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

从去年冬天的疫情阻击战，到如今的常态化防疫持久战，白衣天使们逆行出征、奋战一线，守卫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这也让今年的医师节，格外受到关注。

而提起中国现代医学，黄宽这个名字，永远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门口，至今仍矗立着这位中国人的雕像。

被誉为“中国西医第一人”，他是现代医学的先行者，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博士。

早到什么程度呢？

他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中国还处于太平天国时期。

1、

穿马褂的清代博士

1857年8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来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一眼望去，整个礼堂座无虚席，几乎都是金发碧眼的白人。

唯有一个例外。

黄皮肤，黑头发，穿着马褂，蓄着辫子，在人群中显得十分突兀。

他就是黄宽。

在他的“加封”仪式上，爱丁堡大学著名医学家辛普森特别提到：

“在你们中间，黄宽作为一位值得称道和谦逊的学生，赢得了高度评价。

“他所获得的奖励与荣耀给我们带来希望。

“我相信，作为毕业于欧洲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成为西方世界医学艺术与科学的代表，将在他的国人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面对西方医学机构与医院抛出的橄榄枝，黄宽一概拒绝，毅然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祖国。

“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他为此倾尽了毕生心血。

2、

免费的教会学堂

1829年，黄宽出生于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东岸村，自幼父母双亡，与祖母相依为命。

他喜欢读书，也很聪明，祖母将他送进乡村私塾，跟着私塾先生学习。

但黄宽的家里实在太穷了，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读到一半，便不得已辍学了。

12岁时，黄宽听说澳门有一所免费的教会学校，不仅不收学费杂费，还能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

这令黄宽大喜过望，欣欣然前往澳门，报名进入校内学习。

该教会学校，便是大名鼎鼎的马礼逊学堂——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洋学堂。

● 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堂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专用于培养教牧人才，课程有神学、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机械、音乐等，教学内容非常丰富。

这些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新理念，为黄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沉浸其中，学习尤为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黄宽在马礼逊学堂整整学习了5年，期间，学堂从澳门迁到香港，他便也随之来到香港。

1846年，时任马礼逊学堂校长的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因夫人患病需要回国。

临行前，布朗站在讲台上，询问有没有谁愿意随他同去美国，届时不仅能享受更优渥的教育资源，还能为家里挣得一笔补偿金。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背井离乡，坐3个多月的船，去一个全是“红毛鬼”的地方读书，大多数人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

教室里一时陷入了沉默。

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最终只有三个学生站了起来。

作为其中之一的容闳，多年后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当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针，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寥寥数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几位留学生，在做出人生重要抉择时的瞬间。

若干年后，黄宽的两位同窗亦有作为：

容闳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黄胜则筹建了中华印务总局，参与创办《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及《循环日报》等多家报纸，成为一代中文报业先驱。

3、

曾是李鸿章的私人医生

来到美国后，黄宽等人进入布朗的母校——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

因成绩优异，黄宽在毕业后得到了教会的资助，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

这是英国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七大古典学院之一，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学术象牙塔般的存在。

● 爱丁堡大学

黄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他更加刻苦，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完成了7年学业，最终以排名第3的优异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那个年代，纵然在英国，医学博士也是凤毛麟角，黄宽完全可以凭此在欧洲过上优渥的生活。

但他谢绝了欧洲医学机构的盛邀，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落叶归根，这种属于中国人的独特浪漫，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位同胞的骨子里。

回国后，黄宽遵照资助人的要求，到香港的教会医院工作，兼任传教士。

然而，一些白人传教士固有的种族偏见，让黄宽感到非常气愤。

终于，在勉强工作了一年后，黄宽辞去了教会职务，转而奔赴广州，接办惠爱医馆。

那时的西医在中国人心中，既感好奇，又有些抗拒。

这些“大胡子”“红毛鬼”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有时候还会解剖人的尸体，看起来实在恐怖。

而黄宽不一样，他不是“红毛鬼”，他说的是广东白话，却能像西医那样治病动手术，加之医术精湛，很快名声大噪。

在黄宽的大力整顿下，惠爱医馆业务蒸蒸日上，仅1859年，便接诊病患2.6万人。

随着名气不断增大，黄宽的名字传到了李鸿章的耳朵里。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黄宽受邀进入李鸿章幕府，担任医官，即李鸿章的私人医生。

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与太平天国作战，黄宽不必去前线，留在幕府中深感无聊，更无法适应满清政府的官场习气，半年后索性辞职。

上海道台丁日昌极力劝他复职，并许给他种种便利，但黄宽终未同意，径直回了广州，办起了自己的诊所。

1863年，中国海关医务处成立，在全国聘请医官。而首批聘请的17名医官中，仅黄宽1人是中国人，其余16人都是外籍医师。

在职期间，黄宽详细观察记录了广州地区中外社区的公共卫生状况、流行病及用药疗法等，为早期的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和口岸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参考。

● 广州粤海关旧址

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成立医学堂，黄宽被聘为教师。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在徘徊与探索中艰难起步。

黄宽教授读博期间专攻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

他撰写教材，涵盖三年制的基础理论和两年制的临床实践，并为学校建立了实验室和标准间。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为国家首次打造出了现代化的医疗培训体系。

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自己培养的西医专业人才。

而博济医学堂，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山大学医学院。

1867年，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每日忙于诊务和教学。

经他治愈的病患多不胜数，仅有记载的膀胱结石手术，便做了3000余例。

黄宽也被誉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师”。

4、

白衣执甲，仁爱无疆

1878年10月，黄宽罹患颈痈疽，适逢英国驻华领事夫人难产，求他出诊。

虽经家人再三劝阻，黄宽仍决意出诊救治。

最终，领事夫人平安，而黄宽回家后颈痈疽突发，于12日与世长辞，享年49岁。

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惋惜。

据说，当年从广州赴美途中，黄宽、容闳、黄胜乘坐的“女猎手”号邮轮，在圣赫勒拿岛靠岸，补充粮食和淡水，三人借机去凭吊拿破仑墓。

●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墓

他们在墓前的柳树上折一柳枝，带到船上倍加爱护。布朗体会到弟子离别祖国的心意，将柳枝种植于纽约阿朋学校内。

后容闳重游阿朋校园，柳枝已长成大树。待黄宽去世，柳树也已枯萎，可谓“树犹如此，人更何堪”。

不胜唏嘘。

如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内，黄宽的雕像高高矗立，纪念着这位前任院长和中国西医事业的奠基者。

顺着雕像望去，不远处，黄宽的故乡东岸村绿树葱茏、繁花似锦。

作为毕业于欧洲医学院的第一位中国人，黄宽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将西方医学艺术，引入了百废待兴的中国，更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如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所评价：“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体现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

2007年9月，在黄宽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50周年之际，应爱丁堡大学邀请，珠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晓东，率珠海市文化代表团一行，参加了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的开学庆典，并向爱丁堡大学赠送黄宽铜像。

同年11月，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博尔顿一行访问珠海，就建立“爱丁堡大学-黄宽奖学金”及两地大学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

黄宽已故，但他的精神，已在中英两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

白衣执甲，仁爱无疆。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无数学子寒窗苦读，立志成为医学生，努力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抱负。文/牧龙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