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大同里8号

大同里8号是一幢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的西式三层小楼，其庭院面积约200平方米，尽管和6号相连，但整个建筑的外立面风格和内部布局与4号、6号这两栋兄弟楼有着很大的差别。此建筑约建于上世纪30年代，原主人是广东人，上海联义山庄的老板林家驹。

1957年，大同里8号由林家转让给周铭谦家族，之后由于周铭谦、胡惜之夫妇与海上文化人的渊源颇深，所以当时有许多文化人都到大同里8号来聚集，讲学交流。国学大师朱季海、民国十大名女子之一的郁达夫前夫人王映霞等都是大同里8号的常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家的人被分别赶到一楼和三楼居住，二楼被上海的造反司令陈阿大（王洪文的造反小兄弟）的弟弟陈阿二占据。

周铭谦家族在大同里8号居住了40多年，直到2002年将房产转让给一位远亲。

受访者：周健临、周惠临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周健临先生，请介绍一下你们是何时搬入大同里8号的？以前你们祖上和父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周健临：我祖父解放前是做房地产的，叫周渭石。经营周耕记经租账房，在上海房产界排名前十之内，在北京路一带有三百多栋房屋。我出生在黄陂路附近，武胜路379号（原马化路）。祖父分家后就把马化路的房子卖掉了。祖父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四。大房（大伯）和二房（二伯）都分出去了。后来，房子买到了愚园路市西中学对面的愚园坊。之后又分了家，三房（三伯）搬出去了。四房（我父亲）、五房（叔叔）就和我祖母在一起，于1957年左右搬迁到陕西北路大同里8号，当时整栋楼都是我们家的。原先的主人叫林家驹，是个广东人，联义山庄的老板。所以我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底下有龙形图案。

周铭谦父亲周渭石。

周铭谦母亲归青。

采访者：你祖父在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吗？你父母是否继承了你祖父的产业？

周健临：解放后公私合营，祖父一直不开心，觉得一辈子经营的产业都没有了。我父亲算是文化人，不会做生意。原先在苏州开过花园饭店，后来因经营不善亏本。办过“行余书画社”，也亏了很多钱。还开过“一知书店”，这个书店属于小型出版社，当时是专门出连环画和文艺类的小丛书的。我父母是光华大学同学。我父亲因为开过“一知书店”，所以公私合营后就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我母亲进入上海教育学院担任教师，后来上海教育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她就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直到退休。父母所结交的一些朋友大多是文人。我祖父在前清担任过道台的官职，还是苏州同乡会的理事长。我家祖籍原来一开始是在杭州，碰上太平天国战乱，太祖父从杭州逃到苏州，把身上的一件皮袍子卖掉，换了钱去做生意，才慢慢起的家。到我祖父这一代，家境已经不错了。一开始，我祖父是在洋行里上班的，他英语很好，能和外国人打交道。

周铭谦父亲周渭石于上世纪40年代位于马化路（今武胜路）的别墅。

周铭谦家族（前排左起为周铭谦侄子周铮临、长子周冠临、母亲归青及母亲怀中所抱的次子周健临、三嫂方芝芸、侄女周森、侄子周锜临，后排左起为周铭谦侄女周文、妻子胡惜之、周铭谦本人、三哥周润轩）于上世纪40年代末摄于马化路（今武胜路）的别墅。

采访者：你还记得小时候父母是怎样培养你们的吗？

周健临：小时候，父母让我们三个小孩背唐诗。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诗句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就照着字面上的字死记硬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为是用上海话背诵的，上海方言中“何须”和“胡须”的发音相同，所以每次背到这诗句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就会显现出一位老人家的胡须。因为老人家的长胡须和杨柳一样都是飘飘然的。父亲说背得好的有奖励。父亲还喜欢把小人书（连环画）给我们看。因为父亲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所以经常带一些还没有装订好的或者是残次品毛书给我们看，这样既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又增添了我们的乐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六十册一套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因为《三国演义》是父母亲的老师吕思勉[注：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1951年光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著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专门有研究的，他还写了一本通俗专著《三国史话》，据说百家讲坛易中天的《品三国》里面有许多都是借鉴了《三国史话》的。小时候父亲还教我们写书法，我不太喜欢写，我喜欢下围棋。

