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号称诞生以来的3200多年历史里从未改过名字，应该是中国如今30多个省区的省会城市以及其他有过重要影响的大城市中的罕见个例。唯一有争议的时期，可能就是唐代曾沿袭之前的益州称呼过成都，看起来还是更改过名字。但这是唐朝行政制度给人刻意造成的误会，唐朝初年改郡为州，同时重新分割郡治，将许多汉晋以来的县治旧名统统掩盖，著名的如彭城所在徐州，江陵所在的荆州，毕竟这都属于州郡一级建制。所以，唐朝的益州是州郡一级行政单位，民间也替代为“蜀郡”，其实是中后期更大一级“剑南道”的治所；而益州本身治所则为成都府（府与县则相应对等），成都事实上的确并没有改变过称呼。好像唐朝的蜀州对应成都附近的崇庆县（今成都市所辖崇州市），也就是杨玉环的出生地。按今天说法，杨贵妃是的确在成都出生，总比武则天生于广元的传说靠谱多了。但是，成都是否拥有3200年左右的历史毕竟是一个大概推断，究竟何时有成都的，历来有不同说法，意见并不算是一致。

成都诞生的早期历史之所以含糊，主要在于古蜀国流传史料太少不说，即便现有的少量资料还掺和不少传说故事，不易区分真实和杜撰。古蜀国号称有几大王朝，有些夸大其词。尽管构成上和夏商周那种古代部落王朝性质类似，规模却要小很多。成都是作为开明王朝所建造的一座蜀国都城，这个事实应该大体不差，但具体是在古蜀国的什么时间建造其实很难精确定位。

据史书《蜀王本纪》（该书不存，只在《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中部分保留，署名作者是西汉朝后期的成都大才子扬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开明王朝九世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成都双流华阳一带）迁往成都，构筑城池，推断时间距今为2400年左右。而比西汉扬雄晚出的东晋朝常璩所写《华阳国志·蜀志》也接近《蜀王本纪》说法：“（开明）九世有开明帝……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尽管历来对“自梦郭移”这句话的含义解读众说纷纭，但相同时间“开明九世”还是清晰的。可依照今天挖掘的金沙遗址看，不少考古专家却推断成都建城史似乎可以追溯到3200年前，也就是开明王朝以前的古蜀国时期。

开明王朝是古蜀国后期最著名的阶段，开明是指开国的丛帝鳖灵，自他打败望帝杜宇以来，建立的这一蜀国长达300年，到秦国惠文王命大将司马错南下“金牛道”灭蜀，占有巴蜀两个古国以后，标志秦国的军事力量开始超过山东六国，初步具备统一中原的实力。

开明王朝有过著名的“三都”——是为成都、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到隋朝因避讳炀帝杨广的名字才改名为双流，但唐宋时期还是恢复了广都的称呼）和新都。之前，望帝杜宇时期的蜀国都城是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区），今天之所以把郫县改称郫都，似乎也是曾为古蜀之都的渊源吧。不过在杜宇时期，南面的广都已经成形，是作为蜀国别都。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王国政权几乎很早就实行有陪都制度，夏朝不确定，商周秦等大朝代都不例外，如殷商末年著名的朝歌其实就是一座陪都，史料明确记载，自盘庚迁殷以后再无迁都，这也是安阳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重要根据。当时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诸侯国也都有别都，可见杨宽先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的相关论述。

据说丛帝鳖灵建立开明王朝后望帝杜宇还健在，他们之间虽打过仗，可最后还是和平移交权力。杜宇让出王位四处游猎，最后在湔山修道。鳖灵接手蜀国时的都城是在郫邑，但为了彰显开明王朝新气象就把原来的别都广都作为了正式的都城。换句话说，历史上郫邑和广都的出现应该都比成都更早。成都和新都作为开明中后期出现的城市应该距离史实不远，尽管成都可能有部分更早的人类居住活动，如十二桥或金沙都号称商周时代遗址，但不一定真有所谓“城市”规模，部族聚居的可能性更大。但就金沙遗址来说，从挖掘古物看当然八成是古蜀国的王室贵族，但其实也不否认是后来成都作为蜀国都城以后才有的，所以本来金沙考古也不排除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特点。

