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山那边走来——我的前半生

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天真的时期，留在脑海中的一般也总是美好的记记。我也一样，无论那时候的家庭经济条件多么窘迫，生活多么艰苦，是否受到过伤害，每当回忆起童年的往事，我的心中也总会泛起一种淡淡的幸福，产生一丝甜甜的喜悦。那时的我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无论世事如何变幻，都不大会影响到我们在五彩斑斓的自由王国里快乐地玩耍。

半个多世纪过去，童年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已是零散、碎片化了的，有一些还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在撰写这一篇回忆文章的时候，也就很难把我的童年用一个清晰的线条勾勒出来，并给人一个脉络清楚、画面完整的图像。

我出生于1964年。那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处于恢复时期，全县的粮食产量和经济作物产量仍很低。尽管早在1962年的9月23日，榆社县委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方案和措施”，计划用四年时间使全县粮食产量达到5510万公斤（《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榆社县历史纪事（1949.10－2002.12）》第94页），但直到四年后的1966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也只有2272.5万公斤，亩产只有85.5公斤（《榆社县志（上）》中华书局2015年4月第1版，第376页“部分年份榆社县农作物播种面积、产量统计表”），与1962年做出的计划产量5510万公斤相差了3237.5万公斤，也只比1962年的实际产量1960万公斤增加了312.5万公斤，人均增加30公斤多一点。

那个时候，农业社是要按计划向国家交售“公粮”的。我们家所在的北寨公社仰天大队第三生产小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粮食总产、亩产都很少，按计划完成交售国家“公粮”的任务后，实际能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口粮就更是少的可怜。虽然这个时候可能人们已经用不着去剥树皮、挖草根了，但捋树叶、挖野菜籍以补充粮食的不足仍是常事，谷糠还是重要的食物资源，吃不饱肚子仍是普通平民百姓生活的一种常态，“饥饿”也成为时人日后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

虽然我是那个时候的当事人，但却毫无记忆。听母亲讲，由于吃不饱饭，导致奶水少，有时只能以“富含营养物质”的米汤来代替奶水喂我。所以有时我就想，我现在的记忆力不好，智商与情商都不高，是不是与小时候缺少奶水有关？我现在每天离不了小米稀饭（榆社称之为“米汤”），尤其是锅中煮有豆钱钱、南瓜之类，并以小火熬得糊糊（hùhù）的那种，是不是与幼时喂我米汤从而养成了一种习惯有关？

现在想来，留在我脑海中童年的记忆，最早的应该说是1967年我和姐姐、二弟爬在炕头围着观看出生不久的妹妹和某一天早晨妹妹夭折后母亲坐在炕头号啕痛哭的情景。再有就是某一年的一天，母亲抱着年幼的二弟，带着同样幼小的我和我的姐姐到好友家串门时，我和我的姐姐扑向放在地上的案板，拣拾主人未及收拾的羊肉残渣送进口中，陷母亲于难堪之境的事。留在脑海中的第三个记忆，就是曾有部队野营拉练时在大门口外的碾场上临时驻扎，看到炊事兵蒸熟的热腾腾的大白馒头，我始终不愿离去，哭喊着非要吃人家的馒头不可。

我想我记忆中的这三件事，大概都发生在1967年左右，因为到了1968年，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到灵石的富家滩找我父亲去了，而且这一去就是两年，直到1969年末的春节前才又回到了仰天村。

1968年的外出旅行，是有我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第一次走进过“灯红酒绿”的大城市，第一次在出生地以外的新的环境下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从仰天村到榆社的县城，再由榆社县城到太原（也许是榆次，不记得了），再到灵石富家滩，一路上风尘仆仆，到了灵石富家滩时我记得已是晚上时分。

这一次的出行，从仰天到县城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我想可能是马车（后来让侄儿代问母亲，说是搭乘供销社拉货的马车去的）。因为我觉得，即便有我的叔叔和舅舅给我们送行，一个瘦弱的女人也不可能同时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步行将近十五公里的路程去县城赶乘汽车。从榆社县城到太原乘坐的只能是长途汽车，而且是车顶上背着大包的那种。从太原到富家滩煤矿乘坐的毫无疑问是火车。尽管说我早已不记得去时我们乘坐火车的情景，但到了富家滩车站后，家父及他的工友们到车站接站的情形还是深深印在脑海中的，记得我是由一路给我们送行的我的二叔抱下车并走到住宿地的。

