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历史鼎革，其中周灭商的牧野之战已经被古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双重证据所印证。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利簋甚至还详细记录了武王伐纣发生在甲子日的清晨，并且这场改朝换代的大战仅仅进行了不到一天就结束了。

但关于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却只见文献记载而未有实质性的考古发现。但即使是文献记载，关于夏朝晚期的历史也是相互抵牾、错漏，鸣条究竟在哪里，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

商朝中晚期的历史梳理，得益于殷墟小屯的考古发掘和大量甲骨卜辞的出土，也正是甲骨文对商朝历代先王的记述和《史记》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让一众学者们坚信：既然《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代世系得到了证实，那么《史记·夏本纪》也应当是可信的。

但是，夏朝的考古却比商朝的考古艰难得多。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种介于中原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岗文化（商朝）的考古学文化，根据发现的1号宫殿基址，徐旭生和夏鼐两位考古界泰斗都认为“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

但1977年以后，随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掘，事情出现了反转。由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从年代上早于殷墟（商朝中晚期）文化，而晚于二里头文化，且二里岗文化被认定为商朝早期文化，那么比商朝早期还要早的考古学文化，自然就是夏朝的遗存。另一位考古学泰斗人物邹衡即在此基础上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

此后的数十年里，“二里头夏都说”成为了主流之说。

然而到了2005年，事情再次出现惊天大逆转。测年专家通过高精度的碳十四检测发现，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

而众所周知，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商王世系推算的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精确测年数据的得出，虽然无法完全否定二里头不是夏朝遗址，但却印证了二里头文化在时间跨度上兼跨夏商。

2019年，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落成，看似“二里头夏都说”已经盖棺定论，但仍有不少考古专家不建议把“二里头”和“夏都”之间建立联系，比如曾任二里头考古队长的许宏教授。

事实上，“二里头夏都遗址”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矛盾的结合体。

“二里头”是考古学称呼，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小地名命名考古遗存原则的起名惯例，以其发现地二里头村来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类似于殷墟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文字，所以，人们无法弄清创造这个遗存的究竟是哪个群体。唯一能够通过考古学印证的是，二里头文化结束了新时期时代各个地理单元文化传统（比如陶器）互异的状况，出现了跨地域传播整合的迹象，而且还有了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这也就意味着，二里头时代的确已经建立了广域王权，进入了考古学上所谓的“青铜时代”。

那么既然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此时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为什么不能说它是夏朝呢？

这就涉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夏都”问题。“夏都”即夏朝都城，这是个历史学（或者文献学）叫法，正因为文献里记载了夏朝，所以建有大型宫殿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域自然就是夏朝的都城。

但既然明确二里头遗址是夏都，并且从绝对年代上讲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灭亡前的中晚期都城所在地，那么它的正式称谓应该是“夏都斟鄩遗址”（《史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才对。

或者干脆只从考古学角度命名，也应该像“殷墟遗址”一样叫“夏墟遗址”。

之所以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会让一众考古专家出现一会说它是商都、一会又说它是夏都这种蒙圈情况，其实根源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没有自证文字。

加上二里头四期文化和二里岗下层一期文化在时间上存在重叠，所以，即便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但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早于二里岗商文化的就一定是夏文化。

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二里岗商文化还没有早到涵盖整个商朝前期，假设二里岗最早只到了商朝中前期，那么早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归属也同样有可能是先商或者商汤、外丙时期的文化。

当然，还有更让人蒙圈的发现。二里头文化共被划分为四期。宫殿建筑和宫廷礼制发端于二期（前1680—前1610年），也就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二里头具备了广域完全都城的特征。

但奇怪的是，从二里头二期到三期（前1610—前1560年）、四期（前1560—前1520年）时，二里头遗址宫殿规模依然在扩大，还出现了多重院落。从二期到四期，二里头聚落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依然存在，四期时制作的青铜器愈发精良。

要知道，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已经崛起。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都城的话，那么考古发现中的夏都没有任何王朝衰亡迹象，没有出现像陶寺、殷墟那样的毁墓弃城的暴力破坏，反而越发兴盛，发展连续，甚至到晚期时还在大兴土木。

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四期发掘出土的曲内戈和长身战斧，经材质成分和刃部顿挫分析，得出属于非实战用的仪仗用具结论。

种种发现，与文献记载中的商汤灭夏伐韦、顾，战鸣条，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军事夺权完全不同。二里头不仅没有遭到军事破坏，甚至没有做任何防卫准备。

难道二里头原本就是商人城邑，故而才没有发现王朝更迭的蛛丝马迹？

虽然单纯从考古学角度讲，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早于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一定是夏文化，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创造的广域王权和二里岗创造的广域王权略微有些不同。

二里岗文化早段分布范围比较小，没有达到二里头文化兴盛时期的传播范围，很难想象在没有遭遇大的变故情况下，同一个王朝的中期会比早期发展更像是“从头再来”。

所以，即便没有十足的证据，我依然相信，二里头遗址应当是夏朝遗迹，所缺的，只是一份自证材料罢了。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解释另一个谜团，既然二里头是夏朝遗迹，那么为什么其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王朝兴替的迹象呢？事实上，夏商的鸣条之战，鸣条究竟在哪，虽然还有争议，有记载说在山西夏县，也有说在河南封丘，但唯独没有说在偃师二里头的。

这恰恰说明，夏商的大决战，并未发生在二里头。而《清华简·尹至》中关于商汤伐夏之战曾提到“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偃师商城距二里头仅数公里，郑州商城则在二里头东，二里头并不符合商汤对夏军主力的进攻路线，表明偃师二里头一带的确没有发生大的军事战斗。

如果夏朝末代君主夏桀和夏军主力皆不在二里头的话，那么商汤也就没有必要武力进攻二里头都邑，“和平演变”更容易减少夏遗民和贵族阶层的抵抗。

所以，夏朝的灭亡，是夏桀带领的主力脱离了都城后被商汤歼灭的。

至于夏桀为何离开二里头而赴鸣条与商汤交战，或许是出于大都无邑（三代之前都城皆不修外城）的军事考量，需要依靠一处险要据守（如鸣条），或许是由于内部贵族的反叛（如纣王就遭遇了殷商贵族的反叛）被迫出走。

至于决定夏朝命运的鸣条究竟在哪里，我们留待下期文章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