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铮

前面的话

肖钢

我的大姐肖铮，1942年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1990年，大姐和二姐肖盾随父母回到延安，走遍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那时起，大姐萌发了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直白的文笔，回忆记录下她们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大姐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用发自内心的笔触，以娟娟流水般的思绪，抒发了与父母亲的深厚情感。大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大姐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理工科背景的她却一直有着文学的睿思。我自幼受大姐的影响颇深，她带我看电影，带我听音乐，带我读名著……。《长女抒怀》的字里行间，浸润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馨，文字在真挚的情感中流淌，那生动的画面感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父母身边。

大姐的《长女抒怀》就是我们的“简明家史”，是我们怀念父母的共同精神家园。它记录了父母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记录了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从哪里来，记录了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记录了子女怎样在父母身边成长。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和父母一样，都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五人的党龄都接近或超过了五十年，今年已有三人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还有两人也即将获得这份光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为深切的怀念父母，征得大姐同意，在【美篇】发表了《长女抒怀》。

我们愿与大家共同分享庆祝建党百年的喜悦，分享光荣在党的初心不变，分享传承革命事业的永恒心愿。

《长女抒怀》

作者：肖铮

我的父母都是较早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父亲十五岁在江西苏区参加工农红军，从一个光着脚提着马灯的小战士成长为受人敬爱的将军。在他六十多年的革命征程中，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扎扎实实的脚印。母亲是知识女性，当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时，她，一个出身于没落乡绅家庭的年轻姑娘，毅然决然只身投奔延安，义无反顾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完全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长河中。从我记事起，常常看到的就是他们那忙碌的背影，而当我懂事后，则为有这样为革命事业尽心尽责无私奉献的双亲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有崇高的理想，有优秀的品德，有坚毅的追求和可贵的情操，还有对同志，对亲人那真诚丰富细腻的情感。他们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最亲爱的父母，更是我做人的楷模。在他们的革命生涯里，有那么多可让后人称颂的功绩，在他们身上更有那么多须让晚辈继承发扬的优秀品质。他们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待人宽厚善良有情有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功名利禄，从不曲意逢迎趋炎附势；从不哗众取宠故作姿态，从不着意卖弄自我炫耀；从来都只有付出而无索取，但他们把这些都看得很淡很淡，走过去就不再回头追寻诉说昔日的辉煌。

我想用笨拙的笔忠实地记录下他们走过的足迹，回忆那些像电影画面般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的难忘的往事，抒发女儿对他们满含深情的敬仰、感激和永远蕴藏于心底的爱。

一.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肖前，原名肖锡尧，号钦明，小名过生。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阴历丙辰年二月初四辰时）生于江西省万安县枧头乡横路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肖家世代以务农为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到祖父肖天炳时，家境更加贫寒。因生活所累祖父母都壮年早逝。父亲七岁丧父，十一岁失母，只上了两年小学就辍学种地，小小年纪就此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当时他姐姐肖涵英已出嫁，姐夫郭光炳农忙时常来帮忙，困难时也主动给予接济。平日主要还是靠父亲辛劳耕作，操持家务，养活年幼的妹妹肖壬香和童养媳谢冬。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父亲五、六岁时，祖父就抱来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给他当童养媳。这女孩姓谢，因是立冬那天所生故取名一个“冬”字，家里人都亲热地叫她“冬来”。她和父亲两小无猜,情同兄妹,感情很好。由于父亲从小受艰苦环境的磨练，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做事踏实认真刻苦。

万安县是我们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1922年就有《万安青年》杂志，宣传马列主义思想，1926年开始有党的组织。1927年底，党所领导的万安农军武装暴动成功，建立了万安苏维埃政府。1931年在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万安县就一直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父亲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早就参加了党组织的儿童团少先队。站岗放哨、查路条、破除迷信，并配合赤卫队参加战斗与国民党地主武装打仗。1931年春，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政府劝说妇弱老幼离开万安，疏散到泰和等红军所在地去，并动员青壮年参军保家乡。父亲当时虽只十五岁，但仍积极响应号召，离家到东固参加了红军，父亲被分配到红三军团8军6师特务连当战士。当时正值红军在做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战前准备，他参军不久即行军打仗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父亲年少长得又矮，部队领导不太想要他，让他提马灯背军号跟在队伍后边。几个急行军下来不少人掉队，但队尾还有父亲那瘦小的身影。他的草鞋都磨得破烂不堪了，就干脆甩掉鞋子光着脚紧紧地跟着。首长很满意说：“这个小鬼不错，留下吧”。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从敌人手中缴了枪，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当年,父亲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他相继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斗。这期间,组织曾安排他到江西广昌三军团教导营学习了二、三个月，随后调他到三军团5师14团团部通讯排任班长，不久又提升任排长。1933年，父亲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转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天，上级送他到瑞金九堡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即第一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当指导员。至此，父亲通过实战锻炼和学习提高，初步成长为有一定作战经验，又具备革命思想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四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部队行动前，学校的干部缩编，组成了干部团，其余的同志均分配到基层部队。父亲被调到模范瑞金师当指导员。1934年10月4日，父亲离开瑞金，告别了家乡离别了亲人，随第一方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领导者错误地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顽强拼搏，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部队却损失惨重，人员从开始的八万锐减到三万多。队伍过了大苗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川黔新根据地，对部队进行整编，父亲被调回到3军团5师14团当指导员。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根据部队变化情况和战斗需要，父亲多次被调动，先后任过3军团5师12团指导员、军团教导营指导员、新组建补充师指导员等。每回他都是毫不犹豫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而且在每个位置上都出色完成了任务。红军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史诗。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以对革命、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铁流二万五千里，粉碎敌人的尾追堵截，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翻越禽兽绝迹空气稀薄的大雪山，通过旷无人烟气候瞬息万变的茫茫草原，吃草根嚼皮带，历尽人间艰辛，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奇迹。父亲作为一名基层连队的指导员，战斗在第一线，更是九死一生。他能成为一名幸存者，除了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生命力外，更有他勇敢善战，超人的毅力和不可或缺的聪明机智。长征刚出发时，每个人员都发了一定量的粮食自己背着，有不少人缺乏计划性和长期打算，饿了就吃，结果很快就断炊了，粮食又无法补充，有的就是死于饥饿。而父亲从一开始就特别节省，不到饿得难受绝不动粮食。这样不但自己坚持的时间长，在实在熬不下去的紧要关头还可以给战士们救急。父亲还说过，过雪山时哪怕累得喘不过气，也绝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1996年10月在举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时，父亲应邀出席了瑞金老红军座谈会，巧遇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钟明老伯。钟老伯回忆了攻打遵义的一场战斗：当时近黄昏，他们准备向前面不远处的敌人发起进攻，但之间是一片开阔地，若硬冲损失会很大。他刚要冲锋，被父亲一下按在一个小土包后面，躲过了一排敌人射过来的密集子弹。父亲果断地决定等到天黑再进攻。结果不但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且避免了战士们不必要的牺牲。钟老伯感激地说是父亲救了他的命。

