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2010年正月十五，八宝山公墓，亲友们与“新中国首席设计师”张仃沉痛告别。

手捧张仃骨灰的，是他的长孙、著名演员耿乐。骨灰被安放在门头沟万佛陵园，墓碑上镌刻着：

“艺术家张仃

1917年—2010年

在月桂的环绕中

你散发着钻石的光辉”

嫡亲的长孙，为什么会姓耿呢？这个故事，和延安有关。

演员耿乐（左二）手捧爷爷张仃的骨灰

“郎郎”与“大郎郎”张仃原名张冠城，辽宁黑山人，从小酷爱绘画，美术天赋逐渐显露。

中学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被迫流亡到北平，考入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员是齐白石。

在北平，张仃开始大量接触鲁迅作品，并视鲁迅为精神偶像。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在北平上空时，血气方刚的他，以漫画形式抗日。

1934年，因参与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美术活动，张仃被国民党逮捕，一年后出狱。

住在南京城外的破庙里，身无分文，孤苦伶仃，于是改名为“张仃”。

在张恨水介绍下，他靠给《扶轮日报》画漫画维持生计。

那一年，经常给《扶轮日报》撰稿的，还有一位叫陈布文的女子。

她是江苏武进人，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孤身来到南京，以写作为生。辛辣的小杂文深得编辑和读者喜爱，文笔日臻成熟。

一个20岁，一个17岁，一样的年轻激进，才华横溢；一样的不满现实，崇拜鲁迅；以报纸为媒，他们相识、相爱了。

在玄武湖旁，他们自己为自己举办了婚礼，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共同生活。

在爱与激情之下，佳作迭出，很快，陈布文赢得“才女”的名声，张仃也在漫画界异军突起，名气大增。

张仃与陈布文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张仃以凝重的笔触，画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漫画。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开始向后方撤退。张仃带着陈布文和刚出生的女儿乔乔，奔向了延安，成为鲁艺美术系最年轻的教员。

1940年，在周恩来安排下，张仃只身去重庆参加“文化统战”，陈布文已经身怀六甲，她带着女儿，留在延安。

在延安的作家圈子里，陈布文的才华，深得丁玲和萧军赞赏。

那年冬天，在延安的窑洞里，第二个孩子出生。

有一天夜里，风特别大，门被吹开了，一只狗一样的动物窜了进来，陈布文被惊醒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狼！

所幸有惊无险，后来，她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郎郎”。

1940年，陈布文与女儿乔乔、儿子大郎郎在延安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中央计划撤离延安，为防路途中孩子哭闹，规定一家只能带一个孩子。

女儿乔乔已经懂事，陈布文只能忍痛把刚满周岁的郎郎交给组织。

国共合作破裂后，张仃也回到延安。得知未见过面的儿子送了人，他既愤怒，又难过，听说孩子送给了当地一位老红军，他多处打听未果，无奈作罢。

两年后，第三个孩子降生。继承了哥哥的名字，这个孩子仍叫“郎郎”。而那个被迫送人的儿子，就变成了“大郎郎”。

一零一的“小耿军”因组织规定，不得擅自寻找送人的孩子，“大郎郎”从此成了张仃和陈布文的心事。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去了东北。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仃奉命去了北京，参与设计开国大典，设计国徽、纪念邮票，成为当之无愧的新中国“首席设计师”。

他还多次担任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并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

事业蒸蒸日上，家庭也添丁进口，每次给孩子们读诗、读小说，陪孩子们做游戏时，夫妻俩总会想到失散多年的“大郎郎”。

1956年全家福，后排左一为郎郎

没想到，丁玲带来了好消息。

有一回，丁玲外出采风，在一个老乡家门口，她认出了独自玩耍的“大郎郎”！

跟邻居打听后得知，这家是军属，姓耿，因为女主人不能生育，所以抱养了这个孩子。女主人姓李，脖子有点残疾。

这之后，陈布文便常常念叨：“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她逢人便打听：“我们有个朋友姓耿，是陕北人，不知你认识吗？”

女儿乔乔也常对弟弟们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走遍全国，也要把大郎郎找回来！”

转眼多年过去了，1959年，16岁的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

报到那天，两位师姐一看到他，就热心地帮他在新生名单上找宿舍编号，一边找一边纳闷：“怎么这上面没有姓耿的呢？”

郎郎有点诧异：“我多会儿说过我姓耿了？”

