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童年时的年味是从一封北京来信开启的，那是外公的来信。上世纪70年代早期，在全国物资匮乏的年代，每到春节，外婆家却开着流水席，整整三天里，大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一切，全赖我家有个在京城挣钱的外公。事实上，外公只是北京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匠，50年代初，首都要大兴土木，建造十大建筑，到全国各地搜罗手艺高超的师傅，外公凭着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入选了，赴京做起了“劳保工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公孤身北漂，且工资不低。据说，人民大会堂那弧形的主席台就是外公的杰作。为此，他还得到过一枚奖章，只是那枚象征着荣誉的奖章被当作了孩子们的玩具，玩着玩着就丢失了。我长大后，问起外公此事，他笑笑答，我凭手艺能养活一家子，这就够了。

我的外婆家在浦东花木，曾经以种植花草树木历史悠久而得名，如今属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世纪公园板块。1970年代，这里还是一派江南农村的标配景致：有小桥流水，黛瓦灰墙的水乡古镇——龙王庙镇；有静静流淌绵长数十公里，最终奔向黄浦江的郁家浜；有被农田环抱的村落，当年的民居建筑风格，被现在建筑学家定义为沪郊乡土的符号——“绞圈房子”，现存沪郊的“绞圈房子”，经专家勘察已经不足十幢，成为建筑“活化石”。外婆家的村落，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有一座西式教堂，教堂的尖顶高高的，十字架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避雷针。我家住浦西，去外婆家，要坐26路到外滩，再转65路，再乘摆渡轮过江，然后坐长途汽车——塘川线或沪南线（此线路至今还在），到小张浜站或龙王庙站下车。下车眺望，马上就能看到教堂的尖顶，它成了我们的指路针。

现在算来，1970年代，我的外公外婆尚属五十多岁的初老年，一年一度，牛郎织女，春节相会。进入腊月，外婆的视线常常移向门前的乡间小路，她在等着邮递员送信来。乡村邮递员，会准时送来北京的来信，外公会在信中告诉外婆他大约几号动身。外公的来信，犹如一声发令枪，外婆就像运动员一样开启了我家的“过年模式”。一切都是约定熟成的。外婆胸有成竹，时时安然，处处井然，有条不紊地为了大家庭的三天流水席的聚会而忙碌着。待到电报到来，外公是真真切切要回来了。舅舅和小姨还有妈妈会去北火车站接外公，凭电报，可以买到接客的月台票。有一年，妈妈带上了我，趁着接外公，她要把我早早送去外婆家。

记忆里春节前夕的北火车站一如而今的春运，人流川流不息，大家都手拿肩扛着大包小包，月台上的接客人都焦急地踮着脚、手搭凉棚望向铁轨伸向的远方。那个年头，能准时到站的火车很少，晚点误点是常态。待到一列绿皮火车冒着滚滚白烟驶入站台，所有的焦急不安的接客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一节节的火车车厢。印象中，用扁担挑着前后两个大包（也许是两只箩筐）的外公在月台上出现了，外公瘦小的身影由远而近，外公的棉衣敞开着，头上冒着烟，手上抱着一只灰色的小包，我知道那是外公每年都带回来的宝贝。整整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外公守着两只大包，大包里是他辛苦一年，为大家攒下的年货和礼物。那些年，一年一度，外公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圣诞老人，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准时来与我们相会。

接到外公后，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妈妈返回单位上班，外公牵着我的手，我们又坐65路车归家。快到家了，远远的，我们看见田埂上站着熟悉的乡邻们都在向外公挥手，欢迎外公回家。此刻的外婆站在屋前的场头上，也等着丈夫回家。冬天里，外婆穿中式大襟棉衣，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只发髻。外婆比外公高而壮实，长着那个年龄少有的大脚，外婆为人善良，又有主见，是整个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外婆早已经为外公准备好了滚烫的洗脸水，洗一把热水面，吸一口深深烟，外公坐在八仙桌前的长凳上，此刻的他是踏实的，旅途的疲劳顿时消化了大半。外公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雕刻的小核桃送给我，那是他空闲时候雕着玩的，形状有花篮、小船……送给孩子们玩的。

