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常沙娜 演讲地点：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二〇一九年四月

与敦煌的初遇：严寒中一顿没有菜的晚餐

1931年，我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塞纳河边上，我出生的地方有条河流名叫Saône，为了纪念我的出生，爸爸和朋友商量，就用这条河流作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沙娜”便是从“Saône”音译而来。也巧了，我爸爸后来一直在地处沙漠地带的敦煌，人家就说常书鸿很有意思，他的女儿早就起名叫“沙娜”，将沙漠的婀娜多姿结合起来了。

常沙娜著名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以及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及壁画创作工作。著有及合编的作品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常沙娜花卉集》等。

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画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是第一代敦煌守护人，为敦煌的保护和敦煌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成家的很少，都在我们家里聚会，在我家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爸爸在法国已经九年了，当时他学西洋的油画。一次在巴黎街头，他看见了伯希和出的《敦煌图录》，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还有千年历史的敦煌，他觉得自己从前只崇拜西方艺术，真是数典忘祖，于是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

他先回到中国，后来我妈妈带着我也回国了。我的第一语言是法语，一开始不会讲中文。我回来以后在昆明上了小学，才学会了中文。我的干妈王合内是法国人，是我妈妈在巴黎学雕塑的同班同学，她嫁给了我的干爸爸王临乙，后来也来了中国并入了中国国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成了她的翻译。所以中文、法语我都会。

在重庆，我爸爸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我们全家都弄到敦煌去。他先去了那边，过了一阵子，他就要我妈、我和弟弟都过去。1943年秋天，我们动身了，从重庆出发，坐着一辆卡车到了兰州，路上前后颠簸了一个多月。到了兰州以后，歇了一段时间，我妈妈当时快受不了了，因为越走天气越冷。原来我妈妈是穿旗袍的，到了兰州以后就完全不适应了，必须要穿上棉旗袍，可是我爸爸却说：“不行！这还不够！你们要穿羊皮袄。”于是我就穿上羊皮袄、毡靴，可是还是冷得受不了。在兰州过了几天，我们又坐卡车出发，经过武威、张掖、酒泉，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冷。那个时候，我弟弟还很小，我12岁，还不懂得旅途辛苦，一路上看到风景变化很大，觉得很开心。但是我妈妈就很难受。在这个过程中我爸爸一方面很辛苦，另一方面还要呵护着我们，包括还要开导我们。

到了目的地敦煌以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比兰州还要冷很多，我那个时候也已经受不了了，更不要说我妈妈和我弟弟了。在敦煌，我们碰见了苏莹辉，大家一起又往莫高窟走，那个时候，莫高窟在当地叫千佛洞。从敦煌到千佛洞还要走25公里，一路我们坐着木轮的牛车，走了3个小时。这一路上，我们感觉只有一个，就是敦煌这里太艰苦了，沿途都是荒漠，沙子吹得到处都是。后来我们总结过当时的感受，就是“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面是戈壁滩，后面是鬼门关”。

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难受，但是我爸爸特别积极、乐观。

我今年89岁了，但到敦煌当天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第一次到敦煌时吃的晚餐：就是一碗醋、一碗盐，每个人有一小碗刚煮出来的面条。对着这样的晚餐，我妈妈很尴尬，苏莹辉也很尴尬，他们都不好意思问。我年纪小，直接就问了：“爸爸，怎么没有菜啊？”我爸爸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了，只有这些。我来不及准备了，明天再给你们杀只羊，用涮羊肉来迎接你们，你们先安心地休息。”

那个时候没有蔬菜，我爸爸除了保护敦煌文物，还要防沙，他就说一定要种树、种菜，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行动中，提出要让敦煌永远地保持下去，首先就要先改善环境。

第二天早晨，天特别蓝，我爸爸就拿蓝天来说服我妈妈，他说：“你看看天多蓝，有了蓝天，我们的心情就能好转。我今天带着你们去参观千佛洞。”我第一次进入莫高窟的洞窟里，爸爸劝我妈妈说：“你是留法的，学雕塑的。你看看这里历代的彩塑，多好啊！”我妈妈从专业的角度看了之后，心情就好一些了，确实感觉到敦煌千佛洞很美。在那个时候，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能看到前后10个朝代的古代塑像，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一天是来不及看那么多朝代的塑像的。从那以后，我爸爸就慢慢地劝我妈妈，也指导我，我就跟着大人一起看壁画。著名画家董希文，当年在艺专是我爸爸教的第一拨学生，他当时也去敦煌工作了，也在那里临摹。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