到陕北后，父亲先随部队驻扎保安，再到瓦窑堡，几个月后又调他到后方政治部巡视团当巡视员。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新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巡视团的主要工作是下部队，一方面把总部的作战思想和意图传达到基层，另一方面把战斗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经常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1936年秋天，父亲到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直属队任总支部书记，分管直属队的党政工作。因没有固定的地点，就随总部在陕甘宁边区活动。工作稳定下来后，父亲给家乡的谢冬写了一封信，让她到延安来找他。可是考虑到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战乱年代父亲归家又将是遥遥无期，怕耽误她的终身，又嘱她若不能来则不要再等，可另行安排自己的生活。谢冬长大后出落的很漂亮，白净的皮肤高挑的身材，而且唱得一手好山歌。别以为《十送红军》是纯艺术创作，在真实生活中，谢冬就是歌者之一，当年她就是强忍悲痛，和着流不尽的泪水，唱着山歌送父亲和红军北上的。自父亲走后，谢冬和姑姑相依为命，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加之想念父亲常常以泪洗面，接信后更是绝望地痛哭不止。她一直在家等到二十四岁才嫁。此后他们之间再无联系，也再也没能见面。1937年5月2日至14日,党中央在延安师范学院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父亲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接着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和张闻天同志的报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秋天，在部队整编前，父亲离开总指直属队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抗大”主要是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父亲是第三期二大队学员。这一期是1937年8月到1938年3月，学员都是八路军干部。学习期间除学习军事、政治理论外，还自己动手挖窑洞。学校起初在城里的师范学院，后因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又疏散到城外。1938年1月，抗大学业还未结束，由于工作需要，中央抽调父亲离校。他受命组建“中央警卫教导大队”，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组建时在延安兰家坪中央政治局所在地，大队由中央办公厅领导，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警卫工作，实际上就是中央警卫团，因对外保密,故称“教导大队”。组建时从地方部队调来一个连，人较少，边工作边慢慢扩大，继而增加到两个连，战士中很多是红军老战士。后来又从前方抽调部队人员，扩编发展到七、八个中队。从组建队伍至此一年多一直是父亲军政全面负责。1939年吴烈同志调来任团长，父亲任政委。张思德同志就是中央教导大队的战士，他牺牲后毛主席为他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1940年5月，作为在职培训，组织安排父亲去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从冀中平原来的女学生，一位热情开朗活泼的年轻姑娘，他被深深吸引并爱上了她。她就是后来成为父亲的妻子，成为他相儒以沫的终身伴侣，成为我们姐弟五人亲生母亲的陈戈。

二.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陈戈，原名牟秀亭，曾用名牟翼然。1917年11月12日（阴历丁巳年九月二十八）出生在河北省赵县县城内牟家岗一个乡绅家中。赵县，因隋朝石匠李春父子和广大劳动群众建造了安济桥（赵州大石桥）而驰名中外。母亲家里是个大家庭。从她记事起,家中就有祖父母、父母亲和他们兄弟姐妹6人：她大姐牟秀卿，大哥牟翰卿（字了义，后改名牟英），二哥牟翰臣（字了修，后改名陈扬），弟弟牟翰章（字了法）和妹妹牟秀琴（后改名牟韻）。后大哥二哥相继娶妻生子，家中有十五、六个人。因父母都是独生儿女，所以基本没有什么亲戚。曾外祖父牟光明，曾当过小职员，后任县烟酒牌照税务局局长。他挣了钱就买地买房子，因而家庭经济一度比较富足。家业兴旺时，在县城内、城门外都有地。最多时有好几十亩，请长工耕种。大街上还有几栋房子出租。家中有大车、骡子、雇了佣人。还请了高级厨师做饭。由于祖父较开明，除大姨在家里帮助做家务照顾祖父外，母亲和其他兄弟妹妹都上学读书。后来由于曾祖父出了事被人告发入了狱。为赎他出来，变卖了土地产业，只剩下县城大庙后的20亩地和住房。因家中老老小小无劳动力，就将土地和大街上的房子出租以维持生计。后来那20亩地被东北军征用做了操场，家境就此衰败。当母亲离家时家里生活已非常困难。那时，虽然家中生活艰苦，但依然保持着大家族的习惯，生活仍比较讲究，各种规矩还是很严格。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母亲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与社会联系多，且接受新东西快，有追求有理想，这为她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

我的外祖父牟书彦，年轻时就患腿病一直医治不好。有次请了个江湖郎中诊治，他让外祖父把腿埋在土里烤，结果非但病没治好还落得终身残疾。从此只能卧床，行动极其不便。可他读过书，还能帮着管管店铺的账目。曾外祖父去世没几年，1933年秋外祖父也病逝，家里只剩下妇女孩子，生活越发困难重重了。