富家滩是一个典型的因煤而兴的小镇。据说，富家滩早前只是灵石县沟峪滩村的庄子，并无名字。1904年，枣岭村胡友贤之子胡文治将沟峪滩南、汾河西的百十亩河滩地买到手中后，取名为胡家滩。1934年，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将胡家滩全部买下后，鉴于来此居住的人越来越多，也为日后能够财源广进，煤矿的老板遂将胡家滩更名为富家滩，富家滩的名字也由此进入历史的记忆。1938年1月2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富家滩之后，桃钮公司被日本侵略军纳入军管，称“山西军管理第四十二厂”。1943年解除军管后，更名为“山西炭矿株式会社富家滩采矿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政权接收富家滩采矿所，改称“西北实业公司煤矿三厂”。1948年5月16日富家滩解放，1950年富家滩煤矿成立。1953年，国营汾西矿务局在富家滩成立，富家滩煤矿成为汾西矿务局的下属煤矿。据说1950年富家滩煤矿成立后，解放军某铁道兵部队一个团整建制复原到富家滩煤矿，而这一大批人90%以上都是太原人，所以太原话便不自觉地成为富家滩居民的“官话”，形成了与灵石人有所不同的生活习惯及婚丧嫁娶风俗，富家滩也便有了“小太原”之誉。

富家滩煤矿煤层厚，煤质优，燃烧力强，是发动火车及冶炼钢铁的最好原料。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并施行了一种以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富家滩煤矿的年开采量又一直遥遥领先，资源逐渐枯竭，直到1978年1月经煤炭部批准正式宣布矿井报废。富家滩镇也在2001年的撤乡并镇的改革中，被撤并到灵石县南关镇。富家滩最后因煤而衰，曾经的繁华小镇终变成为不忍直视的残垣断壁。

我印象中的富家滩，尽管被群山环绕，但却是一个经济发达、市场繁荣、人来人往很是热闹的所在。那里不仅有企业、机关、学校、医院，还有商场、信用社、副食店、照相馆、影剧院；不仅有公路、铁路，还有宽阔的街道和横跨汾河的大桥。所以，对于我这个生在山村、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来说，到了富家滩就感觉像是到了大城市一般，眼界大开，并由此激发了我“探求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于是，在我对这个新的生活环境稍微熟悉之后，便总会在父母不经意间，一个人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影剧院、汾河边、商场内以及煤矿坑口等地瞎逛。为此，我还真没少挨父母的训诫，也还曾遭到过母亲最“严厉”的责罚。

在我一个人乱跑的过程中，除了见到过批斗游行的队伍、见到过人们从湍急的汾河水中捞人的场景外，也有让我记忆犹新、但却从未拿出来示人的“糗事”。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秋的午后，我照例是躲过了父母的“监控”，一个人偷偷跑出来到街上蹓跶。当走到影剧院（实际是工人文化宫，准确的名字是“汾局富矿工人文化宫”）时，看到人们纷纷入内，自己也便随之跟了进去。剧场很大，倾斜的地面上安设有一排排的固定坐椅。我进去的时候演出还没有开始，场内的人也还不是很多，有不少的小孩子在场内乱跑。我也如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前后左右跑了一阵，突然感觉肚子有点难受，有一点想拉的感觉。于是，脑袋缺根筋的我不是赶紧找厕所或到一个无人的地方解决问题，而是夹起屁股急急忙忙往家赶。未及到家，早已控制不住，忽喇喇拉了一裤子。至今想来，甚觉可笑。每次想起，亦总觉羞于见人。虽说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但天资不够聪明、脑袋一根筋的问题，却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显现无余了。

有人经常说我固执、干犟、认死理。对于这样的定论，虽然说我自己并不完全认同，但有时候我在一些事情上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一点也不会转寰的问题我却是十分清楚的。

小时候的男孩子们一般会热衷于战争类游戏，也会对枪类玩具十分偏爱。虽然说在我的童年时代，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基本上没买过什么玩具，但有一件却是我经过“艰苦的斗争”、使用“最有效的办法”得到的。那是1969年末的春节前，我们一家准备从富家滩返回榆社前，母亲带我们到商场购物，当逛到儿童玩具柜前时，我看到柜中摆放着一支木柄玩具长枪（其实也就一尺半左右的长度），便要求母亲购买于我。母亲先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后是提议以玩具手枪代之，总有点不想给我购买的意思。眼见以普通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观点已然不能满足要求，于是自己便使用起孩子们都惯用的“绝活”来，躺到地下连哭带闹起来，还不时辅以来回打滚的方式以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后来，还是无奈的母亲最终屈服，掏钱购买了事。回到家后，自己又觉那把手枪好玩，心中遂有后悔之意，但又觉长枪到手，也不便再提什么额外要求，只能带着心中的悔意将就着玩儿了几天。在我们返回榆社时，虽然我也将这把木柄长枪带了回去，但却基本是束之高阁，兴趣不再。再后来，也就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在富家滩的家，位于一栋单面二层小楼的二层，是紧靠楼梯的第四或第五个房间。这栋小楼原本是煤矿职工的单身宿舍，由于那几年到矿上小住的职工家属较多，因此我们所在的小楼及附近的几栋小楼也就基本变成了职工的家属宿舍。小楼的朝向我已忘记，只记得小楼一层的房间进深要比二层的房间深些，所以二楼的楼道也是一楼的楼顶。那时候的楼房房顶隔热层做得不是很好，外墙也没有现在的保温层，冬冷夏热，夏天天热时，早晨起来我常能在二楼的楼道看见嫌热睡在屋外的工人。