众所周知，当时古蜀国范围就限于成都平原及周边，最远就到南安（今乐山市一带），一个并不大的地方王国会有如此多都城，和殷商时期部落民族有迁徙习惯感觉不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四川境内河流众多，水患相当严重。丛帝鳖灵能够登位称王，就因在蜀国治水有功获得民心支持。传说都江堰所在玉垒山就是鳖灵为了疏通洪水而开凿，为成都平原开发利用奠定了第一大功（可见《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

四川境内玉垒山其实不止一处，都江堰所在玉垒山古称湔山，也就是杜宇修道的地方（可见都江堰及青城山的道家文化渊源之深远）。据《汉书·地理志》“绵虒县”下原注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说文解字》“湔”字下记“湔水出蜀郡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而且“湔”字（今读音为尖，平声）构成为水和前，本义就是指水流的前锋，就是因当地江水时常泛滥的洪水而得名，所以，原本玉垒山流经江水是为湔水，而这个山就名湔山。换句话说，成都周边的地形虽然很早就是平原，但水患一直严重，并非那么适宜人们居住。而成都早期城址的遗弃也证明大都与水灾有关，如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还有著名的三星堆。正因成都长期受到洪水破坏，开明王朝后来才又寻找新址再建了一座新城，是为“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境内），位于原成都的偏东北方向。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成都最初得名是借用西周建都的经过，对这一说法，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但个人感觉，这种解释未必当真符合“西周建都”的本意。如前所述，西周同样为两都，西都镐京为宗周，东都洛邑为成周。镐京代表周朝崛起时代的都城，是为宗周；而东都洛邑位于中原中心，是诸侯俯首遵命，标志天子号令天下诸侯的周朝王城，这才是“成周”的真正含义。东都洛邑的兴建为武王灭商以后，亲自勘察地形，以位于天下中央而决定建造，没多久他却病故。武王之弟，分封燕国的召公奭再次受命选址营建，分封鲁国的周公旦辅政成王时亲自监督完成（包括成王的谥号也有“兴周安民立政，最终天下大成”的终极寓意），这一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都城有一个典型举措，把寓意“天下”的九鼎供奉在洛邑，示意四方诸侯听命，周边蛮夷部落朝拜天子全要在东都洛邑进行。这不能单纯看做形式或“过场”，周朝作为历史上特别看重封建礼仪，并普遍实行于国家为政规矩和树立行为准则之中，然后以此确立一种制度，这是“以礼代法”的体现，而中国封建王朝历来宣称“礼仪之邦”的出处也就在这里，孔子之所以一直渴望恢复“周礼”，就是这样将“礼仪”升华到法律的标准和道德的高度的一种社会制度。成都若真是以模仿西周建都的含义作为蜀国之都，笔者以为，应该是仿照“东都洛邑成周”的背景。

另有一种说法，古代蜀语的成都二字读音就是蜀都，其实这也不可考证，应该是想当然。在历史研究领域，语音推断含义并非没有价值，但也是后来古代民族语言的流传多少有点追溯依据才会有用，像古蜀人的语言比匈奴语还要古老，能够推断其语音和含义实在太过神话了。若从后来对“成都”含义“成者，毕也，终也，按说当时成都象征蜀国建都或立国大业最终完成，希望这是最后的都邑，可能比较接近本来意义。

到开明王朝末期，北部的秦国通过变法而强大扩张，从颇有神话性质的“金牛道”南下灭蜀。秦相张仪根据秦都咸阳的规制重新改建成都，使其从此成为一个著名的比较大型的中心城市。不过，那时成都气候卑湿，满地皆是洳泽，土质疏劣，似乎印证了长年洪涝的残酷现实，筑城极不容易，屡筑屡坏。

收录在《全唐文》（清朝嘉庆年间编撰，包括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章）中的唐朝李昊《创筑羊马城记》（羊马城本为城市城墙外围修筑的防御性工事，后来往往作为护城河的内边壕墙）云：“张仪之经营版筑，役满九年”，成都新城的筑成之艰辛可见一斑。这篇文章还记载了建城的故事，说张仪看到有大龟浮在江上（河上），到了东子城东南角而死亡。张仪问巫师。巫师说：“依照龟的样子修筑城池。”于是成都最早的城池曾取名“龟化城”，简称“龟城”。秦张仪、司马错筑太城（府南城，太就是大），次年，张仪在太城以西筑少城（府西城）。之所以分大城和少城，大城是新城，而少城是蜀国旧都基础上改建，形成城中有城，二城并立的格局。州治大城，郡治少城，修整里匮，市张列肆，并“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入秦国郡县体系之中，至此成都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