“你不姓耿，那你姓什么？”两位师姐异口同声，弄得郎郎一头雾水。

紧接着，更奇怪的事来了。郎郎去校务办公室，教导主任特别兴奋，拉着他对老师们说：“你们看谁来了？”

老师们一看，都乐了：“耿军的弟弟来了！”

中学刚毕业的耿军

被认错的事儿接二连三，走在校园里，郎郎经常被叫做“小耿军”。

有一次，校门口小卖部的大爷，很严肃地问他：“战争期间，你是不是有一个走失的哥哥？”

带着满腹疑惑，郎郎急切地想知道，“耿军”到底是谁。

“大郎郎”回来了其实不需打听，学校里到处都有耿军的传说。

耿军，曾是一零一的旗手。“旗手”，是“全校第一人”的意思。他是标兵，是榜样，是全校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耿军已经从一零一毕业，作为优秀学生，他被安排报考北外留苏预备部，将来去苏联留学。

正当郎郎遗憾没能见到耿军时，有一天，他收到同学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落款是：耿军。

原来，北外新生宿舍临时被占用，报到推迟，耿军于是回母校暂住。莫名其妙地，老有人问他：“你弟弟是不是也考上了一零一？”

听说有个新生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再加上他知道自己的抱养身份，于是动了见面的念头。

在小树林，郎郎与耿军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聊到各自的父母家人，越说越激动。几乎可以肯定，耿军，就是“大郎郎”！

郎郎与“大郎郎”

以同学的身份，郎郎带耿军回了家。耿军和郎郎约定：“如果我确实是你哥哥，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

一个19岁，一个16岁，一样的平头，一样的校服，那天一大早，他们一起出现在客厅。

陈布文正在厨房做饭，点头打过招呼后，她并没有多想，只是不时插进来聊两句。

得知这位同学姓耿，她随口问：“我们有个朋友也姓耿，是陕北人，不知你认识吗？叫什么忘了，他妻子叫李玉华，脖子有点毛病。”

强忍着内心的波动，耿军说：“你说的这个人我认识，她脖子有点毛病，姓李，但名字你说得不太准，她就是我的母亲。”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陈布文的脸一下子煞白，好半天愣在那里。

随后，她一个人走到阳台上，遥望远方。

她无法冷静。

郎郎走过来了，他声音不高，却很笃定：“我们已经仔细谈过、核对过了，他就是大郎郎！”

陈布文的泪瞬间涌出，她兴奋地跑去叫张仃，叫家里的每一个人。

张仃快速走进客厅，一眼看到耿军时，他把手一扬，激动地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凭我这双画家的眼睛，一下儿就认出来了，绝对错不了！”

那天，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糯米圆子。在陈布文的老家江苏武进，这个甜食叫“团圆”。

找到失散多年的哥哥，成了郎郎“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1987年，张仃与六个儿女，前排左一为耿军

为了尊重养父母的感情，耿军没有改姓，从此，他多了一份父爱母爱。

1966年，史无前例的动乱爆发，张仃率先蒙难。带学生采风被诬蔑为“搞流派”，临摹毕加索作品，被诋毁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受到批判。

昔日的开国大典总设计师，如今，却挨打受辱，烧锅炉，打扫厕所，一夜之间坠入深渊。

在耿军带领下，兄弟们守护着父亲。张仃独自外出时，他们轮流远远地跟着他，“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

后来，张仃又被下放河北农场改造，儿女们有的关进牛棚，有的去了农村。

1974年，张仃因病回到北京。陈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间农民废弃的老屋，让他得以静心养病。

世界不再喧嚣，在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册页陪伴下，张仃的心越来越沉静，他拿起小学生的墨盒和毛笔，重新开始创作。

从那时起，57岁的他走上了焦墨山水之路，迎来了艺术的再度腾飞。

也是这一年，长孙耿乐出生。耿军的妻子叫邬枫，父亲邬析零是著名指挥家、曾是《黄河大合唱》延安首演指挥。

耿军夫妻与儿子耿乐

在艺术氛围中，耿乐长大了。顺理成章地，1990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接受了正规的美术教育，机缘巧合之下，做了演员。

如今，张仃已经去世十多年，耿乐的家里，一直挂着爷爷送给他的书法作品。

“盈虚自然”，他知道，爷爷想对他说的话，都在这四个字里。

这四个字，同样也是张仃一生的了悟。对耿乐来说，这既是勉励，也是怀念。

耿乐与爷爷张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