母亲从小就聪颖活泼，7岁上学。刚开始因受约束不愿意去，学校在县城卫门西边，要过两条街，总是一路走一路哭。后来顺利地读了6年，高小毕业。又轻松地考进本县的县立乡村师范学校。这个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不但不收学费还管饭，学制三年。毕业时正遇外祖父去世，家境每况愈下。母亲一方面不甘于在乡村小学当老师，另一方面也想减轻家里的负担，看见有些大户人家子女都外出求学，也萌发了出去闯闯的念头，可又清楚家里出不起路费。没想到外祖母得知母亲的想法后非常支持，拿出家里仅有的8块银元让她去正定考学。可是，遗憾得很，她没能考取，只好又回到家乡。正巧，继曾外祖母娘家，城西卜家庄招小学老师，母亲就到那去谋职当上了代理老师。二舅陈扬，较早就参加了革命，在县15中学上初中时就是学校第一届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他初中未毕业时，国民党军队到县里招收无线电学员，受党组织派遣，他报考并被录取。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32军当无线电台台长，是我党的地下党员。32军是个地方部队，军部驻防在保定，军长兼河北省省长。由于二舅不满意家里的包办婚姻，出去后很少回家，连他父亲去世都没回来。1935年夏二舅回家探亲，得知了家里和母亲的情况，就动员她到保定去念书。在他的帮助下，母亲于这年夏天去了保定，报考保定高级职业工业学校。这所学校本是招收高小毕业生的，而母亲已是乡师毕业，又当了半年多的小学老师，故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后来，母亲在校学习期间各门功课也都非常优秀，年年考第一。当时因家里没有力量负担，母亲在职业学校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二舅资助，他离开保定后也都按月给母亲寄学费、伙食费等。职业学校分纺织、染织等学科，母亲学的是染织。学校的学习安排是上午上课下午操作，因而既学了理论知识也掌握了实际技能。母亲在学校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非常喜爱文艺体育活动，曾参加了河北省全省运动会，获得了50米短跑和400米接力两个第一名，个人总分第二名，奖得了一个很大的银盾，后来作为纪念留存在学校里。1935年日军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威胁，后来又发生了华北事变。在全国,尤其在河北一带引起很大震动，促进了各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母亲生性热情开朗，在学校各个方面都很活跃，受爱国运动的感召和二舅革命思想的影响，她积极投入抗日运动，曾和二舅酝酿去北平参加抗日救国大示威（即一二九运动），后因故没去成。母亲在保定读书两年，1937年6月学校放暑假，母亲回到赵县，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党中央为此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国出现空前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大舅二舅和母亲以极大的民族责任感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忘我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怒潮中。当时，赵县有两个抗日组织：国民党的抗日救援会，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大舅牟英虽还不是党团员，但思想进步，参加了救国会，并在县城开了个“国光书局”，卖进步书籍，开展抗日活动。二舅是共产党员，不但经常组织抗日活动，而且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向群众和青年宣传我们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他们在赵县很活跃，是进步青年的领袖。在他们的带动下，母亲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经李钊之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解放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在赵县发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妇女工作团”，把原来在“乡师”一起学习的同学都动员起来，集会、游行、写标语、发传单、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等等。并多次排除了国民党县政府的干扰坚持开展活动，声势较大影响较深。六十多年后，牟家岗上还流传着牟家兄妹当年的故事。日军侵占北平、天津后，调集八个师团分三路向华北腹地进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华北大中城市几乎全部沦陷。赵县失守前谣言很多，说凡是参加过抗日活动的都要杀头，一时间人心惶惶。因母亲和舅舅们在当地抗日运动中都挺出名，母亲一家人便决定避避风头出去逃难。外祖母娘家是东埝头的，她又是独生女儿不便远行，就到她叔伯舅舅家暂住一时，并千嘱咐万叮咛几个孩子都出去躲躲。母亲和她的好朋友郭彦凤把传单、书籍都埋在厕所旁的地里，然后一道到河南商丘投奔二舅（他已随部队调驻那里）。她俩从元氏上火车，途中遇日寇飞机轰炸，在石家庄下车躲避，巧遇大舅一家五口，便一起到了商丘。后来三舅一家也逃到了那，都在二舅处落了脚。十月份的一天，二舅对母亲说：他有位原在县15中的同学，后来去北京上大学的韩代旺要去延安，问母亲愿不愿意同去？母亲一心想抗日，早就想参加抗日队伍八路军，更向往革命根据地延安。加上觉得家里那么多人挤在二舅处太拖累他，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跟他同去。经与韩联系，约好在汜水车站一个小客店集合。由于大舅、三舅都已结婚拖家带口，郭彦凤要去武汉找未婚夫，只有母亲一个人去，她还是毅然决然踏上了征程。二舅写了封信让她带好，晚上半夜送母亲悄悄地上了一辆拉煤的敞蓬火车。母亲偷偷地藏在车厢角落里坐下，当火车开动时，想到在这战乱年代孤身一人离开亲人，不禁难过得流下眼泪。当五十多年后母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很激动，而我也心潮起伏。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凄美的画面：一个梳着三十年代女学生式留海短发的女孩子，蓝色的旧旗袍紧裹着她瘦削的身躯，没有行李、没有钱、没有人陪伴。只抱着一个小包，孤零零地迎着深秋的冷风，披着漆黑的夜幕，头顶着寒光闪烁的星月，卷缩在煤堆旁。虽然她那双大大的眼睛里充满憧憬和渴望，但那顺着她原本白皙现在略显憔悴的脸颊缓缓淌下的晶莹泪珠却映出她内心情感的复杂。她那微翘的小鼻子似乎露着她无奈的柔顺，但那紧紧闭着的双唇却分明在告诉你，她正以极其坚韧的毅力咽下怕被人发现的恐惧，忍着与亲人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压住对今后前途莫测生死未卜的忧虑。这就是我亲爱的妈妈在迈上革命道路时，悲壮而可歌可泣的第一步。幸好，她此行顺利，火车行驶250公里后她在汜水找到了韩代旺。同时到那集中的还有开封女中和洛阳来的几个学生，都在韩的带领下到达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我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公开的合法机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在西安市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1937年9月，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该机构奉命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壮大革命力量，并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转运战争物资。母亲她们一行数人在办事处住了十几天，经过填表、考试、审查，后被录取。走的那天风和日丽，这批年轻人分乘三辆大卡车浩浩荡荡驶向延安。和母亲一同去的有冼星海、陈波儿等人。大家边行边唱，非常欢快热闹。就这样，妈妈走上了革命道路，正式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三. 延安岁月

延安，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部，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颇多。中华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就在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市内嘉岭山上有唐代宝塔，清凉山万佛寺是宋代石窟。传说延安万花山是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乡，花木兰墓就建在山下。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延安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党为抗日战争，继而为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37年11月底母亲到了延安，一去就遇见赵县老乡高树辉，他和舅舅们很熟也认识母亲。他当时在“陕北公学”工作，就让母亲到他那去。在他的介绍下母亲成了于9月份刚刚成立的“陕北公学”的第一期学员，在七队学习，并担任了分队长。因后来写了《野百合花》而闻名的王实味和音乐家郑律成都和她在一个分队。1937年12月25日，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转正，她庄严豪迈地跨进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学习两个月后，母亲毕业留校。“陕公”开始在清凉山，后搬到大便沟(文化沟)，再后又迁至雀儿沟。从1938年3月至8月，母亲先后在“陕公”女生队14队任助理员、支部委员。曾在17、18队工作过，后又到26队当副主任和支部书记。那时学员队长由学员担任，管理干部当主任、支部书记等。1987年8月，我陪母亲到沈阳市看望了曾在“陕公”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张煜阿姨，她们都为在五十年后的重逢激动兴奋不已。张阿姨深情地回忆了她们在14队工作的情景，对妈妈的评价很高。她说妈妈的脾气好、待人诚恳、工作泼辣能干、性格随和群众关系非常好，与她合作尤为融洽难忘，她俩在14队曾介绍了一百多人入党(其中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