莫高窟壁画覆盖10个朝代，包括北魏、西魏、隋、唐、宋、元等，其中唐代200多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时期的壁画特色都不一样。

比如西魏285窟，是很著名的一个代表窟，壁画内容是《五百强盗成佛图》，是一个佛教故事。这幅壁画表现了那个时期的建筑、山水，构图上人大于山，山只不过是作为空间的安排，中间还有各种树。

图①：女供养人（五代61窟），常沙娜1946年临摹资料图片

图②：舞人（初唐220窟），常沙娜1946年临摹资料图片

在对时代的表现上，敦煌壁画也是很丰富的。这里有我临摹的两幅图，是一个是供养人（参见图①），一个是跳舞的人（参见图②）。通过供养人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人的服装。

我们研究敦煌壁画，一方面是要看它的内容，壁画反映了当时的人物，表现了当时的习俗和环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表现方法。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后人不断地去学习。

我在敦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经常跟着大人去学习，对着壁画去体会，不用我爸爸催促进度，也不用我爸爸来具体安排，完全出于兴趣的驱动，我主动去洞里临摹壁画。现在回顾这段时间，可以说，我的童子功就是在敦煌打下的。

图③：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新华社发

再续前缘：林徽因先生与我和敦煌的相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的时候，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当时正在抗美援朝，周总理提出要开展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是派人找到我父亲，请他把在敦煌常年临摹的东西拿到北京来，以此展示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我爸爸高兴极了，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拿到北京来了，但是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博物馆也没有陈列馆，于是就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办了展览。

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爸爸就跟我讲：“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体不太好。梁思成先生跟我爸爸是多年好友，他们经常有来往，他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临摹。因为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建筑。他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曾经对我爸爸说：“你在那里好好地干，我将来身体好了以后，也要去。”

所以那天，就是我陪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去参观，他们爬上午门城楼去看展览，虽然很累，但是也特别激动。后来林先生就跟我聊，问我在敦煌的情况，跟我交流。一周后，她跟我爸爸讲：“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的营建系来协助我，做助教，我想对北京的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林先生提出要把我们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图案设计的改进，用于现代生活所需，比如在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工艺中，用上敦煌的图案。我那个时候没有文凭，就在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先生又聘了两个人，是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孩，一个叫钱美华，后来成了景泰蓝厂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大师，还有一个是孙君莲。当时林先生身体不大好，我们早上9点过去，她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我们再开始工作。可以说，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投身于艺术设计和教育。

敦煌花开：传统绽放与现代设计需要平衡

后来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当时，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组长是奚小彭，他组织万人大会堂的设计，其中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我来弄。奚小彭建议我，把敦煌的图案运用上。我就开始弄出好多方案。我们的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设计需要跟我们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需要把通风口、照明结合起来。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当时我设计的时候把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运用了，但是最初的设计并不符合宴会厅的功能需要。于是我们就连夜修改，把敦煌的图案和宴会厅的功能结合起来。张镈最后很满意，他说：“沙娜你看，修改以后，照明的问题解决了，通风口也解决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还跟功能相结合。”这件事情，给了我这一辈子都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一个人签个名、盖个章，表示是自己创作的，它一定是合作共赢，共同完成的。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我从此知道了设计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搞设计要跟时代、传统、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结合，还要跟材料相结合。这一点很重要。

2007年开始，我跟香港志莲净苑合作。那里的师父跟我说：“我们希望通过你，把敦煌的佛像艺术运用起来，引到我们香港的志莲净苑。”我就很用心，把敦煌唐代的45窟、328窟，盛唐的佛像，组合在一起。方案拿到那边，对方很满意，说这个很好。

盛唐是唐朝繁盛的时代，当时的用色是非常讲究的，我把它恢复了起来。当时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装饰起来是深中浅，深的放在中间，与浅的组合在一起。每一个图案不是绿就是绿、蓝就是蓝，而是分深中浅。这样弄出来很丰盛，很漂亮。

