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宫山位于政和县杨源乡境内，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屏南鸳鸯溪上游，北与浙江交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海拔1459米。因山中一巨石呈“宫”字状，其山洞又有洞中宫殿之称，故名。据有关史料记载，洞宫山为道教“洞天福地”之二十七福地。历代以来，一直有道侣栖止，香客不绝，其中最著名的神仙是魏真人和虞真人，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们的故事。然而，真实的魏、虞二真人究竟何许人呢？ 笔者最近翻阅了有关资料，进行了一些考证，现将初步结果分析整理如下。

一、魏真人与魏王子骞

最近海潮摄影艺术社出版的《神奇的洞宫山》一书中，认为魏真人可能是魏王子骞。然而魏王子骞又是何许人也？该书在“琅环福地洞宫山”一文中，引述明永乐版《政和县志》所记《浑兴经》所载：“初，钱武钱夷之亡人闽也，国无君，大夫虞冲谋立彭祖少子钱骞，遂走人洞宫而隐焉。”又引《杂志》所载，“魏王子骞初隐洞宫时，大夫虞冲从而求助之。骞辞不归，冲亦不去，遂相与炼丹于石窠。”正是根据这些记载，文章认为魏王子骞是彭祖的第三个儿子“钱骞”；之后又引《武夷登仙录》，说魏王子骞在洞宫山修炼成仙后，其蜕骨最终被送往武夷山与钱武钱夷合葬一处。

此说的真实性相当可疑。首先，明万历版《政和县志》所引《浑兴经》《杂志》，以及《武夷登仙录》诸书，原书均已亡佚，且属笔记小说类，多荒诞不稽。倒是至今犹存的宋代历史地理学著作《舆地广记》有载：魏王子骞、大夫虞冲于洞宫山同日飞升。今倚卓经承道，氅丹炉犹存。该书署名宋欧阳忞撰，全书共三十八卷。从远古至宋，郡县建制沿革变化，内容完整，体例明了。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未能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南宋人对该书作者欧阳忞是否有其人都产生过怀疑，更不能说对该书作进一步探究了。即便如此，此条所载也仅是收集传说而已，不足以作为确证。

其次，魏王子骞，究竟是否彭祖的第三子？关于彭祖，相关的历史记载比较多，民间传说也比较多。据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氏”在上古多用作宗族的称号。可见，彭祖实际上是以其命名的一氏族。彭姓氏族被封国于大彭（今徐州），城中至今犹有彭祖祠，彭祖井等古迹。司马迁所处年代，距彭祖生活年代最近，所以史记所载可视为关于彭祖的最真实记录。传说中所谓彭祖年长八百，实际上是大彭氏国存在的年限。由于彭祖这个氏族精于养生，族中长寿之人辈出，并以此而名闻于世，于是逐渐产出彭祖享寿八百这类的传说并流布于后世。因此清人孔广森在注《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之句时说：“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彭姓诸国：大彭、豕韦、诸稽。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钱不死也。”

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孔子对他推崇备至;庄子、荀子、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都有关于彭祖的言论。《庄子畠刻意》曾把他作为导引养形之人的代表人物，《楚辞畠天问》还说他善于食疗。道家更把彭祖奉为先驱和奠基人之一，许多道家典籍保存着彭祖养生遗论。晋代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中特别为彭祖立传，当时的君王派人向他求道，他只说：“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遭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失四十九妻，丧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

可见，先秦时期，彭祖在人们心中是一位长寿得道之人。到了西汉，刘向《列仙传》把彭祖列入仙界，并称为列仙，彭祖逐渐成为神话中的人物。但不管怎样，彭祖是生活在商周朝时代的人则无疑。《武夷山志》中，有彭祖二子钱武钱夷的记载，但无彭祖第三子之说。即使有，也是商周时代之人。而此一时期，就连道家鼻祖老子才刚出道，包括洞宫山在内的闽北地区，还处在蛮荒时期，根本不可能有人在洞宫山修道。

将魏王子骞当作彭祖第三子，其实是出于误读:把魏王子骞解作魏王的儿子骞。而所谓的魏王则是彭祖的封号，这真有点莫名其妙。实际上，根据《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集》中曹学佺所作“武夷山祀典志”一文所载，魏王子骞应解作魏国人王子骞。原文引《三国志·魏志》语“魏子骞为十三仙地主，筑升真观于峰顶，有天鉴池、摹鹤岩诸胜。以始皇二年，架虹桥而宴曾孙，奏‘人间可哀’之曲。”结尾又语“按魏子骞遇张湛十三仙，及宴曾孙，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所谓十三仙，传说战国末魏王子骞访道，入武夷山，随后张湛、孙绰、赵元、彭令昭、刘景、顾思远、白石先生、马鸣主、胡氏、季氏、二鱼氏等十二人也到武夷山修炼，共推王子骞为主。后遂称十三仙。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今福建闽侯）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天启间官广西参议，明亡后，曾任南明唐王礼部尚书。清兵入闽，自縊山中，著有《石仓集》、《蜀中广记》等，其说当较可信。魏王子骞生活在战国末期，其时道家仅是诸子百家之一，又由于当时闽北地区仍属未开化的“闽越”之地，魏王子骞是否到过洞宫山还很难说。