我们住的房间原本放有两张单人床，我们过去后，父亲便找工友帮忙在房间靠里的位置搭了几块木板，成为通间的大铺，上面再铺以毯、褥、床单之类，铺前靠侧墙的位置安一火炉，这个房间也便成为我们在富家滩的家。我们的家面积不大，现在估计最多也就二十来平方米，屋子的前墙安有门窗，后墙上方留有一个窗户，室内光线很好。刚到时比较陌生，周围认识的人很少。住得时间久了，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楼上楼下的也就相互熟悉了，大人们会窜门聊天，会相跟着一起逛街，我们小孩子则会在饭后聚在一起玩耍，虽然有时也会闹个小矛盾什么的，但并不伤和气，也不影响邻里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运动较为厉害的时期，两派之间的对立还很严重，所以我也就经常能看到有人手持真正的枪械来回地跑，看到过有人趴在地下往十一二米以外的坑内扔手榴弹。为了躲避武斗，以免伤及无辜，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搬到了离富家滩不远的沟峪滩居住。在我们所居住的那户居民的院子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竹子，由此知道了世上还有一种叫竹子的植物，也看到了竹子的模样。当时我们在沟峪滩小住时，只听人们叫“狗义滩”，后来我也就一直以为是“狗义滩”，最近查看地图才知道真正的名字应该是“沟峪滩”，而不是“狗义滩”。由此可见，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地孤陋寡闻。

在沟峪滩居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又搬回到二层单面小楼中。到了1969年的6月，我的小弟出生。家中添丁增人，虽然经济负担加重，但家人都很高兴。等小弟百天之后，父母便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到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照片，给出生百天的小弟单独照了一张。在我们四个人的照片中，两个小弟在前，我和姐姐在后，我又站在两个弟弟的中间，我们四个人的左前胸都别有一块圆圆的毛主席像章。由于小弟还没学会坐，父亲便蹲在我的右后伸手护着小弟，以至于在我们姐弟四个人的照片中，还能看到父亲露出的一小部分额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照出的照片也是我人生中最早的实物影像。在照片中，自己似有些不敢直视，有点头向下、眼向上的感觉，也没如二弟似的给人以微笑，我的脸绷着、嘴抿着，表情僵硬。由此可以看出，我自小就是一个不会讨人喜欢的角色，自小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虽然我的内心始终如火一般热情，如春风一样温柔，但却总也不会表现，不会把这种热情、温柔完全地、自然地呈现给大家。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在富家滩的两年中，还有一个事情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那就是到澡堂洗澡。现在的人们，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洗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家家户户都安装有洗澡设施，即使在偏远的农村没有条件自行安装的，也能时不时地跑到集镇或县城在公共浴室洗个热水澡，肯花钱的还能让专职搓澡的师傅给全身上下搓搓或做个按摩什么的。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经济落后，生活条件有限，到澡堂洗澡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天天都能做到的事。尤其在偏远的农村，自身干净的人，顶多是烧一锅热水倒在大点的盆或桶中，用毛巾擦擦身子。自身不怎么讲究的，一年不洗一回也是常事，以至于有人身上的污垢“一尺厚”，头上的虱子到处爬，衣服缝中的虮子密麻麻，这些都我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当我们在富家滩安顿好了之后，母亲便带我们姐弟三人先去澡堂洗澡。到澡堂洗澡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洗澡，却是由母亲带着进入的女澡堂。虽然后来父亲也常常带我到澡堂洗澡，看到过刚从井下上来、满身污黑的工人师傅们，先在水龙头下冲洗，再到池中浸泡的场景，但其印象都不如第一次的印象深刻。后来回到榆社后，到没到过澡堂洗澡，我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榆社县城有没有公共澡堂，如果有的话在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榆社县委有没有机关澡堂，反正仰天村是没有的，榆社中学也没有。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自从离开富家滩后，再进澡堂洗澡那就已经是十二年后到了大同上学的事了。