1938年8月组织上送母亲到“陕公”高级队学习，10月份又调母亲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对外称“中山图书馆”。母亲原来叫牟秀亭，在赵县念书时，曾有一位私塾先生另为她取名牟翼然，但一直没用过，到延安登记时启用了。因中央党校有保密性质，组织上号召改名。母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议论，互相起名字，给她起了个陈戈。姓改随外祖母，戈有二个含义，一是武器（古代的一种兵器,横刃长柄），为抗日打仗；二是因母亲性格直爽，办事利索风风火火，很有朝气和魅力，像把大刀，故得名。母亲被分配到29班学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际，因战事紧张部队缺少干部，急需延安干部培训后尽快赶赴抗日前线。所以学习时间较短很紧凑，只有两、三个月。她在29班学习时，支部书记是汪东兴，同学中有于桑、刘湧等。六届六中全会后，干部积极要求上前线，母亲也求战心切，学习结束后更是一个心眼儿要到前方去。所以,当领导同志找她谈话，告诉她组织决定她留校工作时，她极想不通，仍坚决要求去打仗，还为此闹情绪掉眼泪。当然，最终还是服从上级安排，留在党校35班工作，任协理员、组织干事。班上的宣传工作是刘觉战阿姨负责。那个班是老干部班，学员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母亲在35班工作了一年多。母亲不论在“陕公”还是“党校”，都是学习认真、工作负责，有极高的革命热情。她虽出身于乡绅家庭，在那个年代相对而言又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她身上毫无骄娇二气，积极肯干吃苦耐劳，任何时候都冲在前面。1939年10月，母亲参加了中央党校工作团，任团协理员，到安定县政府所在地瓦窑堡工作。那个县虽说是我们占领的，但国民党顽固派常来骚扰袭击，条件很艰苦也很危险。母亲在那圆满完成了任务，也经受了一些小型战斗的锻炼。半年后母亲回中央党校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曾任过党校的总支委员。1940年6月，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母亲找领导提出去马列学院学习深造。开始领导不同意，经母亲多次要求，组织上于7月份安排她到兰家坪的马列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的建制是按支部分班，班里分党小组，所以班也简称为支队，即支部的意思。母亲刚去在6支队，不久又调到7支队。曾志阿姨（陶铸夫人），彭儒阿姨（陈正人夫人）等都在那个班上。父亲一到马列学院就在7支队，还当过支部的组织委员。从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父母一直在同班、同组学习，从而使他们相识、相恋、成婚。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战友，更是相亲相爱的夫妻，他们相伴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历程。我和妹妹曾笑问过他们的恋爱过程。妈妈向我们道出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母亲刚到马列学院分班前，7支的支部书记白如海同志就向母亲说起过:“肖前这个同志各方面都不错”。虽然没再说什么别的，但向一个年轻姑娘提一个仅大她不到两岁的未婚小伙子，似乎有点介绍对象的意思。母亲是个很爽朗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一句:没门儿！很干脆的拒绝了。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很少，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来的进步学生，男女比例大约18：1。在那些女学生心目中，老干部都是大老粗，待人虽直爽但大多太粗暴，没有文化，更谈不上什么情趣。特别是发生了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打死女学生的事，更增加了她们对老干部的反感。妈妈也有同样的看法和想法，所以一听说这位姓肖的是红军干部，就认为不合适，想找比自己大几岁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对这件事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不想后来竟又把她分到7支队，与那个肖同志不但同班还同小组，因而起初她很反感。心想：我都已经明确表态不同意了，干嘛还这样安排，不是有意为难人吗。

可是却没想到，越相处越觉得这个肖前同志真不错。虽然是红军干部却没有一点架子，待人热情谦虚；文化程度虽不高，但思想敏锐聪明好学；尽管出身农民但毫不粗俗，不但脾气极好而且行为举止还挺文雅。之于长相吗，更无可挑剔。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十分英俊（有照片为证绝无虚词）。而在父亲的眼里，母亲完全没有知识女性常有的矫揉造作和清高虚荣，有的是端庄大方真诚朴实。随着进一步熟悉了解，彼此感觉越来越好，相互牵挂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一天见不到就觉得心里没着没落。上大课时，总要找到对方的位置，看到了会心的一笑才放心。短短九个月的相处决定了他们相伴一生白头到老的命运，这中间既有感情火花猛烈的碰撞又有外界因素的促成。6支队有位长征干部被怀疑有变节行为，但无证据。他对母亲颇有好感，领导交给母亲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让她接近那位干部取得他的信任，搞清他的历史问题并严格保密。母亲只好违心地对父亲说暂时不来往以后再谈，同时有意靠近“目标”。父亲不明真相情绪低落，后来甚至“躺床板”哭了一天，没想到这让他们的恋情大白于天下。同时父亲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追求者”。她的丈夫在前线却喜欢上了父亲，想方设法与他交往，有时竟以母亲的名义约父亲单独见面，后来甚至于写了“最后通牒”式的信，声称有她在就不能让父母结婚。这种干扰反而促进了父母的婚姻进程。1941年上半年母亲双喜临门：三八妇女节她被评为全院的妇女模范；五月二日与父亲成婚。婚礼在枣园食堂举行，简朴而隆重，没有搞什么仪式，领导和要好的朋友同志来了不少。康生、李克农、王稼祥、吴烈、陈刚、刘涌等都是夫妇一起来的，摆了五桌饭菜，大家热热闹闹庆贺他们的结合。父母的洞房和新婚后的日子都是在枣园后面的一孔窑洞中度过。同年7月父亲由马列学院毕业，仍回中央教导大队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并代理大队长，此时，大队部已由兰家坪搬到枣园。大队是团的建制，所担负的任务不变。母亲又接着参加了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个把月后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父母所在单位都在枣园，也有工作隶属关系。母亲后又调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在二科当科员，主要工作是抄写电报。当敌工委分成社会部、情报部、农委三大部分，母亲仍一直在情报部工作。父亲在“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工作了五年，由于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任务，多次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赞扬和奖励。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日军对根据地采取了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政策。国民党调集七十多万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因而母亲怀我时，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这个孩子要不要”，母亲心里十分矛盾，几经犹豫，最后咬咬牙留下了。这也是后来为我和妹妹取名矛、盾的含义之一。那时连吃粮都紧张，更没办法为怀孕的妈妈补充点营养。可是总想吃东西是妊娠期间的正常反应，故妈妈的日子很难熬，有次好不容易弄到点麵和菜，小心翼翼包了几个特别想吃的饺子，却不想煮成了面片儿汤，把母亲气得大哭了一场。我，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1942年2月在兰家坪中央医院出世的。听大人说，我小时候是个很好玩的小姑娘。大眼睛白皮肤黄头发，像外国洋娃娃，而且嗓门特粗，哭起来不是喊“妈妈”，而是大叫大嚷“陈戈，快叫陈戈”，很滑稽。所以，在那紧张艰苦的岁月里，我给父母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增加了不少乐趣。这时，中央教导大队迁至侯家沟，我们一家三口也住在那。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将组织关系转过来，参加教导大队的组织生活。不久，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从准备到结束，历时四年零四个月。在这场运动中，父母都受到了锻炼和严峻的考验。