外公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早早的外婆就让我睡觉了。我睡外婆的雕花大床上，放下布帐，整张床就像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我以为它属于我和外婆。事实上，那是外公外婆的婚床，外公才是床的主人。半夜里，我突然醒来，抑或我是被吵醒了，我发现一只男人的脚，我吵着叫着不要老头子，外婆无奈地只能爬到我这头哄着我。渐渐地，我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是我平生清晰记得的第一个梦境，像照相机那样“咔嚓”一声，变成了影像，牢牢刻在我的脑海里：梦中外婆家的田野里突然冒出了许多幢楼房，一幢幢，灰蓝色的，从远处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影，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个看不清脸的老人。随后，他们遁进一幢楼。从童年起，这个奇怪的梦萦绕着我，常常会浮现……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外公外婆起床了。外公穿着外婆新做的棉鞋，轻轻地拉开门栓出门。外公去龙王庙镇茶馆喝茶，那是他探亲期间每天雷打不动的打卡地。冬日的清晨，大地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地里的庄稼上凝结着白白的霜露，东方的天际线泛出浅玫色的天光。外婆目视着外公的背影，外公走在弯弯的田埂小路上，远处有袅袅炊烟已经升腾。外婆是不会懂得水墨意境的，想来她只是异常珍惜外公探亲的每一分钟时光。外婆年长外公一岁，八岁来外公家做童养媳。相对于故事中描摹的悲惨的童养媳生活，外婆是幸福的。外公一生勤劳，又有一手好手艺，某些浦东男人酗酒、赌博的恶习，外公均不沾，最多喝点小酒，抽根好烟。外公外婆恩爱一生，外公赚到的钱，一五一十，上交外婆。现在想来，昨晚，那是外公外婆小别一年团聚的第一夜，我才是只“电灯泡”。

外公去镇上喝茶，打卡地第一站是茶馆，老兄老弟们早已经计算着外公归家的时间；大家喝喝茶，聊聊天，毕竟外公在首都工作，见多识广。其实外公不善言谈，喝壶茶，抽抽烟，了解了解家乡的新事才是外公的目的。1970年代，浦东乡间最大的话题是造楼房，推倒祖宗的“绞圈房子”，造两层的小楼是大家最大的心愿。在川沙、南汇两县中，除了塘桥地区，花木是最富庶的。花木人把北蔡以南、以东的地区称为“南头”，有女儿的人家一般是不会让女儿嫁给“南头人”的，娶媳妇，除非特别穷的或有别人原因，也不娶“南头人”。喝茶时，外公得到一个重要信息，花木家家要想造新房，目前最缺的是好木匠，一个好木匠的日工资已经涨到每工十元，二十元了，还是老师傅难求。这让外公异常兴奋，想象着自己能早日退休，回家大干一番。每月能挣三四百元，那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大家恭维着外公，毕竟建造京城十大建筑的功臣的美誉早已经在家乡广为传播，成为传奇。

喝完了茶，外公会去早点铺打卡，吃碗面，或者吃些家乡的早点。一碗阳春面，一副大饼油条，那是他在北方一年的念想。北京豆汁的味道他这辈子都吃不惯的。接下来，外公打卡理发店，熟悉的师傅看见外公进店，格外眉开眼笑。外公躺下，不用说，热毛巾敷上，惬意顿时袭来，加上喝了热茶，点心，外公舒服地闭上了眼睛。外公的下巴处，和伟人一样，也有一颗痣，只是痣上，顽强地长着几根胡须，外公称为“牙须”，从不让人修掉，只有家乡理发店的师傅才不用关照。外公付了修面理发的钱，找头当然不会要的，探亲时的外公有点财大气粗的感觉。

接下来，外公要去买买买，镇上的南货店，河边的自由市场，彼时，“资本主义的尾巴”怎么都铲除不尽。外公天天买得开心，为来为去，为了三天的家庭流水席，家里人大大小小坐下来三四桌，连吃三天，这个开销，当年也只有我的外公外婆能做到。沿着郁家浜的河堤，提着斩获的“战利品”，外公心满意足地回家，遇到河边钓鱼者，外公又会停下寒暄几句，又顺手撸了些鱼，外公喜欢吃红烧鲫鱼。

日上三竿，外公回家，此刻外婆也已经劳作了半天。过年了，所有的被褥要洗刷，新棉花弹的棉被要绗好，给上海来的女儿一家睡（就是我家），那时候浦东人把浦西人称为上海人；自家种的黄豆要泡起来（外婆种的黄豆又大又糯，豆种来自我家邻居蚌埠外婆，豆名“牛踏扁”）；糯米粉要磨好，那是做菜肉汤团和枣泥汤团用的；宽大的笋干已经浸泡好；村里已经定了杀猪日，都知道外婆家是大户；谁谁谁的羊也已经预定好了……外婆一切运筹帷幄。

