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焦自称为焦裕禄的“第七个孩子”。他年幼时患了重病，贫穷的父母走投无路，把一岁的他包在谷秆中准备扔掉。而哭声引起了正在了解受灾情况的焦裕禄和几名干部的注意。

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焦裕禄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给县人民医院的高院长写了一封信，撕下来递给了这对父母。为了感激焦裕禄的救命之恩，“张徐州”的父母将他的名字改为张继焦，取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精神之意。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焦裕禄的故事已经为人们传颂了半个多世纪。在“最美奋斗者”的光辉背后，是一个无私、果敢、挚诚的人。青年时他经历过颠沛逃亡，成为党员后他为共和国重工业竖起里程碑，在兰考他治理了顽固的自然灾害，为兰考人民规划好未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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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牢狱，踏上红色道路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博山区北崮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中。《焦氏族谱》中，写于明代的序有言：“耕耘之外以行仁为务。”

焦裕禄出生时正赶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的爷爷特地请人给他起了“裕禄”这个名字，希望他将来不再受苦受累，可以过上太平富裕的日子。

焦裕禄故居

他少年时代写的一篇作文中提到：“阚家泉的泉眼有锅口粗细，传说有一条蛟龙自东海钻来，在此处出洞，洞口也就成了泉眼。清凌凌的泉水从泉眼涌出，在近处的洼地浸成一个小湖，然后冲刷出一条河流…”

这种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当他14岁时，日本人入侵，来到博山，经常扫荡他的家乡。焦家原本勉强支撑的油坊生意一落千仗，走投无路的父亲焦方田上吊自尽，焦裕禄也被日寇抓去坐牢。

电视剧《焦裕禄》编剧何香久说：“其实就是抓劳工，抓到了县城，在日本人的宪兵队关了半年，它要不断地补充这些人，有钱的就给赎走了，没钱的留下。三五个人、十来个人不值得送，又抓，抓完了有钱的又赎走了。没钱的还留下。”

焦裕禄母亲

“在这期间，他母亲每隔一天就要跑趟县城，从他们家那个山村到县城日本人的宪兵队，七十多华里，山路，他母亲小脚，就颠着小脚，隔一天要走七十多华里的山路，去看看她儿子。她没有能力救她儿子，把地也卖了，不够，房子也卖了，不够，那怎么办，就在里边关着，他母亲每隔一天要看一次。她看一次，最终的意义只有一个，知道她儿子还活着。”

据焦裕禄传记记载，在抚顺煤矿，被抓去的二十多个同乡死去十七八个。他千方百计地与在当地日伪消防队工作的同乡拉上关系。在同乡的帮助下，他逃离了煤矿，开始了在江苏宿迁长达两年的逃亡、雇工生活，也在这期间了解了共产党。

焦裕禄在后来根据回忆写成的简短传记中曾这样写道：“新四军北上，宿迁解放，建立人民政府，经常开会，才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是为人民办事业。”

焦裕禄的回忆传记手稿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焦裕禄回到故乡，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初中学历实现“逆袭”，

凭的是？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批一百五十余项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开始建设，一批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被抽调到筹建的厂区。焦裕禄是从共青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岗位上被抽调到洛阳重型矿山机械厂筹建处的。

洛矿工作期间，焦裕禄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参加革命历史不长，为人民做的事很少，但不断得到党的提拔，人民又给予极高待遇……这便是我能在工作上经常保持业绩肯干的主要力量。”

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说：“洛矿是父亲成长、成熟的地方，洛矿培养了父亲，他在这里学会了严谨、科学的管理思想和亲民、爱民的工作态度。”

当他到达洛阳涧西时，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到处是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及运送建筑材料的卡车。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职工张兴霖说：“（刚开始）整个都没启动，大概就是30来个人，有搞工程设计的，有搞基建的，当时矿山呢，整个这个见习区，还是一片庄稼，都是庄稼地。”

建设时期的洛矿

焦裕禄被任命为洛矿筹建科科长。三年后，洛矿一金工、二金工两个车间率先拔地而起。厂里提出边建设边安装的口号，开始了试生产。焦裕禄在这一年的十二月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

原洛阳矿山机械厂职工徐魁礼说：“白天就在那儿看，能看着他（焦裕禄）忙活着。晚上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加班到12点，走了以后，他还在车间。”

