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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伊始，湃书单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们将以中文原创的社科类新书为主，继续每月一期，给大家做推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提供一些指南。

《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

刘彦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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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工之初的“样板水利工程”到彻底下马时的“一无效益”，1958-1962年的甘肃引洮工程在科技水平、现代设备和经济条件都十分有限的背景下何以能够上马，面临种种困局有何应对，最终又是怎么黯然退场的？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档案、文献报刊、口述访谈等史料，不仅将引洮工程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楚，还试图呈现了不同人群设身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特定时空下，他们是如何建设、如何生活的。至此，对于想要了解这一事件历史的读者而言，已能满足其求知欲。而作者提出的“工地社会”，以及分析由修建这个工程而形成的工地社会的存在状态及其运作机制，则待更专业的读者思考和探讨了。

《喊山应》

王跃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荐人：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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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清相国》、《国画》等描写官场的小说闻名的著名作家王跃文，去年年底推出了随笔集《喊山应》。全书共三篇，分别是回忆童年和家乡的《我的文学原乡》，和《我的文学创作》《我的文学检讨》，所以新书的副标题为“检讨文学与人生”。王跃文老师说，他在这里用了“检讨”这个词的本意：总结分析与研究。

关于童年和家乡的，我们暂且不说，两篇关于文学创作的就非常有意思。王跃文老师回顾了自己的写作之路，如何在专科学校接受文学启蒙，毕业后分配去政府机关做公务员，期间开始发表作品，最后专职写作。他认真分析了一些他自己认为的重要作品，其中的人物和立意，不足和得意之处，以及这些作品所引起的读者的反应。诸如《国画》中的人物朱怀镜，在官场苦心经营，虽非大奸大恶，但也圆滑自私、玩弄权术，结果这样一个人物被很多读者认同和理解，王跃文在书中就分析道：“说明中国人对官员的道德期许并不高，甚至说明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在降格以求。一句‘人之常情’，或一句‘人在江湖’，可以消解一切原则、道义、是非。这是我们民族性格中很糟糕的东西。”再如偏历史的《大清相国》，康熙朝的陈廷敬是清官、能官、好官、德官，但并不太有名气，似乎被历史遗忘了。在王跃文看来，陈廷敬可以算是为官之道的理想典型，他清廉能干，却也从善如流，不是酷吏，也不以道德高尚自诩，因而为官五十多年老死相位，康熙皇帝评价他：可称全人。在这里，王跃文提醒，相对于贪官，更应警惕那些沽名钓誉的所谓清官。借由对自己作品的分析，王跃文写出了鲁迅杂文的风格，针砭时弊，也谈及国民的劣根性、什么是好的文学、文学是否已死、严肃文学和快餐文学、电子阅读等等。虽然对书中王跃文表达的一些文学观并不赞同，比如他轻视小说在形式创新上的探索，认为讲好故事才是文学主流，比如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但是不得不佩服王跃文老师的大胆直言，勇敢地讲真话、讲实话，就如他湖南人的性格，湘楚狂士。

《活的中国园林：从古典到当代的传统重塑》

唐克扬/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推荐人：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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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便出游的当下，“活的中国园林”愈发令人向往。相比在今日已经“博物馆化”了的园林中走马看花，阅读本书为观看园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层次，历史的、文学的、人造的、自然的、建筑的、艺术的……不同的视角重叠在一起，搭建出中国园林的变迁脉络。还有一个中西之间的视角。本书写作的契机就是作者2008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策划的同题展览，而展览场地皮尔尼茨宫本身就是18世纪欧洲“中国风”盛行的一个实例。西方的眼光也影响了我们今天观看园林的方式，扉页对开图是“一名摄影师镜头下的园林”，这张照片在后文中被多次提及，一处描述写道：“画面中两位与摄影者隔水相望的主人公，不知道是否就是园林的实际拥有者，他们眼神中流露出的既非抗拒，也谈不上真正的自由。”对于作者而言，这张不知摄于何时何地的照片记录下的是中国园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瞬间，私人园林向可能来自西方的拍摄者开放，被拍摄者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同时又映照出拍摄者自身的诧异。不管古典园林已为陈迹抑或正在复兴，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现实里，园林之美仍然轻易地触动人心。

《凝固的浮云：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四十年人生回忆》

吴长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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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似乎可以用“一切都是浮云”一言概之，毕竟，无论多么难忘的个人经历与体验，在历史的天空中都只是一片浮云。然而，终究有些浮云久久难以散去，因为这些“凝固的浮云”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民族、国家，它们不该被忘记、不该被湮没，否则就会再次陷入前路迷茫与困顿。