午饭后，外公开始忙活。他的工作是刨笋干。泡好的大笋干，夹起，外公用木刨来刨笋干，随着刨刀的起落，笋干像片片雪花落下。一般，外公要花二三个下午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外公的木刨刀是不让人碰的，那是他的“吃饭家什”。外婆家的笋干烧肉，其实是两道菜——红烧肉烧笋干和腌肉烧笋干，一红一白，都是家庭聚餐时的硬菜。刨好的笋干还要浸在大大的木盆中，等着外婆来烧。外婆先烧白煮笋干，腌肉是外公带回家的，外公用自己北京居民的肉票买了肉，用盐腌起来，积攒着带回家。外婆让我和她一起坐在大灶头后面的炉膛前，外婆用点着火的稻秸秆点燃了炉膛，然后关照我看着火，火暗下来了，叫她。然后，她开始烧腌肉炖笋，慢慢的，一股股肉的香味溢满了全屋，引来那只大黄猫上蹿下跳。年的味道悄然无息地降临了。

大约是腊月二十八的上午，外婆关起门，神秘兮兮地搞起“迷信活动”——祭祖。这在当时绝对属于胆子大的。外婆爬到阁楼上，取下只精致的小木盒（等我工作后，知道了那是只红木的拜帖盒），小木盒里藏着外婆的秘密，一卷洒了金粉的红纸。祭祖完毕，外婆卷了几圈红纸，把它缠在秸秆上，然后引火点燃了秸秆，让我跨过去（江南跨火的习俗，预祝来年红红火火）。外婆祭祖祭的坦然，在她心中永远有祖宗的位置，她才不管什么“迷信”，她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彼时，外婆也有自己的烦恼，舅舅是四房合一子的独苗，结婚七八年了，舅妈肚子一直不见动静，外婆嘴上不说，心中焦急万分；小姨待字闺中，怎奈还未找到夫家，且小姨心思活络，总做着越江做上海人的梦，正在和一个“外工”（在外地工作的上海人）谈恋爱，外公强烈反对。外婆的烦恼，谁人能知？外婆的苦衷，谁人能识？外婆只能与祖宗说说，求老祖宗保佑。现在庙堂没有了，教堂虽在改成礼堂了，但外婆家信仰观世音菩萨。

外婆家的家庭聚会是从初一到初三的三天流水席，终于开席了。初一一大早，出嫁的三个女儿带着女婿及孩子们回娘家来，加上舅舅舅妈，小姨，还有姨婆家的孩子都来了。外公给每家都准备了一件礼物，都是北京产的日用品，羊毛围巾、棉毛衫裤（秋衣秋裤）、被面、衣料、毛线……姨妈们拿着礼物，开心地评论着北地日用品的实用与粗糙，棉毛衫裤穿着扎人但穿不坏，毛线颜色有点土气。最早时候，外公还带回来北京产的糕饼，被小姨揶揄为可以砸伤狗。事实上，外公带回了物品中，最多的都留给小姨做了嫁妆。花木地区嫁女儿规矩多，尤其是床上用品，当年都是需要用专用票子买的紧俏货，外公早早地就已经为小女儿准备了。

正餐在中午时分准时开席，三四大桌，冷菜早已经备妥，热菜由外婆掌勺。外婆家的家宴，冷餐永远有这样几道：阉鸡、白切猪肚、羊糕、蛋卷夹肉、四喜烤麸、皮蛋肉松；热菜中的笋干烧肉（红白各一碗）、红烧鲫鱼、红烧羊肉、黄豆炖猪脚是提前准备的；外婆现烧的菜有：炒时件、炒花菜、炒塌菜、炒鱼块、炒腰花；砂锅汤也没有悬念——三鲜汤，用鸡汤熬制，内有肉圆、肉皮、鸡肉、肚片、蛋饺、咸肉，外加粉丝、大白菜叶，端上桌时，嘟嘟冒着泡；主食除了米饭外就是菜肉汤团、枣泥汤团。

外婆家的家宴，也是有规矩的。主桌在上，中间坐外公，边上是儿子、女婿和外婆的外甥；接下来三桌女儿们、儿媳妇、外孙们、外婆的外甥女等等随便坐，只有小姨是可以混在主桌上喝酒的。外公不会发表什么新年贺词，外公先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外公早早去银行换好了新钞票），从最初的每人2角到后来涨到每人1元，十几个孩子的压岁钱在当年也不是一笔小数字了。我排队站着，等着拿我的压岁钱，我和外公间有个小秘密，先拿一份，外公择时会再奖励我一份。开席的时候，外公拿出了他每年带回家的宝贝——一瓶茅台酒。外公亲自为儿子、女婿、外甥斟上一盅酒，千言万语都在酒中，外公不会嘱咐什么，但什么都说了。上世纪70年代，这样的家宴，连吃三天，按今天话说，一个字——壕。

大家欢畅吃着，外婆忙着烧，累的时候，外婆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块东西放进嘴里嚼着，那是外婆此生唯一舍得买给自己吃的零食——拷扁橄榄。那是外婆农闲时来我家玩，妈妈陪外婆去淮海路逛街时，外婆在食品二店买的，每次她都买上半斤拷扁橄榄，奖励我一只，其余的外婆存着，慢慢享用。