当时，新中国的工业项目几乎都是由前苏联援建。厂里的设备和图纸上面全部都是俄语。焦裕禄觉得，如果连机器图纸都看不懂、不熟悉的话，根本没资格领导大家干活。于是向有在苏联留学经验的赵广宜学习起了俄语。

洛矿时期的焦裕禄（右一）

1958年年初，中国决定自己制造矿井提升设备。一台重达108吨的庞然大物——2.5米双筒卷扬机的生产任务落到了洛矿一金工车间。焦裕禄担任生产总指挥，限定工期是1958年国庆之前。

面临设备不全、技术不足、经验为零的问题，焦裕禄的办法也仍是一张白木桌、一条长凳子，死磕在车间。这个大板凳竟被当成“床”使用了50多天。最终，灵活实际的“焦式土法”一举成功。生产任务顺利完成！

这次的攻坚战役，不仅缔造了洛矿的荣誉，也轰动了全国，被后世称为“共和国重工业起步的一个里程碑”。

不仅仅是栽树

196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焦裕禄头戴一顶火车头帽，身穿半旧黑色棉大衣，手提办公用的布兜，悄然走进兰考县委机关大院报到。

兰考的东坝头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个拐弯处，仅县志记载，兰考就曾决口了29次。决口带来了内涝、风沙、盐碱等问题，逼得百姓外出逃亡。

他在兰考工作的470天中，只留下了四张照片。这四张中，三张都是兰考县委的新闻干事偷拍的。只有一张站在泡桐树下的，是焦裕禄主动提出要拍。他说：“我爱泡桐，就跟泡桐合个影吧。”这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一张焦裕禄的珍贵照片。

焦裕禄与泡桐的合影

焦裕禄到兰考的第四天，就来到一个叫老韩陵的村子考察，他就是从这里发现了泡桐的“秘密功效”。

电视剧《焦裕禄》编剧何香久说：“他在那儿住宿，一看从地下到天花板，码的都是那个风箱 他就问那个老大爷，他说肖大爷，怎么全村的风箱都到你这儿来啦？”

“这个饲养员说，上海乐器厂的人上兰考来买泡桐，因为兰考的泡桐叫兰桐，是做乐器的好材料。上海人他门槛儿精，他一看，没有泡桐树了，各家各户一转，烧火的风箱是拿泡桐做的，把风箱全买了。焦裕禄说这个事对我启发最大，泡桐能固沙，还是经济作物，经济林木能给兰考带来富裕。”

焦裕禄说：“要好好记住，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老韩陵村成为焦裕禄在兰考留得最多的地方。在这里，他建立起了泡桐实验站，兰考植树造林、栽种泡桐的局面从这里起步。

他还带领兰考人民挖河、修闸、除涝、清淤，进行水患治理。直到1964年去世时，这样的工作仍在进行。1964年的3月，焦裕禄病情恶化，住进医院，被确诊肝癌晚期并腹腔、全身皮肤结节转移。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焦裕禄烈士之墓

原兰考县三害调查队队员肖百孝说：“张钦礼又去了（医院）。去了就跟焦裕禄他俩就说了很多安排后事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了，我快走啦，我走了以后，这兰考，改变兰考面貌的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跟钦礼说，我走了以后，你一定得想法把兰考面貌改变了，把风沙治好，三害除掉。这是亲自给他安排的。”

原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说：“我亲自问过张钦礼，我说这个灌淤，焦裕禄死了以后才灌的，那咋能扯到焦裕禄的身上头啊？他说你都不懂，原来这个蓝图就是俺跟焦裕禄共同制定的蓝图，就有灌淤这一项。要没这个蓝图，我咋能实现这个计划？也可以就是说，焦裕禄的精神，张钦礼给他变成物质了，精神变物质了，他说没有焦裕禄的精神，没有焦裕禄制定的这个蓝图，这个灌淤咱现在也实现不了。”

直到1968年，张钦礼等人才利用黄河水灌淤的方法彻底解决了盐碱地的问题。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如今的兰考县徐场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乐器村”，因为兰考的泡桐质地疏密适度、纹理天然美观，最适合用做乐器的音板。现在，村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在做与乐器相关的产业。“焦桐”不仅让兰考人民告别灾害，更在几十年后帮助他们致富！

焦裕禄的笔记本上写道：“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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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鼎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