《凝固的浮云：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四十年人生回忆》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国际部原主任吴长生的回忆录，涵盖时段为1948-1988年。“童年往事”记述了作者的童年和他父母双方的大家庭在1949年前后，由旧入新的过程；“少年风雨”记述了作者1961-1968年在北京四中的学习和生活；“西藏岁月”记述了作者1968-1980年在西藏插队和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记述的是作者1980年代在《人民日报》农村部的工作历程。吴长生先生记述清晰、文笔鲜活，将个人生命史放置于家族史、社会史之中，历史细节编织于时代背景之下。本书是一部回忆录佳作，也是一本了解共和国史的好书。

《培养好孩子：道德与儿童发展》

许晶/著 祝宇清/译 许晶/审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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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好孩子》，并不是对于培养孩子作出的指导，而是明明白白针对如何配合“好孩子”。作者许晶，获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并完成发展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与心理认知机制如何共同形塑人类道德发展。摘引书中一段：

……当代家长在道德培养上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在多个层面上显现出来。

第一，育儿者迷失了方向，因为在道德教育中，很难在多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例如，金奇摔倒时，按照中国方法，特别是外祖父母，马上就想去保护孩子、马上把他扶起来，而按照年轻父母奉行的（想象中的）西方规范，他们不会做出干预，而是要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

第二，说和做之间有矛盾，因为父母的行为有时与他们的话语相冲突，道德教育思想往往与孩子在现实中的遭遇有所冲突。例如，金奇的外祖父母说，即使他母亲理念上更喜欢西方的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她并不总是遵循这些规范。

第三， 一些家长认为这是个不道德的世界，在儿童道德教化与未来成功生存之间很难实现平衡，因而无奈。一个人的社会化策略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的观点和选择纠缠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对他人行为的预测。正如金奇的外祖父所感叹的，当你的观念与大多数人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你就身处困境。而且，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这些困境环环相扣。

《祛魅：天人感应、近代科学与晚清宇宙观念的嬗变》

张洪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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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第1页就明确地说明研究的宗旨：“本书力图回答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传统中国人对天、天道以及形形色色的人格神的信仰在晚清时代遭遇了怎样的挑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第一章，作者讨论了定义中国宗教的最大公约数，在他看来，中国宗教的宇宙观基础是“有机宇宙观”，两个子系统是“泛神论”和“多神论”。对宗教特别是中国宗教的定义，呈现越来越宽泛的趋势，不过，用“泛神论”来涵盖如此多的特质，作者有自己的考虑：“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中国宗教传统中的信仰对象既包括人格神，也包括非人格神……第二，中国宗教传统中的信仰对象，大多并非如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是‘全知全能的’‘无限的’，因此，‘无限存在物’这个抽象概念也不能概括中国宗教的全部信仰对象。第三，中国宗教中的人格神并不先于宇宙；另一方面，中国宗教中非人格化的神圣存在，往往即等同于宇宙及其秩序，因而也不是‘超’自然的。所以用‘超自然存在’来描述中国宗教的信仰对象，也不是非常贴切。”（18-19页）

这让人想到汤因比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中对宗教思维的区分：“一种观点把宇宙的节律看作是由非人格化的法则支配的循环运动……另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把宇宙的节律看作是一个由理智和意志支配的非重复运动。”汤因比认为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就是基督教。也许，作者对“泛神论”概念的使用，还是基于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回应，因为近代以来，在宗教信仰领域，对传统中国冲击最大的就是西方基督教，为了抵制或对抗，中国人考虑过各种方案，既有本土传统资源如儒学、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和巫术，也有其他国外的宗教信仰资源。要将这些资源囊括起来，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

作者接着从天地人“三才”分别讨论了一些个案，说明传统的天的神圣性在近代受到冲击也就是祛魅的情况。其中“天之祛魅”一章，讨论的是彗星和求雨，“地之祛魅”一章，讨论的是地震和风水，“人之祛魅”，讨论的是疾疫和灵魂。那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内的教徒，对这些领域展开激烈的批评。不过，有些人运用起来也会走过头，比如，彼时15岁的胡适在《说雨》一文中，先是断定降雨与超自然力量（神道、雨师、龙神）无关，然后在解释有时候求雨会真的应验时，认为“就是那人群熏蒸的气，也就可以使得那空气生很大的变动了，何况再拿这锣鼓的声音去震动这空气呢”。作者说，这一幼稚的解释正好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表露出科学的僭妄，以科学解构神迹，力图驱赶任何超自然力量，把任何事物的因果关系都限定在此岸世界，即使力不能逮，也勇往直前。（117页）