待到酒酣饭饱，外公桌上的个别女婿坐不住了，此刻的外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女婿的心已经飞到牌桌上，浦东地界的杜老倌好赌，聚众赌沙哈，21点。外公看不惯，但女儿已嫁，他又奈何不得，只能期盼小姨嫁得好些，所以，当小姨嫁给一个“外工”时，外公的心真的碎了。在女婿中，外公最看中的是我的爸爸——上海女婿，尊敬老人，顾家，爸爸的美德赢得了外公家族所有人的喜欢。外公给爸爸斟的酒，爸爸陪着外公慢慢品，不再多喝一盅，茅台酒喝完，大家开始喝七宝大曲时，爸爸再喝一盅。酒喝高了，外公开始絮絮叨叨，他的心里也有梗，陪着外公的始终是爸爸。

春节里，外公与我玩着一个“游戏”。外公对我说，“妹妹，过来，看看这两个字你认识吗？”我和外公蹲下来，外公找一根小树枝，在泥地上写上“甴曱”，这两个字，我怎么会认识呢。外公坏笑道，“看看不认识吧，你要好好读书哦。”这两字那么“促狭”哦，外公大笑道，这两个字就是读“促狭”啊。外公嘱咐我，“妹妹，你要好好读书哦，长大当老师。”外公从口袋里摸出了我的第二份压岁钱递给我。“长大当老师”是外公对我的期望，若干年后，我真的当了老师，实现了外公对我的期望。工作三年后，我又改行当编辑，天天与文字打交道。我知道“甴曱”在旧上海报纸中时有所见，用来形容令人讨厌的刁钻、阴险的人或物；但“甴曱”不仅读“促狭”，“甴曱”，还可以读you yuē，意思就是“小强” 。外公与我的这个游戏，每年都上演一次，以后每次我都装着不认识“甴曱”，每次都让外公坏笑一次，而我多得一份压岁钱。

外婆求祖宗保佑显灵了，舅妈终于怀孕了。事实上，外婆求祖宗保佑的同时，还请来她的表哥——一位正在扫地、靠边站的中医，悄悄来帮舅妈看病。又是一年春节到来了，表妹出生。如花似玉的表妹一出生就秒杀四乡，粉嫩嫩的可人儿，一对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外公笑得合不拢嘴。春节里，外公和队长（村长）商量，请队长同意，外公家邀请全村村民来喝孙女的满月酒。队长破例同意了。从“破四旧，立新风”开始，村里就没有办过隆重的宴席。那年春节，外公外婆大摆酒席三天，全村人犹如狂欢。大油锅燃起的时候，乡村过年的红火时光又回来了。

又过了两年，表弟出生，外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的表妹的确出色，她成了四乡孩子的榜样，貌美如花又聪明乖巧，好几家生了女儿都取了与表妹相同的名字。表妹是村里读书最出色的孩子，考取了同济大学，本是希望爷爷造房子，她来设计房子的，不料，虽考取了建筑系，却读了建筑系的工业设计专业，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也许是血脉相连，表妹是我合作过的设计师中与我最默契的。

外公退休了，请外公建造房子的乡邻踏破了外公家的门槛。外公辛苦地大把挣着钱，外婆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又是一年春节前夕，外婆突发脑溢血去世，外公家的天塌了。按照浦东规矩，外公把外婆存下的钱都交给了舅舅舅妈，那是1970年代中期，外婆存下了一万元的巨款。舅舅俨然已是花木首富。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一批先富起来的万元户被大家歆羡。

外婆走了，从此，外公家的春节流水席停滞了。外婆去世的第二年春天，村里人发现，外婆分享给大家的“牛踏扁”的种子都没有发芽，大家都说“牛踏扁”被外婆收走了。外公做不动木匠后，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看连环画，他最喜欢看的连环画是《三国演义》。外公90岁时，劳保工资（退休金）每月涨到3000元。某一天，外公无疾而终，那时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降临。

2002年，妈妈突然去世，为了接父亲与我同住，我决定搬家。有搬家的念想不到一周，朋友介绍了我们一套世纪公园的二手房。当我来到小区门口，那个童年梦境突然出现，我知道，我别无选择，命运已经为我做好了最好的安排。此地就是小张浜，兜兜转转，我们又回来了。

十几年后，我推着轮椅走在花木的马路上，轮椅上坐着我亲爱的父亲。我们走进家门。2017年，爸爸远走，留下三颗舍利花开。

又是一年春节，我们迎接新的猪年到来。我的外公属猪，冥寿108岁。

（作者系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