二、魏真人与魏伯阳

洞宫魏真人既与彭祖无缘源关系，亦不是魏王子骞，究竟是何人呢？最有可能的是东汉炼丹名家魏伯阳。

魏伯阳名翱，字伯阳，道号“云牙子”或“云霞子”。身份称呼主要的有：魏神仙、魏仙师、魏真人、火龙真人、万古丹经王等。生平事迹未见于正史。但在《周易参同契》下篇第八十八章有隐语自述：“郐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栖迟僻陋，忽略令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平。远客燕间，乃撰斯文，歌序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统共伦。”五代后蜀彭晓认为：“此乃魏公自述”。南宋朱熹则说：“魏君实上虞人，当作会稽，或是魏，隐语作郐。”其父为东汉“八俊”之一的魏朗，曾任过太守、尚书。所以魏伯阳是“高门之子。”魏朗后因“党禁”而遭祸，可能是此事给了魏伯阳极大剌激，因而避世入山修道。

最早为魏伯阳作传的是晋代著名道家葛洪，在其《神仙传》一书中记载，“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西蜀彭晓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一书的序言中说，魏伯阳是东汉会稽上虞人，不知师承谁氏，他“博赡文词，通诸纬候”，曾以其所撰《周易参同契》“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这说明魏伯阳魏是生活于东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前后的人物。尽管魏伯阳生平事迹不详，但他所作的《周易参同契》，一直流传至今，并作为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内丹术的专著，而被誉为“万古丹经王”。

福建道教的发展，与福建的文化开发历史密切相关。先秦时期，包括闽北洞宫山在内的闽北地区，仍处于比较落后的蛮荒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据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考证，是一种在人种学上称为丛林矮黑人的部落，今天这些人仅在东南亚岛国丛林中尚有踪迹，其文化遗存也极为罕见，唯一的证据就是武夷山风景区内的悬崖船棺。而到目前为止，闽北出土的大量考古文物，基本上属于与吴越文化密切相关的闽越文化。在武夷山，最有代表性就是汉城遗址。这种情况说明，闽北的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先秦土著文化-闽越文化，随后又为中原文化所替代的过程。洞宫山的历史，与这一过程大致吻合:夏商周时期，包括洞宫山在内的闽北地区尚不太为人所知;故司马迁在《史记东越》中只提到“闽越王无诸……，其先皆越王苟践之后”。由此可见，一直到战国末期，才开始有较大批的越人入闽；秦时开始有零星中原人为避秦苛政入闽;汉武帝时因闽越人反，曾派兵平定，于是大量的中原人随之入闽。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洞宫山逐渐为世所知，迄东汉时，随着炼丹术的兴盛和道教的兴起，闽北诸山成为修道炼丹的佳处。《后汉书·方术》载，泉州道士徐登，精医善巫术。此后，著名方士左慈和道士葛玄、郑思远等相继来福建隐居或修道。明嘉靖《建宁府志》载，东汉年间，南昌道士尉梅福，弃妻来福建隐居建州城北“栖真岩”学道炼丹。与此同时，霍林山人韩众和茅盈来宁德霍童山修炼。可见，道教在福建开始普遍传播的主要时期在汉武帝之后。

需要说明的，后人虽然将魏伯阳等这类炼丹修道者列入道教人物，实际上与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人物有很大区别。道家始于周代老子，但真正成为有组织的宗教是在东汉，其代表是“五斗米道”。而魏伯阳等人似与宗教无关，更多的是专事炼丹修道的“隐士”式人物。这些炼丹修道者，平时多在深山老林人迹罕至处，行踪不定，偶尔才与世人接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具有很大的神秘性。有相当一部分老死山林中不为人知，所以就“不知所终”或“升仙而去”。

唐代时，洞宫山列为道教的洞天福地。其时中国道教已相当兴盛，洞宫山也相当出名了。具体依据是唐道士司马承祯所编《天地宫府图》等书。据该书云：洞天福地就是地上的仙山，它包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构成道教地上仙境的主体部分。十大洞天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第二十七福地即洞宫山，“在建州关隶镇五岭里”即今政和县杨源乡境内。

魏伯阳的生活年代，恰与福建道教的这一发展过程相符。与此同时，由于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距洞宫山不过数百里，从地理因素上来说，完全可能知道这些地方。有关资料记载上说他“往来莫知其踪”，又说他曾云游长白山，遇异人得传内丹真法。这说明魏伯阳在当时并非固定在一个地方修道，完全有可能到过包括洞宫山在内的周边地区。

除此以外，尚有二则记录可作魏伯阳曾在洞宫山中修道炼丹的旁证。一是葛洪《神仙传魏伯阳》的记载:“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度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之，犬即死。伯阳谓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身之死，恐是未合神明最对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有意耶？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得丹者，欲求长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为。不服药，自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纳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乃始懊恨”。