在关于灵魂观念的祛魅一节中，作者指出：“传统中国主流的气化灵魂观在逻辑上倾向于否定死后有知，容易导致否定死后生命的长期存在，而丧葬礼仪和祭祀礼仪等又需要设定人格化的死后生命（鬼）的长期存在，如此不免陷入进退维谷的逻辑困境之中。”（201页）不过，按照我的理解，气化灵魂观的这个矛盾，宋儒已经较好地解决了，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解释，虽然是非科学的解释，但尚能自洽。

作者在第五第六章分别讨论了机械宇宙论与天演论对中国的意义，这是全书非常精彩的部分，不过有意思的，西方自然神学努力把科学理性纳入宗教中，使宗教理性化。这一思路在中国却遇到了泛神论思维，中国人可以接受科学理性，但对超越于宇宙且创造宇宙的上帝觉得殊无必要。而天演论由于抽掉了上帝的位子，中国人却很容易接受。

作者认为：“晚清时代的现代科学知识实际上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科学宇宙观，一是牛顿范式的机械宇宙观，一是以天演论为代表的有机宇宙观。而中国宗教和基督教，因为各自的上帝观、宇宙观甚为不同，关于上帝与宇宙的关系的理解也迥然相异，从而使得中国宗教和基督教在面对这两种科学宇宙观时，做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回应。机械宇宙观使基督教如虎添翼，却使中国宗教如临大敌；天演论对中国宗教而言宛如雪中送炭，对基督教而言则如雪上加霜。两种不同的宗教传统，在面对两种不同的科学宇宙观时，遂做出迥然不同的反应。”（289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的“祛魅”似乎难言成功，一方面，中国人会接受与自身文化传统更熨帖的解释框架，与这一框架是否更科学理性无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泛神论相当富于弹性，就如作者引用的程颐的解释：“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已证明，在制造神圣性或曰“复魅”方面，我们的天分极高。

《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

臧穆/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书，也有可能是我读过的最美的书之一。

臧穆先生（1930-2011）生前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教授在本书的“序”中，称臧穆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真菌学家”。这部《山川纪行》影印汇集了臧穆先生参加第一次青藏综合科学考察时写下的科学考察日记，时间跨度为1975年至2000年。

我对真菌学可谓一窍不通，对植物学也仅有出于博物学爱好而积累的一些常识而已，可是臧先生的科考日记却让我爱不释手，津津有味。一大原因是，这部书极具形式之美。臧先生写得一手娟秀的钢笔小字，绘制的各类图片，小到植物、真菌的彩图，大到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峨眉山脉等名山大川，都精美之至，这些都经由出色的编辑工作，得以集中呈现。

《山川纪行》内页

臧先生每次出外从事野外考察都有明确而繁重的标本采集任务，他的野外日记既是对采集工作的补充，也是他的一种兴趣。他自己回忆说：“我用铅笔画现场素描，晚上在蜡烛下头填颜色。每天都记，一方面是采标本的需要，不记录的话，到哪里采的标本的生境都不知道。一方面风光十分秀丽迷人。路上就靠脑子记颜色。所以我都是出发前买一点颜料，晚上整理材料时，再根据回忆把颜色填不上。晚上回来我总是先整理标本，烤标本，就是烧一些炭，放一块铁板来烤，干了就赶紧包起来，然后写日记，填颜色，所以一般都是半夜一两点钟我才能睡觉。”臧先生这种态度，令我想起湖南人爱说的“吃得苦、耐得烦”。

此外令我击节赞叹的，则是臧先生的文字之美。如1982年9月19日所记：“日东的平坝约有2公里长的农垦地带。青稞已正在收割，小麦也已转黄。围绕连队的远山，是笔直的云杉，也有些阔叶树。松萝是一个明朗的基调，像石涛和尚泼下的石绿。从图画的南面看，是不高的冷杉。这是破坏了以后再生的次生苗，墨绿色，显得高贵而庄重。它们的位置是不规则的，稀疏的，但很美。难得的晴天，明亮的阳光使人耀眼。蔚蓝的天空，我忘了去补色。远山的顶端是冷杉林，显得很纯很纯。秋天是逗人的，令人喜悦，虽然下午又来了一场秋雨。”这样状物精确又富于情致的文字，求诸作家笔下，恐怕也不可多得。