整风运动分两个阶段：一是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统一自觉检查反省；二是总结，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反省，写出思想总结，以达到提高觉悟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父亲于1943年春天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参加整风运动。因父亲是出身贫苦的红军干部，在运动中波及不大，而母亲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她是个单纯热情、一心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并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由于她的出身和社会关系而被审查。对于家庭出身，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准确的定性该是什么。舅舅们后来都陆续到了延安，他们几个在参加革命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拦时，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写各的，全都不一样。母亲自己认为是“破落地主”。另外,母亲参加革命是二舅介绍的，二舅在搞地下工作期间曾被捕过，后被组织营救。这些情况，母亲一到延安就对组织汇报了。母亲一向忠诚老实，而且对自己从来宁严勿松。整风运动中，在同志间互相帮助时，有人“启发”她：你二哥被捕过，就有可能叛变，而他介绍你参加革命队伍，说不定是有意把你安插进来当特务的。母亲则老老实实地说：“他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有这个可能”。结果，运动后期搞“抢救运动”，母亲被定为“抢救对象”，有几个月停止了组织关系。当时，凡是有孩子的女同志都集中到延安托儿所，母亲带着我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肖盾也住在那。她边学习、边工作，顺便照顾我们，但主要是被审查。整风运动按中央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政策开展的较顺利，但也在“抢救失足者”的错误口号下出现了一些偏差，搞了些“逼供信”、“车轮战”，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母亲因是女同志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故没有对她采用什么过激的作法，只是学习、谈话、交待、写材料，但精神压力大。让她参加坦白大会，站在那灰溜溜的。在那段日子里，母亲一直坚信党，保持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保持了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父亲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托儿所看望我们，鼓励母亲要正确对待，要经受住考验，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1945年5、6月份,领导向母亲宣布了审查结论：没有问题。同时正式任命她为托儿所所长。整风运动后期曾开了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肯定整风运动意义的同时，也在会上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在整风运动中延安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根据地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人民群众，一律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和生活困难。父母都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他们开荒种地、养猪、养羊,还纺线织布。母亲因表现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通过大生产，边区的农业、工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部队和老百姓都基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前进。

　　 父亲到中央党校后，先在一部学习,后因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一部，党校学员则到二部。父亲就被安排到位于后沟的党校二部学习和搞支部工作，任过支部书记。那期间，每逢星期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去后沟父亲那玩。

日本刚投降，中央就迅速组织了干部团去东北，父亲就是这批赴东北的先遣队成员，任副大队长。1945年9月2日，延安举行了欢送大会，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亲自把盏敬酒，请干部团的同志们吃饭，为他们壮行，随后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送他们离开了延安。父亲离开延安的那年冬天，为适应战争需要，把原在托儿所带小孩的女同志集中到中央党校组建三部，归宣传部领导，准备训练学习后去前方。母亲被调到三部任学员支部书记。为了学习工作方便，孩子们都是白天送托儿所晚上接回来。1946年上半年父亲发电报到延安希望母亲去他那，经组织批准将母亲调离中央党校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大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属孩子。6月7日蒋介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所谓“停止内战的五项条件”，撕下了和平假面具发动了反革命内战，解放战争由此开始。6月下旬,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随着最后一批干部大队队伍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开始了历时半年的极其艰难困苦的长途跋涉。那时我已四岁多，模模糊糊的记忆从此开始。

1990年9月，我和小盾有幸陪父母一道回了延安。虽只停留了短短的四天，可那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激动人心、多么无法忘却的四天啊！44年后，还是当初我们从延安走出去的4个人重返故地，是一次极不平常的“寻根”。我们在黄陵县祭拜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寻访了民族的根。在延安，我们参观了王家坪《延安纪念馆》和杨家岭中共中央原所在地旧址；流连忘返于凤凰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故居；默默听着“烈士陵园”里那肃穆的松涛声；站在宝塔山顶俯瞰延安全城和长流不断的延河水。似乎耳边响起了毛主席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豪迈宣言，好象看见了打着火把举着红旗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让红光照亮了天照亮了地照亮了全中国。这儿是中国革命的根。在枣园我们找到了父母的洞房，父母在“金婚”前夕并肩站在窑洞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汽车冲过浅浅的河水，我们爬上了候家沟的山坡，伫立在我刚出生后住过的窑洞前，瞬时间感到那么神圣亲切。我们顺着狭窄的土路盘山而上停停找找，终于看见了托儿所，因岁月变迁而残留的圆形拱门，这就是妈妈牵着我俩的小手多少次进进出出的地方啊！我们在羊肠小道上找到了那个让马失后蹄的坡坎。妹妹出生才23天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父母连夜送她去医院。妈妈抱她骑在马上，爸爸牵着缰绳。天黑路窄又跑得急，遇一转弯处，马的一只后蹄滑出山路拌趴倒，要不是父亲拼命拉住，他们三人都会滚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站在路边看着山下陡峭的石壁真叫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宝塔山延河水，我们真切地感到这里真正是我们姊妹俩的根。我们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我们比别人更有责任继承父母的事业、思想和品德，把延安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做个延安的好女儿。