周铭谦

周铭谦妻子胡惜之

采访者：你哥哥也很有出息，后来接受了什么教育？你和你弟弟接受过什么教育？

周健临：我哥哥名叫周冠临，是复旦大学68届英美文学系毕业生，也算在复旦正规地学习了两年多。毕业后被派到常州一家国企工作。现在退休后，和他的两个孩子定居香港。我本人恢复高考后，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现在是国际工商学院。本科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之后又转到立信会计学院下属的出版社做副编审。我弟弟周惠临是六八届高中生，毕业后投亲插队到母亲的家乡，浙江省金华县。因为我外公当年在乡下也属于开明地主，当地人很尊敬他，所以我弟弟后来下乡务农的时候还去联系了我外公。由于我弟弟会拉小提琴，下乡不久就进入金华县文工团，并且帮助金华县培养学生学习小提琴。之后又被调到安徽淮北文工团，按照级别来说也相当于专业琴师了，还做了乐队的队长。我弟弟胆子很大，在金华的时候去画毛泽东像，他是先打好格子再画的。因为原先在上海他就有一些搞油画的朋友，他自己也学过，有一些画画基础，但主要是胆子大不怕出丑。后来，他从安徽淮北文工团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1988年出国去了挪威。现在在卑尔根地方交响乐团任小提琴师。

采访者：周健临先生，能说说你父母当时与一些国学大师和文化名人交往的故事吗？

周健临：我父母亲都是光华大学毕业的，他们的老师有吕思勉、金松岑[注：清末民初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已成长为各界杰出英才，如柳亚子、王佩诤、王大隆、潘光旦、金国宝、严宝礼、费孝通、王绍鏊、蒋吟秋、范烟桥等。]、蒋竹庄[注：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养生家。1902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蒋维乔受该校理化教师钟观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决心致力教育改革。]。这些老师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都是大师级人物。另外，我父母还和国学大师朱季海[注：当代国学大师、学者。16岁时师从章太炎，精通英、德、日、法语和训诂考证之学，章太炎称其为“千里驹”。]有非常深的交往。朱季海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最得意的关门弟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国学功底非常深厚。鲁迅先生是他的同门师兄。我父亲经常和我们讲，朱季海是国宝，但却是一个性格非常孤傲的人。他一生中没有正经上过几年班。50年代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想聘朱季海到南京大学做教授，朱季海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我上课时间安排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不多讲，多讲是废话。上课的题目由我自己决定。二、工资我不多拿，也不少拿，由我来定。三、我只负责教学，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只能作罢。但朱季海由于没有正式收入，生活相对拮据。有时，一些上海的文化单位和高校会请他来讲课。每次来上海，他几乎都住在我家。有时，我父母亲也邀请一些文化界的好友到我家，请朱季海为他们讲课。我还记得我们家的保姆对朱季海颇有意见，因为他不太懂人情世故，一心专注于学问和知识。所以家里的保姆一听见他要来，往往会不太乐意。

1941年，吕思勉先生离开上海日伪沦陷区回常州故里时与送别的好友合影。前排右二：蒋竹庄；右三：金松岑；右四：吕思勉。

周健临与同学在大同里8号下围棋，摄于上世纪60年代。

采访者：那当时朱季海到你们家上课，你还记得有哪些人来听课吗？都上了些什么内容？

周健临：来听课的有杨友仁（我父亲在光华大学时的同学，父亲开办“一知书店”时，曾聘请杨友仁为总经理）、辛品莲（辛弃疾的后裔，五四中学语文教师，曾做过我的老师）、厉国香（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女弟子，现在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书画家）、陈中豪夫妇（陈中豪是一位中学英语教师）。朱季海上课题目是不确定的，在我家主要是讲古文字学和《说文解词》《楚辞》等。听我父母说他还指出郭沫若有许多对甲骨文的解释是错误的。

采访者：你父母还和许多海上文化名人有交往，请你也做一些介绍吧！

周健临：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开办了“行余书画社”、“一知书店”。在书画社任教师和画师的有张大壮（章太炎的外甥），他主要教授花鸟课程。张大壮认为他的绘画功底不输于张大千。他之所以给自己起名大壮，有两层意思：一是他从小体弱多病，希望自己身体强壮；二是他认为大壮和大千齐名。孔小瑜[注：擅长花卉博古，其博古画与张善孖的虎、熊松泉的狮并称。其出众的表现力人称任佰年后第一人，为“海上画派”代表之一。]和张石园[注：著名书画家、鉴赏家，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他仿王石谷山水，海上首屈一指。]教授山水。这些海上名家作品都是目前收藏界比较热门的收藏品。俞剑华[注：著名的中国绘画史论家、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教授画论，据说俞剑华先生的学生也已经是当今这一领域的权威了。篆刻家陈巨来[注：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人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曾经为我父母亲刻过多枚私章。名画家冯超然[注：一生卖画为生。曾与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在上海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和我父亲关系非常密切（冯超然做过陆俨少的老师）。王映霞（郁达夫前妻）是我母亲的好友，她也经常来大同里看望我母亲。