另一则是元代伊世珍《琅环记》中的记载：张茂先博学强记，尝为建安从事。游于洞宫，遇一人于途，问华曰：“君读书几何?”华曰：“华之未读者，则二十年内书盖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则华固已尽读之矣。”其人论议超然，华颇内服，相与欢甚。因共至一处，大石中忽然有门，引华入数步，则别是天地，宫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陈书满架，其人曰：“此历代史也。”又至一室，则曰：“万国志也。”每室各有奇书，惟一室屋颇高，封识甚严，有二犬守之。华问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书紫字诸秘籍。”指二犬曰：“此龙也。”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如《三坟》、《九丘》、《祷杌》、《春秋》亦皆在焉。华心乐之，欲赁住数十日，其人笑曰：“君痴矣。此岂可赁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华问地名，对曰：“琅环福地也。”华甫出，门忽然自闭，华回视之，但见杂草藤萝绕石而生，石上苔藓亦合初无缝隙。抚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华后着《博物志》多琅环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张华(生于公元232年)早于葛洪50多年(葛洪生于284年)。晋代文学家，所著《博物志》中有多则道家方术故事。《琅环记》虽是元代人所撰笔记小说，但也不是纯粹杜撰，当有传说作为素材。两则故事可以明显看出缘源关系。综合这些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来看，洞宫山为世所知并有人入山炼丹的年代，应在西汉以后。 由此可见，洞宫山魏真人即是东汉火龙真人魏伯阳最有可能。

至于虞真人，葛洪文中明确记载是魏真人弟子姓虞，除外还有徐姓弟子，徐虞谐音，民间常常混为一读。那么，虞(徐)真人又是何许人呢？

《参同契》成书问世后，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注本，注解者为江东名士经学家虞翻（164-233年）。虞注本今佚，但包括胡适在内的专家们公认虞翻确实注过《参同契》，“实为历代研究《参同契》之第一人。”关于虞翻，《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中说:“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翻既归，（孙）策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从中可以看出，虞翻先是在会稽太守王朗手下为官，后来又汉室分崩，他乃归入东吴孙策麾下。虞翻成为魏伯阳弟子，有人分析其可能性是存在的。据史书所载，虞翻出生于公元164年，比魏伯阳年龄小约十五到二十岁左右。且与魏伯阳同为会稽人，余姚距上虞境仅数十里，最重要的是，虞翻何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到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原本并为其作注？在神法秘传的方术中，《周易参同契》在当时应该是一本十分珍贵的秘籍，加上由于当时的复制以抄写为主，一般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并为之作注。要得到这种秘籍的，一般只能是自已极亲近的人。只有作为嫡传弟子，才有最大的可能获得此秘籍。再者，虞翻对《周易参同契》相当了解程度，后来有位炼丹家阴长生也曾为《周易参同契》作注，注中引虞翻注“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句时云：“虞翻以为委边著鬼是魏字。”可见虞翻是知道《参同契》为魏伯阳所著。而在虞翻所注中，其学术观点上表现出的一致性，也证明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至少也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而这一点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魏真人即是魏伯阳。

这些历史传闻记载，使得魏、虞真人成为洞宫山一带百姓信仰的重要神仙之一。尽管没有专门供奉魏、虞真人的道观，却有好几处他们的神像。除洞宫山魏虞洞天之外，廊桥上也有供奉，并在一些重大祭祀活动中出现。

三、魏伯阳与《周易参同契》

魏伯阳的著作有《参同契》以及为“补塞遗脱”而作的《五相类》各一卷，此夕卜《抱朴子内篇·遐览》载有《魏伯阳内经》一卷。影响最大的当为《周易参同契》，该书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炼丹著作之一。

在《参同契》之前，已有丹经出现，如现存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和《太清金液神丹经》均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都是最古老的炼丹著作。然而这两部丹经为具体丹法的实验记录，远没有象《参同契》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参同契》一书自唐以后，地位日隆，至宋代终于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张伯端《悟真篇》）、“丹法之祖”（《周易参同契解》王夷序），在道教内炼典籍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所谓“参同”，意为《周易》理论、道家哲学与炼丹术三者参合。该书全文约6000余字，基本是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词韵皆古，奥雅难通”，并采用许多隐语，所以历代有很多注本行世，仅《正统道藏》就收入唐宋以后注本11种，宋代理学大家如朱熹，程颐，邵雍等均作过注解。明清之时的许多学者亦作过注解，以清初道士朱云阳注《参同契阐幽》最为精到。至于现当代，为之作注解的人就更多了。在诸多今人的解释中，最为详尽的当为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我说“周易参同契”》。历代注释名家对它的基本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各种分歧，有的认为魏伯阳讲的是烧炼金丹以求仙药的外丹说，有的认为魏伯阳主张调和阴阳，讲的是靠自身修炼精、气、神的内养术，即后世所谓的内丹说；有的认为在《参同契》中，外丹说、内丹说二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样众解纷纭，魏伯阳均为“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的公认作者，他为后人留下的煌煌巨著——《周易参同契》，是世界古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用文字记录物质变化方面的内容的书籍，因此而被誉为现代化学的鼻祖，魏伯阳作为一位人类科技发展的先驱，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将永远彪炳史册。（南强）

来源：政和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