四. 东北烽烟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把原确定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的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当时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加强全国的斗争。因而，中央先后把部队和干部从陕甘宁、华北、华中、山东和解放区调往东北，加上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共约十万多人，干部二万人，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会合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很快发展到二十万人。父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先期从延安到东北的。他们走绥德，过黄河到山西兴县，再经张家口、承德,边走边打，约11月份抵达当时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所在地沈阳。到沈阳不久，东北局常委林枫同志即找父亲谈话，要他负责组建“自治军总部警卫团”，担负东北局机关和总部的保卫和安全工作。先调配了二个连由父亲领导，后从铁西工人区招了些工人，又从山东来的部队中抽调部分人员正式成立了警卫团。父亲任政委，阮班和同志调来任团长。1945年底，国民党大举向山海关进攻，我军主动撤出山海关。蒋介石先后派了7个军进入东北，使我军独占东北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故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求我军让出大城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持久打算。1946年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父亲随总部离开沈阳到辽南本溪湖，不久又到抚顺梅河口，参加了保卫四平的战役。时年4月，父亲被调至总部直属政治部任主任，主要负责东总直属队机关党政工作，6月份又与总部一道从吉林撤到哈尔滨。这年夏末初秋，谭政同志交给父亲一项任务，让他负责总部的再次搬迁工作，要求安全地将机关全部迁往佳木斯。父亲认真组织、周密安排、指挥得当，受到总部首长的称赞。到佳木斯后，父亲兼了一段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工作，后与合江军区政治部合并，父亲调任合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延安到东北经历了极其艰辛的旅程。全程二千多公里，交通不便、道路难行，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前段的一千三百公里是靠步行、骡马驮、牛车拉走完的。大队人马行军不但很不便而且很危险，要过黄河、过沙漠、要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还常遭到土匪的袭击。粮食饮水不足，药品极度匮乏，加之队伍中很多家属小孩更增添了许多意外和困难。至今还记得躲在山坡后听着护送我们的警卫连叔叔与土匪交战的枪声；更忘不了深夜在黄河渡船上被妈妈蒙在衣服里不让出声的恐惧；还依稀看得见那长长的似乎一直在走却走不到终点的队伍。队伍日出行军日落宿营，走到哪就住在哪。有时睡在老百姓家的炕上，有时睡地下，有时在帐篷里，有时就在沙漠中露宿。一路由地方政府一段一段地送，一站一站倒车。从延安出来时，中央派部队护送并给每个干部配一头骡子，一种特制的两边各挂一只箩筐的架子放在骡背上，筐里既可放东西也可放孩子，我和妹妹就刚好一边一个分乘其中。被褥衣物都装进“马搭子”，那是一个用帆布制成的、一面中间开口系带子的长方形行李袋，物品折叠铺平后放进里面，然后横搭在骡马背上。那时妹妹刚一岁半，因没满月就得了肺炎差点抢救不过来，是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吧！在她头顶穴处注射了一针葡萄糖试试，她竟奇迹般地活了，但后来身体一直很弱，因此也没给她断奶。对那段历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妹妹不但总病，而且还“晕筐”，把她放进筐里就吐。无奈，妈妈只好把她抱在怀里走，睡着了再放下。尽管组织上派来个警卫员徐再水叔叔帮忙，但照顾孩子及生活上那些种种具体琐事都主要靠母亲操劳。别人大多是夫妻俩带一个孩子，而母亲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一直病着，所以她特别辛苦。最麻烦的是，每到一地宿营时，她都要忙着洗晒尿布、喂孩子、解开所有的行李张罗休息…。早晨要比别人都起得早，把全部东西装进“马搭子”摆到牲口上，给孩子们穿好吃饱放好，继续行军。日复一日。后来走到绥德换乘牛车，骡子回延安。过黄河后，妹妹又拉肚子，最严重时一天竟拉了二十多次，总哭，可没有药，妈妈只能流着眼泪干着急。与我们同行的原中央党校的张承明叔叔对我们非常好，一路上主动照顾安慰。直到到了山西兴县，母亲找到原在“陕公”一起工作的谭正文伯伯，他想办法搞到了好一点的药，才又救了妹妹一命。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母亲不但有着顽强拼搏的精神，而且自始至终乐观开朗充满活力。她喜欢唱歌，队伍中常能听见她高亢的歌声。夜晚，当她忙完了手中的活儿，她会坐在我们旁边，哼着轻柔的小调儿，拍着我俩进入梦乡。那时刻你绝对不会感到害怕担心，会觉得一切都美好舒适。母亲是骑着毛驴过沙漠的。刚开始骑上去时，因不熟悉驴的驾驭方法老摔跤。生手不习惯拉缰绳，驴只要一低头，人就会顺着驴头从前面滑下去摔到地上。牠常常走得好好的冷不丁一低头，人毫无防备就下去了。妈妈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会因自己的“失误”坐在沙土地上大笑不止，笑够了拍拍身上的土再骑上去。可稍不留神又摔下去，就再爬起来骑上去，经常折腾好多次。几十年后说起这件事，她还忍不住要笑，说当时也一点不觉着苦，只觉得特别有意思。她就是这样唱着笑着向前走着。到热河林西(现在内蒙的巴林左旗)才与东北局联系上，领导机关通知我们就地等候派汽车来接。我们就在林西住了一个多月。当我第一次坐上大卡车时又新奇又害怕，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怪物，会跑得那么快像飞一样！但看着妈妈脸上那欢快的笑容我就放心了。汽车把我们送到白城子换乘火车，十二月初到哈尔滨，干部大队交给了东北局。父亲得知消息后派警卫员李恒新叔叔到哈尔滨外面来接我们。不久父亲来哈尔滨开会，又见到爸爸，我高兴得跳起来紧紧抱住他，可让我奇怪的是一向笑嘻嘻的妈妈却在此时泪流满面。随后我们一家跟父亲回到佳木斯。

1945年9月到1947年9月两年间，父亲一直在东北工作和打仗，由于部队建制变动大，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所以父亲调动频繁，1946年年底他又调任东安军分区政委。当时司令部在鸡西，第二年初迁至东安。母亲把组织关系转到部队，在军分区供给部（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当协理员。那时，鸡西县委书记是李尔重伯伯。在那里，我们家来了一个女孩子，后来她和她的一家成了父母一生的好朋友，她叫宋珍。宋珍的姑父是母亲所在的供给部部长，她迫切要求当兵，可年龄太小只有十五岁不够参军条件，就把她安排到我们家照顾我和妹妹，也就算入伍了。后来她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像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1947年2月家搬到东安，那是地区政府所在地，母亲的关系又转到地方在地委党校负责一个班的工作。9月份我的小妹妹肖戎在东安出生，她是个很秀气可爱的小女孩。不久，组织上又派了个年轻的朝鲜女战士崔福顺来家里帮忙，大家在一起非常亲密。当时合江军区有两个政委，吴亮平同志分管地方工作，父亲分管军队工作，主要负责剿匪、土改、配合地方。密山是他们管辖的地区，“孤胆英雄杨子荣”就出在他们所属部队。1947年秋，东北部分地区土改及剿匪工作胜利结束，巩固了后方，解放军的作战任务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为充实作战部队干部，调父亲到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离开东安先到密山，后到辽宁郑家屯、洮南一带。由于父亲去了野战部队，母亲就带我们姐妹三人于1947年冬天调牡丹江省政府工作。可能因为她有三个小孩又有在延安当过托儿所长的经历，领导认为她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故让她筹办省政府托儿所。那时虽然在后方，但各方面困难亦非常多。又正值寒冬，条件很艰苦。母亲带领全所同志从零开始，从一件件具体细小的事情做起白手起家。记得建所过程中还失了一次大火，把伙房和不少物品都烧了。但妈妈毫不气馁，率领大家从头干起，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办起了托儿所。我们三姊妹都进了托儿所，宋珍和崔福顺阿姨则都在那工作。1948年初东北地区全面开始土改运动，声势较大。母亲积极要求去第一线。她给四个月大的妹妹断了奶，经上级批准参加了省土改工作团，赴林县开展工作。有大约半年时间深入群众摸情况、划成份、斗地主分田地、减租减息。那年冬天，东北我军经过90多天大规模冬季攻势作战，歼敌15万多人，收复了四平、吉林、营口等城市，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7月准备攻打长春，母亲调东北局参加长春工作队在吉林集训分工，准备长春解放后接管城市，同时在市政府教育科帮助工作。后来上级决定暂不打长春改为长期围困，工作队解散，母亲回东北局，重新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局任军需科副科长，后任工业科科长。父亲则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全军整编统一部队番号，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父亲任四野44军政治部副主任，谭甫仁副政委兼主任。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南下、渡江，途经江西，父亲才得以在离家十八年后回去看望。为保护父亲安全，领导派了一个骑兵排随行，却让乡亲们误认为是国民党军队来骚扰，全村的人都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费了好大劲儿喊话才有人战战兢兢来探虚实，知道确是“过生(父亲小名)回来啦!”时，人们都沸腾了。大家把父亲团团围住纷纷诉说红军走后的悲惨遭遇，骨瘦如柴的姑姑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父亲当天就返回部队，更勇敢坚毅地投入后续战斗。父亲接着参加了湘赣、广东、衡宝等战役。1950年春，父亲调任43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4月1日父亲所在四野15兵团横渡琼州海峡，向海南岛发起进攻，30日解放海南全岛，军部随之迁往湛江。天津解放后，母亲调天津企业公司任总支书记兼人事科长，后改成天津市工业局。广州解放后，拟调父亲任华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同时调母亲任广州工业厅总支书记兼人事局长。母亲带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小戎去广州报到，宋珍阿姨也随行照顾。她们先到上海华东局转关系，然后经杭州、漳树，再至广州。到那才知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作战部队需要，父亲没到华南军区上任，改调43军。考虑到去那里工作不方便，而且我和小盾自1948年在哈尔滨进“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后一直长年在校。当时学校已搬到武汉，所以母亲向组织说明情况，要求去武汉工作。华南局同意了并介绍她去中南局报到。小戎则与媬姆李荷花到湛江43军军部父亲处住了几个月。母亲于1950年5月到武汉的“中南纺织管理局”任办公室主任。后因组建空军需要并照顾家庭，父亲于1951年秋调武汉,一家人经过10年的聚散分离战火洗礼，至此，团圆在武汉。