臧先生爱用中国画打比方，除了前面提到的石涛和尚，也时常提及米芾、任伯年、吴昌硕、虚谷、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书画家。如1976年10月10日所记：“一天雨中行，所见尽是米芾泼墨山水，峨眉之秀，今日见之。”又如1980年6月8日所记：“晨由日喀则东行至江孜。沿路所见植物甚少，山坡上几无植被，仅呈清一色的赭褐色，但岩层纵横交错，颇似黄宾虹、傅抱石所用笔法，只缺树木。”李可染对臧先生的影响尤大，故他在日记中一再致意，如1978年8月8日所记：“泸水县，是一个很小的山城。夜幕来临以后，几个倾斜的水银路灯，可以照亮附近的七上八下的山路。几幢两层楼的楼房，白的粉墙，黑瓦的屋顶，有些像李可染所绘的漓江雨中的房屋的笔调。但周围的山意却浓得多。由于连天的夜雨，看不到天上的星辰，否则，该会觉得离遥远的太空，不是太远吧。”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对李可染画意的阐发。而此类极富诗意的文字，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

臧先生自幼即爱好广泛，长而从事科学工作，却不废对书画诗文的喜爱，至老初衷未改，永葆赤子之心。有斯人，而有斯书也。

《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

张洁/著，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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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1日，作家张洁在美国逝世，享年八十五岁。这本文集收录了张洁最有名的中短篇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一生太长了》（可惜没收同样著名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另外还附有两篇访谈，以及三篇他人对她的评论。在2022年的今天，阅读张洁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九十年代初的小说，那些略显陌生的名词、饱绽充沛的形容词、鲜活直白的比喻，让人感觉恍若隔世。“我手里捧着的，并不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颗灼人的、充满爱情和痛苦的心。”“确实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事，可到底是什么事，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一个女人，吸一种带薄荷味儿的烟。”——炽热的情感，纠结的男女，竟是我们时代的起源。

《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

储晓军/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有点像各个宗教信仰在听到发令枪之后，在短道速滑赛道上各种抢跑道的过程，如作者所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所宣传的伦理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新的价值观念如道教、佛教等思想不断向民众施加影响，三种不同性质的思想观念并行，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与无奈，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之感。也正是这种无所适从感，导致了信仰多元化局面的形成。”（64页）

个人觉得，当时儒家经过两汉的发展，已形成成熟的模式以及与政权的磨合，而佛教、道教以及以冥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尚处于童年，各自核心观念之间相互的各种借用、曲解、融合、夺舍，所在多有。比如作者在第三章讨论“魏晋南北朝的民间巫术”时，分为传统巫术、佛教巫术、道教巫术来介绍三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作者认为“传统巫术地位急剧下滑，佛教、道教影响日益扩大”（157页）。在关于民间神祇崇拜的第四章中，作者认为，“西王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依然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地域的不同，西王母信仰的呈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总的一点没有变，那就是西王母是‘长生’的代表，承续了自战国以来西王母信仰的主要内容。至于汉代出现的西王母‘救世神’的角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得到传承，那是因为出现了新的神祇，替代了这一神职。”（219页）这一新的神祇则是佛教的观世音，具体表现为“大量观世音类疑伪经的出现、大量观世音应验记类故事的出现及大量观世音造像的出现”。（221页）而在生死观即死后世界的想象领域，佛教、道教观念则被冥界所化用。比如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念，如果按照般若宗的理论，必然否认转世中的精神主体依然存在，这对于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和鬼魂观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道安的弟子慧远倡导的“神不灭论”以及“三世实有”的理论，虽然按照佛教教义来说属于俗谛，只是实现胜义谛的一个阶段，但比起道教《太平经》中提出的“承负”观念，似乎更为冥界所接受，从而形成冥界独特的融合因果报应及轮回转世的投胎学。

所以，从技术的角度看，民间信仰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吸收融汇了佛教、道教的各种教义、仪轨，而又不失其实用的特色，才更加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比如我们现在熟悉的冥界诸神，阎罗王以及地藏菩萨等，原本是东汉开始出现的买地券中，西王母、东王公一直作为契约的见证人或卖地人出现，直到当代亦无变化。反而是明清时期出现僧人、道士死后的葬仪，却遵照民间买地券的格式立契约的情况。

无论道教还是佛教，在抢跑道的同时，又要努力自觉地向世俗政权靠拢、屈服。用东晋高僧道安的话说，就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当然，到了道安、慧远、寇谦之、陶弘景这一层面，就不再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了。

