽然觉悟。虽然已经迟到，但终未缺失。2014年腊月初五，又到小寒节气，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晚上吃完生日面和蛋糕，趁保姆在厨房忙碌，我向父亲完整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感恩之情。坐在他身边，紧紧握住他冰凉的手，我终于说出了一辈子藏在心底的话。哽咽中几次停顿，断断续续，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依稀看到了父亲温暖的笑容。

两个月后的三月五日，父亲在医院溘然长逝，永远离我们而去。

文章写到这里，惆怅与思念充塞于心，透不过气来。我站起身想寻找一张我与父亲的合影，可是翻遍相册，竟无一张我与父亲的单独合影。手上只有一张我三岁时与父亲抱着不到半岁妹妹的三人合影。

那是1955年的春天，在南山路杭州师范学校西南角的“附小”幼儿园，坐在儿童浪木椅上的父亲抱着妹妹，他侧面站着梳小西发狡黠微笑的我。我与妹妹和年轻的父亲，在春天里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那一年父亲三十三岁，清俊的面庞掩不住风华正茂和儒雅。春风和熙，芳草如茵。父亲与一双儿女相拥，我们相亲相爱，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和幸福。春风带来淡淡花香，绿杨荫里，充满了天底下最伟大的父爱。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