五. 武汉家园

武汉市位于长江中游与汉水交汇处，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武汉历史悠久，明清时汉口已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在中国现代和近代革命史上，武汉又几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首义成功的地方。它素以九省通衢著称，地处长江与京广铁路交叉点，五十年代是我国中部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武汉又是个自然风光优美的城市，父母和我们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八年。

战争的硝烟慢慢散尽，代之于和平与安宁，父母也结束了多年转战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他们担负的工作仍然很繁重，城市刚解放百业待兴，空军刚组建凡事开头难。父亲到武汉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长。1954年秋到中南军区高干班学习，它是为高级干部办的速成中学。在那,父亲刻苦好学，时间抓得非常紧，星期天也不回家。妈妈不放心他的生活，常常带我们去学校看他。他就像个刚入门的小学生似的那么认真用功，每次他都把刚写的文章给妈妈看征求意见。他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尽量力求字迹工整﹑文笔顺畅﹑用词妥贴﹑全文表现力强。所以，他后来写的东西都十分耐看。1956年9月毕业，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1960年底任政委。而母亲于1954年秋调武汉市计划委员会任计划处长，两年后又调市统计局任副局长，1960年任局长。我们家刚到武汉时，先住汉口天津路联怡里，那是一处较破旧的老式里弄住宅，是以木质结构为主的，较窄小。有段时间姥娘住在家里，人较多很拥挤。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我们用门挤核桃，核桃没挤开却把门硌垮下来了，费了好大劲才安上；还有一件，楼上打开窗户，下面就是楼下的房顶。秋天，家里腌的萝卜干筐就放在那，我们几个常“偷”吃。结果小偷真从那爬上来了，所幸只丢了几件洗晒的衣物。那时候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差，后搬到合作路诚昌里，稍有改善。大约在1952年春迁至珞珈山街，那的环境好多了，一个不小的街心花园是我们天天游玩戏耍的乐土。在那，我们家先后住过18号、26号、9号，直到1968年底。这期间不但家里生活平稳有序，而且还连添两丁：1952年6月我的弟弟肖钢出生。他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父母的喜悦自是不言而喻。当时我和小盾远在庐山上小学，收到妈妈寄来的弟弟满月的照片也高兴极了，觉得这个小人儿简直太可爱了。1954年8月我的小弟弟肖铁又随着降临人间，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全到齐了。这是一段让我充分享受了家庭温馨和家人间浓浓亲情的快乐难忘的时光。能有这样的家庭氛围，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母亲请到了一位朴实能干尽心尽职的保姆卢青云阿姨。她是1952年上半年来家的，直到1966年底被迫回乡。十四年里，她把我们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包揽了大大小小所有的家务事，使得父母没有了家务和孩子们的羁绊，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无忧。

自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五、六年，父母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在战斗中他们是勇敢无畏的战士，在和平年代他们是为革命忘我操劳的忠诚干部，而且以自身的言行教育和影响着我们。在我很小的时候，记得是小妹妹满月的那天，一家人乐乐呵呵包饺子，就在饺子刚下锅时，警卫员神情紧张地跑进来说有情况，父亲立即提起枪连头都没回奔出了房门。那个情景和父亲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平常能吃顿饺子对我们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都要到嘴了可父亲走得那么干脆。我忽然懂得了什么是公事什么是私事，公事是决不能耽误和马虎的，如果自己的事与它撞在一起，就是再大也只能放下了。父亲较早就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只要看见他把头歪着就知道他疼得厉害，可他从不休息。我上中学时，有次母亲摔伤了，腿肿得很粗，走路都困难，但她竟拄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去上班。望着妈妈摇晃的身影和爸爸偏斜的头，我知道了该怎么样对待事业和自己担负的工作。无论什么时候，工作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不能有半点马虎。这也成了我以后一直遵循的原则。

受父母潜移默化影响最大的还有一点，是如何待人处事。或许是父亲清贫的出身，也许是他多年从事保卫和干部工作养成的作风，他一生正派清廉公私分明，办事认真踏实稳稳当当，待人宽宏大度随和体贴。爸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传记﹑回忆录，但凡是认识他的人提起他都是称赞不已，口碑极佳，人们对他的人品和人格魅力给予了绝对的肯定。爸爸的那两道剑眉和他的身份往往给人一种威严，似乎不好接近，可你只要和他说上几句话，就会让你感到，在你面前的是位和蔼可亲﹑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长者。他从来都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管到哪都不张扬更不讲排场，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都很好。他与任何人交往，都是那么自然和谐从容不迫分寸得当，从来没见过他奉承或巴结谁，更没见过他发脾气或训斥骂人。原空军汉口王家墩场站高顺政委曾给我讲过一件事，很能反映父亲的为人。他有次随父亲下基层，伙食标准要严格按规定办，这点是父亲三令五申过的。第一顿饭主食是饺子，被几个随行一扫而光，食堂以为对了首长口味，以后顿顿以面食为主。几天后，秘书发现不对才告诉人家，父亲从不喜欢吃面食。而自始至终父亲一句话都没说过，这让大家都很感动。我第一个孩子临盆时；是在家里发作的，妈妈早几天就跟爸爸说好，到时去医院让住在家里的司机送送，因为爸爸一直不许我们单独用车。可当时正是凌晨两﹑三点钟，爸爸走到我床前和我商量:“司机在睡觉,你能不能忍到天亮?”这看似是个笑话，可我从心里理解爸爸，他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等我生了女儿出院，是我两个弟弟接我回家的。他们雇了辆三轮车，让我抱着孩子坐在上面，他俩骑自行车一前一后护着，还开玩笑地说羡慕我的排场，前面有开道儿的后面有跟班儿的。1970年冬天，婆婆带着我两岁的女儿从河北获鹿回东北老家，在北京转车，只停留很短的时间。父亲刚巧在北京开会。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冒着大雪带着水果食品，亲自赶到火车站看望。婆婆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父亲的举动让她和家里人十分意外，婆家哥哥回家后，逢人就夸。当她回来向我说起这件事时，从婆婆那激动的神态中，我又一次领悟到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行为待人。妈妈在家里真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繁忙的工作之余，她把心完全放在爸爸和我们身上，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父亲的吃﹑穿﹑用几乎都是她亲手打理的，就连父亲每次的洗澡水也都是她帮着放好，这些成了她一辈子的生活习惯。而对子女更是关爱有加，为了能使我们健康成长，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好，从精神到物质她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们姊妹三个生了六个孩子，都是回家坐的月子，妈妈精心照顾。我们成家后所在的地方都较偏僻，她特别牵挂，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她知道了就一定想办法帮助解决。每次回去，她总是询问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好休息好，忙前忙后。吃饭她最后一个坐下，睡觉她最后一个上床。难忘我上大学后，第一个暑假回去。返校的前一天晚上，心里难过天又热，怎么也睡不着，好容易打个盹，睁开眼睛却发现妈妈坐在我床边默默地为我扇着扇子，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每次离家时，她没完没了的往我们的包里塞东西，直到实在装不下了，甚至于有时已走出家门，她又追出来再给你加点什么。她对外人也非常善良热情，对同事朋友,对周围的人，她都是真诚相待有求必应的。有时在大街上遇到什么不平事或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她也会主动去询问并伸出援助的手。几十年的熏陶，我们学会了很多，每每看到同学﹑战友﹑身边的人有了难处，我们也会非常自然地去帮一把。我和妹妹都已遇到几个成年后到处打听我们的人，都只为当年在她们困难时我们曾给予过帮助，但我们却真的不记得了。