《我是夏始之》

余耕/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这是一本小说集，收录了作者六部中篇。小说的节奏很快，虽然是六个不同的故事，却还是想一口气读完。读完第一篇《我是夏始之》，才发现这本是电视剧《我是余欢水》的原著作者余耕的新作，然后恍然大悟——不小心又入“爽文坑”。《我是余欢水》大热已是三年前，虽然电视剧和小说都看过读过，但居然剧情已经忘了一大半。《我是夏始之》这本小说集中，有三篇与文化相关——黑胶唱片、人与自然、宋元名画，同《我是余欢水》的现实题材不大相同，但作者依然能制造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余耕现实题材的作品，犀利不矫情。《我是夏始之》这篇有点像女版的《我是余欢水》，不过与余欢水的一路逆袭不同，女主人公夏始之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虽然最后的结局没有那么糟糕，其实也可算作妥协的结果。阅读的电子书版本中有一些错别字，可能小说太好看，编辑也忘记精校文字了。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金光耀/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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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字的顾维钧传记，是一代中国职业外交家的跌宕人生，也是整个民国外交的缩影。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各个时期，在同辈外交官中绝无仅有。

阅读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一位踌躇满志的职业外交家面对政治旋涡时的苦涩与无奈。顾维钧的巴黎雄辩，是“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关键一笔；但面对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当时还年轻的顾维钧缺少应对的经验，这场内争也在他内心留下了长久的影响。此后他在北洋政府多次出任外交总长，推动修约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外颇有作为，对内却仍在派系政治的倾轧中品尝苦涩滋味。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即将落幕时，退休离场也免不了在政治角力中经历尴尬与黯淡：蒋介石有了新的驻华盛顿人选，对顾没有主动提出辞职大为不满，在日记中说他“人不自知，奈何”；当顾维钧请辞获准并离开蒋介石官邸时，蒋介石起身送他到起居室门口，而没有像以往那样陪他出来，送他上车——十多年后口述回忆时，顾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他没有做评论，只留下一份“大使难做”的新闻评论剪报。

本书作者金光耀教授长期研究顾维钧，在上世纪末即赴哥伦比亚大学查阅顾维钧捐赠给母校的大批文件，与顾维钧的亲属严幼韵、顾菊珍、杨雪兰、徐景灿等均有来往，后者在不过问人物评价的前提下提供资料上的帮助，可谓难得的研究条件。作者曾于1999年出版约20万字的《顾维钧传》，此次在旧版基础上扩充一倍篇幅重写新传，收录近年收罗的新鲜材料，解决过去语焉不详的重要问题，值得一读。

《游山日记》

舒梦兰/著，于淑娟/整理，中华书局，2021年11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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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日记》是《白香词谱》的作者舒梦兰在四十六岁那年避暑庐山百日的日记，周作人、林语堂都极为推许，专门写过文章细论其妙处，最早的点校者周劭先生也说，这是“一部闲书，闲便闲得好，闲能文章，闲能幽默，闲能通世故，闲能达人情”——这样一本毫不用力、闲闲写来，充满了“不要紧事”和“无事忙”的小书实在很合适在说忙也忙、说无聊也很无聊的年节里随手翻看。

舒梦兰在日记里自道，“吾侪所乐之事，亦不过数端。内而性情文章，外而山水朋友”，而“文人之事”，“岂有他哉？以其有我真性情，称心而谈，绝无矫饰”。因此其笔下山居生活的一饮一啄、读书论道、观云听雨乃至断炊受冻之苦读来都鲜活又清雅，充满了文人小品的意趣。如写山僧“为予呼待诏剃发，洞洞属属，手执刀欲堕。予畏其或伤首也，得半而止。僧有惭色，予日：‘无害。彼盖剃僧头，任意驰骋，圆通罔碍。今见我首与僧异，故不能游刃有余，曷足怪也。‘”又如写山中菜竭而后采南瓜叶及野笕煮食，作者想起被怡恭亲王礼聘在府时的往事：“昔尝侍食于怡恭亲王，膳羞数十器，王犹颦蹙问予：‘近颇有新物可口者乎？’予笑对曰：‘尽撤诸肴，随意留一物，至日昃乃食，皆可口矣。’王亦大笑。”至于“入夜，塔铃相语，凉月在窗，蟋蟀哀吟，凄清欲绝”这样的即景写意之笔，更是俯拾皆是。

日记之为文，极见性情，舒梦兰年少时聪颖过人，惜乎场屋困顿，三十七岁那年北闱秋试再度落榜后便绝意科场，而从这部日记看来，其胸中却是一派安贫乐道的恬然松快，“剧怜山色经旬住，喜听泉声彻夜醒”，那些贫病相缠、自伤身世都隐隐地退到了他对人对事的兴味盎然之后去了。

责任编辑：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