这个设计前前后后搞了五年。其中2008年我因为患病需要手术，停了一年。我在接受治疗后回到家，一边放着音乐，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画出来，这个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最后设计拿到香港，那边的师傅们说，香港是很潮湿的地方，而敦煌比较干燥，所以香港这边的呈现，不能用敦煌的彩塑，需要用木雕。于是让东莞的木雕工人来帮忙。我跟搞木雕的师傅一块商量，把服装、色调、图案都按照我所画的分深中浅的形式表现，还有背光都雕刻出来。弄完了以后，比例、尺度都相称。最后完成的作品获得对方的高度评价，说在香港再现了敦煌唐代的佛像风采。

人物的身份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搞设计，一定要按照它的功能、它的主题来设计。香港志莲净苑的这组彩塑，释迦牟尼在中间，几个弟子文殊、迦叶等在两旁，各有各的特点，组合在了一起。志莲净苑专门用一个大堂摆放这组彩塑。我们传统的佛教艺术在香港得以再现，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相关内容的一个再现。

学习再学习：设计中传统与感悟不应缺席

如何在我们的设计作品中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大家需要先把我们的历史学好。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方方面面要深入地去学习，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各国、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很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东西，也都是很好的。

同时还应该有专题性研究。敦煌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的，我专门做过一个专题，就是对敦煌的图案进行研究。但是除了图案，敦煌还有乐器、舞蹈、建筑等内容，浩如烟海。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研究，所以要有专题性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和生活所需，扎扎实实地研究。有了这个功夫，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完成的东西拿到街上，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个是中国的设计、中国的制造、中国的文化。我们民族的特色，民族的血脉、文脉要延续下去。

这些年来，敦煌的研究和保护做了不少，但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我个人觉得，扎扎实实地在敦煌去研究并获得的成果，还是不够。有一些艺术家去画所谓的“敦煌印象”，我看了之后，这哪里是敦煌印象？有些就是草草几笔，说是“印象”，这是不对的。还是要扎扎实实，不应该太浮躁。我们需要更多人下定决心，在敦煌那里吃苦耐劳，好好研究、好好学习。学而问、问而学，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后，再按照现实的需要去设计。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运用。毕竟，敦煌艺术宝库到如今也就一千多年，我们还有五千年的历史。所以方方面面都需要扎扎实实刻苦用心去研究，争取真正的感悟。

图④：敦煌莫高窟新华社发

图⑤：常沙娜花卉作品资料图片

除了努力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以外，最重要的，还需要重视大自然的作用。工艺美院的老前辈雷奎元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他曾经说过，我们搞图案一定要进行花卉写生，把各种各样的花写生完了以后，根据图案的需要再进行设计。所以，临摹花卉也成了我很重要的基本功。比如这幅画（参见图⑤），画了花以后我还加了蝴蝶，把生命的气氛表现得更生动。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而我是“科技产品盲”，既不会用短信，也不会用电脑，我画的东西都是手工的，有点儿落伍了。我认为，如果要大批量出产品的话，是需要高科技的。但是一个设计师的个人感受、设计思路，如果没有自己亲手画过或者亲自感悟，那是不行的。我听说，现在好多同学搞设计的时候主要用电脑，并没有自己事前去感受、去思考需要什么造型设计，通过电脑一拼就算完工了，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应该先有来自内心的感悟才好。

现在的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变化，科技不断在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怎么办？我认为，设计领域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在设计上，大小、比例、色调、尺度、功能、材料都很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品，我实在是欣赏不来，比如单纯用骷髅头作为一种装饰，我觉得它没有设计。我们的宗旨，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也是周总理过去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流传下来的好东西，不好好发展我们的设计，我们民族原有的那些好东西就可能慢慢衰落。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酸甜苦辣、成功挫折都遇到过。但是我一直是面对现实。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弯弯曲曲，苦乐都有。今年我已89岁了，但是我还是很乐观，就像我父亲说的那句话，“生命不息，跋涉不止”，自己能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保持高高兴兴的心情。我觉得人生应该这样，有思想准备去奋斗，同时也要面对现实。现在党中央也提倡并且鼓励年轻人好好干，为国家、为专业一直奋斗下去，我认为，这个精神很重要。

我出生于法国，但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很多老前辈，他们也爱我们这个祖国，要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我们现在发展得也很快，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始终不能忘，那就是绝对不要忘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我们的血脉，这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18日10版）