　　我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住校，高中三年才得以住在家里。后当兵上军校，毕业后较长时间在外地，能和他们在一起只有假期。但我却非常恋家，很想与父母每时每日守在一起。每次回去都是兴高采烈，而每当要离家却是提前几天就心里难受，即使自己成家有了孩子还是同样的心情。因为对于我来说更多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关怀和疼爱，在他们身边总是觉得那么踏实温馨快乐。对我们，他们严格要求，具体指导，及时批评鼓励，希望我们德才兼备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人材。我上大学后父亲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你已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任务,进入了高等院校学习，已成为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又提出了政治﹑组织﹑学习及三八作风等方面的努力目标，并有决心和信心实现。此外，你妈妈来信(注:当时父亲在庐山)说，你被批准入团了，这些使我非常高兴，并向你祝贺!你是聪明﹑健康的，只要不断努力，相信这些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他还写到:“谈到哈尔滨，引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在东北的情形。我也在哈尔滨住过，在东北打了几年仗，到过许多城市和农村。我很喜爱这些地方。哈尔滨是你初次离家上小学之处，很巧又是你离家上高等院校学习的地方。时间虽只有十二年，可是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的根本变化。那时我们在东北是处在非常艰难的战争日子里，今天我们已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但胜利是来得不易的。希望你将来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能贡献出更多的力量，成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这封信我珍藏了五十年，看见它就好像爸爸在身边期待地看着我。可以让父母宽慰的是我们姐弟五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大学毕业各有专长，而且不论周围环境怎么变化都兢兢业业坚守在党给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父母对我们的感情是深沉和细腻的，但他们大多不是用语言，而是渗透在每一件具体的有时甚至于是很小的事情中。战争年代，父母无暇照顾我们，我和妹妹被送到部队子弟小学，以后就长期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尽管老师阿姨对我们都很好，但是由于年龄小，常因想家而哭泣。难得回一次家，返校时也总会哭得稀里糊涂的。记得是1950年初的寒假，家在广州，走时是爸爸送我俩的。隔着学校大客车的窗户，我们默默相望，在汽车开动时我猛然看见爸爸眼里含满了泪水，却强笑着向我们挥手，我被惊呆了!我从没见过他的眼泪。在那一刹那，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爱，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知道了该怎么做才能减轻父母对我们的牵挂。我学会了体贴人照顾人，尽心尽力带好妹妹。以后离家再不当着父母的面掉泪，让他们伤心。父亲的工作很忙，难得和家人在一起，可我知道他心里是惦记我们的。五十年代，北京的棉纱制品质量很好，他每次从北京回来都给妈妈和我们带一大堆大大小小的毛巾袜子短裤布鞋。去杭州开会返家，他送我们一人一把精致漂亮但不同色的小花伞。江西之行，他带给我们的是三把闪着五彩瓷釉的小茶壶。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上高中时，我们已长大，但从小养成的习惯，生活俭朴穿着更简单，用降落伞做的连衣裙都觉得是最漂亮的啦。爸爸由北京回来，摆在我们姊妹面前的是放在小玻璃盒里的美丽的胸花，真没想到爸爸竟这么体贴如微还这么有情趣啊。我小学毕业考初中那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市不少地方被泡在水里，市内交通都瘫痪了。中学发榜那天，我早早起来看着外面发愁，不知怎么去学校。爸爸竟然要和我一起去，他说“能走车的地方我们开过去,不能过的我们俩就趟过去嘛”。直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当时和爸爸冒着小雨，脚踩在水中，一起高高仰着脸全神贯注并肩看榜的情景。我从小喜欢文艺，也爱看电影。但平时住校，常为错过了不少好影片而遗憾。没想到这让父亲觉察到了。有个星期天他特别为我和他买了两场电影票，《流浪者》上﹑下两集，还分别在两个距离较远的影院，他陪我坐三轮车赶场。说起来这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我却一辈子忘不了那回在三轮车上靠在爸爸身边的感觉。在亲人们中间，你还可以常常领略到他的风趣和幽默。他曾抱着弟弟，头上围块花头巾藏在门后吓唬我们。他也常给我们讲故事和笑话，让大家笑得滚作一团。偶尔，妈妈为日常小事数落他时，他会看着我们挤挤眼睛﹑耸耸肩膀﹑撇撇嘴，故意做出一副无奈委屈的模样。我们则报以会心的微笑。当我们议论过生日吃长寿面是预示寿命像面条那么长时，他会傻傻似地问:“我们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我的命未必只有大米那么短?”由于他的江西口音，米听起来像“便”,惹得全家笑破肚皮。他就是这样一个慈祥亲切的老爸。

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更传给了我们做人的根本，还让我们有幸沐浴了说不尽的关爱。他们虽已驾鹤西去，但音容笑貌却常浮现在眼前。他们真的没走，因为他们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底，和我们的灵魂融化在一起！

（全文完）

结束语

肖钢

文如其人。从大姐的身上，能看见父母的身影。从家庭的来路，能看见革命的初心。我们的家庭，像一只小船，一直漂流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之中，从延安漂向东北，从东北漂向广东……。

有党才有国，有国才有家，明白这个道理，比什么都要紧。我们的家庭，在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只是沧海一粟。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民家庭都安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真谛。

我们寄望这些怀念父母的直白文字表述，厚載着我们对革命来路的无限景仰，饱含着永远跟党走代代传承的真心。

衷心感谢所有阅读此文的朋友，你们帮助了我们达成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