这一建置以西部少城为中心，东部为外城。但比较特殊的是，像秦国如此注重军事风格的政权，营建成都这一重要城市时，居然没有体现多少军事元素，实在让人惊奇和不可思议。《创筑羊马城记》一文虽然从羊马城的军事防御角度出发，记录所谓“管钥成都，而犹树木栅于西州”就指成都建城大量以木为城，主要也是为了巩固土壤作为夯筑基础，用来防御洪水吧。因为木栅并不可能有效地用于军事防御。当时秦人营筑夯土城垣，只是“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考古资料也证实，秦朝以前成都没有多少夯土或泥砖的城墙。历史事实证明古代砖石混合的城墙起码要到三国时期才出现，即便东吴建业号称“石头城”，也仅限于宫城而已。

不久，秦昭襄王时期，为了确保这一秦国蜀郡新建的成都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郡守李冰（任职时间推断为公元前276——251期间，具体也不能确定）领导建造了造福后世的都江堰，从此改变了成都的历史。

实际上，对于李冰的身世、籍贯、族属全都是谜。因此，《史记·河渠书》只称呼“蜀守冰”，他可能根本就不姓李。李冰与儿子（传说叫二郎）征发大量民夫参与各种工程，他不仅进行了都江堰一处工程，其他水利项目也很多，“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布，经什邡、郫，别江”；“穿石犀溪于江南”；“冰又通笮汶井江，经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自湔堤上分羊摩江”等等。另外，他还修筑了一条连接中原、雅安名山与云南的五尺道。以今天眼光看，当然李冰是领导民众做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但当时同样体现了秦国“役使天下”的繁重徭役特色。想想后来秦始皇修官道、长城和阿房宫吧，从征发民夫和使用罪犯的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历来秦法都称严酷，天下犯法的罪民也就相当多，基本就用在搞工程上了。

之前说过，玉垒山在丛帝鳖灵时期有过开凿，《史记》和《汉书》简约记载了李冰父子“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的事迹。实际上李冰经过观察，认为鳖灵开凿的已经不适应秦国时候的地理条件，他“师法自然”，继续以导引分流为主，改变水流，所以，当时工程重点在“离堆”，以今天的情况观察，可以基本确定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是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及渠道网所组成。都江堰的修成，不仅解决了岷江长期泛滥的问题，而且从内江下来的水还可以灌溉十几个县，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从此，成都平原自秦汉以后，基本就取代关中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摘得了“天府之国”美称。

由于李冰的一番精心经营，成都的发展很快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故四川大学著名考古专家徐中舒先生很早就认为，战国后期成都新城的出现才真正标志“城市”的特点，而且已经体现为一座自由都市，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所以，尽管当时成都在城市结构布局上很模仿秦都咸阳，但其实不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的城市。汉朝建立后，定都长安，依然是模仿咸阳而建，体现为东西布局，所以，今天的长安遗址基本是后来隋唐的模样，为典型“坐北向南”的布局。在汉文帝时期，成都已经出现“文翁石室”这一弘扬儒家学说的最早的书院式学堂，开始为这一城市注入文化底蕴，涌现大批文人才子，但是，从文翁这一非“官方”的学堂开始，巴蜀人文底蕴也一直种下非中原“正统”学说的烙印，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三苏，身上全都有“非典型”文人的印记。

东汉再次定都洛阳，以北宫居住，南宫理政开始，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和生活习俗开始奉行“坐北向南”的传统，成都后来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也不例外，但早期东西格局的风貌并未完全消亡，西部少城和东部、南部为外城的印记一直保留在历史深处。直到清朝时期，少城都是满清权贵的聚集地，八旗亲眷各自拥有的宅院在以今天长顺街为中心的两边各街巷全都分得一清二楚。所以，成都的独特根本不是体现在名称，从功能定位、营造格局、文化底蕴等等来说，它的独特贯穿在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体现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