1969年末1970年春节前，小弟半岁多了，姐姐也早到了上学年龄，于是父母便决定带我们回家，由此踏上了返乡路程。

此次回家，我们是先从富家滩乘火车到太原，再从太原乘汽车到的榆社。从太原到富家滩时乘坐的也是火车，但那次我对我在火车上的印象不深。这次回乡，自己毕竟较去时大了一岁，对乘坐火车也有了记忆。记得坐在车内，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只看见一排排的树木纷纷向后倒去。逾远的，近前的速度越快，后向倒下的速度也越急。回头望向车内，感觉火车纹丝儿不动。由此，心中也便萌生出许多的疑问和不解，为什么火车不走，外面的山、树和房屋却总是快速地向后跑去。于是，就此向大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大人们回答了没有，印象不深，但我心中的这些疑问却是印在脑海中的。

到太原后，我们一家去迎泽宾馆看望我的表姨夫。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在迎泽宾馆还住了一宿，享受了一番。第二天，我们在太原的五一百货大楼等处逛了逛后，便在我表姨夫的帮助下，购买到太原到榆社的长途汽车票，由此乘车回到了榆社。

至今想来，从榆社县城到仰天村的这十五公里的路程，是步行还是乘坐其他什么交通工具回去的，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让侄儿向母亲打听，说是步行走回来的，想来真是不容易。记得我们回到仰天村时已是傍晚的五点左右。到了大门口，我的姑姑、叔叔都出来迎接。由于我走在最后，本身又贪玩儿，一抬头便不见了他们的踪影，不知道他们走进了哪个大门。于是顺着大路继续前行了约三四十米，到了一个类似于十字路口的沟渠前停下，一个人玩起了沙土。他们一行人到家后，发现少了个人，一家人才又出门寻找，把我找了回去。

回到仰天后的开春，姐姐便背起书包上学去了，自己则留在家玩耍或到外面乱跑。刚回去时，由于我说话的口音已带有严重的灵石富家滩的味道，小伙伴们听不懂，有的便不愿与我玩儿，许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玩耍。后来熟悉后，小伙伴们才接受了我，我也才加入到这群小孩子中间，成为他们的一员。不过，在这一群孩子们中，我始终处于从属和被领导的地位。由于跃山（姓张）年龄大我们几岁，他便成为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头儿。那个时候，他说一，我们绝对不会说二。每天吃过饭，都会跑到他家集中，然后再在他的带领下玩跳格子、砸攸攸（砸石头）等各种游戏，过年时节也会聚在一起抛核桃（这里的“抛”字带有滚动的意思）玩。

加入到这群孩子们中一起玩耍，既增加了我的乐趣，也使我稍显孤独的性格有所改变，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许多好处。但是，在与他们一起玩耍的过程中，由于年幼不懂事，有时便难免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其中有两次小小的事故，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号。

一次是在一天的午饭前，自己独自到大门口外的核桃树林中玩耍，碰到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小伙伴。不知为什么两人起了争执，对面的小伙伴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朝我砸了过来，不偏不倚正好砸中我的左眼，顿时血流如注。庆幸的是，石头并没有砸到眼睛上，而是砸在了我的左下眼眶上。想来真是后怕，要是砸过来的石头再往上偏那么一点点，我可能这辈子就成为“独眼龙”了。眼睛虽然没事，但到现在，我的左下眼眶上还有一个不很明显的疤痕。

另一次是在一天的早饭后，母亲带着小弟到青峪村看望我的姥姥，我则与四五个小伙伴到位于学校东侧，一口已经废弃的、菜园抽水浇菜的旱井旁玩耍。就在几个小朋友推着转动旱井的齿轮时，自己则与另一个小伙伴坐在井口将小手伸向了转动着的齿轮。一不小心，我的左手中指便被绞进了转动着的两个齿轮之间。在附近劳动的大人们听到我那痛苦的哭喊声，迅速跑了过来将我抱到了村医务室。医务室的永芳叔检查后发现事故并未伤及我手指的骨头，便对我的伤口进行了消毒，并将我压错位的中指指尖进行了复位包扎，还给我打了一针消炎药。闻讯赶来的姑姑、叔叔在心痛之余，先将我抱回了家，并想办法通知了我的母亲。当得知消息回到家的母亲看到我疼痛的样子，除了心疼也毫无办法。此后，永芳叔每天到家给我打针消炎，隔几天换一次药。在母亲的照顾和永芳叔的治疗下，我的手绞伤也慢慢好转，直至痊愈。遗憾的是，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的问题，我左手被压歪的中指并没有完全复到位，指尖处部分稍稍右歪，从而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这次事件后，我对于打针吃药再也没有害怕过，再也没有抗拒过。

连续的两次受伤事件后，增加了家人对我的担心，生怕今后再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伤害事件，遂决定让我跟着姐姐到学校上学，不求能学到多少知识，只求我不再乱跑，不再受到伤害。这样，从1970年的后半年起，便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