陈巨来为周铭谦所刻私章“周铭谦藏”。

陈巨来为周铭谦所刻私章“周铭谦藏书”。

采访者：王映霞被誉为民国时期杭州第一美女，我从照片中看来她确实是这样的。你觉得呢？

周健临：我觉得从容貌而言，王映霞对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大家可能会觉得杭州的美女长得应该比较娇小玲珑的，不过事实上王映霞长得却略显高挑一点。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同里8号同我太太结婚的。我母亲和王映霞平时经常聊天，每当这个时候，我太太也会参与其中。她曾经跟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就是有次聊天的时候，王映霞说对于自己的子辈和孙辈的生活等各方面，她都不会多加干预，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王映霞对儿孙的这一理念，对我太太冲击是挺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对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孙辈都是宠都来不及的，哪可能不管不顾呢！其实，王映霞的这一理念可能与她好强的性格有关，她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能像她一样自强独立，而且在今天看来，其实王映霞的这一理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映霞的诗作及留下的墨迹。

采访者：请周先生回忆一下你的长辈在抗战时期的爱国举动吧！

周健临：抗战时期，由于祖父在上海工商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所以日本人千方百计地威逼利诱，想让祖父出来担任汪伪政权里面的商会负责人，因为祖父曾经担任过苏州同乡会理事长，但祖父想方设法坚决推脱，绝不就范。尽管这样做，他在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他还是坚决不上敌人的贼船，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我叔叔叫周鸿谦，在大学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著名的指挥家黄怡钧介绍他入党的。他们都是文化领域的地下党成员，而且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后来，我叔叔像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去了延安。在延安整风时期，由于他是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所以许多人都提出疑问，觉得像他这样的出身也会来参加革命！我婶婶和我叔叔的结合是由粟裕大将做的媒。解放后，叔叔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红谦。叔叔后来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因为他是共产党的缘故，所以在分家时我父亲、叔叔和祖母就一起拥有了大同里8号的产权，但叔叔名字不能在房产证上体现出来。所以，我叔叔也算是一位老革命了，他去世后骨灰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开了“一知书店”，由于思想比较激进，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黑暗有看法，所以也尽自己的努力积极帮助左翼作家发表文章，稿费一般是事先支付给他们的。

采访者：请周惠临先生谈谈小时候父母是怎么样培养你们的？

周惠临：我父母对我们三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们因为认识很多有名的国学大师和文化人，所以会请他们做我们三兄弟的老师。其中，我父母亲光华大学的同学杨友仁教我们国文等多门学科。国学大师朱季海教我们的时候，没有固定科目，想到什么就教我们什么，但每节课都是非常有深度和内涵的。沈剑英教我们《孟子》。陈中豪（中学英语老师）教我们英语。汤定宇教我们外国文学和英文，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师从大师朱自清、陈寅恪、钱穆。50年代，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后受钱穆之邀到香港树仁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90年代，我专程到香港拜访过他。1997年我在回国探亲时，还专程到苏州去拜访过朱季海先生。

1997年周惠临回国探访朱季海，并与其合影。

周惠临拉小提琴，摄于上世纪60年代。

采访者：听说周先生在五四中学求学时和葛文耀[注：曾任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班同学，请你介绍一下。

周健临：我和葛文耀是五四中学66届高中的同班同学。五四中学在五六十年代是静安区有名的重点中学之一，葛文耀是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兼团支书，而且我们还是校篮球队的队友。葛文耀在中学时学习成绩就很优秀，同时也具备政治家的气质。如果不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葛文耀已经被学校内定为派送到法国留学的人选。“文革”前我们还一起相约报名到新疆去，但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有成行。由于我家离五四中学很近，葛文耀放学后有时会来我家窜门和复习功课。

采访者：但听说“文革”发生后，你们学校也发展成左中右多种派别，同学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现在情况如何？

周健临：“文革”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政治实际上并不了解，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和一时的冲动也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被“打倒”并且送到其他省去了。当年校长作为走资派被批斗，葛文耀感到很为难，因为他和校长私交很好。但为了表示革命和体现造反精神，他只能去区教育局贴大字报。我因为本身出身不好，加之并不想卷入这些政治漩涡中，所以成了一个中间派和逍遥派。我记得当时各派之间争斗得非常激烈，但过了几十年后，当我们老同学再聚首的时候，大家都是相见一笑泯恩仇。葛文耀那时已经成了上海家化集团的老总，所以前几年老同学聚会都是由他做东来召集的。

采访者：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有一位造反派头目的弟弟曾经抢占了8号的住房，住了一段时间。请周先生介绍一下这件事情。

周健临：“文革”中我们家受到冲击，全家人都被赶到三楼，祖母被赶到底楼，二楼被造反派头目陈阿大的弟弟陈阿二抢占了。当时“文革”初期，陈阿大[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打砸抢起家的帮派分子，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和“五虎将”之一。]和上海一批造反派头目经常来大同里8号，或是开会或是聚会，其中包括陈阿大的造反兄弟王洪文。当然，随着王洪文的不断升迁，他来的次数也逐渐减少。过了几年，由于陈阿大蹿升到了市革命委员会，陈阿二也搬到别处去了。8号二楼由他们的一位马姓造反小兄弟居住。当然，“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8号又重新属于我们周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